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现在，我们离“潘晓来信”的讨论已经过去了40多年。今天的青年人，不也面对和潘晓一样的困惑吗？在潘晓来信所催生的个人主义浪潮中，青年人的路是越走越窄，还是越走越宽呢？今天，也许我们需要一场新的人生观世界观大讨论，需要一个新的“潘晓来信”。本公众号欢迎各位青年人向我们投稿，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考，一起讨论当代青年人的困境与出路。
作者：严荃，云南大理人，想成为西部的高尔吉亚却笨嘴拙舌，想成为西部的纳博科夫却脑袋空空。
我是一个30岁的待业青年。我最大的特质就是：平平无奇。我没什么特别出彩的技能，虽然读书读了很多年，但是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创见。我没有特别擅长的或者特别喜欢的娱乐活动，市面上流行过网游、单机游戏、剧本杀、盘手串、收茶叶、藏酒、篮球、羽毛球、游泳、骑行、户外登山、酒吧、咖啡店、博物馆、戏剧、音乐剧、音乐节、电影节等活动，我都参加过，但没有特别能吸引我的，或者我愿意花时间在上面。我做的最多事情就是刷手机
短视频，但是也不玩抖音快手，就是看b站的相声小品，反复的看，即便拿到现场的票也会转送他人，没有强烈的要去看的欲望。大多数时间刷着手机就睡着了，耳边只要有个声音就行了。我也赚不到钱，诚如上面所说，我在待业，干一些兼职的杂活，每月可能收入个几百块钱，可能没有。吃穿上，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欲望。最爱吃的食物是麦当劳，但如果没太多钱，生吃白菜或者萝卜也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大量喝水就可以。
为了穿衣方便，看中一款衣服会一次买上五六件，等到双十一或者六月份，再屯上五六件，淘汰掉穿破烂的，这样无论是购买还是外出，都省去了挑选的麻烦。我很想加入到网络上的一些讨论，但是热点的电视剧我要么没看过，要么看过了没什么可说的。社会问题什么的，我看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持什么立场，支持谁，为谁讲两句。好处在于，朋友声讨哪一方，我都能附和两句，因为我并不在乎。我的情商也不算高，我能察觉到对方设套，但没有反制的办法，像一只看见圈套的兔子却没法跳出圈套而是继续往里钻。碰到该说两句好话显示自己的时刻，我一句也说不出，把大家都晾在原地。我最擅长的是说废话。长大以后，我发现很多人说话都是有目的的，说话的意思之外还有一层意思，但我纯粹是为了说话而说话，就像电影《非诚勿扰2》里舒淇说的，我可能靠说话获取快感。而刘震云说他从不说废话。我想这是聪明人和蠢人的区别。语言是思维，一个人能一两句话说清事情，说明思维敏锐。但我喜欢缠缠绕绕反反复复说些没用的废话，哪怕很多话听者有意让我付出代价，我还是乐此不疲。说废话，写废话，似乎是我唯一的特长。
我觉得我努力的话，过得还可以，不努力的话，生活也不会太差。但是我仍旧有疑惑：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我的生活可以称得上有意义吗？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就很值得了？是不是已经超过大多数人所遭受的苦难了？还是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淡淡的活着？
我成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父母辈是60年代的人。父亲是教会计的培训机构的老师，周末做一些财会类的兼职。母亲是大商场里卖糕点的柜员。我是由老人带大的，家里老人一直带我到上学住宿。由于是独子，我没受过什么委屈。我的家庭就是网络段子上常说的那种：父母总是假装不爱吃肉，把肉留给我吃。我小时候最爱做的事情，或者说家里人最爱带我做的事情，就是晚上没事儿的时候，带上公交月卡，坐到城里的终点站，再坐回来。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和家人在外面走得很累了，我想坐人力三轮车回家。家人们开始给我讲走路的种种好处，并鼓励着我走回来。现在看来，那段路并不长，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但是后来当我看到我父母带我表弟出去玩儿时，弟弟累了之后，生着白发的他们还用同样的说辞，哄着他走路回家，我觉得羞愧，继而觉得自己无能——我没有任何帮衬家里或改变现状的能力，甚至我自己现在还是一个“全职啃老者”。或许是深知这一点，我嘴上抗争着，身体还是很诚实地跟着他们一路走回来。事实上，我被家里保护的很好，也就是日子过得省一些，但是没做过什么苦活累活重活，家里总是留最好的给我。而我一直理所应当地享受着，最终成了毫无生活经验与技能的一个废物。
问题的根源似乎在于经济，但我总觉得还有些什么没有交代清楚。家里人最希望我去当兵，这样负担最小，或者我学一门技术，再或者学理工，奈何我高中分班时毅然决然地选了文科。不想当兵是因为害怕。我有哥哥当兵，在他们面前我总是从话语到行为全方位的吃亏；后来上初中时，最爱揍我的几个人也去当兵了，我更不敢往这个方向考虑。问题自然不在当兵的群体，而在于我对读书的迷信。当时我天真地以为，通过中考、高考，会筛掉那些欺负我的人，进入到一个相对和善的群体里。但毕业后我才发现，想要在社会上生存，人始终要和各类人打交道。那些欺负人的人不是被读书机制筛掉了，而是在某个节点和被欺负的人分开了，最终欺负人的人和被欺负的人还是会回到生活这个大缸里来。我读了书，认识了一些不错的人，但是面对被欺辱时，我依然没有处理的手段，还是像初中一样，要么忍着，要么发疯吓走对方。学习没有增加我与社会交往的能力，我成了一个不那么灵光与智慧的两脚书橱，或许只是矮脚碗橱。
不过我倒不是很在乎被欺辱。我觉得世界上就是存在那么一类人，对复仇没有强烈的欲望。比如对象和别人跑了，我就很会宽慰自己，不属于自己的终究不属于自己。比如家里人和外人起冲突了，我会拉着家人快快走开，只要对方不动手，辱骂不算不能忍受的事情。似乎我的边界感并不分明，分不清敌我，缺乏该有的抗争精神。很多时候不是我不知道争取自己的利益，很多时候我甚至弄不清哪些属于自身的利益。只要对方不太过分，我都能宽慰自己。相较于正义、公平等等，我更惧怕争端。某种意义，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也想抗争，但不知从何开始，更不知为何而争。我始终相信世界好人多，争端是出于误会和交流不畅。当然这也可能是自我催眠的说辞，和我后面的话构成矛盾。
我的学习很差，能读上高中出于运气不错，也因为周围的人大多爱玩儿，把我“顺延”到了前几名。到了高中之后，成绩总是年级倒数，期中期末的补考几乎没落下过。最初一个学期有些失眠、脱发，后来就习惯了，高三的时候还会经常去网吧刷夜打游戏，很是快乐。上高中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人是那些学习成绩好，天天迟到，酒吧游戏厅经常去，高考前后还能出国的同学。当时可能意识不到，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羡慕。相较而言，我懒得出去，娱乐自己的方式也十分低级，聊天、散步、喝酒、泡网吧。喝酒厉害就是牛的心态一直持续到我上研究生。我要么是逃避提升自己的正路，要么就是压根没弄清楚人生的主次。大学时候上了一个所谓的“保研班”，但我压根没弄清“保研”什么概念，而是以最快速度买了一个华硕笔记本电脑，天天和舍友起早贪黑地打游戏，过上“高考以后就解放”的日子。当大家都保研之后，我浑浑噩噩随着大流考研了。
可以说，我的脑子里根本没有长远的计划或者上升的概念。我上初高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已经留任高校的哥哥跟我说过，他上本科就是奔着博士去的，以及期间如何准备。而我居然毫不珍惜我好不容易考上的“保研班”，浪费了我的机会。对自己的人生未来，我展现了惊人的愚蠢。即便遇到贵人相助或高人指路，我也完全把握不住。
在做想要改变现状的废物和做对未来糊涂的蠢人之间，我痛苦着。我没有实现家人的期待，我也没有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我更被排除在国家主流话语之外。我同时接受着家族话语、个人话语和国家话语的要求，又不知如何取舍，承受着三种话语彼此冲撞带给我一具肉身的巨大折磨。我弄不清什么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我内心深处很可能不敢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为了安全感，更愿意去按照他人的要求去生活，尽管那种生活我努力也无法得到。
不过，我仍然坚持认为读书是有好处的，当然这种好处可能是互联网带来的：读书让每个人都变得更加精明了。我说的是褒义的“精明”。读书，让以前特权阶级才知道的上升的门路变得为公众所知、所掌握了。人们通过读书能够以更经济的方式上升。我自己虽然还没弄利索这种人情世故、礼尚往来的经济手段，但很替那些学会的人高兴，他们由此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我想，这世界上有这么几类人。有的人不知自己是鸿鹄；有的人知道自己是鸿鹄；有的人知道自己是鸿鹄但拒绝成为鸿鹄；有的人是以为自己是鸿鹄的麻雀；有的人是不知自己是麻雀的麻雀；还有的人是知道自己是麻雀的麻雀。我是知道自己是麻雀的。我模仿过小林一茶，写过一些关于麻雀的俳句，呻吟自己的情绪。我不觉得当麻雀有什么不好，或者说我想自觉地成为麻雀，但是现在的世道想当麻雀也不那么容易。
当麻雀要面对心理的落差与现实的冲击。求职的时候，常常不得不要回答一个尴尬的问题：我把自己说得天花乱坠，但我这么厉害，怎么不是北大博士？当然，这种问题不会明着问出来，只有把对方逼急眼了才会蹦出来这种批评。这一类的问题其实一直都有遇到过，比如考博的时候就会被问：你这么厉害怎么硕士没考北大？此前就是：你这么厉害怎么本科不是北大？再或者就是你高中真要好好学习了，怎么没上北大？当然，北大是一个由头，其代表了那些有实力才能进入的平台。比如我可以对一个擅长做家具的人说，你那么厉害，怎么不是国家级技术人员。对话的重点不是说学校的问题，而是指出我的能力存在问题和缺陷。当然，这种质疑将个人的成就与复杂的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个体努力程度的问题。但我仍认可对方的简化。当被质疑时，我更多的是承认：是啊，自己不够努力。
的确，在我求学过程中，我不够勤奋也不够天才，诚如我之前所说，我是一个愚蠢的废人。不过我也会宽慰自己：凭什么人家把一个不错的岗位给你呢？为什么不给可以和自己进行利益交换的人呢？在上学时，我察觉到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壁垒，不同的圈子抱团生活，当不同的圈子在一起没有利益之争时，大家都和和气气彼此之间开开玩笑，相互吹捧一番，一旦出现利益之争时，那么隐藏在最深处的歧视与丛林法则就会一跃而起。正如电影《林肯》中的那句话：“人生而不平等，人只在法律面前平等”。不过是否存在某一层面的平等？我也深表怀疑。我想说的是，以前我以为圈子的壁垒距离我很远，我也可以离他们很远，但是一旦过了20岁，这些壁垒就总会突然给你一棒子，提醒自己的出身，提醒因自己无能、懒惰、愚蠢而获得的出身。身份就是标签，它提示着别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怎样的过去，你的未来上限如何。没有人会费心挖掘你的潜力。就像《士兵突击》史今对许百顺所表达的那样，军队更新迭代的速度很快，没可能给一个孬兵锻炼的时间。而且人们也不相信你有潜力，毕竟有潜力的人已经在年轻时就一茬一茬地冒出了。“出名要趁早”，有能力出名的人已经早早出名了。当下的中国，根本不是不缺人，而是不缺人才。
于是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平庸之人能否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因为我的懒惰、愚蠢，我就活该被别人踩上一脚？或许有人会说，各过各的就行了。但人作为社会的动物，总是要和不同人打交道。那么，打交道时能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还是虚假的客气？亦或者只能通过自己尊重自己来掩饰与他人的不平等地位？我想说的是，优越那么理所当然的话，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的文明社会？不过是粉饰丛林法则的部落集合体而已。社会通过制定各种复杂的规则、划分不同的空间、错开不同的时间，尽量区隔不同群体的人，从而避免一些群体骨子里的歧视暴露出来的机会。我想问的是，人真的能从内心深处不歧视他人、认同他人吗？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真的存在平等吗？
现在的我逐渐反感程序主义者。程序主义者能操控很多东西，利用程序规避风险，实现利益交换。在我看来，很多工作谁上去都可以，但谁能决定谁上去才是至关重要。虽然会存在顶尖的人物进入顶尖的岗位做出顶尖成果的事实，但许多人能做到在活着的时候由于自己的工作反复出现在公众领域就很不容易了，死了之后更是无人知晓。由此，那些能决定他人的人，和其他能决定他人的人利用程序进行着符合自身利益的交换。我是这么偏狭的想着。看似不同的程序指向的就是等级分类。双非的人焦虑自己不是985/211,211焦虑自己不是985,985内部又分小985；工作分为体制内体制外，体制内的自然官阶鲜明，体制外也可以分很详细，比如企业分为央企国企私企外企，又有大厂小厂之类的。这些“单位”组成了一个迥然有序的等级结构，发明出一套程序出来将人群分门别类。假如说平等存在的话，那么平等就存在于：秩序平等地将每一个人分入三六九等。无法带来更大利益的人会被程序巧妙地筛掉。世界没有锻炼、培训、发掘个体未来潜能的时间和义务。那些人道的、人文的说辞不过是弱肉强食、等级森严的铁血丛林的虚伪假面。这样的程序或等级，甚至无关意识形态。在我看来，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其在设立等级这一块都是一致的。人的生活本来就是无意义的，意义本身就人所赋予的。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有意义，能够占有赋予他人意义的权力也是极其重要的。等级就是确立人对他人生活意义的占有的方式。上层的人用种种话语对下层的人进行思想规训，让下层的人放弃自己的思考和诉求，认同上层人所赋予的意义。
我想问的是，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庸人能够合理存在的位置。我不想问，一个人如果没什么特别之处，他是不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想问，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能不能过上好的生活。这无疑是疯癫之语。人要过有意义的生活。然而在我看来，所谓有意义的生活就是一种功利的生活。你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才能获得不错的收入，买大房子，好车子，孩子上好学校，将来好移民。在我看来，目前的环境不允许无用的生活。读书和斗蛐蛐，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生活资本，人似乎就不该读书，不配读书。我要说的是，假如一个人就是喜欢无用的东西，拥有无用的爱好，他能获得好的生活吗？我不拿读书举例，会招致误解，让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如一个人喜欢看蚂蚁搬家，他精通各种蚂蚁搬家的地点，那么他可以由此住上大房子，开上好车子吗？这是痴人说梦。人们肯定会反驳，有爱好可以，但不从事社会生产，还要享受社会福利，这不是寄生虫吗？不从事社会生产的人，不产生社会价值的人，就应当理所当然的被边缘化。换句话说，一个喜欢看蚂蚁搬家的人，他可以吃糠咽菜，住在漏水的房子里，没人会觉得他有什么大问题，只要他的爱好不打扰别人。但这个喜欢看蚂蚁搬家的人，一面看着蚂蚁搬家，一面因为看蚂蚁搬家过上了好生活，这一定会招来相当大的非议。不过现实中完全不可能，除非蚂蚁搬家这个爱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但我想要问的就是这一点，存不存在一个社会，让无用的人也好好生活，而不是只能处于边缘地位？
当然，许多人都是世界的局外人。人们只能做自己生活的主角，世界的镁光灯只猛照那么几个人，历史也只会留下少数人的名字。只不过我还是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尽管我自己乐于做一个局外人。当然，我也总处于人生的尴尬之中。当我不知所措时，一些朋友们会说：你已经出生在罗马了，还装什么？当我想张狂一把时，一些朋友会说，你就是个出生在罗马的小镇做题家。当我焦虑着如何放松时，我却做不到一些朋友的平和心态：美国总统也得吃饭拉屎，你就是掏大粪，你也和美国总统一样，你怕啥的？总之，我总是处在尴尬之中。
我知道我有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我也处于一种主流话语的控制之中。某些时刻，我必须表露出对金钱、权力、地位的渴望，追逐这些，我才能被一个集体接受，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安全感。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我对一个朋友说，我喜欢种地。朋友流出的不可思议深深刺激了我。他认为既然来读书了，就算不报效祖国，也要让自己过得好一些。我认为他是对的，长大后更是如此，因为如果我真正想种地，我首先要有能力赚够买地的钱。一些理想的生活总是要建立在功利的生活之上。以为能过上一种非功利的生活的人，要么是幻想，要么是愚蠢。人最终还是要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那就是赚钱、出名，获得权力。总而言之，人生不过名利二字。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些。我很反感那些强调奋斗、努力的人，他们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但我内心深处又非常认同他们，将所有的失败归结于自身不够努力奋斗。但我确实没能力也没有动力去奋斗。我在读书中获得快乐，我却无法将读书转换成生活技能。我只能在梦中幻想自己是一个天才来弥补生活的失意。或者假装自己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但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自己实际上没什么才华。突然，我想说，我很喜欢《汉密尔顿》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它将个人、家庭、城市和国家的成功紧紧绑定在了一起。国内的主流文化作品似更强调“牺牲”：为了家庭牺牲个人，为了国家牺牲个人。而城市呢？大多数生活在北京上海的人都恨北京上海，大多数来自县城的人也痛恨县城的人情文化。
最后，我要说明我关于死亡的看法作为文章的结束。但在我讨论死亡之前，我想夹带一点关于政治的私货。作为一个读过一些书的人，我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过一点构想。我认为，打破由血缘、地缘、学缘缔造的等级集团并非完全不可能。我曾设想过“高干子弟不得考编入公”的模式，但太过激进。我修改了一下这个想法，高干子弟可以按照地理三级阶梯来当官。比如第三级阶梯区域的干部子弟，只能参与第一级阶梯区域的干部选拔，第一级阶梯区域的干部子弟只能参加第二级阶梯的干部选拔，而第二阶梯的干部子弟才能参加第三阶梯的干部选拔。这个建议没法发到提建议的网络上去，就写在这里。拥有权力的人的流动，才能带来资源的真正流动。这是我天真的想法。因为是原创的想法，所以记录在此。
最后我想就死亡说一些疯癫之语，正如我全文所呈现的混乱的风格。我认为，人既然无法选择为自己而活，至少可以选择为自己而死。虽然尼采等人讨论过自杀的问题，但我仍觉得自杀是一种归宿。人生唯一有意义的事情似乎就是死亡。我不是倡导自杀。就我个人而言，我能接受偶然的死亡，不能接受有计划的死亡。比如你在驾车的时候，某一刻面对一个悬崖，顿觉放松无比，不自觉地放开方向盘，逐渐加速冲了下去；再比如你站在一个悬崖的边上，即将掉落，你也知道自己不往后撤就即将掉落，于是你放任了这种掉落。这都算是偶然的死亡。我放任过自己一次，身体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疤。事后也没觉得多可怕，可能和我的思维与感觉的迟钝有关。但是我无法接受有机会的死亡，比如《霍乱时期的爱情》中阿莫乌尔在六十岁的选择那样。偶然的死亡不必承受太多压力，主动的死亡需要强大的心智和坚韧的品性。人的生活是无意义的，假如生活的意义只能经由一个强大的他者或集团去定义，死亡似乎是庸人们唯一的抵抗手段。关于死亡，我脑海里的话比我写出的话更加清晰，但我不打算追溯我脑海中的原义了。即便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还是会受到他人的曲解，想到这一点，我觉得写这篇文章都显得荒诞可笑。大概逗人一乐、浪费一点他人的时间是这篇文章的最大意义。
作为写作者，我知道主人公、叙述者和作者之间不尽相同，所以这篇文章里面，有真实有谎言，有刻意放大的感受也有无意流出的感情，有主观的经验也有胡说的呓语。可以说，这是一篇虚构的作品，任由意识流淌，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是无主题的写作。如果强加一个主题，就是我作为一个平庸之人想借着酒劲狠狠骂自己一通，让自己快快振作起来，所以是自我批判。结果却说了许多毫不相干无聊的话。写信的最初原因是我不确定我的性格、心态和想法是不是具有典型性，还是我一个人在自怨自艾，所以来投稿。投稿的原因也不是寻求什么出路，只是为了某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罢了。不过写到最后，我却有些酒醒，觉得秋天的夜晚真是寒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