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有时候一个人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如马克思，
真理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级党委要考
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或个别人
的意见。因为，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
话说1959年3月17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时局和毛泽东的建议。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一致认为：最好设法使达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要走，就让他走。周恩来说：
“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传来达赖已经暗暗离开拉萨的消息。会议当即决定增调部队入藏，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武装叛乱，方针是绝不打第一枪。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接见了中午刚刚飞抵武汉的以浅沼稻次郎委员长为首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
浅沼稻次郎一行是在3月7日飞抵北京的。3月12日，浅沼稻次郎在演讲会上发表了“美国占领了日本的冲绳，占领了中国的台湾，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著名讲话。3月17日，中方和日本社会党发表了共同声明。
浅沼稻次郎一行走进临湖不远处的一幢别墅式楼房的客厅里，毛泽东便迎了上去，和客人们亲切握手。他请客人入座后，高兴地说：
“欢迎你们，你们作了很好的工作。”
浅沼稻次郎说：
“两年前，在北京见过毛主席。从那以后，日中关系比较顺利，我们曾进行了努力。但是，日本的保守政党对中国采取了不友好政策。因此，经过很大努力签订的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也破坏了，接着又发生了长崎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感到对不起。以后日中关系陷于中断状态。上次访华时曾和毛主席说过，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应早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日本政府方针的错误，使日中关系中断。社会党为打开这种局面，今年1月，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派代表团访华。”
“讲得好，讲得很好。”毛泽东赞许地说：“你在北京的演说，这次的共同声明，我都看到了。只要有远见的人就知道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所作所为，日本当局追随美国，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起变化。当前的中日关系，也是暂时的。一时的中断是不好，但这是暂时的。现在我们不是又在来往了吗？社会党的做法很对，打开这条往来的道路。”
他拿起一支烟，点燃后吸了一口，凝视着冉冉的轻烟，沉思片刻，又说道：
“贸易总有一天要重开的，不能一万年不做生意。但是在日本政府这样做之下，我们只好如此。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走的路。你一定要政经分开，一定要和蒋介石打交道，好，那就按照他的办法办。让他们去和蒋介石打交道吧，我可以等你多少年的，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
说罢，他忍不住爽朗地哈哈一笑。这笑声充满了自信，同时也感染了客人。浅沼稻次郎笑着说：
“您说的大家都明白了，不管亚洲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但亚洲是一个。日本的外交需要大加修改，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是远交近攻。”
毛泽东说：
“跟中国战国时代一样，是秦始皇的做法。”
浅沼稻次郎说：
“这是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这给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造成了很大损失。上次毛主席讲，中国有丰富的资源，日本是工业发达的有技术的国家，如果日本的科学技术同中国的丰富资源相结合起来就很好。”
毛泽东说：
“我们两个国家的事情是互相有影响的。你们搞得好一点，我们高兴；中国工作做得好一点，对你们也有益。将来总要做生意，不仅和日本，和美国也要做生意。杜勒斯总不能活一万年吧？假如活一万年，一万年以后中国和美国还要讲和。我们和日本总有一天也要讲和的。要把暂时的现象和将来的发展区别来看，有时是暂时的悲观，但前途总是光明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把客人们送到门口，才依依惜别。浅沼稻次郎也未曾想到，这竟是他和毛泽东最后一次的会见。壮志未酬的浅沼稻次郎于1960年10月12日下午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杀身亡。
3月19日晚，西藏叛国集团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坚持分裂祖国，维护农奴制的反动立场。
3月20日凌晨，西藏叛乱分子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向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
3月20日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对拉萨叛乱进行武装反击。
中央驻西藏代表和工作委员会立即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揭露西藏地方政府与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分子残害人民、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罪行，号召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解放军进行平叛。
3月22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叛乱基本平息。平叛部队继续向其它地区的叛乱武装发动进攻。后来，达赖于3月31日匆忙逃入印度。
黄克诚、张经武、张国华及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等人，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平叛情况。毛泽东非常高兴，在饭桌上给黄克诚4人敬了酒。此时，他正患感冒，自己也干了一杯，然后乘着酒兴，对雷英夫说：
“英夫啊，你是洛阳人，我问你个问题。”
雷英夫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在洛阳上过学，其实我是孟津人。”
“噢，孟津人。那我换一个问题问你，武王伐纣时，到孟津几次？每次干些什么事？”
雷英夫还是被毛泽东问住了。他虽然看过《封神演义》，却没读过有关史书。于是，他就老老实实地说：
“主席，我看过《封神演义》，听过民间传说和唱戏，都是七零八碎的，也没留心您提的问题。我只有交白卷了，请主席给我们讲讲吧。”
“洛阳才子回了孟津就交白卷啊？”
毛泽东笑着说。其他几个人也笑着望望雷英夫，雷英夫也笑了，他说：
“其实我文化程度很低。”
毛泽东左手伸出两个指头，晃了晃，说：
“武王去过两次。一次是在公元前1029年，这是第一次去。八百诸侯齐聚孟津，商量伐纣，大家基本都同意。武王很能干，想了想，条件不够成熟。首先，商纣内部腐败了，但还没烂透，还不到马上垮台的时候。其次，他的兵力还不十分强大。再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还没搞好。最后，争取人心还需要多做一做。直到要出兵了，伯夷、叔齐不是仍然反对，出走了么，所以，武王下决心回去做准备。做哪些准备？有文有武，有精神有物质。要造舆论，统一思想，要搞统一战线，他也是讲究师出有名哩。还要广收人才，集聚粮草，打造兵甲，练兵布阵，准备舟船，用两年时间做了充分准备。这样，到了公元前1027年，武王从潼关出兵到孟津，发宣言，搞突然袭击，打歼灭战，瓦解敌军士气，在朝歌南的牧野打败了商纣。你们都是搞军事的，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还是要研究的。”
雷英夫忙说：
“我这个孟津人实在是不够格，是不学无术。”
毛泽东说：
“太过谦了，这不是老实话。”
他望了一眼大家，又说：
“才子也不能事事都知道，所以都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饭后，雷英夫借毛泽东兴致很高之机，试探着请求说：
“主席谈到学习，我想提高一些文化。什么时候您写的不要的字，给我几张好吗？”
毛泽东痛快地说：
“别说那不要的呀，要就要那能要的。那好吧，我给你写一个。”
第二天，毛泽东果然叫人送给雷英夫一幅很大的中堂，写的内容是《水调歌头·游泳》。
尔后，毛泽东从武昌来到了上海，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天下午，秦怡与沈浮、金焰、上官云珠、黄宗英等上海电影界人士，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由于被接见的人较多，秦怡与毛泽东没有交谈，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握手，彼此印象都不深刻。据秦怡回忆，给她印象较深的倒是陪毛泽东跳舞的那一次。
那是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秦怡和其他女演员接到邀请，到上海文化俱乐部陪毛泽东等领导人跳舞。当时，周恩来也在场，他与秦怡很熟，一见到她，便马上把她介绍给毛泽东：
“这位是上海电影界的著名演员秦怡同志，曾演过《铁道游击队》等许多电影。”
毛泽东一听，立刻与秦怡亲切握手，随后就邀请她跳舞。两人开头都未说话，秦怡觉得过于沉闷不太好，便问毛泽东：
“主席，不知您看过我们的电影没有？有些什么意见，请指导指导。”
毛泽东坦率地回答：
“我看电影不多，看戏曲多，对电影提不出什么意见。”
秦怡没想到毛泽东这么爽快，简直是不假思索，拘束的心情一下放松了许多，于是她接着又说：
“今后您就多看一些电影，这样好多给我们一些指导。”
“你说得对，我接受你的意见。”毛泽东说：“我在这方面太偏，你提醒了我，今后要多看电影。以后看了，再来找你。”
秦怡没想到毛泽东会立刻做自我检查，有点不好意思，便又补充解释道：
“我只是想得到您的指导。”
毛泽东一点也不介意，说：
“你说得对。我是有这个缺点。”
有了毛泽东的这番鼓励，秦怡的心里踏实了许多，和毛泽东一直跳到舞曲终止。
3月23日，吴冷西也到达了上海，将要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23日晚，毛泽东在中共桐城县委给安庆地委并安徽省委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注，他拟的题目是《介绍桐城县的经验》，他批注道：
至少在20年内，不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在大约5年至10年内，也还不是在整个国家内就能完成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过渡问题，而是只能看情况，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体所有制首先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体所有制。然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情况表示确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时候，才可再考虑实行过渡到以一个区为范围的更大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时候，一定要使每一个小集体都不吃亏，而且都感到比较不过渡对于每一个小集体每一个个人都更为有利些，要是出于各个小集体和大多数社员的要求，否则谈不到这种过渡。不管过渡到乡或区的大集体，目前生产队这种小集体总还是一级核算单位。
毛泽东 3月23日
3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宣布说：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问题。在讨论之前，先请邓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一下。”
邓小平在通报中说：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8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毁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是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因为原主任达赖出走，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当局的名。毛主席说让他多行不义。中国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他算账。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
邓小平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见后，毛泽东指定由吴冷西和有关人员，起草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
此后，上海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在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
3月27日，毛泽东在吴冷西呈送的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上，作了多处修改，并请其他政治局常委及胡乔木和吴冷西本人在文字上再加斟酌。
3月28日晚，新华社全文广播了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
3月29日，毛泽东写出了第4个党内通讯，发给中央各部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他写道：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5级或者6级、或者7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10天，上层，中层，基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死头脑才能松劲，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讯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泽东 1959年3月29日
3月30日，毛泽东在批转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时，加了一个《介绍山西经验》的标题，并在标题下面写了一个按语：
“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
他根据各地整社中群众普遍提出清算旧账，即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等项账目的要求，批示说：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400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是不许可的。”
在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6个大区的负责人到他的住处座谈，陶鲁笳接到通知晚了，待他赶到时大家正吃午饭，他就坐在毛泽东的对面，他说：
“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4大指标（钢、煤、粮、棉——笔者注）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大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们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
毛泽东闻言，笑着对王任重说：
“你有同情者了。”
柯庆施却对陶鲁笳说：
“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
陶鲁笳当即争辩道：
“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
李井泉说：
“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
陶鲁笳说：
“现在的问题是，跳得再高也摘不到果子呀。”
曾希圣说：
“分配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陶鲁笳说：
“我们山西武乡县有一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亩产要搞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
在大家的争论中，毛泽东一直捂着嘴在一边笑。他见都不讲了，这才说了一句：
“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
1959年4月1日，上海会议结束。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上海会议对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会议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给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讨论。
4月2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
4月2日晚，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等几个报告写了一个批示：
“这几个文件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发展起来。”
4月3日，吴冷西根据毛泽东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对印度尼赫鲁3月30日的讲话做了详细报道，并着手写相关的评论文章。
4月3日，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第二次报告》作了批示，他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 1959年4月3日
4月3日下午傍晚，毛泽东在谭震林来信的批示中写道：
各县、社4月不开大会。原定5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5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3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3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3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1959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5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
毛泽东 4月3日下午6时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看了湘剧《生死牌》，剧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使他感触颇多。于是他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
4月4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首先说起了海瑞的故事，他说：
“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下，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海瑞吃，海瑞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海瑞敢说真话。”
毛泽东讲完了海瑞的故事，接着又讲了一个卞和献玉的故事，他说：
“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不识货，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2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右脚也砍掉了。卞和坚信真理，坚信自己献的是一块好玉，第3次再献上去，剖开后证明确实是一块好玉。他由此取得了楚王的信任。”
毛泽东由故事引入正题，要求党内干部为了党的事业，要敢于讲真话，不要怕这怕那。他还说：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
他又说：
“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草案中对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经济计划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原指标再次被压缩，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原煤产量指标降为3.4亿吨，其他工业品指标也大幅度降低。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4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全会上讲了十几个问题。他在讲到工作方法问题时说：
“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要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不行。要与多方面商量。要反对少谋武断。多谋，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谋得多，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谋的目的是为了断。”
“要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
毛泽东还说：
“有时候一个人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如马克思，真理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或个别人的意见。因为，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
毛泽东强调党内民主、反对家长制。他以自己和弟弟毛泽覃的关系为例，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也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同志和我争论一个问题。这个同志已经在江西牺牲了。他说他对，我说我正确，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他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难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打人？如果实行家法，父母亲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毛泽东又说：
“对人民、对同志，不能压服，只能说服，要以理服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毛泽东鉴于不少人在全会上仍然坚持生产高指标，不愿意压低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指标，而且，持这种意见的人还占了上风。他们认为，纠“左”已有半年多了，再纠下去会给群众泼冷水，会给大跃进运动抹黑，而且，右倾大有抬头之势。对此，他说道：
“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行。1959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做计划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留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也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指标定为2000斤，这就没有余地了。过去打仗留预备队，现在搞生产忘掉了。工作计划一定要留有余地，不能满打满算。保证重点是重要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
“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经济计划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3000万吨钢搞成2000万吨。
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3000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1000万吨，只搞2000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毛泽东很不满意几个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说：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6亿人民，1300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
毛泽东最后说：
“一个人没有人恨，是不堪设想的。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俩个人斗。但是我们俩个人我看是好的，有什么不好呢？都是革命党。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跟其他同志也是这样。”
“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的《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下，然后又拣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个好人，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
“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看了。）我讲我跟一些同志的冲突，冲突过后我也过去了，我也不记仇，绝不报复。我们这些老同志没有打过架的相当少，不打不成相识。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跟恩来打过架没有？跟彭德怀打过架没有？跟朱德打过架没有？跟你（指刘少奇）也打过架，就是合作化问题。跟陈云我们打过架。跟林彪也打架，我们在闽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义会议以后我跟你们两位（一个林、一个彭）都分裂了，搞了一个会理会议整你们。”
“刘伯承同志我们两个不是斗得厉害？我还写了书，战略问题，那就是批评你的，你也没有答复。后来你在军事学院大概是想答复一下，没有尖锐地提出那些问题来批评，因为我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能驳的，是驳不了的。那个里头批评了刘伯承，批评了任弼时，没有指名字。任弼时封我一个‘狭隘经验论’；刘伯承封我一个‘怕打烂坛坛罐罐’，军事上不行。”
“至于跟粟裕同志，萧克同志，还有陈伯钧、还有郭化若同志我们几个是历来斗的，他们是我的反对派，但是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还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的报复。去年报复是开军委扩大会议，四五百人，是你们犯了错误，把你们这一批评，我就开心了。”
4月5日下午，毛泽东从上海到了杭州西湖西南岸的刘庄，他办公、休息都住在南屏游泳池。
是日晚，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如果有可能，我就游历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主要力量用在长江。《徐霞客游记》可以看。”
毛泽东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让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山组建了一支秘密骑兵大队，以备考察之用。由于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这一愿望就没有能够实现。
4月6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还有田家英、吴冷西、李友九，也来到了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讨论、修改周恩来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副总理的预算报告。
4月7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汪锋同志：
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1、金沙以西，构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120万人，是不是？2、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3、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4、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说8万，对否？5、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6、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7、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8、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9、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5%？或者还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为是？10、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无三分之一，或者还要少些？中间派有多少？11、云南、四川、甘肃、青海4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说，4省共有200多万至300万，对否？12、这4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13、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
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4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
毛泽东 4月7日
4月8日，毛泽东在刘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毛泽东又谈到了西藏叛乱事件，他说：
“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迎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你们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在常委扩大会议期间，王芳有一次陪毛泽东游泳之后和他一起吃饭，毛泽东知道王芳喜欢京戏，曾在山东根据地演过《黄鹤楼》中的周瑜，就问道：
“周瑜是怎么死的？”
王芳说：
“是被诸葛亮气死的。”
“不对。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被孙权气死的。”毛泽东笑了笑，又说：“孙策死后，他的老婆大乔年纪很轻，住在后宫很寂寞，因此大乔经常请小乔去陪她，有时周瑜也陪小乔去后宫看大乔。他去的次数多了，在后宫留的时间又长，孙权因此对周瑜很有意见，但又不能当面讲，就处处刁难他，给他脸色看。再加上军事上不断失利，一再败给诸葛亮，孙权对周瑜的看法更大了，脸色更难看。周瑜是个十分高傲而器量又小的人，哪里受得起这种屈辱，忧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
4月1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
4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山东兖州车站，他听取了舒同的汇报,决定到东郊公社考察小麦生长情况。
是日下午，专列到达济南。东郊公社书记郑松随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到济南火车站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郑松,微笑着说：
“郑松,今天到你们公社看看小麦可以吧？”
听到毛泽东喊自己的名字,郑松为之一惊,没想到2月25日座谈会至今已近50天了,主席还记得自己的名字,“顿生一种幸福感”。
毛泽东首先察看了公社党委的试验田。这片试验田有20亩,地头上插着一块木牌,上面除了写着面积、品种、管理措施之外,还写着“计划亩产1000斤”字样。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读下来,有些怀疑地问郑松：
“一亩能收1000斤吗？”
郑松说：
“计划亩产1000斤,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一亩收这些斤问题不大。”
毛泽东说：
“现在我不相信,打出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哩！”
他俯下身子拨开麦苗，亲手拔起一墩反复察看,仔细询问了麦田的深翻整平和下种量、施肥、浇水等情况，尔后离开这片试验田，又看了大辛庄的小麦长势，便乘专列经天津回到了北京。
后来在小麦收获后,东郊公社党委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视察过的大辛庄1700亩小麦,平均亩产400.6斤,比上一年增产254.31%；而他视察的20亩试验田平均亩产742斤。
再说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乘车从中南海出来，突然看见表哥文涧泉正在路上徘徊，就示意秘书停下来，把文涧泉接到车上，拉回家中。毛泽东问道：
“十一哥，你来了多久了？”
文涧泉怏怏不乐地说：
“来了几个月了。”
毛泽东又问：
“住在哪里？”
文涧泉有些生气地说：
“人还没死，就摊了门板。”
文涧泉说摊了门板，是指乡下有个习俗，死了人之后，尸体要在门板上摊1天，然后再入棺。这显然是气话，埋怨他住的地方不好。毛泽东笑着说：
“火气还不小嘛。我从武汉回来刚几天，前天才知道你来了。”
原来，文涧泉这位老农在家乡种了几十年的田，对水稻的栽培和管理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认为水稻要合理的密植，才能增产。可是，他的观点在大跃进高潮中遭到了批判，说他是经验主义，是保守，大门上还被插了白旗。文涧泉一气之下，在1959年初来到了北京，要找表弟讨个说法。他住在一个条件较差的招待所里，要见毛泽东，可是每次都被挡了驾，回答是：“主席外出视察，不在家。”就这样，他在北京一直等了几个月。
这一天，文涧泉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一位外宾，就知道他已经回来了，于是就向中南海走去，结果还是被挡了驾。正在他不知所措时，被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听了表兄受冷落的经过，就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住宿差，好吧，马上给你换个地方。看样子，十一哥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啊？”
文涧泉说：
“能称心得起来么？我挨了批，还插了白旗。”
毛泽东不胜惊讶，问道：
“你为什么挨批插白旗了？”
文涧泉说：
“开头是为队里密植。后来是为大炼钢铁，砍了黄土岭的油茶林。你不是说过，油茶是个好东西么？”
毛泽东叹息着说：
“黄土岭的油茶林也砍啦，可惜，可惜！你顶住了瞎指挥，是功臣嘛！怎么还插白旗呢？应该戴大红花才对！”
毛泽东看着文涧泉掏出手帕擦眼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看来你的怨气不小。我向你赔不是，给你戴大红花。”
文涧泉说：
“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文涧泉便把为密植挨批的事情说了一遍。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文涧泉似乎还没有消气，他说：
“我认为政府的政策不行，种田不能搞密植，要合理密植。我作了一辈子的田了，还没有看到如今这么个‘密法’。政府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我说，人虽然老了，但还可以看水，这么密植会要减产的。”
毛泽东只好以好言相劝。文涧泉说：
“没用。县官不如现管。政府的政策不改变，我回去还得挨批。我要在北京住下去，等政府改变了态度，等我的孙子写信来，我才回去。”
毛泽东知道表哥心直口快的脾气，也难怪他为密植问题如此恼火，就留他吃晚饭，安慰了几句，说：
“‘忠言逆耳利于行’，难得你有这番好意啊！十一哥熄熄火，在北京住几天，再回家去。”
文涧泉经毛泽东这么一劝说，气消了，心平了，在北京饭店呆了几天，便又回到乡下继续种田。
4月15日，《人民日报》以观察家名义，发表了吴冷西修改好的、经周恩来审定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评论披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中国平叛的言论。评论中说，对尼赫鲁演说中所说的“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评论中引用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赫鲁“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赫鲁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4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6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和第三届人民政协第1次会议的议程。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
在讲了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又说：
“我们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聊斋志异》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书生，晚上坐着看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伸进舌头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把舌头伸出去，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样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最后那个鬼只好悻悻地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它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关于西藏叛乱问题，他说：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100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3个区域）大概是120万人。120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120万人里头，有8万喇嘛，这8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95%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么，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20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20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20万军队，只要5万军队，20万的四分之一。1956年以前我们就5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1956年那一年我们撤了3万多，剩下1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6年不改革，6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120万人，而是300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120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50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4个区域合计180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4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1万多人。1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120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7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3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支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20万军队，只需要5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么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3月20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1954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3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25岁。假如他活到85岁，从现在算起还有60年，那个时候21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59年不回来，第60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60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60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关于国家领导人的调整问题，毛泽东说：
“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10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9年3月29日发给中央各部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的第4个党内通讯，是一篇极富辩证法的短文。他说：“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但他又告诫“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危险之至。”你看，这不是极高明的两分法么！为了避免犯错误，他提出每年“召开两次5级或者6级、或者7级的干部大会”。只有这样，“上层，中层，基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这的确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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