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我总是同外国的同志说，请他们隔10年时间再来看看我
们是否正确。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的问
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话说庐山会议开得非常活跃，在小组讨论中，仍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分歧，一种是企图否定大跃进和总路线；一种是认为纠“左”已经差不多了，对群众不能泼冷水。持这种意见的人，各组中都有，尤其是省委的负责人，他们不敢承认错误，怕否定自己，否定工作。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就已经看出了这种情况，所以他在这次会议讨论前先定了一个调子，可如今不但没有统一思想，而且这两种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
尽管会议的意见还没有统一，但从表面上来看，这时的会议是白天开会讨论，晚上跳舞或看戏，开得是轻松愉快，被称之为神仙会议。特别是毛泽东把《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抄给周小舟、胡乔木订正后，有不少人也开始上山赋诗了。
此时，也有一些组长和中央的一些负责人，不断地来找毛泽东反映情况。他们抱怨说：
“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胜利的时候要看到问题。现在有些人在困难面前只看问题不看成绩，是不是要搞垮这个党才甘心？”
“抓住兔子尾巴当老虎打。”
还有几个人向毛泽东汇报说：
“彭德怀发言有问题。”
原来，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中，8天有7次发言，讲了许多意见。他说：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只增产了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前不久，主席也去过那个公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何必隐瞒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嘛！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吧。”
彭德怀还说，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大跃进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人人有责，包括毛泽东在内。”“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
毛泽东听了这些汇报，漫不经心地将手一挥，说：
“此人是张飞，不就是提个意见呗。”
7月10日傍晚，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美庐2楼的大客厅里举行全体会议。
美庐原是蒋介石的别墅，是以宋美龄的名字命名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
“对形势认识要一致，如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党内要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了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过去搞1900项基建，现在安排788个，这还不是合乎多快好省方针的？1800万吨钢不行，现在搞1300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30%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毛泽东又说：
“我总是同外国的同志说，请他们隔10年时间再来看看我们是否正确。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是没有经验的，至少还要10年才有经验。这一年来，我们开了不少会议，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某些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但总的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有些事情搞得不好。但总是抓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了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别人讲，走过场，签字。经验是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的。打仗先从打胜仗、后从打败仗中取得经验，搞建设也是如此。我们想快一点，想找一条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说：
“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4件事：1959年要搞3000万吨钢；基建1900多项；粮食翻番；办了人民公社。这4件事搞得很被动。为了3000万吨钢，引起各方不满。不管右派左派，党内党外，要说是缺点，确实有，都承认。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打仗，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3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威信就建立不起来。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7个指头9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1个指头2个指头，最多是3个指头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彭老总也说是1个指头多一点的问题。
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在制定之时，而在执行之后。过去的革命路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10年。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指定由胡乔木为组长，与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杨尚昆5人，起草一个《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7月11日，各小组的讨论开始围绕着起草文件的问题展开了。
7月11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和周小舟、周惠谈话，他说：
“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开到15日，已经安排写《会议纪要》了。还有4天的时间，你们那里讨论的情况如何？”
周小舟说：
“湖南粮食情况较好，是由于没搞敞开肚皮吃，但其它方面一样紧张。食堂问题，湖南的反对派有6条理由：1、根本不节约。2、不利于养猪。3、破坏林业。4、不能积肥。5、不节约劳力。6、吃得不愉快。不过，我们还是要努力办好，采取些措施，粮食指标分配到户，按月领，以防浪费。”
周小舟所说的6条，都是在不久前结束的湖南农业会议上议出来的，周惠给毛泽东的材料上都有，毛泽东已经看过了。毛泽东说：
“斯大林讲过，集体农庄加食堂就是公社。他吃亏在于只许说好，从不讲缺点，所以有错不能很快纠正。”
他拿着香烟的手向外推了推，接着说：
“拒绝批评不行。有意见还是叫人家说出来好，否则怎么能统一思想？”
周惠从茶几上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说：
“主席，现在还是有人不喜欢讲缺点，讨论会还是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
毛泽东“噢”了一声，问道：
“哪个不让讲缺点？”
周惠说：
“李锐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几次被人顶住，讲不下去。”
周小舟接口道：
“李锐认为去年提以钢为纲不对，政治挂帅有副作用。瑞卿同志不同意他的观点，几次顶住李锐。”
原来，罗瑞卿在这一个时期以来，不断地听到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心中甚是不安，也非常难过。如今见一些人仍然不停地提出批评，他感到无法接受，于是就挺身而出，维护毛泽东。
“唔，罗长子顶住了。”毛泽东笑笑。他过去常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现在天还没有塌下来，罗瑞卿就顶着了李锐。他将手一招，说：“叫李锐来，我们增加一个人。罗长子顶住不要紧，跟我说。”
工作人员马上去找来李锐。毛泽东一见李锐进来，就用手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4个人划了一个圈，说：
“李锐啊，我们来开个同乡会。我们可以随便谈。谁先谈？还是你们二周先接着谈？”
周小舟说：
“全民炼铁，各种高指标，其根子在粮食估产高了。”
毛泽东平静地说：
“也未必尽然。想多搞点钢铁，多做些贡献，早一点富强起来，丢掉落后，一穷二白也是动力。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要前进就会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起新的平衡。建国后，书记处分工我抓农业，北戴河会议以来总算抓工业了。1953年批评过薄一波同志，后来批评计委，这次我自己应负责任。”
周小舟见毛泽东如此说，愈发口无遮拦，他说：
“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周小舟的话，无疑是直接批评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似乎没有任何反感，他轻轻地弹一弹烟灰，自嘲地说：
“提倡敢想敢干是对的，但也确实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产几万斤，因此我相信了。”
周小舟说：
“‘书记挂帅’权力太大。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有些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来没传达，湖南的密植偏稀一些。”
周惠插话说：
“湖南靠了两条，一是没搞瞎指挥，密植，所以没有失败的问题。二是把关把得紧，粮食指标到户，食堂不搞放开肚皮吃饭。”
毛泽东频频点头。周小舟又说：
“会议还是有压力问题，有些人有错不认，还是不愿多谈多听缺点。”
周惠又插话说：
“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谁是谁非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李锐听周小舟、周惠如此说，就建议说：
“最好把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意见和情况，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种调子。”
毛泽东“嗯”了一声说：
“这个意见可取。”
李锐借机说道：
“去年讲敢想敢干，发展到唯心主义方面去，起了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提得不科学。”
毛泽东当即表态说：
“嗯，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李锐又提议说：
“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比较好。”
周小舟附和说：
“陈云搞经济工作历来稳重。”
周惠也说：
“陈云同志有经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方面搞得很出色。主席，你那时不就多次赞扬他吗？”
这3个人极力称赞的陈云，的确也是党内一个极具特色的人物。了解他的人，对他的一些行为莫不叹为观止：他吃菜以青菜豆腐为主，每餐几块豆腐就是几块豆腐，任何情况下也不多吃或少吃一块，几十年如一日。每餐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13粒，一粒不多，一粒不少。会议上喝茶只放3片茶叶，工作人员都知道不能多也不能少。休息散步，每次13分钟，不多也不少。至于会客，除了谈工作，一般礼节性拜访，尽量拒绝。就是同意见面，最多也只是3分钟的时间。
毛泽东是了解陈云的，他说：
“过去陈云提出先安排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陈云是对的。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500年、后知500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来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仪，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
毛泽东略一停顿，又说道：
“陈云当总指挥好，但他有长处也有短处。”
请读者诸君注意，后世有人散布毛泽东所说的“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是对陈云的高度评价，其风源大概就缘于此处。由上文可证，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毛泽东对陈云的这一评价来自王任重日记，不管是真是假，对照上文毛泽东说的“他有长处也有短处”，显然也是相互矛盾的，毛泽东不会忘记，陈云曾经是主要的反冒进者之一。
这正是：毛公历来重史训，今以郭嘉勉励人。后来断章取义者，张冠李戴蒙庶民。
再说李锐在谈话中对毛泽东说：
“各地大炼钢铁的情况，比如指标落实情况以及质量情况，冶金部一风不透，问不出消息。钢铁关键还是个质量问题，我的意见是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毛泽东马上替冶金部李富春和王鹤寿说了公道话，他说：
“富春是依靠王鹤寿的。有些事不能全怪下边，不能全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笑着说：
“那个蒋干去盗书，辛辛苦苦，受不少惊吓，以为立了不世之功，结果还遭了白眼，他可不是委屈得很么？你们到我这里来不要学蒋干盗书。”
说完，他竟自哈哈大笑起来。周惠等毛泽东平静下来，问道：
“主席说蒋干盗书是什么意思呀？”
毛泽东说：
“你们讲去年传我的话，有些乱传。你们今天可不要学蒋干，回去也乱传。”
他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又说：
“许多事我都要负责。不过，有些也真负不了。比如人民公社，去河南七里营参观他们的公社，有个记者问：‘公社好不好？’我随口说：‘好’，谁知第二天就登报了，一下子全国都知道‘人民公社好’了。”
周小舟说：
“以后讲话不能乱传，还是形成文字好，以文字为准。”
毛泽东摇摇头说：
“此议不对。文字也一样不行。钢翻一番，一成文字，谁想到当成法律了，党比人代会可厉害得多。我这个人性格不大好，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对人总是武断，讨人嫌恶。或谓我意强，实在正是我弱的表现。
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粮食、钢铁、公社和食堂，都发生了问题。下面讲了些假话，可以转告大家，心情也不要那么沉重。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的问题就是抓了个‘两小无猜’，别的忘记了，这是本末倒置。去年农业是否增产了三成？还很怀疑。全国各地不平衡，有丰有歉，填平补齐后，三成很不易得哟。
有对立面不要紧，我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又想通了。回去告诉同志们，中央愿意听取各种意见，但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不能泄气。希望这次会议能统一认识，改正缺点，好继续跃进。”
毛泽东在和周小舟、周惠、李锐的谈话中明明告诫他们，你们不要学蒋干盗书，可周惠偏偏耐不住寂寞，第二天一早就拉着周小舟说：
“小舟啊，你去找老总谈谈怎么样？把主席昨天跟咱们谈话的内容跟他讲讲。彭老总是敢讲话的人。”
“对！”周小舟眼睛一亮，说：“老总讲话比我们分量重，有影响。”
周惠进一步分析说：
“华南、中南、西南3个组多谈还是有压力，但主席还是愿意听人谈缺点的。你动员老总去跟主席谈谈，趁热打铁，那些‘促进派’也就不好再护短了。”
“你这个主意好！”
周小舟激动起来便坐不住，他和周惠、李锐当即去找彭德怀，将昨天晚上毛泽东如何如何说，还有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绘声绘色地鼓动了一番，只听得彭德怀心潮难平。彭德怀本来就认为毛泽东和多数人对“左”倾错误认识不够，现在听周小舟如此这般一说，救民于水火舍我其谁的干云豪气直冲脑门。但他自知与毛泽东历来有些疙瘩，与眼前这些毛泽东信任的“才子”自是有些不同，便说：
“哎，我这个臭脾气，怕同他谈不好呀？再说，有些意见还没有想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都没谈，一下子去跟他谈，莫谈出毛病来。我看，还是写封信吧？”
“嗯，写信也好。”周小舟继续鼓励他：“那就把你那些发言整理一下，我看就很好了。”
“我的发言，有些简报上也没登。”
“哎，简报不登，写到信里主席不就看到了？”
“行，我就写封信。”彭德怀难得一笑：“你当了我的参谋哟。”
俗话说，说话容易做事难。彭德怀这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一旦提起笔杆，才知道笔杆子不如枪杆子好使。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写信何如说着爽快。他决定去找毛泽东谈谈。
彭德怀本来是知道毛泽东有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的，可他却耐不住性子，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正在值班的卫士田云玉曾在彭德怀身边工作过，见彭德怀来了，他就非常客气地说：
“彭总，主席睡觉了。”
这是彭德怀第1次被挡驾。他默然片刻，扭头走了。
7月13日清晨5时，毛泽东给杨尚昆写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尚昆同志：
5人起草小组，建议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同志，成为11人小组，先议两天，7月13、14即今明两天议事。14日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1份。15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16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文件名曰‘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5000字。
此信收到后，今天上午立即开会动手实行。请少奇、恩来二同志到会，看此信，请他们二人加以考虑，是否同意。如果同意的话，立即施行。
毛泽东 7月13日上午5时
7月13日上午，彭德怀又去找毛泽东谈他的意见，毛泽东刚睡下，又未谈成。这是他第2次被挡驾。彭德怀已经失去了耐心，当晚就动手给毛泽东写信。
7月14日，胡乔木等人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将写出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印发给与会者讨论。
《记录》中写道：产生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部分是由于思想方法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对于客观经济规律的意义估计和认识不足，没有完整地有计划地执行总路线。对1958年以前我国建设的经验和苏联建设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
《记录》中还强调说：在肯定成绩之后，对工作中的缺点必须加以充分的重视，不要怕说缺点。必须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应通过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
《记录》又提出1960年的发展速度，要适当放慢工农业的发展，应在做好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稳步跃进。
7月14日，毛泽东起床后看到了彭德怀叫参谋王承光在这天早晨送来的一封信。
这封信就是彭德怀从13日夜到14日凌晨写成的改变了他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改变了庐山会议进程的著名的《意见书》。他让王承光抄写后，将信送给毛泽东。王承光从毛泽东处回来，彭德怀问：
“送到了？”
王承光说，送到毛泽东的秘书手里了。彭德怀说：
“好，好，送到了就好。这封信可不能掉了。”
他又将自己起草的原信提纲，让王承光送给张闻天征求意见。王承光回来了，彭德怀急切地问：
“给闻天同志看过了吗？”
王承光说：
“张闻天同志叫我给他念了一遍。他说：讲得很全面，你告诉彭总。”
彭德怀“噢”了一声，说：
“好，那就好。”
彭德怀在《意见书》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呢？他写的是：
“在小组会上，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我这个人简单，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
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接着就着重讲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他认为：“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的”，他还写道：
“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就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戚本禹回忆录》中曾分析说：“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提法，实际是把目标指向刘少奇。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先，彭德怀在《意见书》里引用了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讲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其次，他后来责怪毛主席不该把这封信印发会议，同样也能说明问题。他说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谈话。是私下谈话，他就不会说毛主席本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刘少奇的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那就是指刘少奇了。第三，彭德怀是元帅，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头指向主席，就不会写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说‘刘少奇是极左的。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了’。这也能证明他当时就是针对刘少奇的。总之，彭德怀觉得刘少奇搞的浮夸风是严重的路线问题，他用‘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个党内人人都懂的说法，实际是希望中央换掉刘少奇，让他自己或者其他什么人上去来纠正刘少奇的错误。”
毛泽东看了彭德怀的信，则苦笑着对正在给他添茶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
“彭德怀送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
他拿起一支香烟，插入烟嘴。李银桥替他划着火柴，点燃了香烟。他又说：
“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是敢讲真话的。”
这天傍晚，毛泽东在散步时，一位负责人知道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信，就对毛泽东说：
“彭德怀解散中南海军乐团时，说这是搞特殊化。主席建议从各个专区选一名战士到一中队，搞五湖四海，便于了解各地情况，彭德怀也反对，也说是特殊化。”
毛泽东只“唔”了一声，笑笑，没说什么。
7月15日，周惠在中南小组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发言说：
“1个指头也罢，3个指头也罢，我看首先是把它谈透才好。”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都在这一组。周惠说到激动处，脱口冒出了一句：
“依我看，去年各省第一书记应当各打50大板。”
这种一棍扫八家的话，几位第一书记虽然是硬着头皮听下去，可心里却都在骂他是翘尾巴，得理不饶人。而且这话很快就在各组传开了，成了后来激化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惠走出会场，看到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走在前边，便紧走几步，搂住刘建勋的肩膀，说：
“喂，建勋呐，我叫老霍给你捎个话儿，捎到了吧？”
周惠所说的老霍叫霍泛，是广西自治区常委、秘书长，与周惠是老熟人。刘建勋扭头瞥一眼周惠：
“捎什么话儿？”
“我骂你的话呀！”
“骂我什么啦？”
“我骂你又当婊子又立牌坊。你们广西搞‘两小无猜’，炼钢放卫星，《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还套了红，第一名，发文章祝贺。过一天你又发电报，向中央说是假的，空的。反正报纸也登了，没法改了。你是又出了名，又落个讲老实话，做老实人。你这不是滑头吗？”
“哎哎哎，回去说。到你那儿去。”刘建勋和周惠私交深，他拉着周惠说：“到你那儿边吃饭边说。”
周惠说：
“行啊，反正是江西省的同志招待，我陪你喝两杯。”
二人来到餐厅，服务员端上饭菜和茅台酒。刘建勋说：
“周惠啊，你也别骂我，这事是韦国清办的，当时我不在家，卫星不是我放的。我回来发现了问题，才叫给中央发电报澄清。”
周惠说：
“影响造出去了，老百姓管你是韦国清还是刘建勋？你们一个主席，一个书记，你们都是广西自治区的，我说也是说你广西。”
服务员来斟酒，周惠拿过酒瓶说：
“我们自己来吧。”
他等服务员退出后，朝刘建勋举起酒杯，说：
“哎，建勋老兄，我们说点真话。你们当第一书记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呐……”
刘建勋赶紧拦住他的话头，说：
“哎，等等，你说什么呀？我们可没那么大道行。”
周惠说：
“怎么没有？你们一把手经常到朝中议事，你们往上说啥是啥。回来更不得了，第一书记不打雷，老天爷不敢下雨。主席下来也都是找你们一把手商量。”
刘建勋反驳道：
“主席召见你比召见我勤，你还提意见。说什么别光听第一书记的，也多听听其他书记的。我看主席就没少听你的嘛。”
周惠说：
“你这是抬杠了。总体上讲，入朝议事，回省决策，还是你们第一书记，你敢说不是？你们要多说点真话，反映点实际情况么。1958年搞出那么多东西吗？又是万斤粮，又是万吨钢，骗上骗下骗自己么。”
“哎，老兄，我刘建勋人微言轻算老几呀？大码头是柯大鼻子和王任重他们。要讲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他们还有点分量。我人微言轻没分量么，讲了也压不住秤。”
“建勋啊，1958年无非3种人，一种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老老实实讲了假话。第二种是滑头，看风使舵讲了假话。第三种最坏，明知是假的还成心说谎。诺，就像我这张脸，明明有麻子，偏要擦粉充漂亮。”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已经接到通知，说是要准备下山。可是不久，他们又接到通知说，会议延期一星期左右。原因是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举行的小范围碰头会上，传阅了彭德怀的信，接受刘少奇的建议，会议延期，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
7月16日晨，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了7个字：“印发各同志参考。”
6时和7时，他还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了两封信。第1封信要求16日把与会人员打乱地区，重新分组，组长不变。他在信中说：“这么做，见闻广博得多了。可能大有益处。”信中还特意问到在东北养病的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来此参加7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第二封信要求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及若干部长和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副主任上山，参加最后1个星期的会议。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陈毅曾经向毛泽东汇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苏联武官去见陈毅，要求个别谈话，陈毅把秘书都遣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开门见山地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听了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
《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彭德怀的信到了主席手里，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说，不能我一个人看，我要开会的。这个李银桥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让他把打包的书都打开了。彭德怀后来说，这个信是给主席的，你怎么能发给大家？彭德怀不懂吗？他写的是正式信，是给中央提意见，不是给主席一个人提意见的，主席就得处理，不能就这么算了，起码要给常委们看看吧？所以庐山会议继续进行。继续开会后，彭德怀实际上活动更加积极。刘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领导人，还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是浮夸风一派的，都犯有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们都看出了钉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怀的意见，那他们这些对浮夸风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都要垮台。这就是说，彭德怀的信把事情搞复杂了，把党内两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刘少奇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为代表的浮夸派领导人都闹起来了。”
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到水库去游泳，汽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他隔着车窗望着一座座绿色的峰峦，兴致勃勃地问身边的高智：
“高智，你看庐山这么多树好不好？”
高智也高兴地回答说：
“好得很呀！”
“要是陕北的山上也有这么多树就好了。自然条件也可以得到改变。那里多么需要植树造林啊！”毛泽东一面沉思，一面又自言自语：“10年行不行？10年不行，20年行不行？20年不行，30年行不行？”
到了水库，毛泽东先游了一会儿泳，又与王任重在水库里划船。王任重问道：
“主席对彭老总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怎么看？”
毛泽东说：
“现在我不发言。”
下午5时，毛泽东在“美庐”召见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他在谈话中说：
“关于总路线，真有70%的人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30%也不得了啦，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昨天晚上我在组长会议上谈了态度：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
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人，正面有李富春一个人就够了。只让签字不行，还得了解情况和问题。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机可乘。
6个地区大组人员打乱，使之不成体系。觉得谈来谈去一个腔调，问题展不开。
权力集中很不容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权力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8万多人，到吴起镇剩7000人，开干部会，我说比过去强了，因为干部经过了这样艰苦的锻炼。当时许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田家英说：他在四川蹲点调查，省委规定“双龙出海，蚂蚁出洞”，强令农民搞密植，闹得颗粒无收，老百姓饿肚子。“我在西南组讲这个情况，组长批评我，没让我讲下去。”
毛泽东说：
“他们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们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成果的本能。李井泉是挑担子的人，容易有脾气。我提倡过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派。”
他还说：
“上山我就跟人讲，现在是天下大乱呐，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不要怕乱，告诉大家，不要怕学生上街，群众打扁担。”
周惠说：
“还是学生不上街、群众不打扁担的好。”
毛泽东说：
“乱了好。1957年汉阳学生闹事（那年4月间，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因农村中学学生升学指标过低，上街游行示威，到县政府闹事——笔者注），当时估计全国各地市一二万学生想闹事，也不过几百万人吧。脓疮还是破了好。”
胡乔木说：
“脓疮需要白血球去攻，但全身溃烂了，白血球失去平衡，就不行了。”
周小舟说：
“彭老总写给主席的信已经印发下来了。”
毛泽东说：
“我批了几个字，想听听意见。洛川会议后，华北军委分委发个小册子，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这个小册子被王明拿去利用了。”
到吃饭的时候了，毛泽东与周小舟等人共进了晚餐。
7月17日晚，在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黄克诚，奉命从北京兼程抵达庐山。他刚刚在176号院安顿好，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泽东的信来了。黄克诚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说：
“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
彭德怀说：
“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黄克诚说：
“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7月18日一大早，周小舟、周惠、李锐相约到176号院看望湖南省委前任第一书记黄克诚。周小舟介绍了他们昨晚同毛泽东谈话的情况，而后说：
“我们几个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觉得不彻底改变‘左’的方针不行。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护短，意见统一不起来。”
李锐说：
“现在争论的重点是3句话中的中间一句话：问题不少。其它两头是一致的。关键在问题讲透。我们都感觉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一些人怕讲缺点，一讲就坐不住。”
周惠说：
“主要是自己屁股不干净。”
李锐说：
“思想如果不改变，下山后恐怕还会将‘左’的错误延续下去。”
黄克诚慢条斯理地说：
“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查缺点只会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倒退。不要急，我刚上山，先看看再说。”
李锐说：
“有些人对《议定纪录》里讲的3条意见也攻得厉害。其实在写的时候已经是反复斟酌，尽量注意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把问题说透。”
黄克诚说：
“比例失调、共产风、命令主义和浮夸风，这是有目共睹的问题么。”
周惠问：
“黄老，你对彭老总的信是怎么看？”
黄克诚说：
“我粗看了一下，基本精神是好的。你们说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在书记处会议上也讲过。我黄克诚总算一个敢讲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话了，彭老总讲了，信里提的意见我赞成。不过，信里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照实际情况，还可以说得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德怀说。”
黄克诚在和周小舟3人谈话后，又和李先念谈了话。李先念也认为大跃进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黄克诚接着又去找谭震林谈话。谭震林一听说他和李先念谈了话，并且观点一致，就不高兴了，说道：
“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
黄克诚说：
“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
黄克诚和谭震林一向关系很好，又都是性格直率态度鲜明的人。但他们的观点不一致，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谭震林发火了，他说：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兵，想你支持我们的。”
黄克诚也火了，他说：
“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7月18日，会议重新组合的6个小组开始讨论彭德怀的信，在与会者的发言中，两派之间开始了交锋。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没有完全写明自己的意思，要求中央办公厅在会后收回这封信。
这一天从下午到晚上，到“美庐”2楼向毛泽东汇报情况的人多了起来：
“主席，现在我们就是笼统抽象的肯定成绩，具体实在的大讲缺点。这样泄气泄下去，今后还怎么跃进？”
“他们的目的说到底，就是要完全停止大跃进。”
“周惠一盆冰水泼了整个庐山。别人都不行，都该打屁股，都当不了第一书记，就他能当第一书记。”
“周惠是去年被插了白旗要借机出气。按他的调门，指标越低越好，只许泄气不许鼓气，谁反对泄气谁就是‘压力’，就是‘护短’。只有彭德怀的信符合他的心思。”
毛泽东听着这些汇报，丝毫不急，不紧不慢地说：
“我看你们也不必着急。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你们这个样子就是触不得。要能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
《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看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主要写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说他最怕人家批评，一批评就和人家打架。他头上长了几处癞疤，自己不愿说，也怕人家说，愈是这样，人家说得越厉害，结果闹得很被动。鲁迅在这个文章里，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让阿Q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是不准。过去，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那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当权的时候。对不合他口味的人，他们总是随便给人家安上个犯过什么错误的罪名，不许人家革命，打击了很多人，使党受到很大损害。我们要记着这个教训。我建议大家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可以印发下去，每人一册，看几遍大有好处。”
田家英立即将毛泽东的这些话传给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他还说：
“主席要印发《阿Q正传》，劝告那些‘促进派’不要有缺点毛病触不得，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一触即跳。”
7月19日，在以柯庆施为组长的第二组会议上，周小舟侃侃而谈，他说：
“我的看法，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缺点不讲，或者讲而不透，是难于使我们自己正确地总结经验的。我认为正确地检查缺点，不仅不会泄劲，反而能够鼓足正确的干劲的。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名，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柯庆施说：
“谈到得失问题，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而是得多于失。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的。”
周惠发言说：
“去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产生了总路线和人民公社的整套方针，组织形式也是正确的。但产生的问题也确实真不少啊！去年有个教训，稍有怀疑，稍有批评意见，就说是观潮派、算账派、促退派，还要插白旗。事实证明这是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这次庐山会议，一些同志怕缺点讲多了泄气，怕因此否定成绩伟大。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小舟的意见：在这样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把缺点讲透不仅不会泄气，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否则难于使我们自己正确的总结经验教训，鼓足正确的干劲。彭老总的信提出一些意见，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感觉是好意，想把问题讨论透。当然，有些想法可能不够准确妥当。通观全信，对‘前途光明’这一条也嫌不足。但基本意见还是不错的。”
“我讲几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瞥了一眼周惠，开始说道：“从甘肃去年的大跃进情况看，是‘得多于失’。甘肃去年的粮食落实数字120亿斤，比1957年增长41%。去年大办钢铁对不对？1957年甘肃1吨铁也不产，去年钢就炼了5万多吨，建设了一批小高炉，培训了1万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这样既炼了钢铁也炼了人，不花点学费是办不到的，这些成绩没有去年的大跃进是办不到的，没有去年的群众运动也是办不到的，花再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争取了时间，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些成绩说明，得不偿失或有失有得的看法都是不对的，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不能等量齐观。对此，必须在认识上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团结。”
7月20日凌晨1时至3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了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说：
“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7月21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会议，讨论1959年的各项工作。
曾希圣想起周惠要“各打50大板”的话，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突然“砰”的一声拍响了桌子，霍然起身，大发雷霆：
“他妈的匹！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50大板屁股，别人都不行，都不能当第一书记。”
他朝着周小舟吼道：
“就你们周惠能当第一书记！妈啦个匹，就你周惠行？”
周惠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周小舟是替人受过，被骂得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他正在愣怔间，桌子又是“砰”的一声，谭震林也发火了，破口大骂：
“妈啦个匹！别人不行，周惠就行？他就能当第一书记？”
人们都怔住了。此时的黄克诚也不知道周惠为什么挨骂，可他见谭震林也如此暴躁，猛地涨红了脸，跟着“砰”的一声拍响了桌子，吼道：
“谭震林，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谭震林拍着桌子跳起身，要冲过来。
“你想干什么？”
黄克诚怒吼着要迎上去。
“哎哎哎，坐下，都坐下！”周恩来摆着双手说：“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你们这个样子像话吗？”
谭震林和黄克诚都憋着怒气坐下了，脸红脖子粗地互相对视着。周恩来又说：
“有话慢慢说嘛，不要吵，不要闹。”
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华东组会议上，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揭露和批判“大跃进”、“公社化”存在的问题，完全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张闻天在8000字的发言中，讲成绩的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太高”、“太急”、“太快”、“太多”。对于彭德怀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张闻天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会议结束后，张闻天的秘书萧扬不无担心地对他说：
“你的发言可能会遭人批判。”
张闻天说：
“有可能，但也不一定。我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不好攻。”
晚饭后，张闻天让萧扬把他的发言提纲送给彭德怀看，彭德怀赞扬这篇发言“讲得很全面”。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巧合。这一天，赫鲁晓夫在波兰发表了批判和反对中国“三面红旗”的讲话。苏联和波兰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批判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台湾的中央社和美国的各大媒体迅速地转载并评论了苏联的文章。山下全国各地一些党内党外的批评意见，也纷纷送上山来，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这些党内外的批评和攻击，且待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有道是多事之秋自有多事之人，此话一点不假。否则，何以千百年来世事扰攘，永无宁日。毛泽东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左”，一路上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磨破了嘴皮子，进行了多少次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直把会议开到了庐山上，就是想在党内高层统一思想，做个总结，以利再战。没想到彭德怀偏偏在会议即将结束之时写了一个《意见书》。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会者们有人高兴，因为有分量的彭德怀站出来说话了；有人愤怒，他们觉得彭德怀是揪着别人的尾巴不松手；有人窃喜，原本就想借助毛泽东整彭德怀的机会终于来了。加之张闻天又来了一个3小时8000字的长篇发言；更要命的是后来以周小舟为首的一部分毛泽东最信任的前任秘书和现任秘书，这些自以为是救世主的秀才们发出了一通“斯大林晚期”的谬论，最终使得庐山会议风云突变，酿成了一段让人扼腕的千古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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