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我希望同志们下去多做调查，首先要和群众一起劳动。为什么要劳动？
第一，劳动能锻炼人。第二，通过劳动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搞
好关系。他们才会和你讲实话，真正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要求什么。”
话说1962年1月31日上午，就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刻，毛泽东邀请溥仪、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和仇鳌到中南海颐年堂作客。
溥仪是在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上获得特赦的，此后，他在妹妹家里住了半个月，就搬到了政府安排的一间旅馆里。1960年2月16日，溥仪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正式参加了工作。
上午8时许，毛泽东对先期到达的章士钊等人说：
“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
章士钊问道：
“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故做神秘地说：
“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我也可以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说话间，一位高个子清瘦的男人，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颐年堂宽敞的客厅。此人约摸50多岁，举止落落大方。他既不是人们熟悉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章上常有照片登载的著名人士。毛泽东虽然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但他却像老朋友似地迎上前去握手寒暄。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溥仪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我万没想到能见到您。”
宾主之间寒暄已毕，毛泽东环视各位客人，带着浓重的乡音微笑着说：
“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毛泽东又指着4位老人一一给溥仪介绍。溥仪很谦恭，无论毛泽东介绍到谁，他都鞠躬致意。毛泽东说：
“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毛泽东最后指着王季范介绍说：
“这位是我的九哥——嫡姨表兄。”
众人只知道王季范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师，却不知道他们还有这么一层亲密关系。仇鳌说：
“王季范先生平时从不向人亮自己的家底，所以我们都不太清楚他是主席的亲戚。”
其他几位老人也说：
“不借主席的威望支撑自己，真是令人钦敬。”
王季范则谦虚地说：
“我沾主席的光太多了，心里有愧。”
毛泽东挥挥手，说：
“哪里，哪里。”
毛泽东亲切地拉着溥仪在自己身边坐下，问他的近况如何。溥仪回答后，又检讨了他过去的罪恶。毛泽东说：
“有的事，你要负责，而有些事不是你一个人所做的。”“你写的《我的前半生》（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反省式自传——笔者注）未定稿，我看过了，你不要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你的。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不能成为检讨书，反映历史要细些。”
毛泽东请的这5位客人，除溥仪外，都是他的湖南老乡，因此，他特意交代厨师做了几样家乡菜招待大家，所以，桌面上也只有几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
吃午饭时，毛泽东拉着溥仪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他笑着对溥仪说：
“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哟，我做过你下面的老百姓哩！”
在座的几位老人都被毛泽东的风趣逗笑了。溥仪诚惶诚恐地站起来说：
“岂敢，我是罪人，我有罪啊！”
王季范解释说：
“主席是光绪十九年出生的，溥仪先生当皇帝时，他已经16岁了。”
毛泽东拉着溥仪坐下，他说：
“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个宣统皇帝哩，是后来才知道的。”
毛泽东用筷子指着桌上的小菜说：
“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作‘冇得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味哩。”
他说着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放进溥仪的盘内，说：
“尝尝我们湖南的辣椒和苦瓜吧！”
溥仪道声“谢谢”，恭恭敬敬地夹起一块辣椒炒苦瓜吃着。毛泽东看着溥仪很自然地吃了苦瓜，高兴地问道：
“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吧？”
溥仪连声说：
“好吃，好吃。”
王季范对溥仪说：
“这是我们家乡菜，一般只能夏天才能吃到。在北京却四季都能吃到。”
毛泽东说：
“这是从南方采购来的。工作人员知道我喜欢吃苦瓜，采购回来后便作了储藏处理。”
毛泽东见溥仪的鼻尖上已沁出汗珠。就笑着说：
“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
他又指了指仇鳌和程潜，对溥仪说：
“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
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最开心。毛泽东转换了话题，关心地问溥仪：
“你还没有结婚吧？”
溥仪说：
“还没有呢。”
毛泽东建议道：
“还可以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考虑一个合适的，因为这关系你后半生的大问题，要成立一个温暖的家庭，还让你有一个好的归宿。”
这顿饭吃得很愉快，大家有说有笑。饭后，毛泽东和5位客人合影留念。毛泽东又把溥仪拉到自己的右侧，说：
“我们两个可得照一张相哟！”
于是，新华社记者为毛泽东和溥仪单独照了一张合影像。
过了两天，溥仪接到从中南海寄来的照片后，他在照片下面衬的白纸上题写道：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把这张照片视为珍宝，一会儿压在桌子的玻璃下面，一会儿挂在屋子正中的墙上，一会儿又放在床头几上。
后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在众多亲友、同事的帮助下，溥仪在1962年4月30日与李淑贤结婚，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再说1962年2月初，已经毕业分配到工程兵科研部从事技术情报翻译工作半年之久的刘思齐，和杨茂之结了婚。婚礼是在她家的四合院里举行的。
原来，毛泽东一直关心着刘思齐的婚姻问题，多次劝她再嫁。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毛泽东推荐了杨茂之。杨茂之是刘震手下的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渔民出身，一米八零的身材，从苏联留学归来，为人正直老实。毛泽东让刘思齐跟杨茂之见了面。二人一来一往，便定下了婚事。据刘思齐说：“经过了解，杨茂之的人品和刘震介绍的一样，是个不错的对象。”
毛泽东将自己新作的《卜算子·咏梅》，亲手抄录了一遍，作为贺礼，送给了刘思齐和杨茂之。他还派工作人员送去300元钱，捎话说：
“我又不上街，不知买什么东西好，你们根据需要自己买一件礼物吧。”
刘思齐和杨茂之结婚后，改名为刘松林，住在北京南池子里，成为罗瑞卿家的邻居。他们婚后生育有4个儿女。
2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决定“七千人大会”出气会告一段落。
2月4日，这一天是中国人很看重的农历大年三十。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春节联欢晚会。
2月5日早晨7点15分，孔从洲驱车来到中南海，等候毛泽东接见。
原来早在1959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1960年2月下旬，孔从洲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由他负责筹建炮兵工程学院。6月下旬，孔从洲被正式任命为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学院院址临时设在武昌，“边筹建，边教学”。1962年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将炮兵工程学院迁到南京市。孔从洲在从南京去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办完事回程路过北京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在5日上午见见他。
这天上午8时整，毛泽东在南海岸边游泳池旁迎候孔从洲，孔从洲身躯笔挺，举手行礼。毛泽东笑容可掬，亲切地拉着亲家的手说：
“上次见面已经很久了，早想见你，一直没有时间，今天随便谈谈。”
孔从洲说：
“我很想见主席，但你很忙，不便占你的时间。”
“今天不就有时间了嘛。”毛泽东说着，拉孔从洲一同落座。他先从家庭、子女及其教育谈起，接着谈到了炮兵工程学院的建设，他说：“炮兵工程学院办校宗旨应当是什么呢？我看应当是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炮兵科技人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10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3000藤甲军就使诸葛亮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后来又有人制成了抛石机，依靠机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几斤重的石头抛出50步以外，成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战的重要武器。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药发明以后，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继续说：
“我们的祖宗发明了火药，可是后来落后了。在南宋时有一个叫陈规的，他把火药装在一个竹管内，装上弹丸，点着火药，喷出火焰烧伤敌人。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因为竹子容易被火药烧毁，后来有人改用金属制作，就是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火枪。13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又传到欧洲。15世纪，欧洲人制成了滑膛炮，笨得很呐，要35匹马才能拉得动它。到了17世纪，牛顿和欧勒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制成了线膛炮。18世纪，德国开始使用后装火炮。从此，线膛炮正式代替了滑膛炮。1907年，法国制成世界上第一门155毫米半自动式炮闩的加农炮。从那时起，火炮就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了。现在出现了核导弹，将来还会有更新的武器。解放战争中，我们靠缴获国民党的火炮装备自己。由于国民党的火炮大都是买的外国的，所以我们那时装备的火炮品种繁杂，规格不一，有德国的、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全国解放后，我们靠买苏联的。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靠买别国的武器是不行的，要自己研制。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孔从洲说：
“现在是仿制。”
“总仿制吗？”
孔从洲立即回答说：
“不！我们已开始根据作战对象和我国地形、交通、气候等条件，在研制我们自己的火炮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说：
“这就对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强调自力更生。外国好的东西，要实行‘拿来主义’，但不是‘拿来’就算了，而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研制自己的火炮，就要有自己的专家、教授。你们的学院学制几年？有多少学生？分几个部？”
孔从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问：
“师资力量怎样？办学校第一是选教员，有了好教员，才能教好学生。过去有句话叫‘师高弟子强’。没有教员能以己之昏昏得使学生昭昭的。”
孔从洲说：
“学院的师资力量基本上能满足教学的要求，教员中一部分是老军工、老教授，他们都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教员。”
“要重视知识分子。我过去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一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建国初期，我们就采取了兴办速成中学、业余大学，还派遣干部进高等学府或出国深造等各种措施，加速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毛泽东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他点燃了一支烟，又说道：“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那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怎样呢？老知识分子年龄大了，又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要特别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尊重他们的意见，做他们的知心朋友；住的环境要舒适一点，生活待遇要比较好一点，给他们创造研究学问的条件。他们中有些人要求入党，这些人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孔从洲说：
“知识分子问题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的。他们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惜牺牲一切。我们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
毛泽东问：
“教员的工作、学习时间有保证吗？资料和器材能满足要求吗？有无图书馆？教书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要随便占用，要让他们有看资料、搞研究的时间。想迎头赶上先进国家，就要多看先进资料。”
孔从洲回答：
“教员的时间是有保证的。有一个图书馆，藏书尚能满足使用。”
“这很好。教员讲课用什么方法？”
“注入式的教学法不多见了。”
“教学法很重要，有了教员，教学法不当，还是学不好。我给学生讲课，从来就反对一个人讲大家听。我让学生提问题，有时干脆就让学生回答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这样，就使课堂成为讨论学术的园地，学生理解得深，记得牢。教员是树人的，要抓好对学生的教育，早出人才。”
毛泽东说罢，又提出了不少问题：现在的学生从哪里来？工农子弟多吗？有复习时间吗？灯光好不好？近视眼多吗？身体健康状况怎样？实验室够用吗？孔从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强调说：
“学生要有个实习的地方和实习的时间，到部队和工厂去实习，这就叫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的考试不宜过多，如果使学生的脑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学习质量就不会高。”
他又问：
“学生毕业后工作的情况怎样？”
孔从洲回答说：
“基本上能满足工作需要，但在校期间学理论多，接触实际少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
毛泽东说：
“要多实习。学校要和部队使用结合起来，才能制定好教学大纲。教材是老本还是新编的？”
孔从洲回答：
“老教材还是多一点。”
毛泽东说：
“开始可以用老的，在使用过程中加以充实，逐渐写出自己的。学院要搞科研，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要运用科研成果充实教材，丰富授课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学院要把教学、科研和使用联系起来。当院长的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你过去不是办过学校吗？”
孔从洲说：
“是的。上次见面时我在高级炮校，那是一所指挥院校。”
“光会指挥不懂火炮原理，不能算一个完全的指挥员。现在有了炮兵工程学院，你要注意学习，要学点自然科学。”
“上次见面我就说过，我的水平低，数学基础不行，怕担负不了院长这个重任。”
“不会可以学嘛！”毛泽东说：“你的先人孔夫子不是早就定下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吗？要学孔夫子不耻下问，向老教授学习，拜他们为师。不学习和他们就没有共同语言。多学多问不会影响威信，相反，内行话多了，就不致闹笑话。”
孔从洲说：
“过去有畏难情绪，没学好，回去后一定加倍努力，使自己尽快变成内行，决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又询问了一些问题。当孔从洲汇报到指挥仪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人无眼不行，火炮没有镜子也不行。望远镜、瞄准镜受地形地物的限制看不远。”
孔从洲说：
“雷达可以补救，它是全天候的。”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能把雷达说成万能的，有矛就有盾，比如人家干扰怎么办？前几年我就告诉中央广播电台，要防干扰，不知道他们办了没有。”
孔从洲立即表示说：
“主席这个任务我一定完成。”
话题再次回到指挥仪的问题上，毛泽东听说一些部队的老85高炮还使用“三不变”的指挥仪，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严肃地说：
“这种落后的东西怎么还能在部队使用？敌人的飞机能停在那里不动等你打吗？要加强研究，尽快把它淘汰掉。你看，哪件事不需要人才呀！”
孔从洲汇报说：
“我们现在已研制出新的指挥仪，精度比较高。”
毛泽东这才又高兴起来，说道：
“很好，要抓紧生产。”
两个多小时的会见结束了，孔从洲在回去的路上，一直琢磨着毛泽东的那些话。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毛主席的知识十分渊博，学贯古今中外，无论涉及什么问题，都能发表精辟的论断，而且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引人入胜，使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和蔼的态度，风趣的语言，使我来时的紧张心情，一下子轻松下来了。”
2月5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七千人大会”的团拜会，和全体与会者共度春节。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党的建设问题；朱德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2月7日是大年初三，周恩来在大会上讲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会议通过了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
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毛泽东很不满意。他在会后对周恩来说：
“此人我绝望了！”
2月8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视察。
2月11日，毛泽东对田家英2月8日报送的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进行了修改。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指示”稿中原来写的是“例如40年内”。田家英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邓小平“主张把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成20年。究竟写‘40年’，还是写‘至少20年’，请主席决定”。毛泽东阅后，在指示稿上改写了一段话：
“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
接着，他又给田家英等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田家英同志，并请告小平同志，刘、周：
以改为“至少30年”为宜。苏联现在43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
毛泽东 2月11日于上海
2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采取生产大队还是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关系到党是否脱离亿万农民的重要问题，对农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前进，而不能大步的或跳跃式的前进”的指示，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主要内容有：
一、近3个月来，全国各地普遍地进行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的结果表明，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完全符合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要求，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欢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已经是势在必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很多好处。
二、在全国各地农村，绝大多数的人民公社，都宜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就整个农村来说，人民公社的体制，又不应当强求一律。现阶段大体上将会存在两种形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或仍然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管确定哪一种形式，必须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办事。“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
三、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生产队以后，人民公社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集体经济组织，公社内部仍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生产队仍然是生产大队这一级经济组织的组成部分。生产大队仍然在全大队范围内，实行统一领导，它成为各生产队的联合经济组织，既执行经济方面的职权，还要在公社的领导下，执行行政方面的职权。
四、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农业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将主要从生产队体现出来。
五、调整基本核算单位，是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妥善解决下列问题：（１）规模；（２）干部；（３）土地；（４）耕畜、农具；（５）大队企业；（６）林木；（７）水利；（８）债务。
六、调整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应当争取时间，立即动手，宜早不宜迟。中央要求各地，力争在春耕开始前后，把这项工作大体做完。在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做细致的工作。要有准备，有步骤。先经过认真的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分期分批，逐步推广。绝不能一哄而起。
正是：此事讨论整一年，毛公施政何其难！道旁还有害群马，犹抱琵琶欲别弹。
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
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毛泽东因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
“西楼会议”主要讨论1962年国家经济预算和经济形势。
2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中央在批示中说：目前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中机构庞杂、人多政繁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不利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不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因此，必须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下决心“拆庙”，裁并机构。
2月23日，陈云应刘少奇的要求，在“西楼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
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记载：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的插话和结论里说：“中央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笔者注）对困难情况摸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后，刘少奇等人商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等人为成员的中央财经小组。
2月24日凌晨，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个条子，他写道：
田家英同志：
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如有3份，可以叫林克参加。如你身边有一份，就不要北京再送了。
毛泽东 2月24日上午5时
原来，毛泽东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田家英在2月下旬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毛泽东对整理稿不太满意，他要重新整理。
2月25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送来了，他花了整整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样子。
2月26日凌晨，毛泽东在给田家英的短信中写道：
田家英同志：
改好了（初步的），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
毛泽东 26日上午4时半
后来，一直到3月20日，毛泽东又先后对这个讲话稿修改了7遍。
2月26日，毛泽东找来田家英，要他组织一个调查组，了解农村贯彻实施《六十条》的情况，调查农村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指定了4个调查点：一个是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花明楼，一个是他的外婆家湘乡唐家圫，一个是1961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长沙天华大队。他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
田家英立即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汇报。
毛泽东又派罗光禄和孙勇为正副组长，带领卫士张仙朋、干部队小陈、理发员小钱，组成一个小组去湖南常德专区石门县调查。毛泽东在他们临行前，对罗光禄等人说：
“一般报纸和文件，都是筛选过的材料，是剩下的骨头，肉很少。要真正了解老百姓在想什么、说什么，要了解群众的意愿，就要到群众中，到农村基层中去了解情况。老百姓见官，往往不说实话，绝对不能有官架子。”
毛泽东还告诫他们说：
“我们处处要想到群众，要了解大多数群众想什么，要求什么，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来研究决定政策。因此，一定要得到群众的实话。我希望同志们下去多做调查，首先要和群众一起劳动。为什么要劳动？第一，劳动能锻炼人。第二，通过劳动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搞好关系。他们才会和你讲实话，真正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要求什么。”
毛泽东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计划地下去调查，往来旅费本来应该由公家报销，可是，毛泽东不让公家出钱，他要拿出自己的稿费开支，一般平均每人发给200元或300元。
1962年3月3日，毛泽东接到北京派专机送来的苏共中央的一封来信。
原来在3月1日那一天，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苏共中央2月22日致中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了邓小平。苏共中央在信中指责中国共产党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指责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的所谓“特殊立场”，以及在国际共运中实行的所谓“独特路线”。苏共中央在信中也表示两党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还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
3月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来信的估计和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一封复信。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发表意见。陈云提出，今年的计划要满足农业和市场的需要，对于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要痛痛快快地调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
3月8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了话，他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保持一致，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3月12日、1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2月26日在国务院扩大会议讲话的批语。刘少奇说：
“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邓小平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专程到武昌向他汇报。
3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复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同意他们16日到武昌，汇报会议情况并面商财经工作和给苏共中央复信等问题。
3月15日，毛泽东要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到武汉，并带上准备提交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3月16日下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了武汉。
是日晚，刘少奇3人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了12日、13日西楼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和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名单：
“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同志为组员。”
3月17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会，同意转发陈云3人的讲话，同意“西楼会议”后成立的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而对于刘少奇、陈云等人在“西楼会议”上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和结论，毛泽东没有表态，他是有保留的。
3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返回北京。
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工作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意见》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中央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工作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意见》，现在转发给你们。各地在处理这类具体问题的时候，即可按照这些解释和意见办理。执行中如果有新的问题和意见，望随时报来。
对于减少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这项工作，各级党委、各企业、事业、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高度重视。应当看到，当前国家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仍然是很严重的。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在于增产节约。但是农业和工业的增产，在近年内还不可能快；而精简节约，则是马上可以见效的。城镇减人和精简职工，既是调整城乡关系、调整工业与农业生产所必需，更是克服当前财经困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要能够迅速地把人减下去，财经方面的困难程度和紧张状况，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减轻和缓和；反之，如果容许人浮于事、浪费人力和工资基金的情况继续拖下去，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企业赔本的现象不能克服，通货不能收缩，城镇粮食销量不能减少，那么，财经方面的困难势必还会加重，将使我们面临一种十分不利的局面。因此，现在必须主动地、坚决地、有秩序地减人，并且必须力争多减、早减，在这方面的任何犹豫观望，都是有害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同志，都必须认真从大局出发，下狠心减人，不要怕减过头。如果日后生产上、工作上确实需要增加职工，补充起来并不难，那种担心将来补充不到劳动力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全党上下应当认识一致，全力以赴，完成中央1962年2月14日决定中提出的今年的减人任务。
在精简中，必须切实做好被减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安置工作。要向被减人员讲清楚，在国家调整经济工作中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必要性，指出回乡生产、加强农业战线，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光荣的事情，使他们能够自觉自愿地、心情舒畅地回乡。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中，也要传达中央1962年2月14日的决定，动员他们欢迎城市中被精减的和暂时放假的职工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城乡应当协同动作，密切配合，城市要做好欢送和遣返工作，农村要做好欢迎和安置工作，避免发生精简和安置不好，以致部分被减人员自由流动的现象。安置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迅速安排回乡人员参加生产和切实解决他们回乡后的口粮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在精简人员回乡后的短时间内（例如半月以内）就都解决落实。
为了推动各企业、事业、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做好精简和安置工作，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应当组织一些精干的工作组，从城乡两方面加强检查督促，务求使这项工作进行得既迅速又稳当，完成任务又不出大的问题。
中央 1962年3月20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严禁各地进行计划外工程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据建设银行报告，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以后，有些地区仍在违反中央规定，进行计划外工程的建设，这种不顾国家困难，继续扩大计划缺口的分散主义行为，应即严格禁止。
根据今年第1季度的财政经济情况来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还要进一步进行大的调整。中央决定：今年的年度计划，必须切切实实根据首先保证农业和市场的需要，其次保证现有设备的维修和配套的需要，最后才能用于基本建设。因此。计划内的基本建设项目，还要作进一步的压缩，决不允许在计划外用自筹资金或上年财政结余进行基本建设。在调整后的年度计划还没有下达以前，特作如下通知：
一、所有计划外的工程（以国家计委1961年12月20日印发的1962年基本建设安排意见为准），一律停止施工，特别是楼、馆、堂、所，不论已经建设到什么程度，必须立即停止施工。
二、计划外的个别项目，如果确为恢复农业和解决市场商品供应所急需，而且投资不多，又能很快见效的，必须经过审批，纳入国家计划。大中型项目统应报中央批准，地方小型项目由各中央局批准，中央各部直属的小型项目由国家计委批准。凡未经批准的项目，各级财政部门和银行不得付款。
三、国家计划内的项目，在调整计划未下达以前，暂按国家计委1961年12月21日印发的《一九六二年基本建设安排意见》执行，不得自行扩大工作量。凡材料设备不落实，或建成后燃料、电力和运输等供应不落实的项目，一律停止施工。
四、所有国家计划以内项目，今年从停建项目调用的材料和设备，一律按价付款，不得无偿调用。计划以外的项目拖欠的债款和虚报冒领的资金，各主管部门应当督促它们迅速清理归还。
附发建设银行《关于层层加码核计划外工程的情况仍未停止》一件，请各省、市、自治区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于4月15日以前报告中央。据我们了解，在建设银行报告的部分以外，还有一些计划外的建设项目没有停止施工，也应当一并调查报告。
中央 1962年3月20日
3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将他整理出来的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第7稿，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征求意见。
毛泽东又审阅了林彪在1月29日“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在给罗瑞卿、田家英的批示中，他写道：
“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毛泽东指示，把林彪的讲话转发下去。可就在中央办公厅准备下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之时，有人又提出，林彪主要讲的是军事问题，有些机密内容，似不宜下发。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下发。”
3月22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田家英组织的17人的调查组全体成员，他兴致很好，向调查组提出了6点要求：1、要同湖南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2、不要乱指挥；3、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4、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5、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6、参加点轻微的劳动。
此后，田家英便带着调查组去了湖南，分别进驻了韶山、炭子冲、唐家圫；而毛泽东指定的天华大队，他们却一直没有去。
欲知毛泽东后来回到北京的工作情况，且待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一改再改，反复征求意见，以至于改出了第7稿。他对此文如此重视，不是没来由的。本传在前边已经叙述清楚了，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形成了肯定三面红旗与否定三面红旗的两种对立意见，这种对立在“七千人大会”上凸显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便不得不对建国后的12年特别是最近4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作出全面的科学的说明和结论。此后的“西楼会议”表明，党内高层的对立在毛泽东讲话后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后来还逐渐地形成了时隐时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的真实历史，诸君如若不信，那就请继续往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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