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大跃进(2)

被误解的大跃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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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的发起,并不是毛主席个人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思索,是征询过党内同志意见的深思熟虑的决策和部署。

  什么是大跃进?

  还有很多人,对历史产生严重曲解,错把大跃进等同于浮夸风,这是颠覆性的错误。

  这篇文章我们来讲大跃进的历史,还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个公道,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①为什么大跃进被严重曲解了?

  ②大跃进的本质是什么?

  ③为什么毛主席要发起大跃进?

  ④为什么大跃进后来变味了?

  ⑤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大跃进历史?

  现在正式进入正题。

  第一篇:被误解的大跃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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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为什么毛主席要发起大跃进?

  大跃进是毛主席头脑发热的结果吗?

  历史资料证明,大跃进并不是毛主席头脑发热的历史产物,而是多方面原因相互叠加的结果,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撞击的必然。

  那么是什么事情触动了毛主席提出大跃进?大跃进发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先来看一段充满争议的史料。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讲到: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就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1]

  这段话,被很多学者引用,用来佐证大跃进的历史情形。

  表面看,这话讲得很客观,给人一种实事求是的感觉,貌似在为伟人喊冤叫屈。

  实际上是避重就轻,后来被公知反着理解和利用,最后起了反作用,成为毛主席“头脑发热”的根据。

  懂得的人都懂,不想懂的人永远不会懂。

  寒牛出栏认为,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有深层次原因,不能粗糙地归咎于毛主席头脑发热。大跃进运动的变质也有复杂原因,更不能栽赃于毛主席的头脑发热。

  这不科学,这不符合史实。

  准确地讲,毛主席是雄心壮志,是壮志凌云,是斗志昂扬,并非是头脑发热。

  头脑发热,思想膨胀的另有其人,而毛主席是最清醒的那个,具体会在后面(第三篇文章中)详细讲到,这里先不细说。

  不能偷换概念,不能把毛主席的“雄心壮志”说成“头脑发热”,两者内涵有天壤之别。

  相比之下,薄一波讲得还是比较客观,他在回忆录中说:

  “毛主席所以发动‘大跃进’,就是要以尽快的事件,使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围绕这个目的,1956年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9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2]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分析。

  大跃进运动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是中国人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感性认识,是社会主义建设可知论的一种主观能动反映。

  个人总结认为,大跃进运动发生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

  一是外部因素,主要是指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逼人;

  二是内部因素,主要是指当时的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三是历史因素,主要是指毛主席深受孙中山先生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

  我们来逐条分析之。

  (1)先讲国际政治环境。

  抗美援朝结束后。

  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快速拉升,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成为当仁不让的“二当家”,让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刮目相看。

  1957年,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毛主席应邀访苏,于11月2日至21日率团前往莫斯科参加纪念大会。

  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领导人都去了,有14个国家元首,64个国家的共产党或工人党代表参加,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空前绝后的盛典。

  毛主席等人抵达苏联,受到苏联最高规格的接待,中共代表团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下榻,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在餐厅门口列队迎接毛主席入餐,其他兄弟党代表则没有这个待遇。

  这同毛主席第一次访苏,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区别墅里,斯大林刻意回避与冷淡他,形成巨大而鲜明的对比。

  大会期间,毛主席受到最高敬意的礼遇。

  据《杨尚昆日记》记载:

  “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大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地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3]

  另外,毛主席在会议前后提出了许多问题、许多建议,都得到苏联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认可。

  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共产国际地位很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举足轻重,影响力仅次于苏联,完全超出毛主席及中共代表团的意料。

  说直白点,连毛主席等人都没有想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这么有威望,这么有份量。

  谁不愿意受人尊重?

  况且,毛主席在苏联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还是整个中国的荣誉。于公于私,都让人心潮澎湃,叫人心情愉悦。

  毛主席是人,他也有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他也需要被尊重,尤其是被外国人尊重,这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荣誉,这正是中国所严重欠缺的部分。

  面对巨大声誉和威望,毛主席一边感到欣喜和荣光,一边又感到心虚和愧疚,心底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从领土和人口的角度来讲,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勉强算是一个大国。从经济和科技角度来看,中国钢铁年产量还没有比利时多,科技落后,工业不发达,又算是一个弱国。

  这种大而弱的国情,同中国现有的国际威望严重不符,促使毛主席产生欣喜、焦灼、激动的复杂心绪。

  出访苏联期间,毛主席感觉国际形势迎来了拐点,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在衰退,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在上升,东风一定能压倒西风。

  就在前一个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11月3日),苏联又成功向天空发射了一颗卫星,为社会主义国家赢得巨大荣耀和声誉。

  与此同时,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向大会剧透,苏联计划用15年时间,在经济总量方面全面赶超美国。

  这些国际因素都深刻影响着毛主席,促使毛主席同中央高层做出“用十五年时间或再多点时间在钢产量和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超英国”的奋斗目标。

  在访苏期间,毛主席抽空来到莫斯科大学,专程来看望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并在莫斯科大学礼堂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 [4]

  这些令人振奋的话语,就像经典流行歌曲一样,很快就传遍了神州大地,一直流传到今天,影响和鼓舞了许多人。

  在演讲时,毛主席还向留苏大学生剧透了“用十五年时间或再多一点时间,在钢产量上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发展计划。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毛主席日夜筹划计算,内心悄然酝酿一场群众性的技术革命。

  这就是大跃进发起的国际政治背景。

  (2)再来讲国内政治环境。

  建国后,各方面事业都进展顺利。

  1950年冬至1952年底,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先后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

  在这三年中,中国还逐步恢复和稳定了国民经济秩序,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战争,打败了以美帝为首的十七国侵略者,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利益,巩固了地缘政治安全。

  1953年至1956年,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还顺带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史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1957年是“一五计划”收官之年。

  截止1957年底,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亿元增加到784亿元,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增加到535万吨,煤产量从1949年的3200万吨增加到13100万吨。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6亿元增加到604亿元。[5]

  另外,我国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比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色冶炼、精密机械设备等产业,在这段时间内都实现了零突破,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各行各业都朝在好的方向发展,国家欣欣向荣,事业蒸蒸日上。

  客观地讲,新中国前八年,取得不少傲人的成绩。

  但是,毛主席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就,同外国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尤其是工业化程度和科技水平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兄弟国和资本主义国家。

  这让毛主席内心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中国发展速度还应该更快点,需要来一场激烈的技术革命,需要来一次生产大跃进,才能改变这种落后、贫困和被动的局面。

  这种情愫,或许这就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境。

  这种使命,或许这就是史书中的“雄才大略,经纬远图”。

  这种豪情,或许这就是英雄人物的“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

  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时公开宣布:

  “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6]

  同年12月8日,毛主席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说“用十五年或稍多一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7]。

  并且分析了其中的根据,列举了英国电力、煤炭、钢等主要工业品的相关数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人共同参加座谈会。

  毛主席还认为,“工农业像一个人的两只脚,缺了一只就是成了跛子”,在大搞工业化的同时,不能忽视农业生产建设,两者要齐头并进。

  这就是当时大跃进发起前的国内情景。

  (3)再来讲一讲历史因素。

  在近代史上。

  中国积贫积弱,被列强欺凌瓜分,按在地上反复摩擦,中国人民受尽了欺辱,很长时间内抬不起头来,被外国人耻笑为“东亚病夫”。

  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目睹了中国社会现状之后,内心就萌发了救国救民之大志。改变中国落后贫困的面貌,让中国变成富裕强大的国家,让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毛主席矢志不渝的理想和抱负。

  为了信仰和理想,他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和锦衣玉食之生活,从此走上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革命之路。

  如何才能让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

  这是一个宏大而深远的课题,要实现这个远大目标,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将坚定不移的长远战略和灵活机动的阶段目标统一起来,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毛主席认为,首先要推翻腐朽的国民党政权,完成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新中国,让人民当家作主。

  其次,建国后,要大规模地发展工业,把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积累经济实力和发展国家力量。

  再次,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代国防工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才会有真正的国家富强。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文中讲:

  “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8]

  建国后,毛主席并没有懈怠,而是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中国长远利益考虑,毛主席决定派志愿军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赢这场立国之战后,毛主席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思考如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我们来看几段史料:

  1953年12月,毛主席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文中指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

  1956年1月,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文中说: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0]

  1956年9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会议上致开幕词时说: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11]

  上述这些史料,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一个史实:

  毛主席在革命生涯过程中,一直致力于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不懈地奋斗。

  大跃进运动的发起,同建国后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土地改革、“一五”计划执行、十二年科技规划、中共八大会议主题的本质是一样的,包括后来发展社队企业、搞三线建设、推动“四三方案”等经济行为在内,都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都是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继续。

  由此可见,大跃进运动的发起,并不是毛主席个人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思索,是征询过党内同志意见的深思熟虑的决策和部署。

  总的来讲,大跃进运动发端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之时,发酵于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局势之下,形成于中国人民迫切改变中国贫困落后面貌的时代之间,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在改变祖国贫困落后这件事情上,毛主席同他的亲密战友们,在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生强烈的精神共振。

  后来,大跃进运动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偏离了毛主席的战略构想,从好事变成了坏事,也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并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头脑发热膨胀那么简单……

  下篇文章,我们来分析大跃进变味、变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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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0页

  [2]《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18页

  [3]《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87页

  [4]《毛泽东传》,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24页

  [5]《毛泽东传》,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28页

  [6]《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2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61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080-1081页

  [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26-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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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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