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随着劳动，人的意识不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伴随现象了，而是表现为一种选择，而在挑选劳动工具的过程中，自然和劳动、手段和目的造成了某种自身同质的东西：劳动过程以及最终的劳动产物，这一过程以及产物并不是自然界存在的东西，而是随着劳动产生的不同于自然存在形式的新的质的范畴，最后劳动对象也分成了两个环节——一是生产生产资料，二是利用生产资料生产消费资料，而前一环节投入的劳动在马克思那里称为“死劳动”或“过去劳动”，后一环节则称为“活劳动”。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社会必要劳动永恒递减，似乎机器也能产生价值，“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它自身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进而反对人类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一种对上述观点的批判，即机器不能产生价值，会将人类劳动与非人类劳动区分开来，并将后者指认为非劳动的观点。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即物对于人来说是静态的，也因此是被人所控制的。但在这里我们将完成对这一辩证法的倒转。“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限的生命会对象化设立一个异己性的外界，而这一个生命以某个东西作为对象，这个对象也会反过来将生命作为对象。在这种主-客体辩证法中如果我们将主体设定为第一位的话，那么只会回到费希特式的主观唯心主义：总有一些个别实存，即主体性处于纯粹理性之外，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突破这些限制的东西，这是用主体性来填补本体论裂隙的激进存在论姿态。但是“创造性直观”为了能够把自身理解成存在着的理性必须进行预设，“超自然的东西（启示）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把自然的东西，也就是它凌驾于其上的东西，或者说它所克服的东西预设为前提：若无这一点，超自然的东西就至少不会现实地——作为现实——存在”（谢林《启示哲学（上卷）》），因此对前本体论状态的追问实际上是在循环论证。因此在这里我们要将客体设定为第一位，但客体必然要主体化，即“只要它依然存在，它就会被一个世界所定位，被世界所表象”（巴迪欧《存在与事件2》），这种逻辑恰恰将主体与客体摆在了平等的位置，因为表象不是要进入现实，而是表象就是现实。因此将这一逻辑带入到劳动价值论中，我们会认为，机器也能产生价值，只不过是作为劳动的产物，所以实际上是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形式产生价值。
因此，即使是人类劳动在生产中全部转换为机器劳动，剥削依旧存在。但是这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况下的极端情况，即如果将剥削定义为“劳动力价值（劳动者所获得的消费资料的价值）低于消耗劳动力所产生的价值”的话，那么在完全自动化的情况下，不存在劳动力价值，但存在消耗劳动力所产生的价值，即机器所产生的价值，那么它们将作为剩余价值被所有者所占有，其中一部分也将用于所有者的个人消费。
那么反过来我们从极端情况出发就必然发现，即使留有可变资本的位置，劳动者也必然没有得到他们生产的全部价值，即W=c+v+s的公式是存在的（可以说自动化的发展将无情地撕开资本主义掩盖生产不平等的面纱）。接下来我们将介绍置盐信雄对剥削的数学证明。
而同时“价值增值——是他（资本家）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或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者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目标是资本积累。而在工业大生产的历史时期下，生产力的高低依赖于机器的质量，而不再依赖于劳动力的熟练程度，因此社会财富会更多地分配给机器而不是劳动者，最后导致了劳动者雇佣条件恶化、劳动分配率降低，以及强制力的强化。
因此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资本积累，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也就是说国家也可以将资本积累作为目标，即“国家资本主义”。而我们说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恰恰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它也是旨在在落后的农业国通过国家强制力快速完成资本积累并达到工业化。所以正如我们之前的文章所说，真正的矛盾不会是市场与计划这样的调节经济的方式的矛盾，而始终是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的矛盾。
“在熊彼特看来，‘竞争性’和‘限制性’措施并不是对立的市场结构的两个互相排斥的特点，而是同一创造性破坏过程的两个方面。”——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
那么，如果我们将阶级定义为对于剩余劳动的占有地位的话，那么阶级在这里就成了一个过程，即剩余劳动的履行、占有、分配和接收的过程，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分出了在剥削关系中的资产阶级（剥削者）与无产阶级（被剥削者）。但是“在这里，也还有若干中间的和过渡的阶段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传统的两大对立阶级并不能完整阐释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因此马克思之后的一些学者选择将阶级概念延伸到经济领域之外，或是政治领域，或是意识形态领域。
“当我们说这种社会中的剥削是建立在官僚政治力量的基础之上时，意味着对组织资产的控制说明了阶级关系和剥削的物质基础。”——赖特《阶级》
因此，我们需要在两大基本阶级之外看到另一种类型的阶级，即“从属阶级”，他们是“既不生产也不榨取剩余劳动的人，相反，他们行使着特定的社会职能，并以基本阶级中的统治阶级分配给他们的剩余劳动所得为生”（雷斯尼克 沃尔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起点》），比如“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即从属阶级。在这里，对于我们分析更重要的一种从属阶级是“分配剩余劳动”的阶级进程，亦即管理人员与国家机器，他们服务于基本阶级的再生产，资产阶级需要依靠他们完成对剩余劳动的榨取，而反过来这些从属阶级的生活资料又来自于剩余劳动。
而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下，在基本阶级进程中个人既是剩余劳动的生产者又是集体所有者，而在从属阶级进程中这些剩余劳动的集体所有者又同时是再分配者，这两种阶级进程的共同存在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依旧存在矛盾，即剩余劳动的共同占有与剩余劳动的分配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在苏联那里看到这对矛盾：苏联工人阶级在现在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反抗也不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公民对国家的普遍对抗，斗争通常会指向政府，政府既是民众感到不满和被剥夺的源头，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
那么根据这两条阶级进程，我们自然而然地就延伸出了两条发展路径：第一条是将经济增长视为衡量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指标，而这条路径的经济增长是与资本主义发展是同义的，它关注的是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创造，在此之下剩余价值的分配处于次要地位；第二条则拒绝以增长为中心，它不将剩余劳动的分配视作再生产的手段，而是发展的目的，它将关注剩余劳动的分配。总剩余由生产剩余与社会剩余组成，前者将用于生产与再生产，“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而社会剩余则将取决于私有原则还是公有原则，从而是流向资本家个人消费，“每年或者在一年的多次周转中周期地生产的和实现的剩余价值，都由它的所有者资本家个人消费掉，也就是非生产地消费掉”，还是服务于人民长远利益，“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我们辨别共产主义者的关键也就在于此。
这样，当我们与开篇讨论的问题放在一起来看的话，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便作为劳动与作为劳动对象化的资本的矛盾而给出了。如果我们将价值的形成仅仅是理解为对活劳动的剥削的话，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也反过来破坏了剥削的基础和对象，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结合。因此在当今这个增长停滞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在试图抽离掉劳动这一基本的积累方式，而转向虚拟资本。
列宁曾提出“第一部类优先增长”的规律，即在技术进步和资本 (或资金) 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较快的客观趋势。但是列宁的结论“是直接根据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原理得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以往各个时代无法比拟的高度发展的技术”（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也就是说，这一结论必须预设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历史时期，换句话说正在处于工业化的国家。而在今天这个“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时代，伴随着工业、银行业和商业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来的世界市场的扩张，意味着一国市场中被该国的国有公司所控制的部分的减少，这种趋势以卡特尔的几乎普遍衰落做补充，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银行业和工业之间的日益分离，而这一分离的背景恰恰是这些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了熊彼特意义上的“稳态”，而这是危险的，因为它破坏了传统资本积累的根基。因此为了摆脱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得以建立。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利润仅仅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但它在流通领域会发生变形：“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通常会对资本循环和收入循环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即使流通中的总货币价值保持不变，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也会引起价值在这两种循环之间的转移”（谢克《资本主义：竞争、冲突与危机》）。但是没有剩余产品就不能随意规定所有的加价都为正，换句话说，垄断加价主要是为了再分配现存的总利润，而不是创造总利润，因为创造总利润的始终是劳动。因此在这里我们将反对“价值批判”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虚拟资本已成为资本积累的实际动力，而我们看到，虚拟资本不负责资本积累，它只是来源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边缘国家的资本积累，通过金融手段转移到了中心国家。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必须反对一种关于“废除劳动”的观念，他们基于一种对劳动本体论批判的立场上：很明显自动化的发展在废除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也不是建立在劳动与资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而是同奈格里与哈特所认为的那样，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从事着生产“一般智力”的非物质生产，工厂内部和外部的区别被打破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切都变成了非物质生产的部分。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对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分实际上仍然保留了启蒙的劳动概念，即“将劳动描述为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积极和普遍的社会形式”，所以马克思以及后面的法兰克福学派、新阅读运动都“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定位在它的抽象形式维度和实质维度——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工业生产过程——之间，并假定后者不是由资本规定的”（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所谓具体劳动实际上依旧是抽象概念，也就是说劳动本身是历史性的，“劳动的两个社会维度都是异化的，并一起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出现在个人面前”。因此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只是价值形式下的内在冲突而已，“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并不是‘抽象劳动’本身，而是由此产生的‘赚钱’和竞争的普遍交往形式”（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对价值的批判与非价值生活的可能也就意味着对劳动的拒斥。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阶级矛盾竟然消失了，而只有无阶级的斗争——价值与非价值的斗争，虽然他们呼吁去构想一个非价值的生活，但在革命主体的问题上却陷入了同奈格里一样的境地——幻想一群游牧化的诸众/非物质劳动者作为革命主体可以沿着逃逸线进行去中心化的抗争，但是却陷入了矛盾：一方面是他们对全球资本主义的金融去中心化力量的痴迷，一方面是民众在反抗资本主义权力这个大一时使用的斗争说辞，所以表现出来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已经是某种“自在的共产主义”，只需要从自在存在走向自为存在就可以了。
“异化社会整体性根植于商品性劳动的二重性，与阿多诺的看法相反，这种同一体并未将不具有社会同一性的东西吸收到自身之中，以此将整体打造为一个无矛盾体，并走向统治的普遍化。将整体性确立为一种具有内在矛盾性的东西是为了表明，这个同一体依旧保留了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之间的本质矛盾，它并没有变成一个单一的同一体，将非同一者完全同化。”——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
我们看到普殊同不同于价值批判学派的地方在于，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对劳动的总体化总是失败的，其剩余的剩余性也就意味着，真实的社会的主体与思想集合体存在着距离，而“思想中的具体”与“真实中的具体”的区分并不是观念中的差异，而是实践中的差异，它是无意识的未经验证的实践与有意识的已被验证的活动之间的差异。在这里我们看到价值批判学派在劳动批判的问题上上升到了一个过于激进的高度，以至于它取消了观念与实践的距离——这是极其费希特主义的，它在存在论-认识论上假定自身规定的问题必须是一种内感知，那么客体认识的问题就只能是认识论问题或认知问题。但是并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正确性标准，在认知语句中并不存在语言表达与事实之间的直接相关性，它需要语义学的确认，而正是去确认谓词是否为真的那种必要性为错误打开了空间。“世界”并不是现成在手的客观总体性，而是一个开放的待展开状态，这就为人的自由敞开了空间——“实践问题意味着我有某种自由决定的运作空间，因为否则就没有要提问的了”（图根特哈特《自身意识与自身规定》）。因此我们回到劳动问题，马克思意义上的作为肯定性的劳动，或者我们说主体性，并不是自在的概念，而恰恰是一个效果，它是劳动对象化的失败，并指向一个自由劳动的概念。那么自由劳动就不是在想象界中的异化，也不是象征界的大他者秩序，而是作为对象a的非-存在。我们将在后面对“去增长共产主义”的分析中具体来看作为效果的自由劳动。
参考：
谢林《启示哲学》
谢林《近代哲学史》
马克思《资本论》
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
霍尔盖特《黑格尔<逻辑学>开篇》
赖特《阶级》
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
图根特哈特《自身意识与自身规定》
齐泽克《自由的深渊》
巴迪欧《存在与事件2》
雷斯尼克 沃尔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起点》
谢克《资本主义：竞争、冲突与危机》
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
布洛维《生产的政治》
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
大西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阿拉斯泰尔·海门斯：劳动，一个“理性的”抽象概念？罗伯特·库尔茨的《资本的实体》和解决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自相矛盾
雷·布拉西耶：思想中的具体，行动中的具体——马克思、唯物主义和交换抽象
孙亮：当代德国《资本论》研究语境中的“价值批判小组”
Ian Wright:Why machines don’t creat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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