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毛主席的号召，寓意深远。毛主席说的贫下中农，和过去的农民不能混为一谈，那是人民公社社员，陈永贵王宏斌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们给青年上课，难道不好吗？好在哪里呢？
电影《决裂》里的肖萍老师，刚到乡下缺乏识别竹子的经验，错把粗的当作成熟的砍了，经过贫下中农“老代表”耐心引导逐渐觉悟起来，虚心向当地的贫下中农请教，进步很快。
在关键时刻配合龙国正校长发现了“教学大纲”进度问题：“浸种的时候讲收割，收割的时候讲浸种”，使得稻种烂在地里。
类似这样的脱离实际的教育问题，今天人们就不再陌生了。
如何解决？毛主席想的办法，就是让贫下中农和工人、解放军一起进课堂——社会主义大课堂，这可不光是政治上的要求，而是现实的的生活需要。
我们当年走五七道路，接受工农兵的教育，那对于获得一个完整（圆满）的社会知识体系，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学生，文化知识在专业方面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在健全人格上，在社会知识尤其是人际关系上的基本要领，那就不敢恭维了。
我20多年前开始到大学教书，教的最多的内容是什么？是教大学生“说话”——沟通艺术。我提出一个理念——千里之行始于口上。
大学生首先要善于与人打交道，懂得基本的礼节，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要讲礼貌。
可这本来是小时候的教育内容，却常常被忽视了，忽略了。
也许还有人会阴阳怪气加以讽刺，那就看看他们崇拜的所谓发达国家的教育吧：西方国家现代教育里，比较注重人际沟通的艺术，尤其强调培养学生站在对方立场看问题的意识，英语叫做——You-attitude 。
教育整体性问题，早就被人们提到极其重要的位置，可是实际情况怎么样？
不想多说了。
这不是学生的责任，也不能说家长、老师没有责任，但主要责任肯定不能是他们，那是谁的责任？
这里也不想多说。
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想当年，针对毛主席领导的教育，某些人那挑起毛病来的干劲，足得很。
几十年过去了，是否该反思一下呢？
贫下中农给青年上课，好在哪呢？
01
人民公社的文化氛围与社员的觉悟
我在研究集体经济时，看了很多资料，其中大部分都是大谈什么“大锅饭”，“养懒汉”的调调。
难道不是人民公社的组织里面那种“大锅饭”氛围，贫下中农以冲天干劲，干出来的吗？
上面两张图片来自红旗渠纪录片（全景），删节版没有。
电影《青松岭》有一个颇值得玩味的情节：
青年突击队队员秀梅阻止车把式钱广以权谋私，拉拢个别社员走岔道，当被人指责说她还不是队长，意思没有资格管这事的时候，秀梅理直气壮说了一句：我是人民公社社员！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难道不是作为一名人民公社社员的自豪感、责任感吗？
难道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一样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
知识青年到农村需要接受的再教育，是否要从道器变通之根本，来感悟呢？
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带有寻根的味道。
粮食哪里来？粮食之根来自土地。
谁最有权威讲这堂课，社会主义时期，那只能是人民公社社员——贫下中农。
知识青年在这样的氛围里，必将受到社员主人翁精神的感染，从而增加自豪感、责任感。
请注意，这是有说服力的，这与在工厂由工人来讲，在部队由指战员来讲的说服力是一样的。
这里不得不强调说，人民公社在组织上是最接近城市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厂企业的，因此作为人民公社社员的贫下中农，从阶级成分、思想意识看，理所当然最接近工人阶级了。
这是一种怎样的革命性的道器变通之变呢？
贫下中农保持了农民朴素的本色，但他们的角色——身份是人民公社社员，他们的特色是超越了农民过去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习性的，是以无组织无纪律为耻辱的。
这样的贫下中农来当知青的教员，不够格吗，不好吗？
02
从陈永贵到王宏斌：根本、根基、根源
我研究以王宏斌为代表的乡村红色企业家发现，他们搞企业经营道器变通之根本、根基、根源，都与陈永贵当年带领大寨社员创业如出一撤。
从根本上讲，无疑是道层面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从根基上讲，是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以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的经济基础。
从根源上讲，是集体企业在不忘本，夯实根基的情况下，展开波澜壮阔的道器变通之变，由于公有制的凝聚力，企业成员有着比私有制更独特的想法说法做法，即使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也能和私有制企业竞争，创造优异成绩，说明那些想法说法做法（三法），依然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王宏斌，和陈永贵一样，也是一位深悟毛主席思想，有着非凡口才的红色企业家，他领导南街村的村民（相当于人民公社社员），依旧把集体经济那一套想法说法做法，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
在中国农村在这个广阔天地里，在人民公社时期，陈永贵这样的人有多少？
在今天的农村，王宏斌这样的人不算多，但还是有的。
如何让这样的人更多呢？
这是健康社会对红色企业家的需求，也是社会对好老师的需求，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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