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
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
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
话说196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秘书室三科的崔英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休息，就走过去向他伸出手，邀请他跳舞，并自我介绍说：
“主席，我是新来的，在秘书室工作。”
毛泽东握着崔英的手，端详着她的面孔，说：
“新来的？好像见过面嘛！”
崔英非常佩服毛泽东的记忆力，回答说：
“您的记性真好！1955年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那时中宣部在中南海乙区办公，夏天在乙区游泳池游泳时，见过您。当时主席还问过我‘怎么学会浮在水面上仰卧的’呢。”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我说见过面嘛，7年怎么就会忘记呢！”
他示意崔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亲切地问：
“你是哪里人？”
崔英回答说：
“东北辽宁人。”
“那你一定学过日文了？”
“学过7年半。”
毛泽东这个时期也在学日语，他让崔英和他一起背日文的五十音图。崔英因长期不用日语，背得很不熟练，有的发音也不准。毛泽东一边背，一边帮她纠正发音，还说：
“学过7年半，有基础，应该继续掌握这门外语。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崔英。”
“那么你的爱人是姓张的了？”
崔英闻言，一时愣住了，她不明白毛泽东何以如此说。毛泽东不等她回答，又微笑着问道：
“你读过《西厢记》吗？”
崔英这才恍然大悟，毛泽东是用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逗她的。她会意地笑了笑说：
“我的张生原在中宣部工作，1960年响应号召下放到安徽基层锻炼，碰到安徽水灾，救灾时牺牲了。”
毛泽东听了，顿时收敛了笑容，安慰她说：
“他是为人民牺牲的，你不要伤心。你是烈士家属，组织上会关照的。”
他又关切地问：
“你今年多大了？有几个小孩？”
崔英说她32岁，有两个男孩，一个10岁，一个7岁。毛泽东说：
“孩子还小，有人帮助你照料孩子吗？”
崔英说婆婆帮助照料。毛泽东问：
“你一个人拿工资，家中生活有困难吧？”
崔英说国家补助一个孩子的生活费，对婆母也有补助。毛泽东点点，鼓励她说：
“那就好嘛。你还年轻，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吧，要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
崔英见毛泽东如此关心她这样的普通干部，非常感动，就说：
“太感谢主席了！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
12月26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世钊同志：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毛泽东 1961年12月26日
接着，他又给臧克家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克家同志：
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专此奉复，敬颂撰安！
毛泽东 1961年12月26日
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沫沙以“繁星”为笔名撰写的一篇题目为《一朵鲜艳的红梅》的文章，文章中说，1961年夏秋之间公演的昆剧《李慧娘》这个戏改编得很好。他在文章中还批评了那种把“鬼戏”看做迷信的思想，提出了“有鬼无害论”的观点。
不久，《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收到了一篇批评“繁星”那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吴冷西认为没有必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就把文章转给《文艺报》处理了。
1962年1月初的一天，已经下乡调查归来的叶子龙、李银桥、高智、封耀松、王敬先5人相约一起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看望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即热情地招呼大家：
“你们来了，坐，都坐！”
5个人在客厅里围着毛泽东各自找位置坐了下来，毛泽东对大家说：
“你们下去了一年，脸都被太阳晒黑了。这样好，既了解了情况，又锻炼了身体，还增长了才干，三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呀？”
5个人都笑了。毛泽东又说：
“你们写的调查报告和心得体会，我都看过了，写得很好。子龙写得比较全面，高智写得比较具体，银桥写得大有进步。小封和敬先写得很认真，错别字也比以前少多了！林克虽然没有来，但也写了材料；他是秀才，写得最多。”
受到毛泽东的夸奖，大家心里都很高兴，一个个脸上挂着喜悦的神情，叶子龙说：
“在下边，我们别的都好说，就是天天想主席。夜里睡不着觉，我总看着窗户愣神，总想主席这会子准是又在办公，要么就是在看文件，说不准也许在练习着念英语……”
一句话就像打开了放水的闸门，引得大家把这一年来在外边对毛泽东的思念全都倾泻了出来。
“我白天想主席想得最多，”封耀松说：“老是挂念主席吃不好……”
“我也是……”，王敬先说：“我还担心张仙朋和张景芳他们熬不好麦片粥呢！”
毛泽东说：
“他们做得都很好。”
“我夜里想主席想得最多……”，高智说：“有时一觉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
毛泽东笑着说：
“你是想你媳妇了吧？”
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毛泽东问李银桥：
“银桥，你都想么事呀？”
李银桥眼里含了泪花，说：
“我就是想你……”
毛泽东又问：
“你想我什么事呀？”
“什么都想……”，李银桥老老实实地说：“就连主席的拉屎放屁我都想……”
又是一阵笑声。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
“我也想你们哩！”
1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华访问的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并同安井郁一行人进行了谈话。他在谈话中就世界的划分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
“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英、法、比、荷这些国家有殖民地；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德国、日本；有些是取得了真正独立的国家，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是附属国的国家，如法属非洲和英属非洲的一些国家，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名义上独立，实际上是美国的附属国。”
毛泽东还提出了“间接同盟军”的思想，他说：
“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是，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军，因为它们同美国也有矛盾。日本的松村谦三、石桥湛三、高崎达之助等人，他们不大高兴美国，同池田有区别，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可以利用的一点是，英法在亚洲和非洲有殖民地和附属国，或者有些国家形式上独立了，但英法在那里还有强大的投资，美国想把英法从这些地方挤出去，用新殖民主义代替旧殖民主义。”
1月上旬，崔英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又见到了毛泽东，她在慢四步舞曲的旋律声中邀请毛泽东跳舞，一边跳一边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有许多在反右斗争中划成右派的人在申诉，很多人给您写信，要求平反，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闻言，便停下脚步，说：
“不知道。那些划右派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
崔英说：
“寄来了。我就是看了那些材料，才知道下面有扩大化的错误。这种情况不知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说：
“详情不知道。”
崔英又报告说：
“对右派的申诉信件，负责反右工作的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
毛泽东听了，十分生气地说：
“谁说的？真正划错了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你转告秘书室主任，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送给我。”
后来，崔英向秘书室领导汇报后，万万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就被调离了中南海，远离了毛泽东。
关于这件事，《戚本禹回忆录》是这样记载的：“崔英在秘书室是处理群众来信的，大约是 61、62 年的时候，她接触到大量被错打成右派者的申诉，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时候告诉主席：一些错划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的。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单位划右派划错了，把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惊，说：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右派？为什么把提意见的人划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还说：‘崔英，你去把这个情况弄一个报告给我看看。我们共产党从来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错划右派了，也要改正。’很显然，主席这是要给错划右派平反。主席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且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这个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经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调信。崔英这个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个科的科长小马（马芷荪）工作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来跟我商量。我问：‘你经过科长同意了吗？’‘科长？她左得很，不会同意的。’崔英说。崔英的科长小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愿意得罪她。再说，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规则。不过，那是在‘八司马事件’之后，我对错划右派特别有体会，不愿意有人像我们‘八司马’那样受到冤枉。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支持崔英的，当我看到她实在不愿去和小马商量，就说，你去找陈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她直接找田家英，是因为马芷荪和田家英关系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马芷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崔英听我的意见去找陈秉忱，这个人是从军队来的干部，组织观念强，人不错，就是一点也不圆通，他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小平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小平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哪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杨尚昆问田家英：‘这人是从哪儿来的？’田家英答：‘从宣传部调来的。’杨尚昆说：‘赶紧把她调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3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田家英马上找到小马科长，小马本来就不满意崔英（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田家英传达‘3天内调走’，小马却说‘明天就得走’，只给崔英一天的准备时间。”“要她走，也没说什么理由，就说是工作需要。其实崔英也猜着了：一定是自己给主席反映右派申诉这件事，引起有关人的不满。崔英走前问过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说啊！我说：‘我真不知道这事。你跟我不是一个科，他们调走你，不用经过我，他们跟杨尚昆汇报，也不用跟我商量的。’当时在秘书室不赞成崔英调走的还有‘八司马’的李公绰和朱固等。崔英在实际调出后，中宣部也不接了。这件事给崔英打击太大，听说此后几年她犯了精神忧郁症。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小马贴大字报，说小马打击报复崔英。小马解释说：‘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杨尚昆要调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叫调走她的。’造反派到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那里去核实，这整个过程才清楚。改革开放后，崔英在广州的《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个过程说得很详细。崔英现在还在北京，住在西单教育部街。”
关于为错划右派平反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还记载了另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关于华东《新闻报》的一个资深编辑的。我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说，这个人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开后写了一个稿子，涉及斯大林，说斯大林没有好好听听群众的意见。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苏联决裂，《新闻报》就认为他‘反苏联’、‘攻击共产国际’，按‘不利于国际团结’这一条，把他划为右派了。我认为这是错划，就把信转到《新闻报》，请他们重新考虑。《新闻报》回复说，大家的意见都是把他划为右派。在文革的时候，这个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革接到来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况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还去问总理给不给人家平反。总理说：‘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后处理，不要现在就搞’。主席看到我们的汇报材料后，就问这个事，问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我叫华东的张春桥去查，张春桥是很好的，他说，主席问这个事，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这么个人，这个人真没有反党，真是拥护毛主席。他‘反苏’，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边都反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应该平反的，就去给总理汇报：‘总理，你看调查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张春桥调查到的情况都说了。总理听了后说：‘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个哩。还是由运动后期统一处理吧。’总理说了统一处理，那就统一处理吧，我也没有办法，我起码是把事情报告给主席了，也给总理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记得总理当时还强调说：‘这个事单独处理的话，那就要连锁反应了，雪片一样，处理一个又来一个，那就冲击文化大革命，变成平反运动了。还是后期统一处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进了秦城，这个人的平反事情处理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总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过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这么个事。”
“以上两件事说明，不愿意给错划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这里。主席是实事求是，从来不离开这个方针的。右派错划了，就该平反。我们秘书室是一直给主席送信，反映错划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们调查处理，但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中央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文件。文革中才知道，统战部收到我们转去的一些申诉信以后，原准备搞一个给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邓小平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宜平反。邓小平这个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违背了中共中央 1962 年8月对于搞错右派应于改正的指示，也违背了毛主席的认真处理右派申诉的意见。”“现在有人说，邓小平这个违反中央指示的意见是来源于毛主席1962年9月《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现查文件，毛主席确实在这个批语中批评了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在中央机关内对‘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的错误作法。但毛主席在这个批语和此前的所有批语中，均没有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总是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该摘帽的摘帽，该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会上的谈话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现在有人为邓小平开脱，拿毛主席的这个批语为邓小平做挡箭牌，把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责任推给毛主席，是违反事实的，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批语的意思是说，‘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给人家平反，还要作为经验推广，是没有必要的。这丝毫没有对错划右派不搞甄别、不做改正的意思。邓小平当时不同意平反，后来却和胡耀邦一伙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头上盖。要么是乱批、乱斗，按主观臆想的比例乱划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统统一风吹，全国除了保留几个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疯狂攻击社会主义的、坚决不改的铁杆右派也当成好人，给以甄别翻案，甚至奉为上宾（如茅于轼之流的）；忽左忽右、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这与毛主席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再说1月8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起草的报告稿，才印出了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发给各小组讨论。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彭真在‘七千人大会’前，曾组织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收集整理从‘大跃进’以来中央文件中的错误。据参与整理的人说，原来以为这次能从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错误，可结果没想到，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
1月9日，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李讷：
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祝你上进！
父亲 1月9日
1月9日这一天，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终于改出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稿第3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1月10日上午，毛泽东看了中央工作会议报告稿的前两部分，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他写道：
田家英同志并告刘少奇、邓小平：
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3部分还没有看。
毛泽东 1月10日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召见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提出改变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
原来，按照政治局的决定，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修改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会议所做的书面报告，而这个书面报告是要事先经过政治局讨论的。可是，中央工作会议已经进行20天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才刚刚搞出来，毛泽东“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3部分还没有看。”，更不用说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会议开成了这个样子，毛泽东不得不重提他在1961年11月12日晚“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的建议，把中央工作会议（第一阶段）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第二阶段“七千人大会”，见前述1961年11月16日中央“《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他还说：为了使“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有更多的说话机会，使会议开得更加民主，改变过去中央先做报告尔后讨论的开会方法，将书面报告印发给“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由刘少奇做一个说明，然后分组讨论3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在与会者提出意见后，再组织起草委员会写出报告的第二稿。他说，这样的开会方法，可以使会议民主气氛更浓，使报告写得更好，使与会者感到作用更大。
毛泽东的这一安排，完全打乱了刘少奇的计划。
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紧接着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阶段）在北京召开。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后来，人们习惯地将这次会议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这一天，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印发了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稿，由刘少奇作了简单说明，尔后分组进行讨论。
1月12日，毛泽东给康生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郭沫若在读了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和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似有所悟，便步其原韵，又和了一首诗，前有小序云：“毛主席的和诗是1961年11月17日作的，我在1962年1月6日在广州看到，是康生同志抄示给我，读了，我受到了很大启发。我当天曾经用毛主席的原韵，又和了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弥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几度来。”
康生在1月8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将郭沫若的小序及和诗抄呈毛泽东。为此，毛泽东在给康生的复信中写道：
康生同志：
8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做，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
请代问郭老好！
毛泽东 1962年1月12日
1月13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组讨论的情况，提议延长“七千人大会”的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在讨论中，各组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据杨尚昆1月15日日记记载：“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1月16日，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毛泽东汇报。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他在听取了汇报后，对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没有表态，还是鼓励要大家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毛泽东还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
1月17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1月24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经过几易其稿，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在25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决定大会在本月底结束。
1月25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大会的安排问题，决定在27日下午召开“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因为与会者对报告修改稿已经基本上熟悉了，再照本宣科念一遍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毛泽东提议由刘少奇在大会上对报告修改稿中涉及的问题，另外作一个口头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的提纲。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刘少奇作了口头报告。
关于大跃进问题，刘少奇说：
“实事求是地说，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因为1959年以来这3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减产40%还多。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还说，现在国内的形势“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跌了跤子，而且跌痛了。”
刘少奇公开否定了毛泽东曾经以9个指头和1个指头做比喻评价成绩和缺点错误的说法。他说：
“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3个指头和7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3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3个指头，成绩还有7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
刘少奇还说，在报告修改稿中提出的4条缺点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
关于工作中为什么会发生缺点和错误以及为什么长期得不到纠正，刘少奇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
“除了我们的经验不够，还有别的原因。比如，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果能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
关于人民公社，刘少奇说：
“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
他还公开说：
“三面红旗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待以后再来作结论。”
刘少奇还提出了关于彭德怀的问题，他说：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有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啦，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啦，人民公社办早啦，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所有和彭德怀意见一致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都可以平反，唯有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结束后，毛泽东对后边几天的会议程序作了安排，他说：
“明天，即1962年1月28日，星期天。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28号，我们争取30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31号。如果30号搞不完，那么我们加一个31号。总而言之，31号无论如何要搞完，31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
1月28日，在分组讨论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也同刘少奇一样，提出了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任的问题，并说出了几句举座皆惊的话，他说：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彭真还说：
“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都将给我们留下恶劣的影响。”
陈伯达立即站直了身子反驳彭真，他说：
“彭真同志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没有想到陈伯达竟敢公开顶撞他，不禁为之愕然。
1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反刘少奇1月27日的观点，说道：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3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听林彪这样讲，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只是吸烟，并不插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也都不插话，整个大会都在听林彪一个人讲：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林彪此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
不少与会者反映，对“林总提出的‘跟着毛主席走永远不会犯错误’感受很深。”还有人说，“林总的讲话，是一个根据毛泽东思想，从实际出发，具体地解决各项实际问题的范例。”
来自东北的与会者说：听林彪的讲话，大家反映是上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的课，特别是对林彪所讲的3年“大跃进”的得失问题，付学费问题和坚决跟毛主席走的问题，大家认为讲得十分深刻透彻，是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另据《戚本禹回忆录》记载：“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听了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心里是很有看法的。他讲到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时，就说这由中央来负责，而不说他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其实，在刮‘共产风’、提‘高指标’的时候，他是最起劲的一个。毛主席在会上说了，中央的责任首先应该由他来负，因为他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在讲话中顺竿而下，明显把错误责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所以，后来林彪在大会发言，上来就说，不是毛主席犯错误，是我们这些人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林彪的讲话很明显地是有所指的。林彪的讲话，受到了全场的热烈鼓掌。”
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很不满意，听了林彪的讲话，便说：
“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毛泽东鉴于小组讨论中一些地、县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的情况，又宣布说：
“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
他的话赢得了全场极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1959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3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场内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7000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工、农、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1章、第2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21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8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6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的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5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散会后，毛泽东问身边的总参谋长罗瑞卿：
“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
罗瑞卿诚恳地回答说：
“我作不出来。”
欲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还有什么重要讲话，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如果读者细细品味，就不难发现“七千人大会”前后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采取了暂且宽容和忍耐的态度。
应该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是一箭双雕：一是把矛头对准了“三面红旗”，对准了毛泽东个人，要追究“人祸”的责任（本章中所说的彭真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阶段搜集毛泽东的错误和第二阶段“七千人大会”讨论时的反毛言论，便是此一活动的注脚。倘若没有林彪1月29日那一篇与刘少奇针锋相对的讲话和会场上的强烈反应，倘若再有几个彭真式的人物接着发难，“七千人大会”会不会演变成为第二个“庐山会议”？）；二是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彭德怀果然被激怒了，随后便写出了给党中央的“八万言”申诉书）；从而为自己登上党政权力的巅峰扫清道路。
本传在第七卷后半部及第八卷这一部分，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产生背景及过程已经作了极其详细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对待三面红旗的认识问题上，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个壮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他在一封信中曾经说过，为捍卫“三面红旗”，准备同全世界作战。毛泽东也承认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但他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纠正这些错误的。而且他是在大跃进开始仅仅3个月后，就最先发现了那些缺点、错误，并对其进行了一步步的解决纠正。尽管被“庐山会议”打乱了部署，但在经过了一段反右倾活动后，又连续不断地开始纠“左”了。而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则罔顾事实，旁敲侧击地强调某些个人的因素和责任，其目的就是要将这一议题变为“七千人大会”的主旨。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就这样，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在毛泽东心目中动摇了。后来，他在和外宾谈话中说到产生拿掉刘少奇接班人的想法，是从“七千人大会”后就产生了，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还需要说明的是，与毛泽东这一时期全部有据可查的历史正好相反，站在党、政工作第一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一时期的历史却出现了空白。据2012年7月号《东方红文萃》署名“可伍”的文章《从公开档案看五风》一文中说，在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下卷）中，在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而且从1958年5月30日至1961年5月7日，整整3年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文献空白！”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而且从1958年4月7日至1960年3月25日，竟然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近两年的空白！从1960年3月25日开始，又出现了1年零7个月的空白！”笔者要说的是，这种现象说不可思议也可思议，有人要为其“尊者”讳，必然要掩盖其“尊者”的历史。如果把真实的历史资料全部抖搂出来，岂不是要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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