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只是说明了，这一理论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几乎没有得到发展。这一理论主要是在学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继承了马克思学术研究传统的社会学家那里得到的传承。这种说法基本正确，但并非完全正确。关锋就指认了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考察了劳动过程中的一些“组织问题”。目前仍需要更进一步，如果承认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不仅包括对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一般考察，它还是这么一类知识：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在劳动过程层面的一般条件，那么，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就理应还包括对劳工自身而非劳动的一系列属性的考察。这里的考察在马克思那里主要是以考察劳工的经济、阶级属性出现的。但自布雷弗曼开始到布洛维，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中的劳动形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果说，马克思谈到的劳动过程中的劳工是与机器、劳动、劳动产品高度粘粘在一起的，那么，布雷弗曼到布洛维笔下的劳工则获得了更高的独立性。这类独立性在布雷弗曼那里表现为劳工的“去技能化”，主要关切点表现为客观的劳工形象自身，即“哈里·布雷弗曼并不打算探讨垄断资本主义下可以说是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些主观方面的东西”；这类独立性在布洛维那里表现为工厂霸权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固定和内化为劳工的常识，资本家强迫劳工“同意”被剥削并达到了效果，主要关切点是主观的劳工形象自身。对劳工形象的关注显著大于对劳动的关注，这是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社会学转向的特点。
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控制和反抗”主题获得了更高的独立性。在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语境中当然包含了控制和反抗命题，比如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一类对劳工施加控制的权力关系，比如马克思论述“活劳动从属于对象化劳动”时表明的机器体系对劳工的控制关系。然而，阶级、经济意义层面展开的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当中的控制和反抗命题并不具有很高的独立性，直至布洛维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引入了“全景畅视监狱”等概念，才将这一命题给完全抽象了出来。控制和反抗命题主要是围绕着劳工和资本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的，它本身就是对劳工自身形象的强调。这一形象在布洛维那里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布洛维是以控制和反抗命题作为假设去考察劳动过程中的劳工的，但通过田野调查和拓展个案法，布洛维发现了控制和反抗命题的另一面，即劳工“自愿”被剥削的一面，劳工在劳动中感受到了“相对满意”，而非仅仅是异化劳动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似乎并不完全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似乎一定包含了某种“二重性”的理解。这类二重性的理解容易招致韩炳哲诸如“正是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让资本主义可以永远地走下去”的理解，也容易招致卡尔•波兰尼有关最好的社会制度安排是资本主义经济“嵌入”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沈原等劳动社会学家正是基于波兰尼的一些学术观点去考察劳工的前途的。劳工成为了最弱势的“公民”，“强公民”成为了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之一。阶级斗争不再指向马克思所渴求的革命，而是指向了“再造社会”，特别是一个波兰尼似的“能动社会”。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原本的解放旨意由此遭受了挑战，劳动者不再是马克思笔下的推翻资本主义的人，而是成为了与资本主义斗争从而捍卫自身权益的人。
从“劳动本位”到“劳工本位”，直到布洛维，也没能完全实现这一点。布洛维考察劳动过程的目的之一还是追寻了马克思的原命题，即劳工有关剩余价值的生产，只不过在布洛维那里，资本家“制造同意”，劳动者被榨取剩余价值的机制更加隐蔽了。尽管布洛维的头脑和写作的文本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劳动过程的直接经验，但布洛维笔下的劳工形象仍旧是阶级、经济意义上的抽象劳工形象。大抵是直到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为主的社会学家将抽象劳工上升为具体劳工，着重考察了“社会影响工厂”的劳工的“社会品格”，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在当代劳动过程研究中才更加突出了具体劳工的形象。
与具体劳工相对的是抽象劳工，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批评正是在于，马克思笔下的劳动者是抽象的。这里有关抽象劳工的理解，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在于把劳动力当作一类生产要素，从而进入经济活动，在马克思那里，抽象劳动者是指创造价值、生产使用价值的经济意义上的劳工。具体劳工不是指一个生物的、有活动能力的、从事生产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工，这里有关具体劳工的理解不在于在经济活动中、经济活动外理解一个具体的、感性的、实践的人，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揭示的那样。具体劳工必然有其社会品格，他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还必然是民族意义上的，性别意义上的，地域意义上的，公民权意义上的，等等。因此，人们谈到马克思指认的话题，即资本家对劳工进行控制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剥削，这一话题中的劳工形象尽管潜藏了一个生物的、活动的、具体的、感性的、实践的人，是福柯所指认的“生命政治”中“生物体生命”，但它仍旧不是一个具体的劳工形象。在社会学家看来，具体的劳工形象一定具有丰富的社会品格，经济品格和阶级品格并不是劳工的全部。
社会学家对马克思的文本中抽象劳工形象的批判，主要目的之一是将阶级从“均质的整一物”的理解中抽象出来。抽象劳工所面临的批评在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中的劳工形象无法有力说明阶级自为本身生成的复杂性，无法有力说明斗争展开的复杂原因。在赵鼎新看来，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斗争不一定都指向阶级斗争概念，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们偏爱从各种斗争中都抽象出一个共性的阶级斗争，赵鼎新教授认为，劳资斗争可以被多种结构/机制解释。显而易见的就是沈原所谈到的劳动者追求公民权的斗争。何明洁的“阶级结构决定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观点是对马克思阶级观点的抽象，这个抽象只是社会学研究对“结构”和“行动”关系理解的应用。然而，为马克思主义建立结构/机制的解释模型，或许本身就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因此难免招致简单化的理解。抽象劳工所面临的真正批评或许不在于，马克思把阶级当作均质的、整一的事物去理解，而是批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不应该仅仅进行这样的理解。比如赵鼎新教授就把阶级理解为一个理想型：“大量研究工人运动的学者都是把......对工人阶级的理解看作是理想型，然后把各个国家工人阶级认同的具体状况与这一理想型进行比较，从而来理解各个国家工人政治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11］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会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由此的结果是，这将“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均质和整一不代表不可分，在这里，无产阶级可以是分散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整一的，阶级概念追寻的是共性，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忽略了劳动者之间的差异。具体劳工成为了对抽象劳工的批判，它事实上强调的是，从分散到联合的可能或不可能，它的中间环节是什么。中间环节一定是具体的劳工，诚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劳工进入劳动过程时，他们一定带着劳动过程之外的烙印，比如劳动过程之外劳动者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伦理道德观念，等，这既是“社会影响工厂”，又是恩格斯所指认的“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而这将影响劳工自身的解放力量和解放意愿。
抽象劳工面临的批评还在于，它对具体的劳动过程本身重要性的忽视。一旦劳动过程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展开的背景，那么，这一背景下的劳工形象就难免是“剥离了主体性”的，温和一些的批评则相对迂回一些，但也认为马克思笔下的劳工形象只有“阶级的主体性”。要摆脱只有阶级主体性的劳工形象，就必要尊从劳动过程研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社会学的转向，自布洛维开始，这就是要求使用工厂民族志和拓展个案法这两种质性研究方法去研究劳动过程中的劳工。吊诡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其实就包含了工厂民族志和拓展个案法的萌芽，甚至就是“劳动社会学”的开山之作。社会学家们如果承认恩格斯和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就不应该草率地下结论说马克思笔下的劳动者只有“阶级的主体性”，甚至被“剥离了主体性”。事实是，“主义”所代表的一种理论与实践的思想传承谱系，在社会学家眼中是无足轻重的。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有理由坚持认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的《工人工厂状况》等著作早已经昭示了具体劳工在劳动过程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萌芽，它早已包含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走向社会学得以发生的潜力。为此，需要考察工厂政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