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研究资产阶级的历史，从它的兴起看它的没落。
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场革命的高峰，则是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所建立的资产阶级专政。雅各宾派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封建统治，奠定了法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但是，后来资产阶级中许多人都骂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残暴”、“恐怖”和“独裁”。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它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探讨雅各宾派专政历史作用的原因所在。
一
雅各宾派专政的出现不是受历史的偶然原因所支配的，它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是在与封建复辟势力的猖狂反扑作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如果当时没有雅各宾派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专政，法国资产阶级就不能打破封建贵族的拼死抵抗，就不能在法国实现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十八世纪末的法国，是欧洲大陆封建专制制度的典型。以路易十六为头子的波旁王朝对法国人民实行极端野蛮、极端残暴的统治。这个王朝的统治基础是一小撮上层贵族和高级僧侣，他们独揽着国家大权；而其他各阶级包括法国资产阶级则处于无权的地位。
耸立在巴黎北部的巴士底狱建于十四世纪，由八个高大塔楼组成，驻有强大的守卫部队，塔楼的大炮炮口直接威胁着劳动人民居住的圣安东区。这座深沟高垒貌似强固的庞大监狱，就是这种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攻克了巴士底狱，处死了监狱司令官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这一胜利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开始，后来七月十四日这一天被定为法国的国庆日。从这天开始，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荡涤着法国封建专制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迅猛地震撼了欧洲大陆。
在革命取得初步胜利之后，被推翻的封建地主阶级，并不甘心于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勾结国内外的一切反动势力，从各个方面向革命人民实行猖狂的反扑，妄图夺回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天堂。
以路易十六的弟弟为首的反动贵族和僧侣，匆匆逃亡国外，在法国边境地区建立反革命据点，勾结欧洲其他国家的封建势力，企图卷土重来。
而欧洲大陆的各国封建君主，也对法国发生的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惊慌万状，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竟惊呼它是“法兰西瘟疫”。他们互相勾结，调兵遣将，组织了反革命的反法联盟，公开进行武装干涉，妄图一举扑灭革命的火焰，恢复法国原有的君主制度。
他们色厉内荏地向法国人民恫吓：“如果法国国王、王后及王族稍受侵犯……即将予巴黎全城以军事处分及彻底灭”。
在法国国内，反动的封建贵族和僧侣用反革命的暴力对革命人民进行猖狂的反扑，扬言“在未能恢复国王之光荣、僧侣之财产、贵族之尊产及各法院
之旧职权以前，决不放下武器”。
以路易十六为头子的法国宫廷，在表面上假装顺从听话，暗中却雇佣军队，串通外国，策划反革命政变。反动僧侣公开地拒绝宣誓效忠资产阶级宪法，到处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各地贵族则发动反革命叛乱，疯狂地屠杀革命人民。
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分化瓦解革命力量，还竭力在革命营垒中寻找代理人。当时窃踞政权的斐扬派(因总部设在斐扬修道院而得名)，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由于害怕革命的深入会危害自身的利益，沦落成为保皇党和妥协派。
在这场剧烈的阶级大变动中，斐扬派的头子拉斐德(旧上海有一条马路叫拉斐德路，就是法国殖民者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首先公开叛变革命，在与国外敌人作战时丢下军队只身跑回巴黎，要求解散革命俱乐部，从而遭到了人民的唾弃。反革命的迫害进一步激起了革命运动的高涨。在雅各宾派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义勇军在“祖国在危险中”的号召下奔赴巴黎，掌握了市政机关，建立了巴黎公社这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市政机构。
继斐扬派上台的，是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它走的是斐扬派走过的道路。当一七九三年初，旺代郡爆发了封建贵族和富农的大规模反革命叛乱后，吉伦特派一面声嘶力竭地叫喊：“这次革命应该停止了，否则就会发生危险”；一面和王党分子结成联盟，在里昂、土伦、马赛等地发动反革命暴乱，杀害了大批雅各宾党人，使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同年夏天，反法联盟干涉军，分别从东北、西南和东南侵入法国境内。革命的法国处在欧洲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形势非常危急。而在巴黎，反革命分子更是公开发出了“只有恐怖，才能把革命镇压下去”的叫嚣，并在七月杀害了雅各宾派的著名领袖马拉。马拉在当时的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号称“人民之友”。他的被刺杀，表明反革命白色恐饰达到了极其疯狂的地步。
在这种形势下，要不要实行革命的专政，是关系到法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雅各宾派在人民的推动下，不仅在一七九二年冬逼迫吉伦特派执政的内阁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而且在一七九三年夏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把吉伦特派头子中的大多数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雅各宾专政，实行革命的恐怖政策，给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以坚决的还击。
由此可见，以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对反革命实行专政或者叫做独裁，是不以他们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应当指出，罗伯斯比尔，这个来自外省小镇的资产阶级律师，在革命初期，带有浓厚的温和派政治色彩，不但曾经主张保留封建君主，而且竭力反对死刑。
但是，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当反革命势力妄图用血腥的恐怖颠覆资产阶级所获得的政权的时候，他表现得英勇而坚决，不手软地为保卫资产阶级政权而对封建势力实行彻底的镇压。
罗伯斯比尔斥责那些叫嚷革命政权残暴、恐怖的人不是“糊涂虫”，就是“无耻的诡辩者”。他在论证革命专政的必要性时指出，革命恐怖就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就是用宝剑“镇压共和国的内外敌人”。
罗伯斯比尔终于在阶级的搏斗中懂得了这样一条真理，就是反革命的暴力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来粉碎。因此，雅各宾派专政的出现，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它对反动的封建阶级的专政是从血的教训中引出来的，也是在当时革命人民(城市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等)的推动下进行的。
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十分害怕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的，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革命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但在当时两军对垒的情况下，不是你对他实行革命的专政，就是他对你实行血的屠杀。二者必居其一。
罗伯斯比尔面对着封建阶级的白色恐怖，在革命人民的逼迫和推动下，不能不走上实行革命的专政这一条道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那时，为了使罗伯斯比尔能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保持住政权，使恐怖达到疯狂的程度是必要的”。
二
法国革命是一次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实行统治的革命，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所建立的革命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是一个剥削阶级，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即使当它还处于革命时期的时候，也仍然具有进步与反动交织在一起的两重性格。
以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为了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曾经采取了非常的革命的措施。他们改组了公安委员会和革命法庭，成立了由下层群众组成的革命军，宣布“协助联合起来的暴君策动反对共和国的阴谋”的人是人民公敌，予以严厉的镇压。
从一七九三年三月到一七九四年六月作出死刑判决的一千二百五十六起案件中，判决对象中的绝大部分是发动叛乱的贵族和神甫，或者是大搞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大商人以及形形色色里通外国的保皇党和妥协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
但是，要不要继续坚持革命的专政？革命恐怖措施的矛头指向何方？这些问题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而变得愈加尖锐。雅各宾派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和分化，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两重性。
从雅各宾派中分化出来的右翼，是以丹东为首的“宽容派”。这一派代表在革命期间投机致富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头子丹东曾经是雅各宾派的革命领袖之一。
在革命初期，他响亮地提出以“激变”推翻波旁王朝的统治，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岁月里，他慷慨陈词，号召“勇敢，勇敢，再勇敢”！
可是，在雅各宾派执掌政权的时候，丹东由于本人在革命中大搞囤积居奇，营私舞弊等非法行为而发了财，成为资产阶级中那些依靠在革命期间投机致富的暴发户利益的代言人。
他竭力反对雅各宾派的限价政策，攻击革命恐怖是“过火行为”，主张对反革命势力实行“宽容”，要求成立“宽赦委员会”，准备对被监禁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大赦。他说：“我建议不要信任那些想引导人民超出革命限度并提出过火的革命措施的人。”
丹东派叫嚷革命“过火”了，要求对反革命势力“宽容”，实际上就是要求革命停顿下来，同封建势力妥协，干叛卖革命的勾当。
从雅各宾派中分裂出来的左翼，是代表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利益的肖梅特——阿贝尔派。这一派竭力主张坚持革命恐怖措施，要求不仅严厉打击封建残余势力，同时也要打击暴发户和反动富农，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在雅各宾派内掌握实权的是罗伯斯比尔派。罗伯斯比尔一方面认为丹东派严重地威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生存，是新的吉伦特派，“较旧的更危险，更有害，更卑鄙”，因而把丹东及其同伙送上了断头台；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肖梅特——阿贝尔派威胁着资产阶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是比丹东派更危险的敌人，从而把肖梅特——阿贝尔派的领导人当作资产阶级秩序的破坏者而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举起左手打倒右翼丹东派，举起右手打倒左翼肖梅特——阿贝尔派，这就是罗伯斯比尔在革命深入时期的活生生的写照。它反映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既为了保卫资产阶级革命果实而害怕封建势力复辟，又害怕革命的继续深入会危及它自身的利益这样一种矛盾心理。
法国革命的胜利是由人民群众流血牺牲获得的，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革命的结局只是资产阶级专政代替了封建阶级专政，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代替了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
罗伯斯比尔镇压肖梅特——阿贝尔派是雅各宾派走向灭亡的开始。这桩事件破坏了资产阶级同人民群众的联盟，使它从此再也无力抗拒来自右面的威胁了。
同时，法国经过雅各宾专政时期对封建反动势力的扫荡以后，特别是对外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共和国的外部敌人被远远地逐跑以后，资产阶级认为反革命复辟的威胁已经过去，雅各宾专政这把铁扫帚已经是多余的了，雅各宾专政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某些限制再也不能被容忍了。
法国资产阶级在这时需要的已经不是雅各宾派的革命专政，而是一个维护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统治的“铁腕”政权。法国资产阶级需要“换马”。
于是，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发生了法国大资产阶级策划已久的反革命的热月政变，对资产阶级事业忠心耿耿的罗伯斯比尔被他所依赖的资产阶级送上了断头台。在法国，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的热月党专政代替了雅各宾专政，它们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解散革命的巴黎公社，捣毁马拉的半身像，并在全国各地搜捕雅各宾党人，使法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中。
革命的停顿和结束，意味着复辟的开始。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当它对其左翼肖梅特——阿贝尔派进行镇压的时候，就再也无力维持曾经成为法国革命砥柱的雅各宾专政了。
当法国的大资产阶级抛弃了雅各宾专政这把铁扫帚以后，就连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也难以维持下去了。反动的热月党代表大资产阶级、大投机商的利益，对外进行扩张战争，对内实施残酷镇压。
但是，大资产阶级仍然觉得统治不稳，找到了拿破仑这个野心家来作为自己的宝剑，葬送了名存实亡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躯壳，建立了拿破仑帝国。
拿破仑虽在法国复辟了君主专制制度，实质上还算是个资产阶级的皇帝。可是，就连拿破仑的统治也维持不了多久。他在法国恢复君主制，结果是为一八一五年波旁王朝的复辟开辟了道路。波旁王朝复辟后，整个法国“笼罩着恐怖和不安”，被捕的革命者达七万人以上，分别被判处死刑、徒刑和流放。据当时人记载：残酷的屠杀使“南方的居民淹没在深及膝盖的血泊中”。
既有复辟，就有反复辟的斗争。毛主席曾经深刻指出：“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
波旁王朝的反革命恐怖，并没有能吓倒法国人民，相反地，法国人民用更坚决的革命精神，更大的革命力量投入了反对复辟势力的斗争。
一八三〇年爆发的七月革命，彻底埋葬了反动的波旁王朝。
一八三〇年建立起来的七月王朝，不久就被一八四八年革命所推翻。
最后，在一八七〇年法国工人阶级的熊熊怒火中，烧毁了貌似强大的拿破仑第三帝国。
这次打击是如此地猛烈，使得法国国土上再也不可能重新出现一个新的皇帝了。从法国的历史可以看到，任何右派的复辟都是短命的。历史上尽管有可能出现暂时的复辟和倒退，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归根到底，决定历史发展命运的不是自称为“超天才”的“英雄”们，而是广大的奴隶，是人民群众。
三
雅各宾专政最后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却奠定了法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尽管资产阶级中有不少人咒骂罗伯斯比尔是“专制魔王”，攻击雅各宾专政是“恐怖统治”，甚至把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视为“洪水猛兽”：然而事实上，从热月党统治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历届法国政府都是沿着罗伯斯比尔所开辟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
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在它的执政时期，对法国封建制度的冲击和涤荡是比较彻底的。它对法国社会的影响是如此地深远，即使当法国重新处于君主统治的复时期中，这次革命的成果也不可能被完全一笔勾销。
拿破仑绞杀了法国革命，在欧洲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但是，作为拿破仑统治的象征的拿破仑法典，却被迫保留了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少重要成果。拿破仑法典在土地所有制和工商业制度方面，没有去肯定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法国社会，而是把雅各宾派所开始建立的资本主义关系固定下来了。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拿破仑法典是一部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法典，它不是起源于《旧约全书》，而是“起源于法国革命”。
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所建立的波旁王朝是一次真正的封建王朝的复辟。这次复辟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但它对在拿破仑法典中反映出来的资本主义土地关系和工商业制度却也无力改变得了。
总之，法国社会自从经过了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的革命之后，再要完全回复到革命以前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的了。从法国的军事官僚机器方面来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破坏了一切地方的、区域的特殊权力，发展了中央集权。拿破仑统治的年代，只是进一步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而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更是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而已。
资产阶级中的不少人为什么要咒骂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专政呢？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在这时的历史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
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和稍后的一段时期，它是生气勃勃的真老虎，为了与封建势力作斗争，需要雅各宾主义作为思想武器，需要罗伯斯比尔这样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
当资产阶级取得和巩固了政权以后，逐步地从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阶级变成了反动腐朽的阶级，从革命的动力变成了革命的对象，从真老虎变成了纸老虎、豆腐老虎。特别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法国发生了震天撼地的一八四八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使资产阶级更是感到胆战心惊。
这时的资产阶级，把工人阶级看成是自己的主要敌人，极力主张维持现状，奉行保守的政治方针。他们虽然继续走着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所开辟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但对雅各宾派的革命精神却十分厌恶和害怕。总之，它所继承的只是雅各宾派所实行的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专政一面，而抛弃的则是雅各宾派反封建的革命的一面。
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对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也曾经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修正主义者如考茨基之流，作为垄断资本家的走狗和奴仆，极力诅咒雅各宾专政糟得很，用以责难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则认为雅各宾派在当时对封建主实行专政好得很，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奴仆们责难我们实行恐怖……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己的1649年，法国人忘记了自己的1793年。当资产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而实行恐怖来反对封建主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胆敢实行恐怖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恐怖就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了！”
在一个新的革命阶级起来推翻另一个旧的保守阶级的时候，都应当和必须实行革命的专政。谁要是咒骂在社会制度更替时期或阶级关系大变动过程中革命阶级的专政是“过火行为”，是“专制独裁”，那就很可能意味着他背叛了革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历史的倒车，替反革命复辟作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准备。
这是一条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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