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领导人毛泽东写下的《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生动地描述了起义的情景。毛泽东领导起义的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的旗子，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军叫工农革命”——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派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湖南秋收起义。
中共中央当时的设想是在湘中、湘南等多处发动秋收起义，夺取政权。毛泽东从武汉回到长沙后，通过对局势的观察判断，认为在湖南多处联合发动起义的条件不成熟。8月18日，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要改变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但这一计划并不为当时中央负责人所认可。毛泽东亲自致信中央，据理力争，新的暴动计划得以付诸实施。
当时能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等。平江工农义勇队有400多人枪，队长是共产党员余贲民；浏阳工农义勇队共600多人枪，队长是共产党员、黄埔生苏先骏，党代表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早在7月中旬，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就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独立团，从湖南开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8月5日，独立团抵达江西永修涂家埠车站附近，获悉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两队便分兵行动。
8月7日，余贲民部经过武宁时，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相遇。警卫团是奉中共指示从武汉赶赴南昌与起义军会合的。团长卢德铭是共产党员，团、营主官也是共产党员，士兵多为两湖地区的农协会会员和青年学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由共产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得悉起义军已经南下，卢德铭立即率部追赶。8月10日抵奉新，又知起义军已远去福建，沿途敌人已布满重兵。卢德铭遂命团副兼1营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将部队带到修水这个湘鄂赣“三不管”的地方待命，自己则返回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下一步行动。
8月12日，余洒度带领警卫团抵达修水县城附近，与余贲民和平江义勇队再次相遇，合力攻占修水县城。此间，余洒度与湖北崇阳、通城罗荣桓带领的农民武装取得联系，迎接他们到修水会合。这100余人的农军被改编为警卫团特务连，警卫团副连长谭希林任连长，罗荣桓任党代表。
20军独立团另一支部队浏阳义勇队与平江义勇队分兵行动后，仍打着独立团的旗号在奉新、高安、上高一带活动，于8月20日攻占铜鼓县城。修水、铜鼓山水相连，余洒度、余贲民想与苏先骏合兵一处，共同对敌。遂派苏的黄埔四期同学、警卫团11连连长伍中豪前去联络。8月22日，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等在修水与铜鼓交界的山口镇召开整编会议，“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几支部队达成合编协议。
恰逢此时，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派代表徐景祥来到修水接洽，欲收编当地武装。余洒度等将计就计，借用“灰色”名义，“受编不受调”，部队遂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部设修水县城，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警卫团2营营长钟文璋任师参谋长。下辖2个团，警卫团为1团，钟文璋兼任团长；浏阳义勇队为3团，苏先骏任团长，潘心源任党代表，从警卫团调3个连充实3团，伍中豪任副团长兼3营营长。平江义勇队分别补充到1、3两团。
为与上级取得联系，潘心源到安源去找湖南省委请示工作。
在此期间，卢德铭经长沙抵达武汉，找到了中共湖北省委，省委决定卢德铭等3人返回原部队参加秋收起义，并任命卢德铭为起义总指挥
潘心源去安源找党组织请求指示，向安源市委报告了修水、铜鼓部队的情况。安源市委即派人向湖南省委报告。毛泽东得到这个报告喜出望外，8月30日，湖南省委在沈家大屋开会，再次讨论秋收暴动的布置事宜，决定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为书记，参加秋收起义的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
肩负重任的毛泽东次日乘火车赶到安源后，即召集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潘心源、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等参加，潘心源介绍了修水、铜鼓两支部队的情况。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决定将驻修水、铜鼓、安源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原余洒度师的1、3两团建制不变，将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2团，王新亚任团长；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师、团长为委员；起义时间定在9月9日，部队从修水、铜鼓、安源出发，分3路向长沙进攻。
9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国记者斯诺谈到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工农军队的第一批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3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安源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个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旗号镰刀斧头”——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子
起义打什么旗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说：“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按照中央的决定，打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子，起义部队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名称及序列。党的八七会议依然提出要联合国民党左派一起斗争。中央在派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时，也明确告诉他以国民党左派的旗子为号召为宜，团结他们共同斗争。
毛泽东回到湖南，亲眼目睹国民党军队疯狂镇压工农革命，残忍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群众对国民党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改变，深感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子已经不合时宜了。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秋收起义决不能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指出：“国民党的招牌还能要吗？我看不能要了，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了军阀的旗子，完全是一面黑旗。”有人问，那我们打什么旗子？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说，我们打共产党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能号召群众。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在会议制定的暴动纲领上明确提出：鉴于国民党已经变成军阀压迫、屠杀民众的工具，这次暴动不再用国民党的名义，而应当“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
接着，毛泽东致信中央进一步表达自己的主张：“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在安源部署2团起义期间，写信给苏先骏，传达前委决定，要求参加起义的部队“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正在这个当口，卢德铭赶回修水部队，担任起义总指挥。
根据上级的指示，9月初，第一师师部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参谋处长陈树华等人承担起制作军旗的任务。在修水县城的一家商会会馆里的八仙桌旁，何长工、杨立三、陈树华等人为设计工农革命军军旗绞尽脑汁。因上级只要求设计制作军旗，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军旗样式。他们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军旗应突出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军队是工农子弟兵的性质和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主题。何长工见过苏联的军旗，提议模仿苏联旗子的大概样式设计军旗。这一建议得到了杨立三、陈树华的一致赞同。当晚，他们找来硬纸、剪刀、铁尺和画线用的粉包，经过一夜的设计剪裁、反复比较和推敲修改，最终拿出了布局合理、比例适当、角度准确的军旗方案。
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为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内镶有黑色的镰刀、斧头，分别代表农民、工人，易为广大工人、农民理解与接受，斧头、镰刀既是劳动工具，也可以作革命武器，象征“斧头砍开新世纪，镰刀割断旧乾坤”；镰刀、斧头相交叉则表示工农联盟，叠加在五星内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工农联盟的政党；旗面靠旗裤一侧缝有一条10厘米宽的白布条，上面写着繁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整面旗子的寓意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
《何长工回忆录》一书中这样记述：“卢德铭同志从中央回来，担任部队的总指挥。由我负责设计并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枚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紧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十分威武、漂亮。”
军旗样式确定后，师部决定立即批量赶制。裁缝出身的班长张令彬购买了布匹，修水县总工会委员长徐光华请来了县里几乎所有的裁缝。在县城的一个祠堂里，40多名针线工加班加点，赶制了100面军旗。
9月9日，在秋收起义誓师大会上，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正式军旗打了出来，红色军旗成为秋收起义部队的重要标志。从此，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迅速燃遍了湘赣边界的土地。
正是高高举起共产党的旗子，对吸引号召群众起来参加革命，起了关键的作用，才有了中国革命“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壮举，指引着中国工农革命朝着胜利的目标不断前行。
“当红色‘山大王’”——探索建立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在安源安排2团的起义事宜之后，在潘心源的陪同下，赶往修水、铜鼓，与那里的两支部队商量起义事宜。
在经过浏阳张家坊村时，毛泽东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险情，他们被当地反动民团抓住。民团要把他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好在他身上带有行前潘心源给的二十几块钱，他打算用这些钱贿赂押送的人释放他。押送的民团士兵同意了，可民团头目不同意。在走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毛泽东瞅准机会挣脱出去，飞快地翻过田野里的一个高地，藏身到高地下面的一个水塘里，在那里躲过了民团的几次搜捕，直到日落才脱险，后在一位农民的帮助下前往铜鼓。
9月7日，苏先骏收到毛泽东的信，立即通知余洒度：“第3团决即响应萍乡（安源），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互相联络，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有了前委的明确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正式成立，共约5000人。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是从破坏铁路、切断敌人交通开始的。长沙铁路工人分成十几个行动小组，分别破坏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之间的铁路线。各地农民群众捣毁了多处电线、水塔。四处告急，敌军惊慌失措，有力地牵制了其对起义部队的军事行动。
同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1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部队进至离长寿街8公里的金坪时，新收编的黔军邱国轩部突然反叛，勾结敌人从两翼向1团团部和2营、3营发起突袭，2个营一下子被冲垮。这时，卢德铭率师部和1团1营还在距金坪15公里的龙门厂，他一面部署部队余部向平、浏边界转移，一面派交通员寻找3团与之会合。
交通员在浏阳找到了3团，并见到前委书记毛泽东。9月10日，毛泽东赶到铜鼓。11日，他和苏先骏率3团自铜鼓出发，先后攻占浏阳白沙、东门市，试图在浏阳与由安源北上的2团会合，会攻长沙。然而，3团遭到国民党军2个团的夹击，被迫撤至上坪。得悉1团失利情况后，毛泽东写密信交给交通员，命卢德铭把1团带到文家市，研究下一步行动。
9月19日，卢德铭、余洒度带领1团余部抵达文家市。此时3团已先期到达。2团在占领浏阳城后，被敌人包围，小部分人突围，也来到文家市。三支部队都严重受挫，从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
此时的起义军何去何从？是执行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继续冒险进攻长沙、以避免背上“逃跑”的罪名，还是退却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毛泽东当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他严肃指出，现在进攻长沙，等于拿鸡蛋碰石头，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他指着一张地图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适宜作我们的落脚点。”罗霄山脉位于湖南省东部和江西省西部交界处，其中段地势险要，峭壁耸立，可攻可守，远离大城市，敌人力量比较薄弱。
毛泽东打了一个比方：“革命要有个落脚点，好比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有了落脚点，才能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水浒传》里有个水泊梁山，朝廷的千军万马拿他们没得办法。我们到罗霄山脉中段去，反动派也奈何不了我们。我们到那里去当红色‘山大王’！”
对毛泽东的主张，师长余洒度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打着执行中央、省委决定的幌子，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3团团长苏先骏更是阴阳怪气地说：“革命了半天，却革到山上做‘山大王’，这叫什么革命？”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当的这个“山大王”，不是绿林好汉那种“山大王”，而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的“山大王”，是武装割据的“山大王”。从历史上看，“山大王”是很少被消灭掉的。我们上山，把部队引向敌人不注意的地方去发展、去壮大，胜利才有希望。
卢德铭跟余洒度是黄埔二期同学，关键时刻他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不客气地说：“余师长，现在我们只剩下1500多人，怎么去打长沙？部队恐怕还没打到长沙，就被敌人吃掉了！毛委员的提议很好，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是一个不错的战略撤退，有光明的前途。”卢德铭作为总指挥，在部队有很高的威望，在他投赞成票后，大多数人纷纷举手赞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连夜致信湖南省委，说明取消攻打长沙计划和实现转兵南下的理由
9月21日早晨，迎着灿烂的朝霞，毛泽东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了前委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他说：“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只要不断地去砸那口大水缸，总有一天会砸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文家市转兵，实现了从进攻大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转变，避免了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革命留下了火种，保存了良才。
“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秋收起义部队余部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9月23日，部队从江西芦溪宿营地沿着芦溪河向莲花进发。毛泽东随前卫行动，卢德铭、余洒度随师部居中，后卫为苏先骏的3团。朱培德的特务营和省第四保安团从萍乡尾追过来，第3团遭突然袭击，苏先骏指挥部队仓促应战，造成了重大损失。
卢德铭听到后面枪声激烈，便带领1个连的兵力回援，掩护部队转移。在激烈的战斗中，卢德铭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年仅22岁。毛泽东对卢德铭极为赏识，听到他牺牲的噩耗，痛惜喊道：“还我卢德铭！”
接连的失败，部队士气低落，不少人对革命丧失信心，开小差成风，短短一周时间，部队由1500余人减员到不足1000人。同时，部队中旧军官军阀主义作风严重，打骂士兵是家常便饭，影响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更为棘手的是，余洒度原为卢德铭部下，卢在时尚能辖制他，卢牺牲后，他对毛泽东越来越不尊重，跟苏先骏等一唱一和，多次顶撞毛泽东，固执地反对把部队带向井冈山，致使前委很难统一思想。
面对这些问题，毛泽东一路上不停地找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1团1连党代表何挺颖谈到他的连队没有一个逃兵，靠的是共产党员的作用。这给毛泽东以很大启发，萌生了一个重大构想：把党支部建在连一级，连里的重大事项经过党支部来决定，建立党代表制度，支部书记由党代表担任，在政治上负全责。毛泽东还先后与宛希先、何长工、张子清、陈浩、罗荣桓等人谈话，听取意见，统一认识。
9 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当晚，在毛泽东住的“协盛和”杂货铺里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何挺颖、张子清、陈浩、宛希先、熊寿祺等，增选陈浩、宛希先、熊寿祺（普通士兵）为前委委员。接着，毛泽东提出把部队缩编为1个团的设想。余洒度马上表示反对，诘问师改编为团后，师长、团长往哪里摆？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凡是没有安排职务的军官，全部编成1个军官队，以后队伍扩大了用得上。毛泽东又耐心解释了“支部建在连上”的作用和意义。尽管余洒度、苏先骏坚持反对，但有余贲民、何挺颖、宛希先、张子清、熊寿祺等多数人的支持，会议通过了改编方案。
由于余洒度、苏先骏不肯“低就”团长、营长，前委便将其从军事主官的位置上撤了下来，保留二人前委委员的职务。团长由原1团1营营长陈浩担任，何挺颖任党代表，原1团编为1营，原3团编为3营。
9月30日清早，部队在三湾枫树坪下集合，原师长余洒度站在队列前双眉紧锁，一脸不高兴地宣布：“现在人员减少了，部队要缩编，从1个师改编为1个团，1个团还是不足，改编为2个营。”他对这次改编充满了怨气，不久他和苏先骏先后离队脱逃，都投靠了国民党，走向反面。
新任团长陈浩介绍毛泽东出来讲话。当年还是普通战士的开国大将谭政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人丛中走出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来，头上蓄有两三寸长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旧棉袄，脚上打上一双绑带，套着一双草鞋。他以和蔼的态度、含笑的脸色，跑到部队前面，顿时会场沉寂的空气，呈现出热烈的气氛，大家高兴地鼓起掌来。”
毛泽东首先宣布了前委关于部队改编的决定，随后又作动员讲话：“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在家乡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了，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我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人可以当敌人100个，我们现在有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毛泽东接着又说：“我们干革命，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只图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你们跟着我走，可能很艰苦，很危险，但是也很光荣。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们不勉强，参加革命，完全自愿。现在，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 元路费。”
毛泽东讲完话，马上让人搬来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堆大洋。大多数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有觉悟的战士都走到枫树下的左侧，打算离队的只有几十人站在了右边。毛泽东下令给回家人员每人发了路费，并说将来如果谁愿意回来，还是欢迎的。
经过这次改编，部队只剩下700 余人。人员虽少了，但留下的大都是精干，是大浪淘沙后的精英分子，士气、信念和战斗力大为增强。前委挑选了罗荣桓、何长工等13名革命意志最坚定、作战最勇敢的优秀干部担任连队党代表。9月30日下午，毛泽东召开党代表会议，强调军中大事都要经过支部和党委讨论，军事长官不可擅权；特别注意在班长、战士中发展党员，密切党和士兵的联系，使党的领导直达士兵，直达整个部队。
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立党小组，营、团以上建立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全军由前委领导，形成了一套新的组织体系。从上到下贯彻前委的决定，从下到上服从前委的指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专做思想政治工作，进而在人民军队中逐级形成了“双首长负责制”，党代表与军事主官平起平坐，对军事主官专权形成有效制约，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主席是由熊寿祺担任。废除军阀军队的旧制度及其影响，在部队中实行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在开会的时候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等。
10月3日晨，改编后的部队英姿焕发在枫树坪集合。毛泽东向全团干部战士发表讲话，进一步阐明向井冈山进发的重大意义，并宣布了三条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在三湾村群众的欢送下，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始了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www.haizi.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