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今天的我们，有着安定的社会环境，物质极大丰富。只要有能力和意愿，作为个人，似乎可以无限满足自己对物质的需求。所以不少人对于历史，缺乏感性的认识，以为这一切，不就本该如此吗？
1933年11月，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发现人民群众，在革命前后的生活质量，发生了显著改变。
比如吃饭、吃肉都改善了100%，穿衣改善了200%，吃油未减少也未加多，唯独吃盐问题最大：
“暴动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
由于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的盐，如今成了大问题。而且后来当红军长征到西南地区也发现，不说当时不产盐的贵州，即便是盐业资源极其丰富的四川，贫苦群众也吃不起盐。
今天500克一袋的普通食用精盐，超市、网购，两元钱就能随便买到。可在民国时代的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价格往往高得离谱。根据资料显示：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特区教场乡马坝村，新中国成立前，当地购买四川商人用竹篓挑运来的盐巴，1公斤盐相当于30斤大米。1946年，甚至高达两块大洋1斤。川渝也好不到哪里去，有的地方以5升米或几斤鸡蛋，才能换1斤盐。
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才溪乡调查》，说到群众吃盐问题的时候，专门写了一句话：
“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咱们还以吃盐最困难的贵州为例。
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发现囤积居奇的官僚资本家的盐库，少部分带走，剩下大部分，无偿分给群众，反正不能便宜无良盐商。一发动群众说分盐，乡亲们每人都背走三、四十斤，这得多缺盐啊？！
红军走了，1949年11月，他们又回来了，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
在吃盐问题上，“解放”对于贵州人民，有着实实在在的好处。
1950年下半年，贵州一斤盐的价格，已经从最高45斤大米，降到最低5斤大米。到1952年底，少数民族聚居区食盐消费水平，年人均达到6斤左右，比1950年提高3倍。一般地区的农民，年人均食盐更达到9.3斤。
当时主抓经济工作，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谈到1951年财经工作要点时，专门提到：
“贵州人民吃盐很困难，省政府费了很大力量，用落后工具组织盐的运输，现在盐价已经跌了，这就是帮老百姓办了一件大事。”
盐粒虽小，却承载着国计民生，不妨说革命，说长征，就从这里说开去——
今年已经103岁高龄的老红军黄晨湘，当年从川陕根据地，踏上漫漫长征路的时候，绝不会想到红四方面军要三过雪山草地，不会想到他的不少战友会长眠在雪山草地，不会想到长征将要赋予这个当年只有14岁的少年，以何等复杂的使命，带给他毕生难忘的记忆和精神滋养。
关于盐的故事
盐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必不可缺的营养物质。
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少吃盐基本等同于健康，但在解放前的中国，缺盐始终困扰着内地的普通人民群众。
北方有“白毛女”的传说，南方苏区都有被反动派封锁输盐，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更是历史上就严重缺盐。军阀、土豪劣绅与盐商勾结，加上交通不便，人民经常处于贵食或淡食状态。台江县孝弟区的少数民族，有三十年没有吃到盐的，只有用稻草灰或酸菜汤代替食盐。
1936年春节，红四方面军小战士黄晨湘，负伤进了川西天全的红军总医院。
医院的伙食好些，能喝到肉汤，但问题是没有盐。红军都搞不到盐，这里一般群众生活之艰难，可想一般。
总医院的炊事班长，大家都叫他“老班长”，也就三十四五岁，四川人，个子不高，但人很结实，很能吃苦。虽然整天忙得团团转，可却待人和善，脸上总是笑嘻嘻的，还爱摆龙门阵，讲故事有声有色，大家都喜欢他。
小黄也非常喜欢老班长，老班长总拿小黄当自家老弟关照，经常招呼小黄来灶上烤火，灶上炖的肉汤，也总要分给小黄一勺，如果闻肉香嘴馋了，还可以自己去撕一块吃。
前面提到了，红军也缺盐，肉汤不加盐，再好的肉，再好的骨头，炖出来那味道也出不来。有次小黄舀了一勺肉汤倒进碗里，没有盐，顺手撒了一点点花椒面，先尝了尝，觉得味道不错，比白汤强得多了。又抓了一小撮花椒面撒在碗里，就迫不及待地一口喝下去，这一下可坏了，差点被呛死过去，都翻白眼了。
幸亏老班长看到了，赶快把小黄碗里的花椒面汤倒掉，另外倒了一碗清汤，还用嘴吹冷，喂他喝下，这才缓过来。
事后，老班长既没吵也没笑小黄，只是告诉他，花椒面是闭气的，吃多不得。
在革命的大集体里，小黄越来越喜欢这位大哥哥式的老班长，几乎没有一天不到他那里去玩儿，朝夕共处几个月。
可是三过雪山的时候，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老班长却连人带锅，摔下了深沟。
听到炊事班其他同志这么说，黄晨湘后来回忆道：
“我的心也一下子紧缩起来，发闷、心痛，止不住的眼泪顺着眼边直往下流。这位班长对我确实太好，我在天全住院四五个月，除了医生护士的精心治疗护理以外，就靠他的关怀。这位班长真正地永远活在我的心中。现在我生活在四川成都，每次喝汤加花椒面，都会想起那位班长的音容笑貌。”
啥叫党员？关键时刻有担当！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黄晨湘同志曾三过草地。
最凶险的一次是二过草地，即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带着红四方面军，裹挟部分红一方面军部队，掉头南下，提出口号“打到成都吃大米”那次。
时值深秋，无衣无食，加上部队刚过了一次草地，又经过包座、松潘两次苦战，已疲惫不堪。但是指战员的精神头还是很足的，也低估了大自然的力量，大家觉得很有把握，毕竟距离一过草地不过二十多天，只需再在污泥烂草中滚上七八天也就过去了，所以按部队要求，装好了大概够吃七八天的青稞面，就出发了。
黄晨湘当时才13岁，搁现在初中生的年纪，他认为这次比上次强，毕竟没有瓢泼大雨，身上都是干的，心情比前一次过草地好得多了。
可是在第三天的行军过程中，打赤脚的他，脚被烂草根扎破后，没有条件处理，当时的红军缺医少药，什么破伤风，什么感染，那时候的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担心，因为革命没有回头路，千难万险也必须继续向前走，回头就是反动军队的屠刀，还乡团的酷刑。
虽然张国焘应该被彻底否定，但这些普通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却是伟大忠贞的革命者，责任不在他们，他们在长征中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忍受着刺痛，小红军黄晨湘继续向前，但他的伤口却发炎溃烂，脚肿得不能看了。被伤脚拖累，黄晨湘一拐一跛，勉强咬牙跟着队伍。
后来实在不行，终于掉下队来，一个人走路，这么下去，很可能就要死在草地里了。
走着走着，终于碰到他所在红三十军的一位打旗兵，这位同志是军参谋处的。当时红军各级单位都有军旗，担任打旗兵的同志，除了身强力壮，勇敢坚定外，还必须是政治思想特别好的共产党员。每次战斗总是冲在最前边，打旗兵的旗帜指到哪里，队伍冲到哪里。打旗兵既是我军的灵魂，也是敌军轻重武器集中关照的特殊对象，危险性极大，也特别光荣。
这位军参谋处的同志扛的军旗，就是红三十军的军旗。
打旗兵比小黄大几岁，也是四川人，但小黄并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只知道他发烧生了病，所以也掉了队。
看到打旗兵，小黄就感到一种安慰，简直无比幸运。
相遇之后，俩人说好，结伴同行找部队，所带的干粮共同食用。
看了咱们两人的粮食，打旗兵初步盘算了一下，觉得还不错，以当时他们的存量，还有病体步行的速度来看，计划好，节约用，还是可以吃过草地。
当天晚上，打旗兵告诉小黄，今天先吃我的吧，明天就吃你的。
吃过晚饭，俩人休息，小黄把干粮袋当枕头。一觉醒来，却发现大事不好，小黄的干粮袋不见了！
小黄叫醒打旗兵，俩人赶紧找，发现干粮袋被扯得稀巴烂，扔在不远处，里面的青稞面一粒也不剩，看来偷走它的，也是饿坏了。
可是干粮没了，还有好几天路，小黄吃啥，难道饿死在路上？
想到这些，小黄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毕竟还是个孩子啊！
这时，打旗兵安慰道：“小黄你别哭，你的丢了，我的还在嘛，咱俩多找一点野菜，煮稀一点吃，也能坚持走出草地的。”
多少年后，已经成为黄老的黄晨湘同志，还在感谢这位打旗兵同志，感慨：
“这位打旗兵，真是咱们三十军选拔的政治思想最好的党员哦！”
随后的日子里，俩人就吃着打旗兵那袋，本来只够他一个人半饥半饱的干粮，苦苦支撑，相互帮助，往前走。
俩人都处于长期饥饿状态，又都是病人，身体虚弱，走走停停，走路直打晃儿。实在太饿了，看到有能吃的野菜，就一把扯过来生生嚼。说实话，此时小黄和打旗兵同志，俩人也是心里确实没有底，究竟要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才能追上部队，能不能活着走出草地，会不会还没走出去，干粮就吃完了呢……
后来，他们终于追上部队，却发现不是自己的部队，就在大部队宿营地不远处休息，跟在人家后面走。有天，大部队走得早，他们跟着走，走累了，想休息下，正好看到这支部队也有两位掉队的同志在路边休息。打旗兵一看，两位同志休息的地方地势高，就说咱们靠着他们休息会儿，到时候一起走，正好也多俩伴儿。
走过去，却发现这两位同志已经牺牲了，就那样背靠背，僵在那里。
管他呢，死人还见得少吗？何况是自己同志，小黄和打旗兵也是真累了，就在两位牺牲同志不远处，也背靠背，坐下打盹。
就这样，终于走出了草地。
到了毛儿盖，还是没有找到部队，粮食得不到补充，实在没法子，只得到青稞地里寻找一些零星的青稞蕊。这些都是别人找剩下，每蕊上面只有三五粒青稞，可能别的同志觉得意思不大，太少了。但对他们俩来说，这可是一笔“巨资”，搜集了一部分，他们又上路，追赶大部队去了。
《长征组歌》里有段词：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这一路上，打旗兵像大哥哥一样地照顾小黄，打听部队的去向，想办法找吃的等等，都由他安排。又走了五六天，终于找到了部队，重新归队，更感受到部队集体的力量和温暖。
连长和同志们见小黄回来都非常高兴，连长拍着我的肩头说：“小家伙不简单，还是活着走出了草地。”
黄晨湘的眼睛潮湿了，连长把自己的干粮拿出来叫小黄吃，第二天又给了小黄一个米袋子，并且还给我装了一些青稞面。拿到这个装着干粮，沉甸甸的袋子，黄晨湘的心里真是激动不已。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由于反动派的经济封锁，食盐供给量远远达不到生活的最低标准，严重影响到了苏区人民的生活。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井冈山时代就存在了，我党我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除了挖潜（硝盐）、外贸之外，就是提倡“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即群众与军队，只要红军有盐吃，就得让老百姓的菜碗也是咸的；上下级之间，当官的没有任何特权，当兵的也不低谁一等。主打一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脱离群众，以人民为中心。
这方面上到毛朱周，下到干部战士，都有佳话流传。
黄晨湘同志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也是如此。
三过草地，北上的时候，黄晨湘遇到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供给部的几位同志，他们没有扯草根吃，却在专心致志刮地上的泥，泥能吃吗？
黄晨湘很奇怪，就问他们在干啥子？对方回答，收集这些泥巴来熬盐。
红军严重缺盐，听说这些同志会熬盐，黄晨湘非常高兴，就自我介绍是红三十军的伤员，跟医院走到这里掉队了，能不能跟你们一起走？
供给部的一位领导，大家都称他“总干事”，当即表态，没问题，非常欢迎！
总干事看到黄晨湘还是个孩子，吃草根吃得一嘴泥，心疼不已，就问：“小家伙，你没有干粮了吧？”
黄晨湘也不客气，说我早就饿坏了！
同志们齐声地说：“吃吧，我们有。”
边说边把自己的炒青稞面递给黄晨湘，一张张笑脸，一份份真诚，让黄晨湘有点不知所措。接过一条干粮袋，沉甸甸的，那种踏实的感觉，让黄晨湘记忆了一辈子，毕竟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多干粮，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总干事和大家都笑了，总干事笑着对黄晨湘说：“吃吧，我们的干粮有的是。”
此后，黄晨湘跟着同志们，每天都能吃三餐，每餐都吃得饱饱的，很快就恢复精神了。
有了精神，黄晨湘也和同志们一起搜集盐土，然后熬盐。流程是先在盐碱地刮泥土，再把收集起来的盐土用水浸泡搅拌，等澄清后，把上面的清水倒进锅里煮，直到把水熬干，锅底结起白色的锅巴，这些白锅巴就是整个部队迫切需要的盐巴。
不过，这种土盐，里面有硝，吃起来有点苦。
供给部的同志都拿黄晨湘当小弟弟，有位司务长，也就二十七八岁，因为总穿件杂色的翻毛羊皮大坎肩，人称“花牛司务长”。花牛司务长尽管每天特别辛苦，但他对小鬼们特别照顾。
部队一到宿营地，小鬼们走累了，二话不说，就会钻进草堆倒头便睡，他和炊事员一道把饭做好了，就会来拍小鬼们的屁股，叫“起来吃饭咯”！早上部队要出发了，他就会从炊事班跑出来，给小鬼们塞些吃的，督促小鬼们走快点，看着点前后人，不要掉队了。
关于西北缺水的细节
我最愿意读基层干部战士回忆录，一个最大原因就是细节满满，很多今人感触不到，也想不到的历史细节，这就是历史的质感。
比如黄晨湘同志回忆，在红三十一军开赴盐池、定边途中。
十月天就突然来了寒潮，这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破衣烂衫，脚上只有草鞋，袜子都没有，怎么可能适应呢？
于是很多同志都得了冻疮，群众出主意，让用萝卜在火上烤烤后，涂擦患处，但是毫无效果。
大家这时候，就很想用干净的热水，洗洗冻破皮的伤口。可在当时当地，这也是一种奢望。
西北地区用水奇缺，衡量一个人有钱无钱，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都是以他们的井多井少来评定。这里所谓的井，都是在自己地里选择地势低的地方，挖个又大又深的土坑，等天下雨时，集下水再盖上就成了水井。
红军发现这里的贫富标准，都不用看房看地，看看家里的地窨子井，就知道谁家有钱，谁家没钱了。
井多的人家肯定他们的地多，没有土地的穷人必须跑到三四十里外去取水。水源不足，取水人多，一头毛驴来回一天，只能取回几十斤水。
红军所到之处，首先派人把大地主的水井看起来，以防坏人投毒。有的地方也有井，但一口五六十米深的水井，仅能够十几个人使用。那里也有小河沟，但河里的水是苦的不能喝，战士们渴得实在受不了时，也跑到河里喝苦水。
有天夜行军，黄晨湘渴得嗓子冒烟，跑到老乡家灶头上一摸，有个不大的水缸旁边还放有碗。根据他的生活经验，这肯定是能喝的水缸了，于是二话不多，用碗舀了一碗，咕噜咕噜，不喘气地一口喝下去了，喝完才发现，好大的酸臭气！
当时也没多想，就跟着队伍，继续行军，可是却不断打嗝，嗝里满是又馊又臭的气味，呛得人直犯恶心。仔细一品，吐出的臭气，就是潲水味儿。
一问当地参军的同志，才知道原委：
这里群众太缺水了，洗碗水都不舍得轻易扔，要无数次地澄清，无数天地重复使用。黄晨湘当时喝到的，就是这种已经发酵的洗碗水！
这种细节感，今天的影视剧和小说作者，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因为没有生活，更没有那种历史的“穿越感”。所以少点超市，多点实实在在对红军战士的尊重，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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