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不幸”“精神受摧残”，马克思对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的考察事实上包含了容易被人忽略的“情感”维度。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其次带来的是对情感的考察，当然这也是劳工研究的热点、难点。
霸权式的专制主义即这类工厂政体造成了劳工的常识。常识是如何走向情感的？为此需要在这里区分两类常识，一类是劳工自己生产的常识，可以被认为是劳工对资本家的反应；一类是霸权式的常识，因此这类常识应该被理解为波兰尼所说的是“嵌入”的，可以被认为是资本家的意识形态进入劳工群体导致的劳工的反应，因此是资本家意识形态的对象化，因此包含了资本家的情感生产。这两类常识都可以走向情感。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当中，阶级意识一旦进入具体的劳工群体，被唤起的内容之一就是阶级感情。它表现为劳工认识到自己被压迫的地位，劳工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以促成团结和形成力量，它首先表现为上文所谈到的第一类常识。然而，论述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情的相互关系，还需要更加充分的解释。
什么是感情？感情表现为不可言说的抽象物，不过金雯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解答，“感官知觉捕捉到的信息对人体产生某种影响，呈现为一种主观感受，这种感受与判断和评估过程相结合，也经常呈现为某种行动力或行动倾向，这种与判断和行动相连的主观感受就是情感。”这个论述包含了情感的发生学解释，同时也将“感性直观”“价值判断”“社会行动”给合乎现实地逻辑性地结合了起来。这个定义的优秀之处还在于，它事实上为“结构”和“行动”这一社会学研究的经典理论模型提供了一个有关结构何以导致行动的名为情感的中介。这类情感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表述中，是与马克思所谈到的市场专制主义相匹配的，因此是直接的纯粹的有关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反抗的命题的。霸权式的常识就不同了，它造成了在劳动过程当中发生的劳动者自发组织的超额游戏，管理方甚至积极参与游戏，甚至热衷于再制定游戏规则。某种程度上，劳工不再消极怠工，甚至布洛维也饱含感情，“我自己，骨子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追求超额中也没有少一点积极与热情。”
这应该被认为是情感的生产，因为它发生在劳动过程中。布洛维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尽管如此，本文还需要在布洛维的理论上更进一步，即考察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现实应用中的情感维度。在布洛维的观点中，工作现实（比如重复的看管、调节和位移劳动）造成剥夺（职业病，疲倦，身体疼痛，等），剥夺又造成相对满意（劳工满足于劳动带来的成就感，满足于通过协作从而掌握工厂劳动过程的过程，等）。然而，诸如身体疼痛等劳动过程给劳工造成的剥夺并不一定都产生相对满意的结果，反而它还会造成劳工自身对剥夺带来的痛苦的忍耐。本文作者曾深入某经济大省S省的A厂参与劳动，本文将以A厂的劳动过程为例。A厂是一家手机
元器件加工的代工厂，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2021年临近结束，A厂订单量激增。在这期间，劳动过程的“工作现实”，“剥夺”和“相对满意”加剧了。A厂给劳工带来的具体的工作现实是，该工厂质检部门的劳工在12月、1月需要每天工作13个小时左右；给劳工带来的剥夺是，劳工需要更长时间观察显微镜下的手机元器件，需要更长时间坐在椅子上，由此给劳工带来了眼睛的疲软，腰部和臀部的疼痛；给劳工带来的相对满意则是，劳工的产量普遍提高，劳工甚至攀比产量，劳工在这种比较中获得了愉悦和情感满足。然而，劳工B却表达了一个与相对满意看起来似乎相左的观点：只有在B拼命工作的时候，B才能觉得不那么痛苦，才能在主观的体验上觉得这1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缩短。“一停下来，哪儿都累。”这一悖论意味着，劳动过程中的劳工似乎正在自觉地将自身置于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所指认的“心流状态”中，它表现为意识的专注，时间、疲劳的忘记，焦点成为行动，兴奋和快乐成为体验。在这个案例中，“超额游戏”表现为了劳工对痛苦的忍耐，表现为了对劳动时间的刻意挥霍。
本文将劳工在劳动过程中对痛苦的忍耐指认为一类有关忍耐的劳动，一类有关情感的劳动。忍耐首先是消化劳动带来的剥夺，其次才是消化消极的情感。这一界定首先继承自马克思有关劳动过程中劳动和劳工情感对立关系的论述，即劳工“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忍耐的目的指向“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这类逃避不仅在于逃离劳动过程，还在于逃离“不幸”等劳动过程对劳工情感的折磨。可见，忍耐是劳动过程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这一界定其次继承了霍克希尔德有关“情感劳动”和奈格里一般智力概念中有关“情感劳动”的论述。忍耐劳动不同于情感劳动的深层扮演，它不是为了服务顾客，而是为了服务管理方，以至于不让劳工的痛苦在劳动过程中表现出来，从而让劳动过程得以持续。这类忍耐劳动同样不同于与一般智力相关的“非物质生产”，因为它直接服务于物质生产，本文更倾向于将这类忍耐劳动当作物质生产劳动中有关劳工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因此这类忍耐劳动是直接物相化为劳动产品的，或通过“位移”“看管”“调节”劳动直接服务于机器的死劳动的，因此是物质生产。之所以指认忍耐劳动是劳动过程得以持续的原因，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劳工的协作是劳动过程得以持续的环节，看管、调节和位移等具体劳动形式是劳动过程得以持续的重要因素。二是如果劳工拒绝忍耐，不再参与协作，那么劳工就会进入维尔诺（Paolo Virno）所指认的不合作主义中去，从而“退出”劳动过程。三是劳工能退出劳动过程，拒绝忍耐，在于劳工“自由得一无所有”，这被发展为了“双重不确定性”概念，即劳工可以自由选择改换企业工作或不参与工作。拒绝忍耐，以上三个方面都可能会现实化，这将导致劳动过程的中断。
这类劳工的忍耐同样是管理方导致的结果。客观上，忍耐劳动之所以发生，在于管理方一天内设置了较长的劳动时间，一周中设置了较多的工作日。主观上，不应该忽略管理方是持着什么样的治理术几乎没有感情地去看待劳工群体的，甚至玩弄劳工的情感的。
例子之一是，在一些特定地域的工厂，在进入劳动过程之前，在参与劳动之前，劳工首先面临的是被管理方挑选，这当然是一类精神控制，它造成了劳工的自我怀疑。工厂劳动过程的“去技术化”“分工细化”似乎已经将挑选什么样的劳工置于了非必要的位置。然而，挑选还是发生了。把劳工分发部门，分发到产线。这种挑选难免显露出其“颅相学”的特征。所谓颅相学，即一种对头颅、面相展开审视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的玄学观点。在工厂表现为，管理方在几乎无差别的劳工中，通过体态、面相主观判断和挑选他们觉得合适各个不同部门的劳工。现在的工厂管理方正在通过颅相学挑选他们觉得顺眼的、能干的、适合某类工作的劳工。需要注意的是，“去技术化”“分工细化”让这种挑选变得纯粹主观，无用，因为这种挑选更多时候是出于一种意识的惯性，或一种无意识。有时这类挑选会给人一种印象：挑选什么样的劳工纯粹是出于管理方个人的审美喜好。面对挑选，往往会给被挑选的劳工造成压力。工厂的颅相学相比早期的资本主义的颅相学，被挑选的客体自身的性质发生了转移：从生物的人到经济的劳动力商品，从“半人”（印第安人和黑人一度被认为介于人和猩猩之间）的政治权利到人的经济活动或劳动。劳工被设置了预期。相比于印第安人和黑人并不对自己是否拥有“权利”保有对被他者承认的欲望，劳工渴望被挑选的欲望则是存在的，这种欲望还对管理方产生了依附。这种依附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某种程度上是非必要的。当进入一线生产车间时，这意味着劳工得到工作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劳工无需为面临淘汰而担心，淘汰只发生在进入工厂前。依附所造成的心理压力还是发生了，按福柯的观点来说，依附产生权力，按米尔斯的理论的逻辑来说，则是工厂的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对劳工施加了一种“无人身的操纵”。不管是权力还是无人身的操纵，劳工自身的感情波动都指向他们作为生物体生命的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参与劳动之前，进入劳动过程之前，这类挑选玩弄了劳工的情感。
例子之二是，进入劳动过程后，管理方也熟悉如何在“赶工游戏”中玩弄劳工的情感。与布洛维所提到的超额“140%”不同，马克思对资本家为获得更多剩余价值而增加劳工的工作强度的论述，仍然是当下特别是亚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过程的重要特征。在布洛维的论述中，他所举的例子是工厂的最高产量率140%，一旦超过这个比率，“不仅工友而且车间管理层也会抗议。”本文所观察到的一个与此相悖的情况是，每日需要多少产量，工厂管理方自己就能统计清楚，超额当然被鼓励，但上限却很高，一位劳工在每次就餐不超过30分钟的情况下，不间断地高效率地工作，其超额率未能高出100%多少。100%是熟练工人的平均值。超额率140%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劳动对象需要机器参与加工的情况下，这类超额率经常会被限制在100%左右，因为机器的效率是固定的，特别是CNC、SMT部门，机床加工元器件严格被程序控制，因此加工一个零件的所需要的时间也是固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工的超额率几乎只能被控制在100%左右，因为劳工的努力程度、劳工的效率会被机器的速度牵制。如此一来，劳工的感情不再是因为努力工作以达到140%的超额而愉悦，而是担忧自己的劳动效率能否在劳动时间结束前支持他达到100%的额度，从而不至于被管理方批评。与此相伴的则是精神控制，即当劳工的效率足够达到规定产量的同时，管理方仍然通过贬低劳工的速度过慢从而批评他，从而造成劳工情感的波动，使劳工抑郁，或使劳工愤怒。在本文所观察到的案例中，在与劳工的交流中，可以发现，这类批评几乎无关于劳工的劳动效率，即使这类批评通常披着劳动效率的外衣，而只与管理方对劳工的人身控制和精神控制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批评大部分发生在对管理方并未产生过深依附的新员工身上，这既是说，管理方有意通过批评来使新员工服从、规训于资本。我无意推翻布洛维有关“制造同意”的普适性，因为布洛维自己就声明，它的理论不是普适的。因此，寻找其他特殊类型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即使这类特殊类型并未超越布洛维。
情感劳动成为了工厂政体的一环，它本身就是工厂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与霸权式专制主义不同，粗暴的情感操作理应被指认为市场专制主义。这类对劳工情感的操纵是发生在劳动过程当中的，因此有关于生产的文化规范，因此也是被爱德华兹所指认的“简单控制”：“雇主对工人实施某种人格化的控制，直接干预劳动过程，如对工人施加恐吓和威胁。”如此一来，对情感的研究就理应再回到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有关控制和反抗、有关市场专制主义的经典命题，而情感的操纵则成为了其中一个环节。情感的操作理所应当地发生了，它直接就是工厂政体本身，一个内部国家对被统治者的专政。事实上，情感不仅不是纯粹的心理，它还是文化；情感不仅是个人作为生物体生命的生理机制作用的结果，它还是社会的建构；情感不仅接受认知，可以被学习，它还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感性，它反而与理性相辅相成。只要运动的结构条件合适，情感性的行为还能起主导作用。将情感指认为一类文化，这类文化本身被工厂政体建构，它自身带上了浓浓的生产的政治的特征。然而，劳工决定不再继续忍耐时，生产的政治并不能完全支撑他们改变现状的行动，为此还需要生活的政治，即需要直接指向社会生活本身，从而劳工的共识不仅仅在于改变糟糕的劳动过程，还在于认识到劳工还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整体，因此他们拥有有关社会生活的共识，这意味着感性的情感在一定条件下上升为社会行动。生活的政治尽管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劳动过程，但某种程度上它是必要的。为此，本文还需要考察生活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