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按：2023年8月20日，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老师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她是加拿大人，191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她的家庭与中国的亲密关系，迄今已经延续了6代人。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是新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的拓荒人之一。2019年，她获得了由最高领导人亲手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表彰“友谊勋章”。
《五星闪耀中国——我们回到新中国的故事》（Five stars over China：The story of Our returned to new China）1953年5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版。全书468页。
作者文月华（Mary Austin Endicott，1897-1967）1925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后，追随丈夫文幼章先生（James Endicott,1899-1993）来到中国，直到1947年，在中国生活了22年。她1947年与丈夫一道回到加拿大。1952年，应中国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hinese Committee
在华期间，文月华走访了工厂，农村，学校，医院，政府机关，宗教场所，采访了工人、农民，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中小学教师，资本家，牧师，主教，大学教授，科研人员，在华工作的外国人，等等。围绕土地改革，城市工商业改革，援朝战争，科学研究，妇女解放，医疗保健，防治传染病，三反五反运动，扫盲，教育普及，税收，水利建设，思想改造，宗教政策等许多问题，介绍了实际状况，进行了讨论。
文月华与伊莎白的父母是朋友。在1952年这次中国行中，文月华采访了柯鲁克夫妇。这是书中对他们当时生活状况的描写。
伊莎白
1925年，当我们作为年轻的传教士抵达重庆时，国家正处于动荡之中。那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1911年在孙中山领导下开始的革命，在国共两党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下，于1923年进入了第二阶段。中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外国人有权在自己的法庭受审)以及外国炮艇在中国内陆水域的存在，在传教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些曾令中国人烦恼的外国人特权，随着1931年至1945年日本的侵略而消失了。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强大起来，反对蒋介石的专制和压迫。蒋介石虽然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但在日本战败后，他强加给长期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内战却未能取得胜利。
1949年4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时，最后一批外国军舰悄悄离开上海港，驶回他们的家乡。在经历了多年白人至上的中国之后，《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标题带有讽刺意味：“美国舰队逃离陷阱。”
当我们读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在重庆和上海的外国商人，他们曾经告诉我们，中国人永远无法管理自己的事务。据说有一种被称为“中国人的头脑”的奇特现象排除了这种自治的可能性。中国人在古代曾在哲学和艺术上有过辉煌的成就，但现在他们却无能为力，腐败不堪，因此无法应对工业化时代的挑战。我们一直认为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我们欢呼军舰离开这一里程碑事件，这标志着殖民主义的终结。
今天，中国欢迎友好国家之间应有的一切正常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但是，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没有必要在中国长期居住。
有一种理解，可以使少部分外国人留在新中国：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曾经生活的土地上。同样，基于这种理解，一些中国人也可以生活在其他的国家。这种理解，可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从而成为世界和平的基础。傲慢的白人没有立足之地，他的“高鼻子”(中国人对“洋人”的别称)俯视着劣等种族。外国人也不再有机会到中国来一夜暴富，然后退休。外国人再也不可能收购中国的自然资源或控制中国的公用事业，榨干她的财富。
中国有一种在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友谊的强烈愿望。
自然，当我们1952年回到中国时，我们脑海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外国人如何适应当今中国的生活条件?
我们拜访老朋友
在访问之初，我们遇到了几位来自西方的老朋友，他们像我们一样，曾作为记者或教师在中国生活过，今天仍然留在中国工作。他们享受着中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简单生活，并且很喜欢这种生活。他们不受长期合同的约束，也不接受外国组织的报酬。他们和中国同事在同样的条件下工作，过去的种族差别似乎被抹去了。
我们用一个星期天的时间探访在外国语学院教英语的老朋友。外国语学院是北京郊区正在建设的新教育中心的一个单位。我们的四个朋友住在教师宿舍的两居室公寓里。除了星期天到附近村庄的餐馆吃饭外，他们都在学校的餐厅吃饭。他们都穿着大多数北京男人和女人通常穿的蓝色制服，有的与蓝色哔叽制服，有的是蓝色棉衣，像几乎所有工厂工人们一样。玛格丽特·特纳(Margaret Turner) 来自英国，伯莎·辛顿 (Bertha Hinton)是美国人，她的丈夫战争期间在中国从事救援工作时感染了肺结核，现在住在北京附近的一家疗养院。我最了解的好朋友是克鲁克夫妇，伊莎白和大卫（Isabel and David Crook），我会讲一讲他们的故事。
伊莎白是我们在中国西部传教士同事的女儿。从多伦多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后，伊莎白在成都附近一个小镇的一个中国家庭住了一年，基于自己的观察，她写了一本关于中国西部农村生活的书。战争期间，她嫁给了英国人大卫。战争期间，大卫离开了在中国的教学岗位，加入了驻缅甸英军。作为高级研究员，他们在伦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院”进行了一年的研究工作后，于1947年回到中国，在华北一个村庄住了两年，基于自己的观察，他们写了一本关于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的书。我们在加拿大，一直抱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他们的研究。解放后，他们到北京教英语。
他们的两个小儿子正在外面玩，被叫进来接受我们带来的小礼物。之后，他们又跑出去找他们的中国玩伴，其中包括正在花园里堆雪人和捏“雪馅饼”的辛顿的小女孩。伊莎白和我开始谈论衣服。她是一个高大、漂亮的年轻女子，我记得她在加拿大时总是穿得很漂亮。她放弃了西方服装中更为优雅的风格，而选择了剪裁严谨的休闲裤和深蓝色哔叽双排扣夹克。我发现，北京的上层妇女在任何场合，包括在宴会上，都穿这种服装。我问伊莎白：
“我想，这种对简朴生活方式的认同，是新中国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牺牲吧，”我说。伊莎白高兴地笑了：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这只是一个很小的牺牲，”她回答说。“穿哔叽或棉衣是有实际原因的。它们是解决缺少中央供暖的一种方法。在中国，很少有人能走出燃煤取暖阶段。但是，随着采矿业的扩张，现在集中供暖已经触手可及。然后，在每个人都急需新衣服的时候——对数百万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纺织厂如果把所有的棉花或羊毛染成蓝色或黑色，就可以处理更多的布料”。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已婚教师宿舍前，
文幼章与克鲁克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合影。
“制服受欢迎还有一个有趣的原因，”她继续说道。“并没文职人员必须穿制服的要求，但制服受到人们的追捧。原因之一是，在老解放区，干部没有工资，由组织机构提供他们的日常需要，包括制服。所以，制服成为了老革命者的标志，成为了时尚。许多人穿制服是出于对革命者的真正钦佩，其他人则是因为他们认为穿制服可以提高自身身份。城市市场上的裁缝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将美国军队的剩余衣服翻改为政府式样的制服。
“迈克尔在北京出生的时候，我和一个有钱的玉石商人的妻子同住一间病房。别笑！她穿着制服，打扮得很潇洒，甚至还在口袋上小心翼翼地别了一枚徽章，只露出徽章的上缘，让随便路过的人猜她可能属于哪个重要的政府机构！
“现在棉花工业的产量已经倍增，我们听说，政府开始鼓励人们不要总穿制服，要穿一些鲜艳、有吸引力的衣服。我知道人们计划在今年春天的五一游行中不再穿制服。在我们学校，来自老解放区的妇女领导人已经在讨论夏装的新样式了。女孩子和年轻的妇女要穿色彩艳丽的花裙子，配白衬衫。我想明年冬天休闲裤就会流行起来。有一种非常吸引人的搭配就是中国式高领锦缎短上衣，搭配休闲裤”。
“是啊，我见过几件，”我说。“我还注意到，婴儿们还穿着漂亮的棉的或丝绸得鲜红连帽斗篷，蹒跚学步的孩子们还穿着图案鲜艳的兜兜。我看到你仍然烫着发。现在，在中国女性中已经很少看到烫发的人，是吗?”
“在北京不多，但在上海你会发现更多，”她回答。“不过，我认为大多数中国女孩和女人都意识到，她们将黑色直发编成辫子，或留短发，甚至是梳成老式的发髻，都很漂亮。这是事实”。
我说：“是的，我很高兴他们不再烫发了。他们浓密有光泽的头发看起来很吸引人。他们不用担心像我这样的细细的头发。在中国，成熟女性肩上的辫子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其实，两周前在乌兹别克斯坦我就开始习惯了，在那里我注意到，最杰出的知识分子都用这种简单的发型。”
伊莎白补充说：“毫无疑问，这是为了适应她们忙碌的生活。我觉得把我的烫发卷起来很讨厌。在这里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一身两用’”。
“我已经注意到了，”我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印象越来越深。)“你们似乎都在不停地努力工作，我真担心你们这些重要人物过早地把自己累坏了”。
热情使人坚韧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许多人的脸上，我都看到像伊莎白类似的充满热情的微笑。我注意到，他们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很紧迫。
伊莎白·克鲁克和她儿子卡尔。伊莎白是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
出生在中国。她写过关于中国乡村生活的书，
包括中国西部农村和解放后的华北农村。
“我们急于培养更多的人去做我们感兴趣的种种工作，”她说，“这样他们就能在中国巨大的人口中继续推广。显然，正是这种强烈的需求给了人们异乎寻常的坚韧，就像战斗中的紧张时刻使英雄们将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
“今天的中国人就有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抗美援朝的需要中产生的。几乎每个人都对形势的严峻性做出了反应——每个人，也就是说，除了那些反对革命的人。他们对抗美援朝漠不关心，这标志着，他们将是中国长期内部斗争中的反对者。
“无论距离目前的抗美援朝战争多远，这种旺盛的精神始终贯穿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从1950年开始，我们学校所有的学生都想去当志愿军。大多数大学和高中都是如此。在一年前朝鲜战争日渐激烈的时候，看到这些学生们的热情真是太棒了。这与我们在成都时曾经看到的学生们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莎白评论道。
“是的，”我说，“即使在日本侵华期间，学生们也被教导说：你们的身价很高，不能轻易为国捐躯。为国捐躯的事情就交给那些没文化的苦力们吧”。
我们开始追忆我们在中国西部的日子。今天，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有多么不同呀。“看得出来，你们俩都适应了今天的生活环境，你们已经融入了你们的同事，”我说。“许多传教士，像我们一样，曾经希望自己与华人社区的关系更密切、更自然，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像我们一样，羡慕你们的生活经历。正在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你们走进中国。看起来，你和你那两个胖乎乎的小儿子，过得还不错。”
话题转到了中国人对待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态度上。
“加拿大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我说。“普遍的印象是，外国人在中国不再受欢迎，或者往好了说，仅仅是被容忍而已。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想法，即俄罗斯人已经跑进来并正在掌控局面。”
伊莎白笑了。“不需要对新中国了解很多就可以知道，俄罗斯人不是来这里控制中国人民的，他们在这里的人数也并不是很多。他们的政府从一开始就对中国人民政府很友好，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重建和贸易。
“我想，由于大多数传教士的撤离，西方人并不太清楚中国人民及其新政府对外国人的总体政策。然而，如果人们读一下《共同纲领》第七章，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他们就会发现，新的政策并不是排外的，也不是仅仅容忍少数外国人，而是很积极的。这里不仅欢迎俄罗斯人，也欢迎来自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我们当中有些人是自愿来的，之后被强烈挽留，就像当年的传教士一样。大卫和我就属于这一类；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研究土地改革，后来被请求留下来教书。我相信所有我们这些解放后留下来或受到欢迎的人都知道，没有我们，中国人在任何领域都能继续做好工作。在教会和其他的职业中，都是如此。与此同时，当我们清楚地向他们表明，我们和他们一样渴望和平，也和他们一样对他们所进行的重建工作的速度和范围充满热情时，他们说他们很高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相信他们是真诚的。
“中国朋友已经向我们解释过，”我回答说，“任何有技术技能并有能力教授一门手艺的人，都会帮助中国更充分地满足其人民需求，都会加速这一进程，因此，他们欢迎外国专家作为临时邀请的客人，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有人告诉我，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来自苏联的顾问的。许多苏联顾问住在我们居住的宾馆中”。
伊莎白说：“苏联人民是第一个向中国人民政府提供技术援助的。1949年秋天和1950年冬天，数以百计的苏联人来到这里，以各种方式提供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和装备流动医疗队，以对抗流行病并开始公共卫生工作。在加快战后重建工作和新的科学和工业发展方面，苏联顾问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的人被邀请来执行具体任务或开展文化交流。
说着，伊莎白和我，还有我们的丈夫和其他一些朋友，漫步到圆形的冰湖岸边，这是很久以前皇帝在华丽的颐和园旁建造的。我们穿过著名的红柱子走廊，屋顶装饰华丽，爬上宫殿的台阶，直到我们找到一个石亭，在里面休息和交谈。
他们渴望听到家乡的情况，并讨论加拿大对世界和平运动的贡献，他们和我们一样，认为加拿大应该成为防止朝鲜可怕悲剧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主要堡垒之一。他们对我们讲了许多自己作为教师的生活，他们充分参与了这些运动，这些运动像奔涌的江河一样迅速地推动着中国人民向前发展。
他们告诉我们，为了学习新的政治思想，为了加强纪律和自律，教师们和学生们开了无数次的会。一些最近从中国回来的外国人将这些会议形容为非常乏味，甚至令人厌烦，毫无疑问，一些中国人也有同样的看法。一个流传的说法是：“国民党税多，无穷无尽；共产党会多，没日没夜！”
我记起大卫和伊莎白都是社会学家，他们在1947年回到中国主要是为了写一本书。今天，他们能够与中国新社会的建设者们一道讨论新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他们自然感到很兴奋，很着迷。例如，《共同纲领》实际上是新中国中央政府颁布的宪法，对《共同纲领》的学习，总是列在每个学习小组的学习清单上。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他们感到在外国语言学院接受来自学生、工作人员、老师和同事的坦率批评，也是一种令人兴奋的经历。
批评和自我批评
人们轮流写自己的人生故事，批评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分析和解读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所揭示的他的态度，以及构成一个人个性的种种因素。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剖析和袒露，对每个参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人，也是如此。
这听起来让我很震惊，但他们笑着说，当你意识到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赞美或指责，而是通过同情的理解来帮助你成长的时候，你就会克服这种不自在的感觉。而且，他们说，令人吃惊的是，知识分子在这种自我剖析过程中，有时比刚刚学会阅读的体力劳动者更迷茫。劳动者们简单而实际的观察，往往能阐明别人所困惑的问题，尤其是我们每个人都倾向于从最有利于自身的角度看待个人行为。
在我们对新中国的第一印象中，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事过境迁的一时权宜之计，这与我们到达时正在发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有关，那就是“三反运动”。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只简单说一下。这是一场在政府机构中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我们的朋友讲述了这场运动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学校。
在任何机构的行政人员中，贪污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们负责管理资金。每个人都可能存在浪费和奢侈的问题。是否存在官僚主义？机关中每一个掌握权力的干部都需要接受审查。大卫说，正是在他的课堂态度中，他发现了自己的弱点。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因年轻时所受帝国主义影响而遗留下来的某些反社会倾向，暴露了出来。
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难以理解，我可以做一些说明：大卫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人”，堪称英国人的品牌代表。他从他的环境中获得了一种无意识的信念，即他做事的方式是最好的，不仅对他自己，而且对整个人类都是最好的。(还有美国人和他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其他西方国家的人。)我相信，大卫不会反感关于自己的这种漫画式描述，因为他也有英国人的可取之处——幽默感。
的确，大卫确信他正在被中国新社会的纪律所改变。我们在成都时对他略为了解，对他在北京的情况知之甚少，我不能确定他目前的经历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他那具有英格兰基本预设的中国化版本。
伊莎白是加拿大人，比大卫更有幽默感，对与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具有更明显的宽容。我想象不出伊莎白怎样在自己身上找到任何需要改变的反社会弱点。她一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她是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吸引力的年轻女性。我表现出对“自我批评”的怀疑态度。
“我太自由了，”她说，脸上带着那种让人对她的一切都表示赞同的微笑。“我说的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她接着说，“而是我做得不够彻底。我并不总是耐心地深入事物的根源并努力改变它们。大卫只是一直在告诉你，他并没有完全失去他以前的霸道作风，尤其是对学生，而不是耐心地和别人商量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我的问题与他截然相反。
“例如，我的学生批评我没有足够关注那些完成作业不尽如人意的学生。他们说，你太宽容了，学生最终将因此而吃苦头，因为他没有取得应有的进步。如果我看到一个学生在课堂上不专心，我就会想，‘没关系，让他自己去承担后果吧’。我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去发现他不专心的原因。也许他遇到了某种个人难题，需要得到帮助。”
我可能对伊莎白品牌的“官僚主义”微微一笑。她也报以微笑。
“我提到这件事是为了说明这场运动是多么严肃，这是一场反对领导干部工作不力和不民主行为的运动，每个人都把它视为对自己的挑战。”她说：“这些批评是本着善意的态度提出的，任何人如果对他人进行辱骂和打击报复，同样会受到批评”。
我一边听，一边自然而然地把自己以前的传教士经历与这几个外籍教师今天的生活进行比较。他们不仅与他们的中国同事过着同样简单朴素的物质生活，而且过着同样严格的集体生活。
“你们在这里的生活似乎很简朴，”我评论道。“这样认为，是因为我把你们的生活与以前传教士社区的那些舒适的房子相比较。我们和你的父母，以及其他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当时认为，这是当时条件下最好的办法。实际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对我们在华人社区的这种生活方式感到困扰，许多人都认识到，我们未能真正地融入华人社会。你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似乎在某些方面受到了约束，”伊莎白回答说，“但我们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在意这种约束。我们发现，当你理解并接受它们背后的原因时，对于集体生活的纪律就不会很抵触。让我给你们举一个我们观察到的北方土地改革的戏剧性例子。
“如果一个富农习惯于在对妻子或对自己感到沮丧的时候打妻子，而解放后邻居们不再允许他这样做，他就会觉得乡村生活的纪律确实是对自己的严格限制。另一方面，一个一直认同男女平等并尊重妇女的人，就不会觉得维护妻子权利的新规则对自己有什么约束限制或令人反感。
“在小事上也是如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我们容忍或忽视了那些琐碎的、个人主义的生活习惯。集体生活要想取得成功，我们就必须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改变这些个人主义习惯，否则，就会有不断的摩擦。在我们的旧生活习惯整体改变之前，学校生活的纪律需要相当严格。如果我们不是完全清楚这些纪律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我敢肯定，许多人根本不会忍受它。我的意思是，在这个新社会里，所有人都将有机会过上满意而有保障的生活。
“事实是，通过教育运动——我们在北方看到的土地改革，在所有机构开展的“思想改造”，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三反运动’——大多数人真的开始反感我们的许多旧习惯，并希望改变。”
关于健康和安全
这时，太阳已经落在了颐和园的山后，我们动身回到伊莎白的房间。我们在公共汽车站遇到了数百人，成排的公共汽车正在把这些下午出游的人送回城里。伊莎白后来告诉我，公园里大部分时间都会很拥挤，她和大卫更愿意在宁静的夏夜呼吸昆明湖边的微风。他们带着孩子划船，四岁老大则在船边学习游泳。
我谈到了我们遇到的那些健壮、面色红润的孩子们。两个月以来，孩子们健康状况大大改善的局面，一直给我们印象深刻。我们很少看到瘦弱褴褛的孩子。我们在旧中国生活过，对此，我们有自己的比较。
伊莎白在大学期间曾在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所学习过一门课程。在北京，她是强烈要求将托儿所作为学校优先发展项目的热心人士之一。
“我们的大多数员工都强烈要求开办托儿所，因为他们看到了其他大学的孩子因此受益。”她说。“无论训练有素的保姆(在中国仍然很多)有多好，留在家里的孩子都不能享受各种各样的大型游戏设备。他们也无法在托儿所的适当监管下，获得公共生活的自然基础。毫无疑问，你将会去参观一些托儿所。”
那些了解伊莎白和大卫的人可能会抱怨说，他们不是足以说明外国人可以适应新中国生活的好案例，因为，自从大卫参加西班牙国际旅以来，他们一直是共产主义者的朋友。我看不出任何对建设新社会感兴趣的人不能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使他们不愉快的理由。我不熟悉大卫的背景，但我确信，伊莎白不觉得自己放弃了任何她从小就接受的基督教原则。
我们回到加拿大以后，大卫和伊莎白写信告诉我们，他们学校的托儿所已经开办。他们最令人兴奋的消息是，他们在新中国的第一个假期，在青岛港避暑胜地的一个工人疗养院度过了两个星期。教师工会安排他们住在一幢漂亮的房子里，这幢房子是政府从外籍居民那里买来的，这所房子以前的主人是英美烟草公司的经理。经理那能干的佣人被政府留了下来，在一位政府女房东的指导下，不仅做家务，而且管理房子。伊莎白说，那里的饭菜太棒了，让人难忘！
右3是伊莎白的二儿子柯马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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