多年后，刘伯承回顾了那次“更换任务”：
再说过大雪山，我到前面调查情况，遇到董振堂（在丹巴），他说：“过来过去，乱整一气”。我说：“这次该你们两位（董和黄超）爬大雪山了，你们侦查的怎么样哪？”他 们都说不能过去，现在就没有粮食。于是我趁机说：“这是你们这样说哪，那就只有北上，我就打电报了，将来有乱子我们大家担。”我便给张国焘打了一个电报：大雪山过不去，我们只有北上，如果不同意，五点钟前回电。否则我们就北上了。电报发走后，我就按着黄超看表，到五点的时候，我问黄：你看时间到了没有？他说五点半了，我说：“好，走！”[1]
刘伯承这里所言的“大雪山”指的是大炮山，这座雪山如今已是鲜为人知，但在当年却是从丹巴到康定的一条最便捷的要道。年前南下时，红五军曾经夺占过这座雪山垭口，尔后又与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来回拉锯。这是《康道炉战役计划》的预定进军路线。此间的刘伯承在实际是站在三岔路口作选择：要么按《康道炉战役计划》的原案和徐、陈首长2月18日致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电中“你们即准备好一个团，待八十九师到懋功后，立即出发，先取太宁或登宝”[2]的指示，沿东谷河而下行去夺取牦牛、大炮山一线阵地去完成“夺取康定”的任务，要么翻越党岭雪山先夺道孚，因为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已控制大炮山、奎拥、牦牛、铜炉房一线阵地，封锁了红军经牦牛、奎拥、疙瘩梁子，经泰宁而取道孚的道路！[3]所以，要“先取道孚”，就必须改变原进军路线。
刘伯承选择了后者，董振堂支持，黄超也没有反对，而且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还明确表示了对刘伯承的支持。2月23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董振堂、黄超并刘伯承等：“我军因粮道及完成战略计划，应先取道孚，然后再转取太宁，截毛牛后路，开展新方向的发展。”[4]这很可能是徐向前、陈昌浩对刘伯承的选择作出的“追认”，也是对《康道炉战役计划》的第一个重要修正！
而且……而且，而且根本不再提及“夺取康定”，而是“开展新方向的发展”。
于是刘伯承、程世才等率先遣队没有沿东谷河下行，而是从丹巴去了边耳的党岭。
然而去康定也好去道孚也好，都得翻雪山，不是这座雪山就是那座雪山，而且都是大雪山：去康定要沿东谷河去铜炉房，再由大牦牛经奎拥去翻越大炮山；去道孚就得从丹巴经革什扎沟进至边耳，去翻越党岭雪山，这些雪山在隆冬季节那是连当地老百姓也不会去翻的，在这个季节要去冒险犯难的大队人马也就只有红军了！
党岭也是一座大雪山，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城西北约60公里的边耳乡党岭村西南部，为丹巴、道孚的界山，属于横断山系大雪山脉北段，主峰海拔高度为5470米。“党岭”之名，据传得名于唐初，当时党项地区迁来大批人马栖居来此，于是将现党岭村西南的雪山命名为党岭山。
先遣队到了党岭东麓下的党岭村，在经过准备几天准备后，刘伯承、程世才率先遣队翻越了海拔4810米的夏羌涅阿垭口——夏羌涅阿是嘉绒藏语“美女神山”之意，当日进至道孚境内的觉洛寺。道孚这边没有国民党党军的正规军，但先遣队经龙普沟下山后还是发生了战斗：道孚灵雀寺奉“西康宣慰史”诺那活佛之命，派了几十个喇嘛荷枪实弹来到觉洛寺村，准备赶到龙普沟凭险阻挡“红匪”。然而喇嘛们赶到觉洛寺时，看到的却是“大队红军浩浩荡荡而来”，自衬不是对手的喇嘛们扭头就跑回灵雀寺的的高墙大院，企图依托后山坡碉堡和寺院高墙上的交叉火力与红军对峙。而红军则由找来当地群众连夜带路摸上后山，将后山碉堡逐一拿下，居高临下瞰制了灵雀寺庙大院……
噢，这里要多说几句，这“敢死队”是灵雀寺喇嘛们的传统特色：作为格鲁教派寺庙的灵雀寺，在康区众多教派寺庙中属最好勇斗狠的那一档，不太象慈悲为怀的出家人。而灵雀寺之所以能成就当时那般气象，一半以上的家业都是靠“敢死队”东征西讨吞并其他寺庙得来的！比如红军下山见到的第一个寺庙觉洛寺原本是黑教寺庙，楞就是被灵雀寺的“敢死队喇嘛”们给盘了下来，吓得剩下的一干红、黑教寺庙乖乖地俯首依附……
当然，灵雀寺僧众虽然以好勇斗狠著称，那是因为没有遇上真正厉害的。
那时候的康北从军事上而言几乎可以称为一片空白，除了龟缩在甘孜、康定、巴塘几处的刘文辉部少数川军，以及新来乍到的中央军第五十三军李韫珩部外，大部分地区都只有诺那活佛的反共别动队煽动的寺院和土司武装。这位诺那活佛是原昌都地区类乌齐昌齐喇嘛寺的活佛，1918年曾因帮助昌都统领反叛西藏而被噶厦政府关押，后又寻机逃走，经尼泊尔、印度回国。1927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年前红军进入川康地区时，蒋介石在成都召见过他，这就让原本就很有野心的活佛有些飘飘然了，当着“委座”的面儿就自荐能组织地方武装帮助国军“剿灭赤祸”。蒋公一听当然求之不得。这片地域高寒荒僻，国军调大军进剿在交通及后勤方面的问题也是多多，有这么一位活佛送上门来为“党国分忧”，这个“人情”那可一定得笑纳……
于是诺那头上多了一顶“西康宣慰使”的官帽。
1935年9月初，红一、四方面军准备北上那会儿，诺那也在康定开了一个宣慰大会，与各大寺庙和土司头人们一起，对康区“剿赤”事宜作了一番蹉商。下旬，诺那一行离开康定到各县“宣慰”，头一站就是道孚。那会儿正好是红四方面军绥崇丹懋战役进行之时，刘文辉部3个营溃兵逃到了道孚噶卡，诺那毫不客气将这3个营全部缴械，家伙什全部补充了自己的别动队和被他忽悠来“剿赤”的僧俗武装……
刘伯承、程世才率先遣队到了党岭东麓的革什扎河谷那会儿，消息就已经传到了诺那活佛耳中。诺那一看“赤匪”这是真的要来也马上着了慌，赶紧召集道孚最大的喇嘛寺灵雀寺的头头脑脑开会计议。计议的结果是诺那送了一批枪支弹药给灵雀寺，自己则带上别动队和“宣慰使公署”一干等奔炉霍而而去。道孚县县太爷熊起实际上是个空头县长，手下一个兵也没有，诺那一走他当然也抬脚撒了丫子。
于是这“剿赤”重任就理所当然地被委给了一群原本不该是红尘中人的出家人。
灵雀寺的住持名叫堪布麻顷翁，此公不光是个高僧活佛，而且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国民党员”，反共情结根深蒂固。一看红军占去了后山碉堡他也急了眼，即令庙里几十个铁棒喇嘛组成一支“敢死队”，操着家伙念着避死咒语从寺庙侧门冲出，企图夺回碉堡……
然而这回他们却是遇上了对头，红军居高临下的机关枪大张着口，那些操家伙的汉兵更是他们所见过的不怕死中的最不怕死的：喇嘛们在有节奏找着人的机枪声中死的死伤的伤不得不溃回寺中。如此这般反复几次，喇嘛们总是劳而无功。就这么着硬扛到3月1日，堪布麻顷翁也自觉回天无力，遂率众弃寺逃跑。红军也不追赶，且对俘获的喇嘛们十分优待，经堂等也是严加保护……
3月1日，先遣队占领灵雀寺，控制了道孚。
“西进康北”乃至此后，红四方面军首长实际上已经基本接受并贯彻了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相应的民族、宗教和统战策略都有了较大的调整，已不似初入汶、茂、理那般动不动就给土司官寨点一把火的过火做法，统战政策也运作得十分到位。而这样的政策调整在“西进康北”的进军中得到了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回报：红军“纪律严明、善待寺院和宗教人士”的口碑站站相传，众多的上层和宗教人士也从从最初的疑惑、敌对，逐渐转向了与红军合作的态度……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我主力一部今可抵道孚，再向康定方向进”，并指示：“你们仍以佯取康定的姿势向敌威胁，尽力集结小部猛力活动，牵制敌人。”[5]
3月初，《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补充计划》下达，战役目标正式修订如下：
我主力进出于道、炉、甘一带，相机取康定。准备消灭由康定方面进攻之敌，并肃清西北一带之藏反。争取这一广大地区中部队之补充、整理、休息，待机行动。派一部出观音河地区活动，以开通将来主力北进之道路。对夹金山、巴郎山、虹桥山、大炮山、木壳之[口]梁子应尽力牵制，并积极采取佯动姿势。
（丙）兵力部署：
⒈九军取泰宁对康定。
⒉卅军出炉霍、甘孜。
⒊四军到相当时期即抽集道孚。
⒋五军以一个团驻绥靖、党坝、卓斯甲一带，三个团位观音菩萨河一带地区。
⒌三十一军以一个师位置于懋、抚、丹（不含）线，以一个师位丹巴、汉牛地区。[6]
“决取康定”，变成了“相机取康定”；“首先消灭李抱冰匪部，取得康定”，变成了“准备消灭由康定方面进攻之敌”——敌不来，我不往；而“开展新方向的发展”进一步被明确：北进！主力北进。灵关会议达成的共识，终于出现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层的计划文字之中！
——这是南下失败以来，红四方面军战役部署中第一次出现“主力北进”之声！
这个时候，红一方面军主力渡河东征战役也取得首战胜利。
就在张国焘在内外压力之下别别扭扭开始下台阶的那几天，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陆续向黄河东岸秘密开进。1月31日，毛泽东赶到延长县城主持红一方面军军事会议，阐示以发展求巩固的思想和东征作战的意义和目的，解除各种思想顾虑，统一思想并作出了部署；就在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与朱德、刘伯承等在灵关会议就“准备北上”达成共识的同时，彭德怀、毛泽东在清涧县袁家沟发出东征作战命令，规定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步作战任务，并对渡河行动作出要求：“先头绝对荫蔽乘夜偷渡，以坚决敏捷手段夺取敌堡，割断电线，控制前进阵地及翼侧掩护阵地，以保证后队渡河及与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偷渡被敌发觉，立即改为强渡”；就在刘伯承率红四方面军先遣队进抵丹巴决定改变《康道炉战役计划》行动方向的前一天晚上20时，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战斗正式打响……
那天晚上，红一方面军主力兵分左、中两路，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百余里的渡口同时发起攻击。右路是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作为右路军，由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的40余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从清涧县王家河上船，顺着小河汊进入黄河，直扑对岸石楼县贺家凹敌军碉堡。经一小时激战，从河边到山脚的碉堡全被解决，贺家凹一连守军就歼。红十五军团后续部队源源渡河，直扑敌军河防司令部义牒，义牒守军望风而逃，红军追至石楼；与此同时，左路红一军团二师24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从绥德县沟口登船，突击强渡，在中阳县三交镇坪上村首先登岸，把晋军的河防撕开了一道缺口。红一军团主力相继渡河，于拂晓时分，进占三交镇，乘势扩大战果，长驱东进，进占留誉。
至23日，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明确支持刘伯承总参谋长按灵关会议共识改变《康道炉战役计划》方向的同一天， 突破黄河天险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控制了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并包围了石楼县城。
红一方面军主力随即继续长驱东进，
阎锡山闻讯为惊恐。一边急调入陕“进剿”红军的晋绥军4个步兵旅紧急回援柳林、离石、中阳地区，一边调整部署，急调驻守汾阳、孝义的周原健独立第二旅驰援中阳，同时电令驻守隰县的第六十九师第二○三旅增援石楼。
2月25日，向隰县进击的红十五军团先头二二五团在石楼以南歼灭从黄河边溃退之晋绥军一个营 ，军团主力随即以3个团在东进途中，又在隰县西北之蓬门一带，与驰援石楼的第二○三旅先头部队遭遇。在红十五军团迅猛攻击，与敌激战一个昼夜，歼一营溃一营，俘获300余人。军团主力随即又继续向吕梁山区东进。27日，进占晋西交通要地水头镇。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在向东出要点中阳县关上村突进时，发现晋绥军独立第二旅第四团及一个炮兵连已经抢先占领了关上。红一军团遂以两翼合击之势猛击敌军，数小时后将该敌全歼。随后在乘胜追击中，又于郭家庄附近将该旅旅部及第三团基本歼灭，红军俘获500余众，缴枪300余支，于27日进抵兑九峪——这个独立第二旅在阎军中号称“满天飞”，意思就是救火救急的部队，这支救火队在救火中没救着火反而被火给烧没了，阎长官算是开始亲身领教红军的厉害了，也难怪他后来能说出“日可抗，红军不可抗”这样的话来。
关上战斗中红一方面军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收获：独立第二旅那个炮兵连是个山炮连，装备了三门晋造山炮，战斗打响时这个山炮连被红军三面包围在一个小庙里，而旅主力和旅长均已不见了踪影，一连五六十号人惶惶然不知所从。这个时候连长邸培珍站出来说干脆咱“投红”得啦，大家说这也许是条生路要不咱试试？
于是公推连长去与红军接洽……
就这么着，五六十人加上三门炮，就赶上了“老红军”的末班车。
这是长征胜利之后，红一方面军第一次重新有了重型火炮。
关上、蓬门大捷，红军击破了晋绥军在吕梁山区设置的“中间阻碍地带”，取得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地位，红一方面军两路部队随即在大麦郊地区会师。毛泽东、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也随同到达，指挥红军主力，准备东进兑九峪，穿过同蒲路，开赴河北抗日前线。
这个时候，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行进轨迹，也在彼此靠拢。
注释
[1]《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陈昌浩、徐向前关于部队转移等问题致董振堂、黄超电（1936年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77～第37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当时从丹巴到道孚除了翻党岭这条路线外，另一条路线是经牦牛、小奎拥再沿疙瘩梁子山麓出八美去道孚。
[4]《陈昌浩、徐向前关于取道孚和坚守铜炉房阵地致董振堂等电（1936年2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陈昌浩、徐向前关于三十二军继续向康定佯动致罗炳辉等电（1936年3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1936年3月）》，《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30～第8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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