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鹏
山东女子学院旅游
学院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年第5期
摘要：小说《林海雪原》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喜爱，但书中的爱情叙事话语却因含有较浓的“才子佳人”气息遭到学术界质疑，许多人认为这是古典通俗文学的陈旧情感叙事模式，具有显著的非现代性。从文本看，《林海雪原》包含了政治、启蒙、爱情和民间等多重主题话语，这些话语中的现代性与非现代性是相互博弈、相互缠绕又相互生发、相互塑造的，具有多重的表意和阐释空间。事实上，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现代性自身面目也是繁复的。由是观之，《林海雪原》爱情叙事话语现代性品质的含混性和多重性，反而是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现代性含混状态的一种典型表达。
关键词：《林海雪原》；爱情叙事话语；现代性；非现代性
提及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当代革命战争小说，人们往往会想起“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和《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这八部长篇小说。它们大规模地再现了当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现代历史进程，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英雄人物形象，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被认为是中国当代革命战争小说的经典之作。而与其他作品相比，《林海雪原》的接受热更为广泛持久。
小说于1957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出版，一出版即受到来自各个行业、年龄段和文化程度的读者的喜爱，一版再版，经久不衰。截至1964年1月，印数便超过156万册，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在国内印刷至少超过600万册，这还不包括小人书、连环画、邮票、年画、雕塑等形式的改编版本和数不胜数的各类盗版。它还多次被改编为京剧、电影、电视连续剧、话剧、评书、河北梆子、流行歌曲和网络游戏等多种形式。2019年9月，《林海雪原》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作品库，这是对其深远影响力的一个肯定。
《林海雪原》经久不衰的接受热和中国读者尤其是平民读者的文化接受心理有关。中国当代革命战争小说的接受主体是工农兵读者，他们最主要的阅读习惯和期待视野是由中国传统英雄叙事文学类型培养起来的。这一群体最喜爱的文艺作品的基本要素主要包含超越型的江湖气息、传奇型的侠客人物、神魔斗法式的正邪斗争和集英雄美女、才子佳人于一身的纯洁爱情故事等。《林海雪原》所描写的革命斗争发生在“林海雪原”这一遥远神奇的银色江湖世界中，故事内容恰好具有以上所有令人神往的传奇品质，其中少剑波和“小白鸽”白茹的爱情故事为残酷紧张的红黑战争描写增加了清新的粉色温情，使全书叙事节奏张弛有度，充分契合了读者尤其是平民读者对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爱情故事的接受心理，因而具有更高的读者接受度。
与广大读者对它的热爱不同，学术界对《林海雪原》的评价一直存有分歧和争议，这与它叙事话语的传奇品质及多重内涵有关。小说包含四种内涵各异又相互交织的叙事话语，即以阶级革命为中心的政治话语、以民主/科学为中心的启蒙话语、以英雄美人/才子佳人为底色的爱情话语，以及以神话传说为载体的民间话语。从表层看，启蒙话语、爱情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叙述宗旨是为政治话语服务，全书呈现为众星捧月式的单一型结构，但由于这几种话语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强大的话语呈现力和生动的叙述效果，因此在叙述过程中，经常凭借为政治服务的合法化底气表达自身的叙述语义，这就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一种“奇正交织”“外正内奇”的复合状态。
如果说《林海雪原》的政治话语、启蒙话语更多地显示了小说书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现代性新质的努力，民间话语的出场突显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民间神话传说的征用与改造，那么它的爱情话语就呈现出较多的“正贞斗邪淫”“才子配佳人”“男强配女弱”的前现代古旧气息。当然，这并不是说其政治话语和启蒙话语就是纯质的现代性话语，也并非说它的爱情话语是陈旧的非现代性内容。事实上，小说中这几种叙事话语的现代性、非现代性因素是互相缠绕的，而且恰恰是这种非彻底性和缠绕性，呈现出中国当代革命战争小说现代性书写的复杂面向。
01
“恶”的“他者”：敌对阵营淫邪化爱情话语叙事
刘小枫在总结现代叙事伦理时，将其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他说：“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和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1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当代革命战争小说中，借助爱情话语等私人情感领域的书写来展现敌我双方在政治伦理上的正邪之分，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通过私人领域的反伦理行为，把敌方阵营成员定义为“恶”的“他者”，进而对其战争伦理、政治依据进行多重否定，是自20年代以来革命/战争小说的叙事成规之一。2
《林海雪原》对这种“化情为政”“正贞斗邪淫”的叙事策略的运用是非常典型的。如小说写女匪首“蝴蝶迷”的私生活混乱不堪，她和许大马棒许福、郑三炮以及其他不少匪徒都有一腿，甚至公然宣称自己是“阔小姐开窑子，不为钱，为图个快活”。3小说把她的父母分别设置为仙人洞镇恶霸地主姜三膘子和牡丹江市头等妓女海棠红，父亲的反动邪恶和母亲的淫乱放荡造就了她既反动又淫乱的先天“原罪”。敌方特务宋宝森原先是日本关东军三一八七部队大佐谍报主任，后转为国民党匪帮滨绥图佳党务专员、军统特务侯殿坤的高级参谋，他罪大恶极、荒淫无耻，甚至直接对妻子说“时髦的女郎我已经玩够了”，所以想玩弄“古典式的深闺小姐”，4并毒打反对的妻子。他设计强奸了牡丹江著名医师韩荣华的女儿慧玉，杀死了慧玉的未婚夫文昭，慧玉的母亲被活活气死在女儿墓前，韩荣华被群众救出后，逃到深山老林的神河庙里忍辱偷生、治病救人，成了定河道人。后来，宋宝森在潜伏时又杀害韩荣华，霸占神河庙。他不仅冒充定河道人搜集情报、策划叛乱、与人民为敌，还荒淫之极，在“修善堂藏着女人”“修善榻睡着女人”，甚至连自己的“党子党孙栾警尉和一撮毛的老婆”5也不放过。绥芬大甸子的土豪赵大发过去是日本关东军三一八七部队的密探，后来投靠国民党，“是个酒色之徒，强霸民女，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他逃到土匪窝里通风报信时，还做着无耻的意淫梦：
赵大发抹了一下嘴，“队中还有一个女兵，共军都叫她小白鸽，嘿！这个小玩意可真长得小巧玲珑，双眼皮、长睫毛，一笑俩酒窝，脸蛋又红又嫩，真像雪地上的一朵芙蓉花。哎呀！年方十七八……”说完赵大发倒抽一口贪馋的冷气，呛了气嗓，咳嗽起来。6
以上种种，不一而足。可见，《林海雪原》塑造的以“蝴蝶迷”和许大马棒为首的土匪成员，不仅在政治理念上反共反人民，同时还在情感领域上反伦理，在生命伦理上反人性，在民间伦理上反道义，是集多重邪恶于一身的反动“他者”。如此一来，敌人在私人领域的淫乱本质就延伸到公共领域，这就使政治层面的敌我矛盾转化为道义层面的正邪矛盾，二者争夺现代中国领导权的政治战争就转化为伦理层面上的正义之“神”与邪恶之“魔”的斗争。
这种将政治道德化的叙事策略并不是20世纪50—70年代革命战争小说的发明，而是从中国传统英雄叙事演化来的。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都非常惧怕私人情感的放纵会带来修行功业的损毁，久而久之，“万恶淫为首”的观念也就成为中国历代民众的文化思维定势。赵毅衡指出，这种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惧欲、禁欲思想的变形体现：“在中国通俗小说中，大部分英雄人物不近女色。性要求低（不是克制能力强）不仅是英雄本色而且是成功之原因。只有反面人物才落入女色陷阱，例如曹操败于张绣，西门庆死于非命。甚至有色情意味的政治笑话，例如曹操下江东乃为取二乔之类，也必落在反面人物头上。这种‘坏人性专利’，被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全套继承。”7
与此相对应，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战争小说情爱叙事中，政治上一败涂地的“反动阶级”反而拥有了享用性描写话语的专利，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如黄子平所言，“我们如何讲述‘革命’和‘性’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怎样阅读‘革命’和‘性’的问题。”8敌方阵营成员在私人情感领域中对民间宗法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双重反动，强化了敌方阵营无法抹灭的邪恶本质，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必然会被消灭的失败下场。在这个意义上，杨子荣“刀劈蝴蝶迷”的场景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上的象征性。
“蝴蝶迷看刀！”随着喊声，蝴蝶迷从右肩到胯下，活活的劈成两片，肝肠五脏臭烘烘地流了满地。9
“虎胆英雄”杨子荣举起了正义之刀，如同天神诛杀邪魔歪道一般，杀死了蝴蝶迷。这个女土匪因为淫乱、邪恶、反动，所以连“肝肠五脏”都被描写为“臭烘烘”的。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死法与其平时“刀劈活人”的刀法一致，因此这一情景具有强烈的反讽象征意味。
02
复杂的“爱”：我方阵营启蒙型爱情话语叙事
《林海雪原》对敌对阵营淫邪化爱情话语叙事的态度很鲜明，即通过政治道德化的叙事策略将敌人塑造为私德与公理皆亏的“恶”的“他者”，但关于我方阵营的爱情话语叙事则相对复杂、多义，值得辨析。
小说对于我方阵营成员的爱情话语讲述，始于少剑波的姐姐鞠县长和姐夫李耀光的恋爱故事。少剑波和姐姐是一对孤儿，父母去世时少剑波才六岁，姐姐也才十几岁，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以教书赚取的微薄薪资抚养弟弟，生活的重担使她脸上失去了少女的光泽。但当她与共产党员李耀光老师恋爱后，脸上又重新焕发出了“少女的红润的光彩”10。李耀光给她讲了许多新道理，“什么伟大的中华民族啦，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啦，什么劳动创造世界啦，什么穷人是被剥削穷的，富人是剥削穷人富的啦”11。从少剑波回忆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姐姐把从李耀光那里学到的政治理论再讲给少剑波听，引导着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鞠县长和李耀光这对恋人之间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状态，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启蒙型”爱情话语叙事模式的延伸，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当代革命战争小说中非常普遍，如《茫茫的草原》里的老周和苏荣，《苦菜花》里的纪铁功和赵星梅、娟子和姜永泉，《英雄的乐章》里的张玉克和清莲，《红旗谱》中的春兰和运涛、严萍和江涛，《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和银环等等。这些革命情侣都遵循具有现代政党政治理念的引路人和具有朴素阶级/民族正义感的“准英雄”之间启蒙与被启蒙的两性爱情关系模式。
鞠县长恋爱后所焕发出的光彩既是爱情带来的少女美好情怀的光彩，更是她对共产主义信念确信和向往的表现。对于鞠县长来说，李耀光既是她的恋人，也是她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们之间既是恋人、同事的关系，更是师生、上下级的关系，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
这种典型的文化启蒙型的现代爱情书写模式，有着明显的男性文化中心主义“男强女弱”式的前现代话语痕迹。因为在这种关系中，女性虽然从以往的社会弱者状态成长为具有先进社会政治理念的领导阶层，但仍处于被男性引导、受男性领导的启蒙受者地位，作为现代性“新人”个体来讲，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自我主体意识。例如，当他们接到组织贫苦雇工进行麦收罢工的任务后，李耀光像一位教师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一样，对发动罢工的时间、参加者、领导者、发动方式及注意事项等，都向少剑波的姐姐提出了针对性的问题，指引着让她把党的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实际革命工作中去。当听到她在各个环节都考虑得非常充分，对发动贫苦雇工罢工的各种事项都安排得很周全后，“李老师”作为党支部书记对她进行了表扬。
“好！”李老师的声调是那样的痛快，“咱们就好好地组织这次麦收斗争，这是在农村采用城市工人罢工的新的斗争方式。你的办法对，不愧当了一年的宣传委员。”
“啊哟！支书同志，事情还没有干起来呢，就表扬起人来啦。”12
可以说，这次谈话既是工作会晤也是恋人约会，他们在政治意识上启蒙/被启蒙、引导/被引导的关系状态，使得这种爱情不仅仅是私人领域的感情事件，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中的工作事件。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双重状态，那就是他们往往会在革命工作中掺杂恋爱行为，在恋爱行为中渗透着政治工作，既有普通恋人之间的温馨甜蜜感，又有阶级政党组织上下级关系的严肃层属感。
从叙事层面来看，这种感情话语的描写在紧张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战争场面中加入了温馨的情感色调，既彰显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内涵的丰富性和人性化，又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叙事节奏上起到了弹性调节作用，可谓“严肃活泼”的政治话语的情感话语表达。
《林海雪原》爱情话语的重点是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我们先从爱情中的女性角色来看。小说中白茹一开始是以非常现代性的闪亮姿态进入读者视野的。在第三回“受命”中，少剑波受命带领小分队进山剿匪，急需一名卫生员，白茹毛遂自荐，强烈要求跟随小分队参加剿匪战斗。少剑波则对她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认为“丫头片子”不能胜任剿匪任务。但白茹说自己“没有病，体格好，觉悟也不低”13，王团长说她“技术高于一般卫生员”，曲波又以第三人称强调刚十八岁的白茹“是一个不平常的女兵，她曾因为在小山子战斗中从火线上一连抢救了十三个伤员而荣获抢救模范，并升任护士长”。14这就在主观层面（体格好、技术强、觉悟高）表明白茹能够胜任小分队卫生员。在客观层面，为了让白茹的出场合理化，曲波做了诸多特殊的叙事设置，甚至还临时设置了“男弱女强”的应急叙事情节。他先写小分队临出发前田副司令才发现少剑波没安排随队卫生员，强调时间的紧迫性；接着借卫生队长之口说卫生员都下连队了，留守的男卫生员患病，无法随队战斗；当王团长想从其他连队调遣时，又得知各连卫生员都去了较远的军区卫生所参加防冻知识培训，无法调来；这样，委派其他卫生员的可能途径都被叙事设置成此路不通，小分队卫生员只能非白茹莫属了。小说通过这一次的入场描写，展现了白茹活泼、主动、泼辣的现代型性格，为日后她在爱情上的主动“进攻”作了铺垫。
白茹第一次出场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名事业心强、性格飒爽、积极主动的现代女性形象，但到第九回“白茹的心”时，展现出来的却是典型的传统女性形象。这一节通过高波、李鸿义两人辩字引出白茹对“受”和“爱”字的解释，白茹说“爱”字有心15，引出对少剑波的心意独白。小说先是以第三人称口吻告诉读者白茹和少剑波早就相识，接着以白茹内心独白的方式让她倾诉对少剑波的浓浓爱意。“原来白茹和少剑波，并不是在小分队才熟悉的。当年，白茹在鞠县长那里当通讯员，少剑波常去看他的姐姐。那时的少剑波在她眼里，不过是个俊俏的小营长，虽然他英武可敬，可是满身孩子气，分吃小毳毳的饼干，穿的衣服老也不知洗，多次都是鞠县长强逼他脱下来。”16
小说之所以采用顺叙和倒叙相结合、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相结合的方式介绍白茹和少剑波的认识经历，目的有二。一是突出白茹“重才”而非“重貌”，她爱上少剑波是因为他在历次剿匪战斗中所展现出来的“多才多谋”和崇高心灵，而不是他的“俊俏”模样。二是为这段情感赋予历史合理性，使二人的恋情不至于显得太过突兀和刻意。最重要的是这一历史合理性不仅仅是由于二人相识已久，还有着血缘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双重认可。小说写鞠县长拿脸盆给少剑波洗头，白茹接过盆去打了水来。“当她回来时，鞠县长的眼睛看看剑波，又看看白茹，眼神是那样的亲切。好像鞠县长的眼里射出一丝看不见的绒线，在白茹和剑波之间飘来飘去，好像要用这条绒线双拴着他俩的心。”17当时，十六岁的白茹没有感觉到这根“线”的存在，但现在，十八岁的白茹却迫切需要这根“线”。在她看来，这根“线”代表着鞠县长作为师长、姐姐对少剑波和自己爱情的肯定。这种肯定既是上级对下属的肯定、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护，也是“姐姐”对“弟弟”“妹妹”的疼爱，更是“母亲”（长姐如母）对“孩子”们幸福的期许，是包含了政治伦理、阶级伦理、启蒙伦理、亲情伦理、血缘伦理的多重肯定。对此，曲波借白茹的内心独白作了更明确的表达：
大姐！要是你活着的话，我把我的心事说给你，亲爱的大姐，那该多好呀？可是如今，大姐！你离开了你的弟弟，也离开了我——你的妹妹和学生。你离开了我们俩，谁来替你照顾你的弟弟呢？只有我，只有我白茹。又谁来替你教养你的小妹妹我呢？只有他，只有你抚养成人的少剑波。18
这样写，给这段感情上了多重保险，从多个层面保障了男女战斗英雄的爱情的合情性、合理性、合法性。在五四新文化里，爱情具有自足性，不需借助任何外在条件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所以从逻辑上来讲，越是急于从各个方面来强调这段感情的合法性，就越说明作者在内心深处认为这段情感不具有自足性，需要外在条件加成才能够成立，这在本质上是对爱情自身合法性不自信的外在表现，是一种叙事不自信。另外，这段话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白茹把自己在这场爱情中的目标定位为“替”“长姐如母”的鞠县长“照顾”少剑波，把自己定位为未来的贤妻良母，而并不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和同志。她从鞠县长手中接过的不仅仅是洗头盆，而是从“如母长姐”手中接过的照顾少剑波私人生活起居的传承，是一种象征性的信物。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女性从属于男性的感情定位，具有隐藏的非现代性；她不自觉地把自己放置在低于少剑波、需要少剑波“教养”的受启蒙者的地位。可以说，“照顾”“教养”这两个词暴露了白茹在这段感情中看似主动的现代女性勇敢追求爱情幸福的行为背后，却有着浓浓的非现代性的男尊女卑的底色，只不过这种底色外面披上了一层革命的现代外衣。
《林海雪原》写小分队取得“奇袭虎狼窝”胜利之后恰逢新年，全队举行娱乐晚会，少剑波在队部研究作战方案没有参加，白茹就想到：“小高、小李都在这开会，家中只有剑波，他一定是在读书或者工作。我回去帮他写写东西，给他弄点开水，给他弄些松籽吃，或者给他读一段书让他休息休息眼睛，有可能的话和他谈些使他精神愉快的话。”19白茹在爱情萌动时最想做的事情是替少剑波抄文件、端茶倒水、弄点心，陪他读书、聊天，这是典型的“红袖添香伴郎读书”的古典式的才子佳人情调，已经偏离了现代女性在爱情中保持自我独立人格的轨道。
“队部”本来是小分队作战指挥的办公场所，但在白茹心里却宁愿把这一公共场所当成她和少剑波两人的“家”。一直以来，中国传统女性最向往的爱情结局和人生归宿都是“家”而非“业”。《木兰辞》中“女扮男装”保家卫国的花木兰，归宿不是朝堂，不是继续建功立业，而是回归闺阁。《儿女英雄传》中的侠女十三妹为父报仇、除暴安良之后，和另一民女张金凤一起嫁给安骥，以夫为尊、亲如姊妹。抢救模范白茹有了爱情后，向往的目标也从最初的剿匪立功变成了成家做个“乔小姐”。白茹对此还很不自信，甚至在独白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大姐！你当时把他比成‘小周郎’，你是否有心叫我做个‘乔小姐’呢？你心中看我白茹配得上你的少剑波吗？”20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白茹在这场爱情中看似以一名现代女性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身份，主动追求工作成就，但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定位却仅仅是能够配得上少剑波，能够“有资格”“替”姐姐“照顾”少剑波，能够有资格与他站在一起接受他的“教养”。在小说第二十九回“调虎离山”中，白茹甚至觉得自己：
特别愿听剑波对她好像不耐烦、不客气的话。在她看来，剑波越是这样，越表现了他对她无隐讳不拘束的真情……现在剑波这种粗直的声音，有时甚至是训斥管教的声音，在白茹听来，内中都渗透满了“你是我的，我怎么说你都成”这样一种含义。愈想到这些，使她内心愈觉得甜蜜。21
白茹作为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潜意识里却不自觉地降低自身在爱情关系中地位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她的现代女性气质，削弱了这段爱情的现代性深度，也削弱了整部小说的现代性品格。
从男性一方来看，《林海雪原》第二十三回“少剑波雪乡抒怀”中有一段为众多学者诟病的描写，那就是少剑波到白茹那里找皮包时，无意中看到白茹睡着了：
白茹的脸是那样地红，闭阖着的眼缝下，睫毛显得格外长。两手抱着剑波的皮包，深怕被人拿去似的。她自己的药包搁在脸旁的滑雪具上，枕着座山雕老婆子的一个大枕头，上面蒙着她自己的白毛巾。头上的红色绒线衬帽已离开了她那散乱的头发，只有两条常常兼作小围巾的帽扇挂在她的脖子上。她那美丽的脸腮更加润细，偶尔吮一吮红红的小嘴唇，腮上的酒窝微动中更加美丽。她在睡中也是满面笑容，她睡得是那样的幸福和安静。两只净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伸在炕沿上。22
这段描写可谓一幅美人深睡图，颇有古典诗词“云鬓香腮”之感。作者特意突出了白茹俏丽的脸腮、长长的睫毛、散乱的头发、红红的嘴唇、熟睡中的笑容，以及“两只净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这一段“看”与“被看”的描写，可以说是一段典型的男性视角对女性身体的“凝视”性描写。此时的白茹是熟睡的、安静的、静止的，只能充当“被看”、被审视、被凝视的角色，是爱情关系中的被动承受者，等待作为男性的少剑波来凝视、欣赏和定义。她此时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被动性特质，也是作为男性目光“凝视”动作的对象而存在的，其价值和美感是需要作为男性的少剑波来予以定义和评价的。
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劳拉·穆尔维把这类情形定义为“父权制/宗法制社会的无意识”，是一种“结构化了”的形式。23她认为在男性文化视野中，众多女性的形象只是为了“被看”，而男人的形象则是“在看”。穆尔维认为，电影中观众的凝视、摄像机的凝视、男主人公的凝视是相互关联的，这就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男性凝视”，即将男主人公定位为凝视的承担者、将女性角色定位为被凝视的对象，这就在两性情爱关系上笼罩了一层男权统治色彩。这在观众中也会产生一种认同男性的心理感觉，因而他们在观看时也不知不觉地依照男性的视觉去看，成为观看、言说和评价女性的主体。
这一阐释同样适用于文学作品。在《林海雪原》这一段中，少剑波的目光集中在白茹的“脸腮”“睫毛”“头发”“嘴唇”，尤其是“两只净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使得这段话具有了一股浓郁的男权情色欲望味道。因为女性的“脚”常被作为男性把玩之物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宋代女性被迫裹脚之后，中国古典文学对女性“脚”的描写就有了更加明显的满足男性控制欲、把玩欲的情欲色彩。小说还强调熟睡中的白茹紧紧抱着少剑波的皮包，更彰显出她对少剑波的深情，形成了一种无声的表白。这幅“美人深睡图”使《林海雪原》招致诸多质疑。本来，人有七情六欲，文学作品对人的情色欲望进行描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如果文学作品对人们欲望的描写只停留在男性对女性的“凝视”和女性对男性的“仰望”上，而不同时把女性也作为爱情主体来进行描写，使其丧失了作为现代个体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那这种爱情叙事就是基于男女不平等关系的非现代话语。这段描写成为这部小说中最遭人质疑的部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美人深睡图”之后的叙述又刻意强调现代女性价值。曲波借少剑波之口历数了白茹的英雄事迹，特别强调了她“和男同志一样，奔驰在林海雪原”进行战斗，还“学得了对祖国医学有用的秘方”，“建立小分队的防冻保健卫生制度，保证了行军战斗的顺利开展”，“解决了别人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评价白茹是无产阶级革命“女英雄”。24小说用直白的方式宣告了白茹在少剑波心目中是一名现代革命伴侣，强调了白茹的现代女性形象定位。这种特意的强调也体现在少剑波日记中为白茹写的情诗当中。25这首诗第一句把白茹比喻为“万马军中一娇娜”，紧接着他又觉得“娇娜”这个词过于陈旧、柔弱，有损白茹的形象，就把它涂掉了。后来他想起“东北的群众对小女孩的爱称是‘小丫’”，所以，决定用“小丫”这个词。但接下来，诗中还是分别从“颜”“体”“声”“目”“发”五个方面，特别强调了白茹的容貌体态之美：
万马军中一小丫，
颜似露润月季花。
体灵比鸟鸟亦笨，
歌声赛琴琴声哑。
双目神动似能语，
垂髫散涌瀑布发。
随后，他连用四个设问句，说出大家对小丫是否能胜任革命斗争任务的疑问，欲扬先抑地说出一般人认为她会很娇弱：
谁信小丫能从戎？
谁信小丫能飞马？
谁信小丫能征战？
谁信小丫能万里剿讨动杀伐？
雪埋北国军令动，
谁都嫌她太娇娜。
接着，用褒扬的语句赞扬白茹力小志大：
小丫利词志不贬，
随军步履不要马。
小丫小力佩小枪，
囊负灵丹雪原踏。
…………
奶头飞跃千尺狼牙涧，
威虎飞滑万座奇山峡。
蘑菇爷爷誉她是“灵芝”，
夹皮叔叔誉她是“女侠”。
这首诗从各个层面说她获得了整体性的认可和好评，尤其是民间的“蘑菇爷爷”和林场“夹皮叔叔”们都把她比喻成“灵芝”和“女侠”，意指她获得了来自民间和工人的认可。那么，接下来再写她获得党和军队的认可就顺理成章了：
小丫雪地觅妙药，
彻夜不眠施医法。
灵丹一敷溃痕愈，
勇士体健心开花。
她是雪原的白衣士，
她是军中的一朵花。
她是山峦丛丛的一只和平鸟，
她是林海茫茫的一个“小美侠”（我也这样称呼她）。
全诗结尾落脚于她是解放军部队的白衣战士，这可以认为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新人白茹的最高肯定；同时因为她在促进军民一家、共同剿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所以又称其为山间“和平鸟”、林海“小美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白衣战士”外层加上了“一朵花”的限定，“侠客”中心语前面加上了“小”而“美”的定语。所以我们仍能从中找到少剑波或者说是曲波对白茹的定位诉求，那就是“军中红花”“侠中小美”才更值得获得男性主体的爱慕、欣赏、赞扬和肯定。这样一种双重设定就暴露出曲波和少剑波们对革命女性的本质要求，那就是既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崇高内核，也要有作为男性启蒙、凝视的客体之外貌美。这种双重标准体现了作品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因素交织的面貌。
03
严肃的玩笑：旁观者的启蒙型爱情话语叙事
除了爱情双方当事人，小说还常从小分队其他战士——旁观者的视角，表达对少剑波和白茹爱情的鼓励、支持。如刘勋苍在训练小分队战士滑雪技能时，因为怕白茹掉队而对她格外严厉，经常“给她下小操，罚她多做几次”。
休息时，大家开玩笑说：“刘勋苍训白茹，就像列国时代孙武子操练皇妃女兵一样。”
小董说得更可笑，“坦克这是硬逼着骒马上阵哪！”26
这段玩笑话初看并没有什么，但其中却蕴含着局外人，包括小分队战友对他们两人爱情关系的看法和评价。大家说刘勋苍训练白茹滑雪技能就像孙武训练皇妃女兵一般，一方面在戏谑调侃中包含着对白茹滑雪、战斗技能的否定，另一方面也显露出他们潜意识里对二人爱情关系的评价是“女低男高”。小董更是直接用了“骒马不上阵”这个对女性有明显歧视意味的民间谚语，虽然这是发生在战斗生活间隙的玩笑话，但也表明了一个严肃的事实，那就是虽然小分队的战友们平时非常喜爱白茹，但他们在心底也认为白茹在战争中是弱者，在与少剑波的爱情关系中也是位低而高攀的一方。
小说第二十七回“青年猎手导跳绝壁岩”有一处非常有意思的描写，写小分队在原始森林里艰苦行军时遇到了刚从马希山匪窝里逃出来的李勇奇的表弟、青年猎手姜青山。他武功高强，“一手好枪法”“飞滑能追鹿”，与少剑波相认后，他埋怨表哥不为小分队带路：
“真是！”姜青山脸上露出埋怨的情绪，“我表哥为什么不来呢？”
少剑波微笑着答道：“夹皮沟的工作更重要。夹皮沟的人离不开他！”
“那三妹为什么不来呢？她的武艺并不差呀，山林经验也很多呀！”
“别扯啦！”白茹笑着向姜青山一摆手，“她是个女的，怎么成呢！”
“那你还是男的？”
大家一阵哄笑，白茹倒给怔住了，好像她在说这话的时候忘了她自己也是个女的。27
我们上文提到，小说第三回“受命”中也有一段类似的描写，即白茹主动请缨跟随小分队参加剿匪战斗时少剑波的反应。将这两段描写放在一起对比来看，非常有意味。在小说前面，白茹是以非常高昂的男女平等姿态出场的，给读者的感觉她是一名主体意识非常强的现代女性、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在临近小说结尾处，当姜青山认为自己的未婚妻李三妹“武艺不差”“山林经验多”，完全可以胜任为小分队带路的任务时，白茹反而“忘了”自己身为女性追求与男性平等地建功立业的初衷，完全站到了当初少剑波的位置上，以男性视角来考虑问题，仅仅因为李三妹“是个女的”就认为她不能胜任为小分队雪地带路的任务。究其原因，一是白茹由于长时间和小分队战士战斗生活在一起，受后者影响，开始逐渐以男性中心视角来看待问题。更重要的是自从白茹爱上少剑波后，她身上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的品质就悄然弱化，逐渐向男性中心主义的“贤妻良母”“红袖添香”角色靠拢，从女战士变成了“小美丫”。
反观姜青山，他来自林海雪原边远之地的民间底层，侠气为先，受中原地区儒家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影响较少，并不轻视女性；同时因为他和李勇奇、李三妹兄妹俩一起长大，共同学习武艺，一起进山打猎，清楚李三妹的优点。因此，反而是作为男性民间猎手的姜青山比身为无产阶级女性革命战士的白茹更具有男女平等意识。白茹却因为“恋爱脑”，以自己之前反对的“轻视女同志”的男性视角来看待问题。当时的少剑波是冲她把“手一摇”，说她“乱弹琴”；而此时的她则是冲姜青山“一摆手”，让他“别扯了”。两者不仅在口吻、语调上十分相似，就连动作也几乎一致。这种同一人物形象性别观念前后颠倒的现代性退化现象，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李三妹是李勇奇的妹妹、姜青山的未婚妻。自从姜青山被土匪捉去后，她终日哭哭啼啼、消极度日。小分队到夹皮沟之后，她看到小分队的胜利，受到感染振作起来，积极参加土改，从一名终日等待未婚夫归来的传统型怨妇，成长为带领乡亲积极土改的现代型革命妇女会副主任。反观白茹，因为爱上少剑波，由一名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女性革命者，逐步弱化了自身的现代气质和性别观念，退化为一名传统依附型女性。曲波写姜青山的故事，本意是为小分队的剿匪战斗增加民间的支持性力量，同时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军“得道多助”，国民党反动派及其领导的各路匪军“失道寡助”，但由于文学作品的语言有其自身的言说逻辑和表达张力，会呈现出比作者写作意图更多的深层意义，所以，在这个情节的一来一往中，白茹和李三妹的革命/爱情故事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从正反两方面揭示了中国现代阶级革命中女性成长的两种道路及结局，这使得白茹和李三妹的故事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象征性和隐喻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下，“阶级革命”成为20世纪50—70年代革命战争小说最重要的叙事宗旨和书写主题，甚至可以说，“‘革命’已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和实践方式，‘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根本方式——它已成为意识形态，‘革命’也因此成为艺术创作的主导性话语或文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叙述原则。通俗地说，也就是以‘革命’美学来规范感性的叙述系统，对文本中的叙事倾向和情感具象进行导引和调整，通过修辞的书写方式将文本进行审美意识形态化”28。在这种境况下，爱情、启蒙、民间话语等就成为论证这一时代叙事主题的次级性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有着强大社会内涵和民众心理基础，所以在50—70年代革命战争小说论证阶级革命主题的过程中，它们总是会在各种叙事情节中彰显自身的内涵特征和话语生命力，从而造成革命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非现代性缠绕在一起的情况。
具体到20世纪50—70年代革命战争小说中的爱情话语，情况就更为复杂。许多“少共”型的农军作者由于知识学养限制，虽然接受了一定程度的革命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教育，但他们的爱情观念和性别观念往往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在书写爱情叙事这种亘古就有的话语主题时，往往还是会沿用古典的前现代性的两性观念和情感叙事模式，从而造成创作意图与文本实践不完全一致的情况。这些作品的爱情叙事话语，既经常描写男女双方，尤其是女性角色阶级革命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主体意识的成长，又经常构造男强女弱、男高女低、启蒙与被启蒙、引导与被引导的两性关系模式。这些模式与传统的英雄救美、才子佳人等模式相结合，就造成了《林海雪原》里爱情话语叙事的这种现代性、非现代性因素缠绕的含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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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伦理赋值：民间神话传说的爱情话语叙事
除了上述敌我阵营爱情话语的正邪对立叙事和现代女性在爱情/革命双重加持下的成长叙事，《林海雪原》还写了狄英儿和灵芝姑娘的美好爱情神话传说。在小说第七回“蘑菇老人神话奶头山”中，少剑波追踪土匪许大马棒部到了老爷岭下，此处山高林密，匪徒藏匿，难以寻觅。发愁之际，他们遇到了山中奇人、老爷岭的活地图蘑菇老人。攻打奶头山之前，蘑菇老人为小分队众人详细讲解了奶头山的地形地貌，还向众人讲了仙姑洞狄英儿和灵芝姑娘的民间神话传说。灵芝姑娘聪明俊俏，能歌善射，与同部落骑白马、吹竹笛、能降虎拿豹的英勇猎手狄英儿相依相恋。灵芝十八岁时被野蛮部落的酋长猪大膘强行掳走，狄英儿力救未果逃入林中。抢亲队伍行至灵芝峰下灵芝涧时，山崩地裂、狂风大作，抢亲队伍被吹散，灵芝姑娘的坐骑小鹿把她驮到奶头山的一个山洞里与狄英儿重逢，并遇到四位仙子赠予他们泉水、谷物、百花和小鸟，之后他俩在山洞里幸福地劳作生活，生养孩子。他们把孩子养大后，送给穷人和老人，最后“云游四海，施福与人”，所以人们称奶头山上这个洞为送子仙姑洞。讲完这个神话故事后，老人痛诉土匪强占仙姑洞残害百姓，是“触犯神仙的逆天大罪，久后必得报应”，但因为仙姑洞地势险峻，要想攻打下来“非神力不可”，所以他悲观地认为只有“等灵芝姑娘、狄英儿回来”才能“灭了这些妖魔鬼怪狗杂种”。少剑波听后告诉他：“我们是会剿灭他的，灵芝姑娘和狄英儿就要回来了。”29
蘑菇老人所讲的民间神话故事描绘出一幅奇险峻美的江山图，图里有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和恩爱甜蜜的青年情侣，饱含着自古以来劳动人民最热切的愿望，那就是山美水美、天人和谐、生活富足、爱情美满、子孙旺盛；图中也有明显的阶级压迫内容存在，那就是破坏这一切美好的邪恶部落酋长“猪大膘”们，他们是剥削和压迫人民的邪恶“他者”。在这里，蘑菇老人作为故事讲述者、山林守护者和土匪抢劫遭遇者，成为联系神话传说和现实阶级斗争的桥梁性人物，他对于神话中恩爱甜蜜、造福于人的灵芝姑娘和狄英儿的呼唤，在现实阶级斗争中得到了呼应，那就是以少剑波和白茹为代表的共产党解放军，他们剿灭了现代“猪大膘”式的土匪，带领人民进行土地改革，走上幸福生活的光明大道。因此，他所讲述的神话故事和他所见证的革命故事达到了历史性的契合。这种契合既是对历史的延续，也是对现实的概括，更是对未来的展望，在“历史-现实-未来”的整体时间体系中，获得了超越时空限制的象征性和寓言性。这昭示着尊重、亲近和救治蘑菇老人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军必然会获得民心，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奇迹和无产阶级战争的“神话”。
与此类似，小说第三十六回“棒槌公公奇谈四方台”中，也有一位民间奇人“棒槌公公”讲述了李鲤姑娘的民间神话传说，并帮助剿匪部队顺利通过长白山，到吉林取得了与土匪最后决战的胜利。两段神话传说在内容和结构上都非常相似。李鲤姑娘和灵芝姑娘一样勤劳、善良、美丽、勇敢，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老百姓们喜爱的“英雄花”。但是这一民间珍宝遭到了地主阶级恶霸的觊觎和强抢，故事最后，李鲤姑娘在仙女们的帮助下，在大自然神力的庇护下，依靠自身的武艺战胜了地主恶霸，成为渔民们的守护神，她的美好精神也化身为李鲤鸟，成了为渔民们引路、造福的“山林之友”。
小说中灵芝姑娘和李鲤姑娘的故事具有中国民间神话传说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用拟人化的方式解释奇特的自然地貌的形成——小说中灵芝姑娘和李鲤姑娘的故事首先解释了奶头山仙姑洞和镜泊湖鲤门洞的形成；二是表达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社会公正、生活富足、爱情自由美满。因为中国民间自古就有用年轻美好的女性象征奇珍异宝的文化传统，当这种民间珍宝被地主恶霸们掠夺时，人们会奋起反抗，却常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所以才期盼出现掌握大自然神力的神仙来惩罚邪恶的“他者”，而这些民间珍宝也常被期盼可以突获天赋异能，化身神灵，保护自己、守护乡亲和美丽家园。
《林海雪原》中由民间奇人“蘑菇老人”和“棒槌公公”所讲的灵芝姑娘和李鲤姑娘的民间神话传说，除了承载以上两种民间神话传说的文化内涵之外，还被赋予了鲜明的阶级斗争意义。因此，故事中的爱情成分被大大压缩了，灵芝和李鲤追求爱情自由的反抗行为只是被当作引出阶级压迫与反压迫斗争的铺垫性因素，故事的核心在于歌颂中国共产党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具有了征服自然天险、镇压地主恶霸、保护民间珍宝、实现民众美好愿望的“天”赋异能。这两个民间故事以解释自然地貌为起因，以表达追求爱情自由为过程，以助力阶级解放为目的，以“三合一”的方式完成了小说为阶级斗争作证的叙事宗旨，从超越伦理和民间伦理即天道和人道两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的顺应天道和合乎民心。
结语
一个社会的主导性文化价值体系是由主流意识形态决定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渗透、塑造并制约着文学话语的生产、传播和接受。因此，文学话语的生产机制会被纳入社会文化体系的运作轨道，形成隶属于这个大系统的次级生产体系。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生产机制就是如此，在一元化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一时期的革命战争小说遵循阶级本质论叙事伦理，推动了人民民主国家新型文化共同体的确立，“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乃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同时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极强的文化认同感”30。
在这个层面上看，《林海雪原》从创作动机、主题内容到叙事布局，都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政治话语的主动靠拢，是“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31但另一方面，文学具备审美和意识形态双重属性。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可能完全由作者和外在的社会环境来决定，“也不可能只是内在于作品之中”，它“是社会炼金术的产物”，32具有复杂的面貌。所以，尽管《林海雪原》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动机决定了它阶级本质论的基本叙事伦理，但它的整体创作风貌并不纯粹，小说的爱情话语既具有革命现代性、启蒙现代性的因素，又包含着古典爱情语义、民间神话语义等非现代性的因素，它们相互博弈、相互缠绕，又相互渗透、相互生发，共同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话语现代性书写的复杂面向。这种面向虽然不够纯粹，但我们可以超然一些，将其看作现代性自身开放性的结果，这也是现代性话语书写的魅力所在。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战争小说叙事伦理研究”（编号：18BZW144）的阶段性成果]
1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2 参见王烨：《二十年代革命小说的叙事形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196页。
3 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3页。
4 同上，第340页。
5 同上，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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