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向人文经济学转进具有划时代意义（内部讨论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在鼓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由此才冲破了束缚我国发展的桎梏，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取得了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从而弥补了我国物质文明建设的短板，但我们主流学界的洋迷信仍未能彻底破除，思想仍未能彻底解放，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虽然对外越敞越开，但理论思维的大门却依然紧闭，本本主义仍然大行其道，针对精神文明建设这一短板，我们党又鼓励“第二次思想解放”，终于使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进入了深水区，而能否啃下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要看我们能否破除迷信，也要看学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程度如何，并沿着我们党指引的方向能走多远。

长期以来，洋学问对我国学术理论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通过马列人类起源于“劳动”这一大本大源，并将其本土化补充进我们的人道文明（即人类文明新形态），由其所形成的人文经济学与其西方“政治经济学”进行比对，会发现其对我国学术理论的影响既隐蔽又具体，既全面又深刻，如果不理清这些，我们中华文明将没有活路，更没有出头之日。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比如：1）其对我们本土理论范式发挥着屏蔽作用，2）其对我们传统的人文科学发挥着屏蔽作用，3）更为严重的是，它深刻地转化了我们大脑思维的基因，将我们传统理论和文化转化成了西方模式，几乎覆灭了我们的中华文明，并且其隐蔽性很强，很难察觉，而本文主要就是要探讨我们本土理论思维和文化怎样逆势复燃的问题。

在此先垫上一句，由于在破除洋迷信的检讨中有些话可能说得重一些，还望能给予理解为盼。

一、人文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异同在哪里？

在我们传统文化中，由于经济学一直属于我们的一块短板，所以改革开放后便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经济的发展，目前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形势非常喜人，其不但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的短板，而且在一些科技领域反而出现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反超，有力提升了我国的四个自信，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令世界刮目相看。

然而伴随着经济短板的弥补和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推进，其也映衬出我们目前的精神文明和人文科学发展的缺欠与不足，同时也会发现一直在运用的“政治经济学”与我们正在研讨中的人文经济学存在着深刻矛盾，故对其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运用“0”的扶正祛邪功能，先对中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定性分析

对于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我国学界虽然研究颇深，但对其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基本都忽略了，由此说明，其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虽然挖掘出了“剩余价值学说”，但对其西方理论范式却并未伤筋动骨，仍需要我们后继者继续。

根据《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将西方政治经济学展开来所进行的批判，事实上还没有竟全功，说明马克思主义正处于发展中，虽然其后来欲向历史的顺序运动逻辑转变，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但其仍不够成熟，显示其带有人为拼接之嫌，因原始社会不存在“阶级斗争”。然而众多追随者则对这些不加综合性分析，而是将马列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拿来做教材，直接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学习并教学，反而误人误己，不但越学离马克思主义原理越来越远，最终反倒成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言人。

马克思曾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产生的”。而根据资料介绍：“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总名称，广义地说，是研究一个社会生产、资本、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由此说明，政治经济学属于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所产生的一种理论范式，马列虽然意识到其属于一种断代史研究范畴，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意图为其补充历史维，然而其著述却都已经发表，已成为“历史文献”并被世界许多国家的追随者所运用，再说最后其也因年龄和生活贫困问题无力再对其整个理论体系进行改写，所以其并没能将其系统整理并扩展为人类通史，其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缺失最后的统合，由此马克思主义的通史研究仍需要我们后人接续前行。

还有，当时的科学发展仍处于唯物论时代，没有像后来的宇宙大爆炸理论那样揭示出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存在，其更没能掌握我国古代的气一元论，这些都限制了其理论体系的发展，所以，其思想虽然正向着以劳动为人类本根的方向发展，但其理论表达形式仍带有浓重的西方色彩和资本主义残留，其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并没能发生那种脱胎换骨的蜕变，这属于非常清楚的事实，不容置辩。

请参考下面的附表，我们根据马列本土化所产生的人文经济学，则是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首先转换为我们传统理论的顺序运动逻辑予以思维，再根据马列人类诞生的大本大源由“劳动”迈出第一步这一基本事实（恩格斯对此实质上运用了人类历史运动从“0”开始的本根思维逻辑），沿着其顺序运动逻辑的自然运动，由此得出其基本矛盾是由本根所生发，并将其深入到“形而上”境界，这一切的发生并没有半点人为因素，而是有根有据，无懈可击，然而西方政治经济学则是由“生产力”作为立论基础，明确反映出其一着手就错了（当时还没能研究出人类起源本根），再加上其承袭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所以其所发表的大量著作只能做参考，不可照抄照搬，这也就是我们党历届领导人都主张反对本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在对各种理论体系的辨析中，一定要注意那个“0”的运用，其一直在发挥着密钥的作用，首先就是鉴别各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正确与否，它具有扶正祛邪的特殊功能，在下面的探讨中，其也一直在暗中发挥着作用。

（二）继承马列遗志，继续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

由于我们教科书仍以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基本范式继续教学，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就以其为例进行一下系统性剖析。

1．人文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在深层。伴随着西方科学的近现代发展，由于“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出现（属于目前西方科学的“前沿”），其在发展中便遇到了种种谜团难以破解，整个西方科学界也都认为，如果证实了“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存在和运动，它将改写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全盘（即颠覆“唯物论”）。同样，西方政治经济学中的“上层建筑”在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也被推上了与自然科学“暗物质与暗能量”相同的位置，其也处于目前社会科学的“前沿”，由于其缺失自然科学做支撑，没有解决宇宙自然和人类世界的大本大源（本质）问题以及其缘何会运动的基本原理，由此其属于一个发育不全的“早产儿”，所以其也就难以产生有根有据的人文科学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和信仰，其在深层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理论缺欠，由此，如果搞清楚这一问题也会改写或颠覆其整个社会科学的全盘，并对其出现的种种乱象给予拨乱反正，其对“摸着石头过河”并怎样“过河”的问题也会提供重要参考。

所以，在此也对我国学界那些本本主义者提出批评，其对邓小平理论的诟病显然是有失深刻，因其理论的深刻内涵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与行动之中，在改革开放的事理里，由此才使我们摆脱了对西方学术理论的依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导向了正确的轨道，从而开启了我国的独立发展之路，并开辟了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另一片空天。

通过这一比对，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究竟是继续依附本本主义还是要独闯江湖，现在就以我们领导人的两段话作为结论：

（1）邓小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2）习近平：“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再重新回味我们领导人这些讲话，其意蕴何其深刻而隽永！

2．西方“政治经济学”严重束缚着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在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其基本理论框架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就框死了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范式的复苏并运用，这里面的问题其仍然属于中西方理论思维的问题，比如西方属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我们中华思维则是“透过本质看现象”，这样就反映出了中西方理论思维的本质性不同。

请参考下面的附表，根据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范式，其“本根（气）→基本矛盾（绝对运动）→特殊矛盾（相对运动）”，其顺序运动逻辑决定了我们中华民族基本的顺序思维，其是“以道驭术”、 “由体率用”、“由知率行”、“由战略决定战术”，由此说明，西方政治经济学中的“上层建筑”明显应该属于我国“道、体、知、战略”的层面，然而其理论生成顺序则是根据其“唯物论”由“术、用、行、战术决定道、体、知、战略”，并形成了其理论思维的定式，由此其也就“以现象为根”，这就等于一棵大树以其枝叶为根，由此也就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老底彻底揭穿了。通过这一对比分析，说明西方“唯物论哲学”理论范式与我们中华学术理论思维完全是本末倒置，背道而驰，于是便导致其由现象“抽象”而生的上层建筑产生了一片混乱，始终找不到北，更找不到其真实的本根究竟在何方，只能像无根的浮萍一样随风漂移（比如其“民主政治”），并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波涛中随波逐流，其“战略”的混乱必然将“战术”搞的也是紊乱不堪。

非但如此，由于西方学术理论“以现象（枝叶）为根”，从而由“术、用、行、战术决定道、体、知、战略”，并形成了其理论思维的定式，其对我们中华之“道、体、知、战略”还发挥了针锋相对的欺压作用，始终压制着其难以翻身，由此也就能理解我国学界以西方学术理论为圭臬的那些“大老爷们”，他们为何对宇宙自然和人类世界的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都视而不见，闭口不谈，并对马列本土化不但讳莫如深，而且对邓小平抛弃洋本本像挖其祖坟一样暴跳如雷，所以，对我国学界那些“大老爷们”，说他们“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一点也不为过，因他们自己就一直是稀里糊涂，一直就不知道自己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该信仰什么，导致我们这个以文明著称国度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产生了一片混乱，并无以皈依。

（三）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展开系统性质疑

在我们党“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鼓励下，其实质上是在推动我国的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由此我们就更能够根据实事求是基本原则，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展开系统性质疑了。

1．先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产生质疑。伴随着研讨的深入，目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些基本概念也需要梳理一番，通过梳理会发现，我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建已不知不觉来到了我们面前，并且非常迫切，其也深刻影响着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全盘。

（1）劳动。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劳动”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与阐释很乱，汉语词典是一种解释，政治经济学又是另一种解释，而网络中则基本将其理解为体力活，甚至有些高知认为蜜蜂和蚂蚁也会劳动，显然是将小人书文学中的拟人化描写当真了。

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劳动”这一概念运用起来与新华词典的释义是不同的，其基本局限于人们运用生产工具从事产品（商品）的生产这种狭义的范畴，透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其应该属于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所“抽象”出来的一种基本概念，因其是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将其联系起来基本就能看出这些基本概念的缘起和出处，其明显居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三维时空之中，缺失人类通史纵深的历史维，不具有入选人类通史的资格。

根据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基本观点，其显然指的是人类认知并改造自然的最基本运动，更包括对人类自身的认知与改造，其概念囊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包含着人类从诞生至现在的整部历史及其一切运动，所以我们教科书中的劳动概念是偏狭的。

（2）生产力。网络释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跟生产资料相结合而构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一阐释说明，其显然指的是工业化生产中的一种概念，尤其指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原始社会的采集与狩猎活动中人类为了生存而觅食哪能谈得上什么“社会生产力”？

这一概念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更是不小，将资本主义断代史所产生的一些概念作为人类通史予以通用，显然属于张冠李戴，哪能不乱套？

如果我们再运用本根思维追问一句：“人类究竟是诞生于生产力，还是诞生于劳动？”那就会更被问得乱了阵脚了。

（3）生产关系。网络释义：“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其也同样属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的一种概念，将其运用于人类通史理论阐释也显然同样不妥。

（4）经济基础。网络释义：“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说到底，其绕了那么大一个弯子，实质上仍然是“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这样反而将问题复杂化了，违背了“大道至简”的原理，还是恩格斯阐释得简洁明快，如：“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与前文在讨论“货与币”的基本关系时，曾将“货”简化为“资源+劳动”基本相符。

（5）上层建筑。统观我们目前的“上层建筑”，可以说是很乱很乱，我们的那些专家们不但解释不清我们的意识形态与信仰（缺失本根），甚至连什么是社会主义也解释不清（同样缺失本根），我们教育中的“思政课难讲”和社会教育工作难做已给出了明确的佐证，其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又再次摆在了我们面前。

根据中西方不同的思维逻辑，在对西方政治经济学改造收编过程中并非将其简单地颠倒过来就可以了，而是其话语体系也会产生根本性改变，比如其异常混乱并怎么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上层建筑，在我们人文经济学中却将其深化为“形而上”境界，并根据人类诞生的本根变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如：人道文明的“人性+劳动性”⇌兽道文明的“兽性+寄生性”对立统一运动，其既包含着我们的24字价值观，也包含着世俗与虚拟人文科学的“真善美⇌假丑恶”的对立统一运动，更包含着我们的意识形态与信仰，其不但涵盖深广，而且明确无误，条理清晰，一清二楚。通过我们中华本土理论思维这一梳理，其便在西方“政治经济学”一团乱麻中理出了头绪，达到了“大道至简”并能够提纲挈领的境界，其含义既深且广，既明确又精炼，既包括无神论也包括有神论，更符合国际国内社会运行的实际，为人类文明的世界通用走出了一条既源于社会又高于社会的新路。

2．再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思维逻辑产生质疑。关于这个问题，在前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需要调整”一节中已经有所涉及，但在网络研讨中发现，西方政治经济学由于其属于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其对我国学界的理论思维禁锢得非常严密，可以说有些严丝合缝，密不透风，形成了一个异常坚固的堡垒，所以我们在网络中又继续对其展开了深入研讨，现将其辑录如下供大家参考：

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系列关系中，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没错吧？那么由此说明，其整个社会文明的理论、政治、法律、国家机器等都由生产力所决定，即我们的四个自信都要由生产力所决定，这也没错吧？

其实这样看问题还不是很清楚，若将其运用本本主义所惯用的哲学分析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比如我们可以试问：

（1）在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本质与现象”关系中，究竟生产力是本质还是上层建筑是本质？它们两者究竟孰“本质”孰“现象”，孰“本根”孰“枝叶”？

（2）在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内容与形式”关系中，究竟生产力是内容还是上层建筑是内容？它们两者究竟孰“内容”孰“形式”？

（3）在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道器（术）”关系中，究竟生产力是“道”还是上层建筑是“道”？它们两者究竟孰“道”孰“器（术）”？

（4）在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知行合一”关系中，究竟生产力是“知”还是上层建筑是“知”？它们两者究竟孰“知”孰“行”？（毫无疑问，生产力在“知行合一”关系中属于一种行为能力。）

（5）在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战略与战术”关系中，究竟生产力是战略还是上层建筑是战略？它们两者究竟孰“战略”孰“战术”？

很显然，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组基本关系中，明显是前者决定后者，其明显是“以现象（枝叶）、形式、器或术、行为、战术为根”，难道这样的一套理论和思维逻辑我们不值得质疑并反思一番？

运用我们中华的“道器（术）”理论思维，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组基本关系中，前者显然属于“器或术（现象）”范畴，其包括“阶级关系”（即生产关系），而后者则显然属于“道（本质）”范畴，由此也就可追究出其“以阶级斗争为纲”或“以阶级斗争为根”的缘起了，原来其是“由生产力决定一切”而来，并且这种理论思维逻辑非常严密，严丝合缝，不留任何空隙，由不得人们不信。

本来在西方哲学中，其“透过现象看本质”说明其一直在寻求本质，并且还没有找到本质，然而在其社会科学中，根据其“形式逻辑”却已经找到了本质，无论其说生产力是“本质”也罢，也无论其说上层建筑是“本质”也罢，反正人家是把这一套说辞全部给圆起来了，说明其进展显然已经超出了其理论思维的哲学，因其哲学还不敢说自己已经找到了本质，而其政治经济学却自认为已经找到了本质，尽管其仍然说不清究竟是生产力是“本质”还是上层建筑是“本质”，但人家却堂而皇之地运用了起来，并成为了本本主义学者不折不扣所尊奉的信条，难道这不属于一种迷信？并且这种迷信已经将我们大脑的思维转了基因，将“本质与现象”的基本关系进行了彻底的颠倒，难道其不属于对我们中华文明理论思维基本逻辑的一种彻底颠覆？

我们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缘起于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难道其政治经济学“以现象（枝叶）、形式、器或术、行为、战术为根”不仍然带有“空想”性质？难道其说不清道不明的“本质”将其整个理论体系搞乱套不值得我们质疑并反思一番？幸亏我们中国出了个邓小平，其不迷信权威，毅然决然领导我国抛弃了本本主义，实行了改革开放，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从而使我国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才实现了我国的高速发展，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探索中趟开了一条新路。

3．再对我国学界的极左与极右派提出批评。通过以上研讨，有些问题也就基本清楚了，原来马列仍处于发展阶段，其正处于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断代史的批判向人类通史过渡的进程之中，连马克思本人都不承认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者”，说明其已认识到自己的理论研究还有欠完整，而我们一些后继者却着急忙慌地将其作为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不加思考加以运用，并根据其“阶级斗争”思维搞起了极左派与极右派之争，并且斗得死去活来，甚至一次次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为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深思一下？

还有，由于自己对我们古老的“唯气论”一无所知，更是对其与“唯物论”的区别一窍不通，所学习并掌握的理论不够成熟，却自认为明了一切，根据洋本本“阶级”思维写了那么多文章并发出视频去评判一切，甚至在领导人之间制造矛盾煽动社会动乱，难道对自己这种半拉子水平不也值得反思一番？

根据我们古老理论先天五太中的“太易”和近现代科学考察中所得出的那个“0”，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没有一种理论是十全十美的，其都带有自己的缺欠与不足，所以我们党根据马列本土化，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并整合各种宗教文明，正在主导研究并构建一种“人文经济学”，这属于由政治经济学向人文经济学转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它会产生一种思想理论与社会革命，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自己作为一个老百姓，虽然不才，但也能看出我们党对人文经济学的指导是正确的，也努力在其基本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中，探索那种既不偏左，也不偏右的“中庸之道”，从而消除那种不应该发生的左右派之争，并将其统一到我们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来（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就运行在这个区间）。

以上这些是因为在网络中观察到我国的左右派之争又趋激烈，“文革”思潮又有所抬头，有些极左派又想为“文革”翻案走回头路，由此所触发的一些感想，在理与否，仅供参考。

二、“政治经济学”向人文经济学转进中的中华文明复燃

回顾近现代历史，我们党引入马克思主义，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当时的现实原因，因为在我国救亡图存的一片混乱中，苏联革命向我们透出了另一道亮光，其给迷茫中的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它既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得更高更远，也更比国民党在社会中沉得更深（直接深入农民和工人），并更加务实（直接进行土地革命），尤其是出了个毛泽东，在其领导下，还将我们党的文化建设沉入了我们中华文明的深层，由此才领导我国的革命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征程。

然而在对马列的借鉴中，政治上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因社会主义比国民党追求的那种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更加高远，也更加符合中华文明道德历史的实际，但对于其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凭着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只是借用其提示在所遇到的一些具体情况中加以具体应用，并不死搬硬套，而是灵活掌握。他老人家是何等人物，其风格就像其狂草书法一样在我们中华文明史上天马行空，岂能被本本主义的一些条条框框所束缚，由此，其便用传统的毛笔为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重新开篇并书写出了崭新的篇章。

（一）关于马列本土化的守正创新与两创问题

在此需要强调一点，我们党媒一再强调守正创新，既要守住我们中华文明之正，也要守住马列之正，尤其对马列，其需要根据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范式要求，1）既要守住马列人类诞生于“劳动”的本根之正（这属于我们人道文明的大本大源），2）又要对其西方“哲学” 理论范式的“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其逆序思维逻辑与我们中华文明“透过本质看现象”的顺序运动逻辑完全相反，最是需要彻底的“颠倒颠”，在这一点上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

根据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将“中华之道”重新请回现代理论研究的正殿，并使其恢复了我们传统理论体系的正统地位，它为我们在近现代科学研究中重新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由此也为世界历史的运动发展廓清了基本的脉络与思路，从而使其回归正途，并为人类文明另立新规。

请参考以下附表，这次在其下面的“注释”中又对我们党所倡导的人文经济学特意给出了补充说明，现粘贴如下供大家参考：

在人道文明的人文经济学中，其基本矛盾说明：1）人文科学基本矛盾：“人性⇌兽性(人类进化矛盾)”，这属于人类区别于自然的最基本也最明确特征，人类是从普通动物进化而来，人性也自然是从兽性中进化而来，其兽性属于“自然属性”（见恩格斯论述），也自然属于人类认知并改造自然的基本内容（即人类的存在和运动也属于一种自然）；2）经济学基本矛盾：“劳动性⇌寄生性（经济学矛盾）”，其实质上既反映着人类与普通动物在本质和能力上的区别，也反映着其与自然的基本关系，能否认知并改造自然便属于经济学的基本矛盾。

注意：从马列研究成果中所反映的基本内容看，其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些关系，但由于西方缺失我们中华本土理论基本范式和思维，再加上其对人类通史与断代史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比如其五种社会形态划分与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断代史批判为基础研究，就反映着这一矛盾，恩格斯后来实质上已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宣言》再版序言和后续文章中做出了补充说明），所以运用中华本土理论基本范式将伟人的这些认识进一步条理化系统化，属于我们后继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此，人类对自然的基本认知很有用，其在经济学研究中都会碰到，比如：1）人类诞生于自然，唯有依赖（寄生于）自然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命基础；2）人类唯有认知、利用并改造自然才能维持生存，否则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将无从谈起。

对我国人文经济学如此补充说明，其是否符合人类社会运行的客观实际，请大家展开讨论，并发表高见。

（二）“政治经济学”向人文经济学转进中文化的自然形成过程

近现代以来，由于中西方文明和我们古今文化的相互激荡，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复杂，社会的动荡也异常剧烈，当然，社会的变革也异常深刻，由此，对于我国近现代这段历史，既需要历史的长镜头进行远眺，也需要进行一些近镜头特写。

1．马列思想在我国战争时期的运用中自然转向了中华文明。对于我们的党史，我们那些专家们在书写中总是忘不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却对我们中华文明不屑一顾，但在红军被迫长征来到遵义的特写镜头中，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巨大威胁，那些马列大秀才们却都没招了，最后不得不再次请出“不懂马列主义，只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指挥打仗”的毛泽东来收拾残局，由此才使我国的革命又转危为安，从而在血与火中继续书写我们的党史。

越是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越能激活人的潜能促使思维活跃，也越能检验理论的实用性，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救亡图存的战火洗礼中淬炼成钢的，其既属于我们传统军事理论在现代战争中的自发运用，也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的自发复燃，由此，毛泽东思想的最闪亮部分应属于军事理论和军事文化学。

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由于其国学功底深厚，并深通《孙子兵法》等，他对我国的军事理论在我们战争时期运用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其实质上属于我们古老理论的现代化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所以我们前文曾将其“战略与战术”经扩展与我们传统的“道与术”和“纲与目”统一在了一起。但由于社会主义对全人类来讲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各国都在摸索中前进，包括马恩两位伟人，其也是在借用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阐述自己的理论，所以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都不够成熟，我国在对其的运用中出现一些问题也在所难免，由此才导致我们不得不通过“摸着石头过河”重新摸索，这也就是我们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凭心而论，马列理论的主要著述属于政治经济学，所以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影响较大，而其军事研究则相对较少，所以其军事理论较为薄弱，再加上红军时期其指导战争的失败，由此我国的军事理论则以毛泽东思想为主。

（2）马列本本主义在我国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该如何看待？关于马列本本，其在我国战争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上面已做了一下简略性回顾，其并不像我们党史专家们写得那样神奇，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反而是我们的国学和传统军事理论自发地顶了上去，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那些专家们显然是对我们的国学和传统军事理论缺乏研究，或者说为了突出马列在反传统的声势中有意为之，用洋笔写出的党史显然是将其给淡化了，这种历史的败笔值得深思。

再看马列本本在我们建设中的作用，上面已经提到，马列理论的主要著述属于政治经济学，其思想虽然很值得称道，但其哲学理论基本范式却与我们本土理论范式存在着根本性矛盾，再加上我们古代经济学研究内容不足，于是我们教科书基本在推行拿来主义，并没有将其予以本土化，而是采取全盘马列化的教育方式，所以马列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建设中曾发挥了主导作用。

政治经济学研究属于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足这一课题必须要具备深厚的政治经济等知识和文化功底，其积累这些条件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奏效的，再加上马列哲学理论逻辑严谨，令人难以质疑。还有，马克思才华盖世，其《宣言》从一个“幽灵”写起，其《资本论》从一个“商品”开始，竟能写出那样的皇皇巨著，读其文章真能产生些“力透纸背”的感觉，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崇拜感，读着读着自然会产生“造反有理”的启发，但也会忘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副标题，我们那些马列专家们对其产生的那种迷信并不是没有道理。

但通过对近现代科学学习与考察，通过追根究底产生那个“0”再与我们古老理论的“先天五太”联系起来，在分别追究出宇宙自然和人类世界的大本大源后，然后再去回味我们易经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和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会认识到其应属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所有圣人团体的共识（否则不会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包括佛经等也甘拜下风），会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由此再联系我国古代对道德理念的崇信有加并对资本主义丛林法则的天然抵制，就能够有所理解了，同时也对我们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在思想上搞通了。

然而通过我们易经和道德经等经典形成过程中由“1→0”再由“0→1”的两道基本程序，再去审视西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生成过程，突然会产生一种恍然大悟之感（见下面附表），原来其仍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由“1→0”的初始阶段，还没能深入到“透过本质看现象”之由“0→1”的成熟境界，由此，中西方圣人的境界也自然就高下立判了。

由此，我们建国后在建设时期曾以西方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其“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何会搞得天下大乱的谜底也就基本揭开了，若以“现象”为根，“以术代道”，“以目乱纲”，无论这种政治如何强势，其在我们这个古老文明国度也行不通，遭遇失败是其必然的宿命。所以，我国在摸索前进中所出现的一些曲曲折折，不应将其算在哪个领袖人物头上，而是我们的学术理论仍然没能挖掘出其大本大源，其研究仍然不够到位，原来其是丧失了我们本土理论基本范式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构建和思维的基本运动逻辑所致，说来说去那些装大爷的“理论家”或“大明白”们也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最终这个账也应算在他们自己头上。

然后回过头看待西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我国战争时期和建设时期均遭遇失败的结果，再去领悟邓小平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摸着石头过河”就明了其深意了，然而将其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加以批判，是否在理解上有些肤浅了？这可由自己得出答案。

（三）邓小平在由西方理论向我们本土理论转进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如上面所言，如果顺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理论”和“摸着石头过河”，再到习近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文化思想这条线索重新梳理一番，其会梳理出一条非常明晰的线索，它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都反对本本主义，这属于它们的共同点，但其中也存在着区别，即毛泽东思想的闪光点主要集中于军事学，当然其建国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也闪耀着光辉，然而相比较而言不如其军事学那样深邃而全面，而习近平则主要是在主导人文经济学理论构建与运用，在它们中间，邓小平则根据“文革”期间所出现的本本主义以及在社会运行中所出现的偏差，通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进行纠偏，并采用“中国特色”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事实上它使我国的发展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从而开启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

由此说明，我国历届领导人在反对本本主义并在推动我们中华文明复兴之路上是连续的，一脉相承的，并且相互之间在不断地补充完善，出现问题也能不断地予以纠偏，由此才保障了我们中华民族在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中不断地辨明是非，并不断地在摸索前进。

透过毛泽东的军事理论、邓小平的特色理论和习近平主导的人文经济学研究，其都非常明确地反映出来一个基本问题，即它们共同的闪光点都属于我们中国特色理论，并且其本土理论特色越来越浓，不管是“无心插柳”也罢，还是“有心栽花”也罢，结果它们共同成就了我们中华道统理论范式的“柳成荫”，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现实就摆在面前，不容置辩。

再看马列理论，虽然其思想褒扬劳动创造而贬斥兽性寄生，但其理论范式却仍然沿袭西方唯物论哲学，与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范式无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在思维逻辑上都格格不入，由此我们就不得不照章办事了。

根据我们中央坚持我们“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原则，我们的“文明边疆”应该寸土不让，任何外来文明进入我们中华文明领地都需要根据我们本土需要对其予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小打小闹修修补补（或“裱糊”）解决不了问题（更不应掩盖问题），否则又会做成一锅半生不熟的夹生饭。然而根据世界局势的剧烈激荡和加速演进，（本本主义自己）吃着顺口的那碗“夹生饭”已难以端上世界台面，它需要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所以，马列本土化属于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所牵涉的问题既需要贯通古今，又需要融通中外，并需要结合近现代科学对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进行系统性重构或再造，很需要我国学术理论界的通力合作。

由此再回看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摸着石头过河”，还能硬说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吗？其在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中，也是立了大功的，比那些整天哇啦哇啦的本本主义极左派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根据马列本土化所解读的马列原理，其应属于劳动原理，那么我国改开后，其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工业化国家，劳动生产能力已居于世界之首，中国已成为贯彻落实马列原理最彻底的国家，我们通过混合所有制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是在马列原教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采取了一种“中庸之道”，其既符合我们中国社会的运行实际，也能承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在其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从而为世界文明的接续发展中重新理顺了其通往未来之路。

（四）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冲关难题仍有待破解

前面曾有篇《破解文明之谜需先从读懂“0”开始》，从而理出了我们中华文明的成型过程，并对周文王曾对我们中华文明怎样重构也能反映出其基本思路，由此而将“0”当做了破解文明之谜的密钥，然而近现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推行殖民统治和文化渗透，使我们中华文明遇到了一次更为艰难的历史性大考，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明，我们中华文明该如何应对，究竟是坚持自我对其予以消化吸收，还是举手投降，由此而演绎出了我们中华文明近现代以来一段五彩缤纷，色彩斑斓的历史。面对历史和文明的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事实上我们党早就在进行一次次系统性梳理与思考，并在历史中一步步不断前进。而在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中，每个历史阶段所面对并克服的困难都不尽相同，也都“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灿”，走过来之后我们这些后人才慢慢恍然大悟，从而敬佩领袖们的高瞻远瞩，大智大勇。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在我国摸索前进的曲曲折折中，既有本本主义因素，也有个人因素，对此还是采取邓小平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对近现代以来在摸索前进中一些历史问题的梳理“宜粗不宜细”，主要以总结经验教训为主，不应太追究个人责任。

在改革前后两个阶段，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其都涌现出了文化建设问题，由此，我们党提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并两手都要硬的要求是正确的，对于经济建设，通过改革开放，在摸索前进中我们基本掌握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方式方法，但对于文化建设，则属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我们在“文革”中曾努力啃过一次，结果失败了，但其却属于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否则也会影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现在就谈谈我们文化建设的三次冲关问题。

1．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曾经历三次冲关。在历史上，我们中华文明曾遭受过数次劫难，学界对其说法不一，然而对于近代这段历史，大家则是比较清楚的，其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向全球展开殖民侵略的过程中，通过内外夹攻使我们面临着一次亡国灭种之灾，除西方列强殖民侵略外，我们内部一些学人由于不明就里也与西方文化渗透遥相呼应，主张全盘西化，甚至要废除汉字而实行拉丁化，我们建国前后的文化建设就是从这样的历史泥泞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在历史的一道道难关之中，当首推我们党的诞生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文化渗透，并对内克服本本主义阻力中所经历的困难之巨，无人能及，而其领导我们党和国家所开辟的伟大事业以及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在我们中华历史上也是首屈一指，其已经载入史册，永垂不朽。

我国的领袖们每次领导冲关都冒着极大的风险，都需要披荆斩棘的勇气并力挽狂澜的谋略和胆魄，其实每次回味并梳理这些历史，他们在我国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不但都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而且也都自觉地系统梳理历史，从而做出正确的历史抉择。这属于我国有别于他国的一种特例，因只有我国才拥有永续不绝的历史和文明，所以我们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其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也理应勇挑重担，挺膺担当。

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领导人都发现这一问题非解决不可，因其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经济发展，现对其概略性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1）第一次冲关（文革）。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便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建设，伴随着经济建设的启动，于是便出现了官僚贪腐现象（如刘青山、张子善等），由此而引起了我们党的高度重视，经“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四清运动”不断演化，于是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对于“文革”，当时虽然年龄小有些搞不太懂，但后来发现许多大人也有些搞不懂，所发表的许多“破四旧立四新”文章批这批那有些强词夺理也说不清楚，慢慢就开始对“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等理论问题产生了初步的质疑。

后来随着不断学习，逐渐搞懂了我们中华本土理论基本范式，对“文革”问题基本能得出些独立看法了。请参考下面的附表，“阶级”属于社会运动现象，其属于“特殊矛盾”范畴，并且属于阶级社会断代史所出现的经济学运动现象，与我国的人文科学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界面，所以其不属于文化软实力范畴，运用“阶级”这种社会运动现象去求解思想文化软实力明显属于“跨界操作”，也显然属于“文不对题”，其不可能实现“破四旧立四新”的目的，所以第一次文化冲关最终失败了。根据我们中华本土理论予以分析，“文革”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对于“文革”问题，我们党已对其进行了总结，也形成了决议，其基本是正确的，然而现在一些极左派却要鼓动为其翻案，并否定我国的改革开放，自己是不赞成的，因愚出身于农民，也是过来人，比如将其上升为路线之争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70年之后一些生产队就开始像小岗村那样，暗暗实行包工，也有些开始瞒产私分，其说明改开后所实行的“生产责任制”是正确的，其符合三农的实际，并获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所以这个案由农民做底，翻不了。

然而结合目前又有些回潮的极左思潮而回顾这段历史，它也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重要课题，即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究竟是要马列化，还是要马列中国化、现代化并本土化？难道“文革”的失败不正是对这道难题的一次历史大考？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一下这道历史大题？

（2）第二次冲关（改开后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文革”所提出的这道历史大题，我们的改革开放事实上开启了对其的另一种试解，通过鼓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抛开洋本本，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又重新开始了探索。

一直以来，我们党领导我国发展的基本思路无非是两点：1）努力实现工业化，2）努力建设新文明，而改开后所提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所以改开前后我们党的基本思路没有变（其精神文明仍指的是“文革”所强调的文化建设），只不过对其在实行过程中有些偏差进行了调整或纠偏，并不属于什么“路线问题”，一些极左派的聒噪显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后来也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官场、学场、商场的贪腐和两极分化现象，其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对此我们党“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也是正确的，自己也读到过一些具体措施和解决方案，认为还是比较可行的。只要我们党下决心要解决的问题，通过群策群力，基本没有解决不了的，其只是时间和所采取何种措施的问题，由于自己属于政治素人，所以对其谈不出更多看法。

然而对于我国学界一些极左派的观点，在下是不赞同的，其认为邓小平没写多少理论文章就称其讲话为“邓小平理论”，存在着讥讽之意，但根据其朴素的语言及其思维的深邃、胆魄和政治决断力，其一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摸着石头过河”，却此言无声胜有声，其改变了一个时代，将我国导向了改革开放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轨道，也使我国的思想文化和理论研究发生了转折，胜过那些片汤八股文的千言万语，其理论潜在于事理中，而不只是属于嘴上功夫，即便再给那些只会跟风或照本宣科的所谓“理论家”们10个胆，恐怕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战略思维和政治决断力，邓小平被称为一代伟人当之无愧。

（3）第三次冲关（中华文明复兴）。这次冲关本来可以与第二次合并在一起予以阐述，但其又与前两次拥有一种明显的特征，在“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鼓励下，其所主导的发展方向与我们渊源流长的中华文明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其不但事关我们中华文明的重构与伟大复兴，而且也事关我们的本土理论与思维，事实上这一课题已扩展得更深更广，甚至包括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全球化，目前其正在向前运行中，大家对其还没有形成共识，如果说第二次冲关属于撒网捕鱼的话，那么第三次冲关该主导收网了，所以有必要将其单列出来进行研讨。

无庸讳言，对于两个文明建设，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虽然已经全面脱贫并实现了小康，但精神文明建设却有些落后了，其又成为了我们社会建设的一块短板，所以我们又将文化自信置于了突出位置，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延续我们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继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提出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正处于我们中华文化建设第三次冲关的进程之中。至于这次冲关能否成功，那要看我们上下共同努力的程度如何，如果能够成功，不但会补齐我们两个文明建设的短板，而且会为世界文明发展闯出一条新路，有力推动人类文明的全球化。

通过以上回顾，再根据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的政治和文化主张进行梳理，其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直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基本思路一直都很明确，而对于在摸索前进中所出现的一些偏差都能够及时予以矫正与纠偏，知错就改（能如此心胸坦荡很不容易），反而为我们党在国内外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并对其寄予了更深切的厚望。

长期以来，由于推行西方教育，我国的思维方式基本仍属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类型，然而在不断摸索前进中，其通过曲曲折折探究到了深层的文化建设问题，与我们传统的“透过本质看现象”思维实现了完美的对接，并积累了更加充实的社会实践经验和更加充分的条件，这样反而更有助于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2．突破西方“民主”话术陷阱，勇探中华人道文明之大道。自己属于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当时虽然很年轻，但对理论问题却并非漠不关心，而是也进行着一些浅显的思考。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属于我们党的一种大智大勇，其明显是既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也冒着很大的经济风险，由此才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情况下（先框住政治风险），勇敢地向世界敞开大门，无论姓社姓资，对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我们都要学习并消化吸收进来（不怕乱），但由于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党采取了一种“不争论”的策略，由此而展开了一场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勇敢探索，其实质上属于一次社会转型。历史已经证明，由我们党发动并领导的这种勇敢探索非常成功，它较苏联的社会改革既高明又深邃，既大胆又谨慎，虽然也经历了一些乱象，但由于四项基本原则的保驾护航，有些逾矩的地方随时可以予以矫正或纠偏，我们党始终掌握着主动权，随时可以进行调控，所以其始终没有脱离我们特色社会主义运行的基本轨道。现在回看我国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和所经历的那些风风雨雨，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其不但在我们中华文明发展中冲破种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取得了一次社会历史性转型的巨大成功，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为世界文明发展闯出了一条充满光明的前行之路。

自己是根据中华文明之根，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和马列本土化，沿着我们中华文脉捋过来的，顺着这条线索再看我国的改革开放，由我们党所倡导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结合“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文化思想，其事实上又根据世界文明和近现代科学发展，通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乱交织中披荆斩棘，又重新回到了我们中华道统运行的基本轨道。

由此再回看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其意义何其重大，这句朴实无华的语言却蕴含着那样深邃的内容，我们对其有些严重低估了，其除促使我们由原教旨社会主义向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转型外，实质在理论上也发生了由洋本本中抬起头，重新梳理历史、现在与未来，从而为我们的人文经济学等本土理论探索和研究发挥了历史性过渡的桥梁作用。现在又有些人重新拾起“阶级斗争”洋教条煞有介事地发起左右派之争，意图否定我们的改革开放，然而其已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已经回不去了，其正在沿着我们的中华之道向前扬长而去。

请参考下面附表，根据极左与极右两派的基本观点，运用我们中华本土理论和思维对其予以权衡，它们实质上就像“精神与物质”哲学之争一样，都属于西方学术理论的产物，因其都不符合我们的“中国特色”，更不属于我们的中华之道。

然而根据以上探讨，结合我们的中华之道，我们的两个文明建设就需要做些调整了，在物质文明短板得以弥补并取得高质量发展后，就需要将精神文明建设提到首位了，因其实质上属于我们的中华之道，所以我们需要明确，没有“道”何来“德”，失道必失德，道才是根本，由此就更可以领悟我们党两个文明建设的深意了。

3．人道文明也将我国的道德建设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前文和以上研讨中一再说明，我们新型的人道文明属于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既得益于近现代科学发展所披露的基本事实，又得益于我们中华本土理论基本范式的现代化，更得益于马列本土化，三者缺一不可，因此在前文《中华道德文明独步天下》中有这样两个小节（为行文所需稍有修改），不妨粘贴过来继续供大家参考：

（1）马列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中的历史作用。请看以下解读表，中华文明栏中“人类本根：劳动能量（中+马）”豁然位列中华之道高位（属于人道文明的“大本大源”），由此而能够提纲挈领统合我们儒道释而生成人类学系统论，这既得益于我们传统的“道德”系统性理论框架和思维，也得益于马恩研究成果齐备的基本事实。然而得出这一系统论并非易事，唯有我们中华系统论才能做到，也唯有如此才能在学术理论的一片混乱中做到拨乱反正，从而使整个世界文明走出迷茫与泥泞，并走向世界太平。

宇宙与人类的本质只有一个，而现象则林林总总多了去了，而一般情况下，人们无论在研究宇宙自然还是人类社会以及整个世界运动发展中，虽然掌握了许多知识，但基本都属于现象学范畴，而能够上升为本质学认知的，有史以来唯有我们先祖宇宙学的“气一元论”和恩格斯人类学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然而马恩并没能掌握系统性理论框架和思维，唯有我们中华古老理论才能为其提供帮助，由此就更能彰显出我们易经（道德经）之更加伟大之处。

将自然科学的气一元论运用于社会科学，其就为其作出规定了，无论其思想还是人性等概念，都不能随便杜撰，其必须要符合人类社会的能量运动，而能够推动人类社会运动的最基本动力则属于“劳动能量”，若缺失劳动能量，任何自以为是的理论和学说都玩不转，都属于伪论，这是肯定的。（注：这属于我们网络研讨中的一个段落，也将其归在这一节。）

（2）马列劳动原理填补了我们国学的关键性空白。根据以上探讨说明，我国虽然以儒学为代表的道德文章卷帙浩繁，甚至铺天盖地，但由于其侧重于人文科学，并且缺失人类诞生之根，所以严格说来，儒学的发展有些失道，空谈较多，由此也助长了我国学术理论界的空谈学风一直盛行，并难以矫正，在外族的连续入侵中难堪大用，被我国后来救亡图存的新文化运动批得体无完肤，甚至出现了“砸烂孔家店”的一幕。

理论体系缺根少魂（失道）属于其最致命的硬伤，比如我们的儒学，虽然其一开始就强调“人性本善”，并一直围绕着其向前发展，但“人性本善”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却一直缺位或缺失基本依据，由此才导致其“道德文章”基本都居于空谈之列（缺失能量运动本质），追究其原因有二：1）缺失人类诞生的劳动本根，2）缺失经济学基础，这属于儒学的两大致命伤。而我国引入马列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随着研讨的深入和反复的社会实践证明，也唯有马列才能填补我们以儒学为代表国学的这一理论空档。

在此需要强调三点：1）劳动并非仅仅属于体力活，也并非仅指具体的“工人和农民”劳动者，而是一种（劳动）能量，根据马恩“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本意，它涵盖认知并改造自然的所有内容，由此其涵盖经天纬地，既包括对整个宇宙自然的基本认知，也包括对物质改造等知识的学习与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创新发展，其能够涵盖整个宇宙学（自然科学）；2）经济学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并运行的基本运动，它必须要以劳动作为立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否则就会流于空谈；3）既然劳动为人类诞生与生存之根，那么它也就决定了人性的本质和对人类的基本认知，由此也就自然产生了教化并改造人类社会的职能，并为其提供了基本依据而产生了人文科学。而人文科学则是以“人性”为基础，其属于马列所称的“上层建筑”范畴，其源于劳动，并高于劳动，所以它能够指导劳动的运动并主导人类社会的运行，也能够衍生出色彩斑斓的文化现象，从而衍生出人类特有的人文景观。为此，在以下表格中特将其简称为“人性+劳动性⇌兽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直接反映人道之纲的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由于其直通人类本根与本性，所以也就直通民心或人心。而通过网络辩论中所举各种实例也可以反映出，真正战胜各种伪论或歪理邪说的利器，其都属于中华人性与马列劳动观相结合的结果。

通过马列为我国的道德文化补充劳动这一深刻内涵，其不但会杜绝我国学界空谈学风这一文化顽疾，也必然会促使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文明建设大放异彩，这也就应该属于习近平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的原因所在，所以在下表中将“人文”置于“经济”之上。

然而得出这一结论却并不容易，在学术理论的一片混乱中，我国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在长期的探索中，虽然曲曲折折，反反复复，但最终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终于找到了马列与我们国学的结合点，并最终终于能够将它们融合为一体，从而使我国的道德文明建设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又出现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焕然一新的一幕，它将迎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比翼双飞的盛况。

由于宗教神学的“信仰”主要指的是人类本原问题，加之马列为我们传统人文科学（儒道释）补充了人类劳动之根，所以人道文明自然也包含着我们社会主义文明的人道信仰和意识形态，其属于政治思想范畴，也属于教化社会的主要内容，而德则属于各行各业具体操作的规范（严格来讲其属于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文化范畴）。

既然“道德”概念蕴含着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其主指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那么我们党所倡导的理论创新重点也就在这里（经济已基本实现全球化），它既属于我们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所急需，也属于推动整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大革命的一个最为得力的突破口，从而颠覆西方科学文化霸权，有力推动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4．续谈“知行合一”的基本关系。前文曾着重谈过这一问题，并明确了“由知率行”的基本关系，但在网络研讨中，有网友又专门提出了历史周期率问题，所以再次对其从不同角度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知行合一”概念在我国也已经由来已久，但对于人类的大本大源，除恩格斯一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之外，古今中外还没有一种理论达到“真知”的程度，包括儒道释和马列理论体系自身，虽然其都洋洋洒洒也都成龙配套，但可以说都不够究竟，既然各种理论都不够真正，还欲想让社会全拜全信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管是历史周期率还是官场、学场和商场贪腐等社会问题，首先应该追究到其“真知”的大本大源问题。

我们党自毛泽东开始就一直非常重视大本大源的挖掘问题，并将其作为“动天下之心”，“变换全国之思想”，由此而为“天下之事”的基础与关键，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了“向大本大源处探讨”的课题，所以，我们党在认知问题上对大本大源以及求真务实问题历来就非常重视，这也是我国学术理论研究的头等大事。由此，我国学术理论界更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加强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探索与研究。

请参考下面附表，在宇宙学系统论（天道文明）项下，人类学本根“劳动能量”也赫然在列，其不但解决了人类认知的大本大源问题，而且还形成了人类学系统论（人道文明），其理论体系既包括人文科学也包括经济学，由此而产生了文理兼备的人文经济学（即人类文明新形态），其通过去芜存菁涵盖了无神论与有神论等以及人类文明一切成果，为我们理论体系补齐了这一短板，在社会教育问题上不留空白和死角，也使空谈无可乘之机。通过认知改造人的思想，继而改造人的行为，这样才能起到“对症下药”并“由知率行”的求真务实作用和效果，从而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

为强调这一问题，这次在下面附表中又紧跟“战略与战术”标注了“知与行”基本概念，其不但将人类真知标注了出来，而且也对“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和“阶级斗争”观念的矫正比较直接，从而提示其与西方唯物论“以现象为根”的本质性认知区别。

各方面综合反映，唯有重构我们的人道文明理论体系，也唯有其所形成的人文经济学（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引导我们走出误区。

综上所述，经进一步梳理与思考，感觉其对政治问题涉足有些过深了，虽然有违自己的初衷，但又感觉有些不吐不快，不过其仅属于个人管窥之见，仅供参考，究竟在理与否，欢迎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附表：

中华本土理论体系现代化重构阐发表

（兼析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

注释：前文中曾有所介绍，本表是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像我们古老易经和道德经等形成过程一样，是经过了由繁入简“1→0”，再由简入繁“0→1”两道基本程序形成的，其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看法，基本都是从其由简入繁“0→1”这道程序通过表中所列基本矛盾和特殊矛盾运动推导而来，其基本依据都存在于本表中，所以其需要先掌握本表原理，并转化为我们本土理论思维，才在运用中能够得心应手。

这次又对表格内容进行了一些修订，特作说明如下：

1．本表属于在近现代科学考察基础上，运用那个0清空所有理论，依据考察中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重建理论体系，并对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根据无机界与有机界能量运动基本规律进行了一番去芜存菁地回炉再造而统一进行了解构重组，所以，其所列内容都属于各理论体系能够入选的最核心要素，亦对其进行了精简压缩，即便十分复杂的西方物理学，也只是在其“纬学（战术）”栏一提而过，由此可反映其视野和体系之宏阔。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通过这次重建理论体系，它收复了我们中华文明曾经独有的失地，从而收复了我们传统的文明版图（表格左侧浅黄底色部分），并在近现代科学条件下划清了我们文明主体的边疆（与西方物理学划清了界限），并通过文明主体与客体的划分，也将西方物理学作为客体收归麾下。

2．该表实质既属于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对我们古老太极图的现代化阐发，也属于爱因斯坦研究未果的《统一场论》（即《大统一理论》），其既包括古代也包括现代，既包括无机界也包括有机界，既包括宇宙学也包括人类学，既包括无神论也包括有神论，既包括基础理论（基本矛盾的绝对运动）也包括应用理论（特殊矛盾的相对运动），既包括务虚也包括务实，既包括中华文明也包括西方等文明，既包括文明也包括文化，既包括通史也包括断代史，既包括特色社会主义也包括资本主义，既包括能理学（含中医药学）也包括物理学（含西医药学），既包括理论主体（道、纲、本质）也包括理论客体（器或术、目、现象），既包括军事学（战略与战术）也包括王阳明的心学（知行合一）等，内容涵盖非常广泛，可细心体会。

3．有网友提示，我们古代讲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既包含我们古代一直遵行“敬天法祖”的优良传统（与蒙族的“长生天”信仰近似），也包含我们的“文武之道”，由此可以将我们中华文明的渊源追溯得更加久远，也可以更加丰富我们中华文明的内涵，其虽然在我们的天道文明中已有所列出，但由于表格宽度所限，仍难以将其全部详细列明，所以在参考中希望也不要忘了网友的这一提示。

4．根据中华本土理论范式和马列本土化所形成的人道文明，由于其宇宙本根属于“气（能量）一元论”（否则就与神学无异了），所以其人类本根也就属于“劳动能量”，其基本矛盾也就属于能量运动的对立统一，由此其矛盾双方诸概念也就都带有能量，如：“人性+劳动性”带有正能量，而其“兽性+寄生性”则带有负能量，其既与古代儒学中的概念不同，也与目前网络中的许多概念不同，所以其运用起来会更有力道，由此需要将其与其它概念区别开来，以保障其含义准确，不被混淆。

5．在人道文明的人文经济学中，其基本矛盾说明：1）人文科学基本矛盾：“人性⇌兽性(人类进化矛盾)”，这属于人类区别于自然的最基本也最明确特征，人类是从普通动物进化而来，人性也自然是从兽性中进化而来，其兽性属于“自然属性”（见恩格斯论述），也自然属于人类认知并改造自然的基本内容（即人类的存在和运动也属于一种自然）；2）经济学基本矛盾：“劳动性⇌寄生性（经济学矛盾）”，其实质上既反映着人类与普通动物在本质和能力上的区别，也反映着其与自然的基本关系，能否认知并改造自然便属于经济学的基本矛盾。

注意：从马列研究成果中所反映的基本内容看，其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些关系，但由于西方缺失我们中华本土理论基本范式和思维，再加上其对人类通史与断代史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比如其五种社会形态划分与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断代史批判为基础研究，就反映着这一矛盾，恩格斯后来实质上已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宣言》再版序言和后续文章中做出了补充说明），所以运用中华本土理论基本范式将伟人的这些认识进一步条理化系统化，属于我们后继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此，人类对自然的基本认知很有用，其在经济学研究中都会碰到，比如：1）人类诞生于自然，唯有依赖（寄生于）自然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命基础；2）人类唯有认知、利用并改造自然才能维持生存，否则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将无从谈起。

6．这次修订特在最上面一栏增设了“战略与战术”内容，用以反映毛泽东思想和我们党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和文理兼备，通过“气（能量）”运动将古今中外科学理论贯通一致，并将其系统化、范式化、简单化，从而使我们党的理论与渊源流长的中华文明完全融为了一体，并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更加现代化。.

同时为了贯彻履行我们传统的“知行合一”理念，也紧跟“战略与战术”标注了“知与行”基本概念，从而提示其与西方自然科学唯物论“以现象为根”和社会科学“以生产力或阶级关系为根”的错误做法，用以阐明我们党果断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依据，并使其理论化、范式化，进而引导学术理论走出误区（我国学界的“阶级”思维已有所固化，很难克服，对此需要将其归类于我们传统五行之“行或运动”并强调“知行合一”予以矫正）。

7．由于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和马列本土化重新确立了我们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的大本大源，所以由其形成的两大理论体系都能够反映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摆脱了本本主义束缚，克服了学界的空谈学风，也克服了在社会生活中爱慕虚华的不实之风，使我们党“求真务实”的指导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便于其因时因地制宜在各分支学科和具体工作环境中的实际应用。

8．中华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实质上已将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精华消化吸收在内，而下面将“西方文明”单列出来是为了与其原版神哲科体系进行比对，以彰显其症结所在。

9．对于宗教文明，除网络词条介绍的情况外，在与一些有神论者的接触中，他们也主张惩恶扬善，所以根据其宗教信仰，其神性实质上属于虚拟的人性，所以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便将其归并为我们世俗的人性，由此，前文表格中的“神兽文明”和“神兽性”就需要重新做出修订了。

所以，在我们“天道文明”之后括号内便注明“与神道文明对立统一”，而在“人道文明”后括号内则注明“与兽道文明对立统一”，并将西方宇宙学的基本矛盾运动调整为“神学（上帝推动宇宙绝对运动）”，这样既符合中西方文明的实际，也符合它们相互间真实内容的对立统一。

根据各种宗教信仰，其原教旨主义基本也属于崇尚“真善美”而贬斥“假丑恶”类型，与我们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佛教自不待说，即便西方的基督教也需要对其予以区别对待，比如在与某原教旨基督徒的网络辩论中，他也反对美国等清教的丛林法则，有鉴于此，表格中所列“兽道文明”和“兽性”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等从基督教中分裂出来的清教，而其用以标榜“民主自由人权”的“人性”也随之划归“兽性”，如此更符合美国等所遵奉的丛林法则。经这样一番梳理并归类，既可以团结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比如俄罗斯），也可以团结穆斯林等保守性宗教信仰者（比如亚非等穆斯林），有利于我们在文战中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