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让孩子认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人嘛!”

“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让孩子认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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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52年3月27日,教员在审阅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又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4月1日,教员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学习刚刚重新发表的哲学著作《矛盾论》时,有人在讨论中说:“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没有统一性或同一性?”这个问题一提出,众人各抒己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正反双方互不服输,谁也说服不了谁。反方的保健医生王鹤滨自荐去向教员请教。他走进菊香书屋的院落,来到教员办公室门口,又停下了脚步,迟疑起来,心想:为了一个学习问题,去打扰教员,合适么?

  正在此时,教员和蓝屏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教员问:“王医生,有什么事情吗?”王鹤滨只好说:“我们正在学习主席的著作《矛盾论》,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我不明白,我们怎么会和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教员肯定地回答说:“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者是有统一性或同一性的。” “主席,是个怎么样的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教员看着王鹤滨固执而幼稚的眼神,改变了直接回答问题的方式,他问道:“我们中国在什么地方呀?” “在地球上。” “对!中国在地球上。美国呢?也在地球上,而且位置正好与我国相对着。它在地球的那一面,中国在地球的这一面,但都是在地球这个统一体上的,对吗?” 教员看着王鹤滨,知道他对中国和美国在空间上的统一明白了后,又接着解释道:“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上,缺少一方就讲不成抗美援朝的战争了。” 教员插话说:“问题应该是强调我们同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性,而不是我们与他们的统一性!”

  4 月6日,教员起草了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西北局、新疆分局“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写道:

  在一个周末的傍晚,教员的值班卫士通知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王秘书,主席叫你去陪吃饭。”王鹤滨的爱人在上海医学院上预科,大儿子王子冀跟着他生活,他刚让朱宝贵从托儿所把孩子接回来。此时,朱宝贵已经走了,没有人可以托付照顾儿子,他只好抱着孩子,急步向菊香书屋走去。教员从起居室里走了出来,看到多了一个小朋友,增加了兴趣,他问:“这位小客人是谁呀?”王鹤滨说:“主席,这是我的大孩子,叫子冀,生在河北省平山县的朱豪村。” “你还有几个孩子?” “还有一个儿子,生在北京,叫子燕。” “王医生,很好嘛,身兼二职哟,既是爸爸又是妈妈。” 教员说罢,弯着上身,把脸贴近孩子的头部,和蔼地问孩子:“小娃娃,你几岁了?”孩子没有说话,怯生生地伸出4个手指。教员又微笑着问:“啊,你的妈妈呢?” “妈妈,妈妈上学去啦。” 教员又问:“你想妈妈吗?” “想妈妈,我想妈妈。”问完了,教员又为孩子夹菜。孩子嘴里吃着,视线却停留在一小碟红绿相间的炒辣椒上。教员夹来的菜,他也不管不顾了。教员看见了,高兴地说:“啊!小家伙,你想吃炒辣子啦,是吧?这东西可好吃哩!”说着,夹起一截红辣椒,在孩子面前晃晃。果然,孩子那张小嘴凑了过去。王鹤滨想,这湖南口味的炒辣子,自己吃一口都要出汗呢,孩子要是吃了,哭闹起来怎么办?主席这餐饭也要搅得吃不成了。便把孩子拉了过去,说:“主席,不要给他吃。” 教员就把辣子放到自己嘴里,而且装出很好吃的样子嚼了起来。孩子双目紧紧地盯着教员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又把眼睛盯在那碟炒辣椒上,右手的小食指也戳在嘴唇上。教员又夹起一段红辣椒对孩子说:“你吃吧,可好吃了,不要听你爸爸的。”孩子又伸长脖子要吃辣椒。王鹤滨说:“主席,不能给他吃!”说着又把孩子拉了过来,孩子奇怪地看着他爸爸。教员第二次受到阻拦,就把夹起的辣椒放回碟子里,带着批评的口吻说:“你让他吃嘛!怕什么?让他上上当。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让孩子认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人嘛!”

  4 月7日,教员决定将彭德怀从朝鲜战场调回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陈赓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委。第3兵团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代理司令员兼代政委。

  2.

  4 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全文如下:

  4 月20日,一封宽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寄往南方,信封上面写着:湘潭第4区云源乡杨林 毛泽荣同志收 毛寄。

  前文已经说过,毛泽连和李轲从北京回韶山时,教员曾托他们捎去对堂弟毛泽荣一家的问候和礼品。此后,毛泽荣多次给教员写信,要求到北京看望三哥。教员就此事给堂弟写了这封信。毛泽荣接到信后,打开信封,几行灵动有力的毛笔字映入眼帘:

  4 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4 月2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因北太平洋公约组织军队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被提名为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辞职,任命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职务;由美陆军野战部队司令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及美国远东军总司令。

  4 月29日,教员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给华东局的复示”,他写道:

  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全文如下:

  3.

  在春夏之交的一天,教员邀请丁玲到中南海吃午饭,饭后又一起泛舟中南海上聊天。 教员问起丁玲对周扬的看法,丁玲便不假思索地讲了一通。后来,丁玲的好友杨桂欣在1993年《炎黄春秋》第7期上发表了《“我丁玲就是丁玲”》一文,文中转述了丁玲关于那次和教员一起吃午饭一起泛舟中南海上聊天的前前后后的情况回忆。丁玲是这样说的:

  “让我最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q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q来了。上午散会时,江q突然对我说:‘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江q便拉下脸来:‘你以为是我让你去的吗?’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毛主席这次找我谈周扬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不管他们用嘴巴,还是用作协党组报告的名义污蔑我,都决不会容易得逞的。这就是教训啊!”

  5 月9日,教员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

  5 月10日,教员在为中央转发一个报告的批语(参看《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的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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