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体制，分别作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具体形式，必然存在“统”与“分”的根本对立。“公”决定“统”，“统”支撑“公”，“私”决定“分”，“分”支撑“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产生的。
首先，市场本身就是私有制的产物。在私人占有形成的各自为营下，没有谁可以组织统一的生产和交换，也没有谁能生产出满足全社会需求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经济运转方式，既与各自为营相适应，又能通过交换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这种运转方式就是市场。虽然市场在这里起到了连接生产和社会需求纽带的作用，但这种连接是分散的，不具有统一性。“分”而无“统”，是市场的本质特征。只不过，在市场主要交换的只是具有商品性质的产品阶段，只存在市场不存在市场经济。只有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阶段，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需要通过市场，才产生了市场经济。很明显，“分”而无“统”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产物。
相反，在公有经济下，具备了由社会统一协调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前提。原则上是不需要通过自由市场去进行相互交换的。至于在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受生产力不发达这一历史条件的限制，还需要一定的自由市场来弥补统一调配交换存在的不足，是另一码事。就像还需要一定的私有经济但私有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一样。认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是不懂社会主义为何物或者故意歪曲社会主义的表现，无异于把私有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生产、流通和服务领域都不存在各自为营的私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需要一种运转方式，既能与公有经济相适应，又能形成统一调配而非自由市场式的交换。这种运转方式就是计划经济。很明显，“统”是计划的前提，“统”而不“分”，是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至于这种“统”而不“分”，是否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或者说改革，以适应生产力水平，又是另外一回事。要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下按计划统一配置资源、调节社会生产，必须要让私有企业不再姓“私”。这显然不可能也根本办不到。说资本主义而不是个别企业内部也有计划，纯属信口开河。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像望文生义那样，仅仅是通过计划或者市场配置资源，调节社会生产。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的要害，不在于改变资源配置方法，通过市场调节社会生产，这本身并没有什么，而在于需要改变公有企业甚至社会主义政府的属性，方能适应“分”而无“统”的市场经济规则。
改变公有企业的属性，就是要让公有企业像私有企业那样，具有不属于社会共同利益的特殊利益，成为各自为营的独立的经济主体，以适应通过市场各自配置资源，自主经营。采取的办法，就是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收益权分离和政企分开。在所有权与经营收益权分离下，公有企业独自的经营收益虽不像私有企业的“私”那样彻底，但已经不属于社会共同利益的组成部分，而是属于小团体或叫市场主体的特殊利益。诸如通过虚增气表、电表用量，甚至像私有企业一样，采取假冒伪劣去搞“创收”等等，皆缘于公有企业有了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就连某党媒集团的下属单位干出向宣传英雄烈士的红色公益网站
索赔这种荒唐事，也是市场化下有了自身特殊利益使然。在政企分开下，政府按市场经济规则不干涉过问企业的生产经营，公有企业便像私有企业那样，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
改变社会主义政府的属性，一是对公有企业怎么生产、为谁生产不再具有相应责任；二是市场问题只能交给市场处理，对私有企业的问题不再进行监督管理。甚至，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地方政府都成了独立的经济主体，也具有不属于社会共同利益的特殊利益。
公有企业和社会主义政府属性的改变，必然导致公有经济“公而不公”，使公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变味甚至变质。一是属于公有企业小团体的经营收益，都是通过本属于大家共同拥有的资源获得的。二是“土地财政”的大部分收入可能用于地方建设，但当地方政府按照市场经济规则也成了独立经济主体，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后，属于大家共同拥有的土地收益的一部分，就必然用来提高地方公务员福利待遇。特别是属于大家共同拥有的土地资源，在“土地财政”下反过来成了推高房价，“割大家韭菜”的工具，还像公有经济吗？
马克思根据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说：“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在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由于市场经济这种具体运行方式无法支撑公有经济，导致公有经济开始变味甚至变质了。一个国家不要说公有制不占有主体地位，就是还占有主体地位，但在不是自己的运行方式的冲击下，已经变味甚至变质后，还带有多少社会主义性质？
当然，骨子里反对社会主义或者趋炎附势的专家学者早就想好了对策。全民所有制企业现在成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的资产现在成了国有资产。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他们使用的，都是国有资源。这一名称的改变，足以模糊“公而不公”，淡化问题的性质。
回顾历史，“分”而不“统”的运行方式对公有经济的严重冲击，在农村改革时就已经存在了。尽管没有宣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需要改变，但有目共睹，除以南街村为代表的少数仍坚持“统”的地方，其它采取“分”的地区，还存在集体经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所不同的，分田单干是在人民公社属于“左”的产物，不适应生产力水平这种理由下进行的。“专家”们为了掩盖“分”的实质，就给分田单干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联产承包”。但凡经历过单干的农村人恐怕都知道，从来就没有“联产承包”这种形式存在过。即使有，恐怕也是极少数地方。
然而，公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变味甚至变质，还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更为严峻的事实是，在政府不能干涉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下，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收益权分离在国有企业形成的属于小团体的特殊利益，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会成为改变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目的及其交换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性质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由于马克思的本本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论断，为了让大家看清楚问题，只有尽量展开讨论。
经典作家们曾设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后，生产资料将被全社会共同拥有，即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互相交换商品失去存在意义，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然而实践证明，至少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还无法很快就统一实现全民所有制，因而无法逾越商品生产的发展阶段。
针对原苏联30年代和新中国50年代的经济学界，把经典作家们根据不同历史条件做出的设想当教条，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商品生产的观点，斯大林和毛主席以实事求是的巨大勇气，纠正了这些错误认识，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时还没有也无法涉及的这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关于斯大林和毛主席在这方面的一些具体论述，我们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要害》中已专门讨论。这里重点讨论一下毛主席为什么说“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特别是这两种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当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后，商品生产是在社会没有共同利益，各自具有特殊利益并相互竞争下进行的。在各自特殊利益的推动下，商品生产的主要目的，必然自发地表现为怎样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增值。尽管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要讲究使用价值，还会进行技术质量创新，推动产品升级换代。但归根到底，这些都不过是为了更多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增值最大化的平台手段。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下，只有首先满足了有钱赚这个前提，才能保证使用价值的充分供应，否则，牛奶宁愿倒掉减少供给以恢复价格也不会低价出售。日本福岛核电站为了节约生产成本向大海排放核污水，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下使用价值只是手段，更多捞取利润实现资本增值才是目的的典型案例。
而在商品生产企业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下，资本不存在了，自然不存在进行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主要是为了想方设法去赚别人的钱，以更多获取利润的动机和理由。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自发表现为为了满足人们生活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正好反过来，利润和效益只是平台和手段，满足人们生活与社会发展需要才是目的。
不同的商品生产目的，必然导致不同的交换关系，反映了社会主义商品交换的公平公正与资本主义“以交换为中介”掩盖着的剥削。
在以满足人们生活与社会发展需要为主要目的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下，其交换关系必然最大限度遵循价值规律，严格实行等价交换；而在以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增值为主要目的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下，其交换关系必然最大限度地离开价值规律，搞非等价交换。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剥削，主要归结为无偿占有剩余价值。于是，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所说的“以交换为中介”，不是泛指一般的商品交换，而仅仅是指“以作为资本的货币为一方同以作为劳动力的商品的一方之间的交换。”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就强调，学习《资本论》要有抽象力，并认为：“缺乏这种抽象力的人，虽然下点苦功可以看懂资本论，但无法再前进一步。从而这种人要么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要么是一个歪曲主义者。”马克思之所以这么说，在于让人们重原理轻条条款款。不能经典作家们本本上没有具体阐述的，就不是事实。比如，在商品与商品的交换，本质上是劳动与劳动交换的基础上，如果一种商品虚高的价格，超出了它的实际价值N倍，那么，超出这种商品实际价值N倍的劳动，难道不是被售卖方通过“以交换为中介”无偿占有了吗？就“无偿占有他人劳动”而言，这与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只是外延不一致，其内涵是相同的。如果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我们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其实都是通过非等价交换实现的。
首先，在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延长必要劳动时间或增强必要劳动强度的背后，是非等价交换。因为在延长了必要劳动时间或增强必要劳动强度后，资本家并没有付给劳动力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劳动所创造的大于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
其次，在刚需或者通过炒作大幅虚高商品价格的背后，是非等价交换。在刚需商品比如房子、药品等等上，本来它们的实际价值没有那么高，但因为这是人们的刚需商品，定价就背离价值规律高出实际价值N倍。人们需要付出比等价交换下更多的劳动才能获得这种使用价值。所谓炒作，就是利用人们赶时髦的心理，通过明星代言烘托甚至虚假宣传，以获取商品实际价值以外的所谓“附加值”。
三是在“以次充好”的背后，还是属于非等价交换。“以次充好”并非都是明显的典型的，很多属于隐蔽的技术性的。比如，根据劳动价值论，波音公司推出的737MXA，本应在耗费必要的脑体劳动以及相应的固定资本，解决新发动机与老机身不适配可能引起飞机失速问题以后，其实际价值才能相当于它的品牌价格。然而这样做成本巨大影响利润，波音公司只是简单地加装了一款并不成熟的防失速软件后就开始以大大高于实际价值的品牌价格出售。这就是隐蔽的技术性的“以次充好”。通过这种“以次充好”的交换，波音公司不但无偿占有了购买方的劳动，还给购买方带来机毁人亡的惨剧。最近波音公司更是频繁暴露飞机甚至星际客机的质量问题。
在以赚钱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下，类似的非等价交换太多，无法去一一列举。而在以满足人们生活与社会发展需要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下，不可能也不允许出现这种事情。在劳动过程中，除了必要的社会扣除外，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在商品交换中，一分钱就是一分货。同样的劳动可以获得更多报酬，同样的工资可以买到更多的使用价值，必然能更好地满足劳动者的生活需求，养活更多的人。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着明显的本质区别。这种本质区别具体体现在同不同的所有制结合后，必然形成不同的商品生产目的及其交换关系上。而什么样的商品生产目的，由商品生产企业自身有没有不属于社会共同利益的特殊利益决定；什么样的交换关系，又由商品生产目的决定。这就是毛主席说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道理所在。
当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收益权分离，从而让国有和集体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各自具有不属于社会共同利益的小团体利益后，这种属于扩大了的“私”的小团体利益，在政府按照市场经济规则不干涉其具体经营的情况下，必然成为改变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目的及其交换关系的推动力。我国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商品生产目的及其交换关系离开社会主义，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同时，在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目的及其交换关系都改变了的情况下，国有和集体企业也不敢不以赚钱为主。比如，公立医院如果不以赚钱为主，造成所谓的效益低下，就可能由于待遇低连医生都留不住。虚高药品和检查治疗费用，小病大治，乱开药、多开药等等，盖源于此。以前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那种感人的故事，而今的公立医院，只要你没钱，都会见死不救。医院存在不属于社会共同利益的小团体利益，改变了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初衷。
除此之外，政府按照市场经济规则，与微观经济完全脱钩即市场问题只能交给市场处理后，必然丧失对私有企业应该进行监督管理的社会主义职能，从而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在假冒伪劣上，比起资本主义国家来都过之而无不及。
大家心里都清楚，为了最大最快获取利润，私有企业必然不管自然生长才能形成的肉蛋菜质量，猪怎么催肥快鸡怎么产蛋早产蛋多就怎么养，大量使用催肥剂甚至生长激素。做烤饼的不吃用来卖的烤饼，养猪的不吃用饲料和催肥剂催肥的猪，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奇葩。舌尖上的安全得不到保证，加上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与生活生存质量。当今社会那么多的怪病大病，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对于这些，如果政府不按照市场经济规则，与微观经济完全脱钩，对其负有进行监督管理的社会主义职能，是有一万种办法进行整治的，就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的“五反”那样。然而，实行市场问题只能交给市场处理后，国家只能出台一些所谓的“国标”，私有企业甚至国有集体企业执不执行就只能凭“良心”了。在商品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赚钱的情况下，除少数企业外，大多数企业的“良心”可能都会被丢到太平洋里面去。
特别是伴随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目的改变，必然是最大限度遵循价值规律的商品等价交换关系的改变，从而使通过商品非等价交换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或者说剥削的现象在整个社会全面泛滥起来。
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大家眼里只有“黄世仁”和“南霸天”这种“超经济强制”剥夺，对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下，自己的劳动是怎么通过商品的非等价交换被无偿占有的，还缺乏理解，所以须不厌其烦多举证。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除了为尽快实现工业化而实行低消费高积累时有过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那时相对高档的商品如手表等价格略偏高外，从来就没有非等价交换问题。所有商品都是价廉物美，用现在的话说叫性价比很高。根本不可能出现几千元养个小孩还很困难的情况。现在的90后和00后，根本就不知道那时拥有100元是什么概念。
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尽管在宏观上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情况要好得多，但通过非等价交换产生的剥削，仍然是大量的，有些地方甚至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也不为过。
一是凡存在刚需的地方，市场主体们都会大幅度虚高商品价格如房价、药价等等在无形中无偿占有消费者的劳动。比如，一套商品房只相当于一个人十五年劳动的价值，当消费者在刚需下被迫用三十年劳动的价值来买下这套商品房时，这个人就有十五年的劳动被无偿占有了（这其中自然还有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银行为了利息所做的贡献）。这就意味着这个劳动者有十五年的打工属于白忙活。为啥以前一个人劳动养全家都不成问题，现在两口子拼死拼活养个小孩还需要啃老，就是因为你的劳动被这种交换方式无偿占有了。假若你十五年的劳动没被无偿占有，就有一笔可观积蓄，不可能两口子养个小孩还需要啃老。
二是为了节约成本更多获利，市场主体们必然会在降低商品质量甚至“以次充好”上打主意。产品质量降低，意味着商品的价值大打折扣，但市场主体们不但不可能降价，甚至会通过包装等等来提升价格。当消费者用没有打折扣的价格购买下这种价值大打折扣的商品后，按照等量交换原则，意味着他的一部分劳动价值同样被无偿占有了。一个家庭，在这种不对等的交换关系下，总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来换取使用价值，必然拼命劳动还入不敷出。“以次充好”前面已有讨论，这里不赘。
三是市场主体们经常采取假冒伪劣来获取暴利。尽管这一点主要发生在私有企业，但在利润欲望的刺激下，国有和集体企业也很难独善其身。这方面网上时有曝光。当消费者用一定的价格买下这种很少价值甚至没有价值的假冒伪劣商品后，他购买这种商品的劳动基本上被无偿占有了，需要重新花钱购买这种使用价值，必然加重生活负担。
四是劳动群体的劳动价值，总是在温和通胀中被不断稀释。温和通胀，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经济的本色。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常常用这样那样的客观因素来解释温和通胀，但就是不讲追逐利润这个市场主体们的动机。比如，在不存在供需变化的情况下，只要头天上调工资，第二天物价肯定跟着上涨。于是人们感叹，过去3000元可以买1000个包子，工资涨到3600元后，反而只能买900个包子了。劳动者千辛万苦积蓄的劳动价值在温和通胀过程中被稀释后，就相当于原来的一部分劳动价值无偿给了可以转嫁通胀成本的市场主体们。假若你的劳动价值没有在被温和通胀稀释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没有变，一样的货币量可以买到更多商品，怎么可能几千元养一个小孩还困难。
五是市场主体们往往会通过巧立名目变相重复收费来无偿占有他人劳动。尽管国家已经立法明令禁止重复收费，但市场主体为了追逐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现象在一些行业仍旧比较普遍，而且突出表现在“巧”和“变相”上面。比如，家长们支付的学费，已经包含了老师们脑力劳动的价值，不同水平老师的薪酬，也已经得到体现。但在市场经济铜臭的影响下，一些老师的授课水平，却重点放在需要额外收费的课外辅导班和补习班上，以吸引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为自己的孩子投资。本来，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家长们交了学费，自己的孩子就可以在正课课堂上得到不断提升，但在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教育市场化下，意恐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们却不得不再交一笔课外辅导费或者补习费。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二胎三胎，因为在这种不对等的交换关系下，供一个孩子上学都很困难，供两个或三个孩子，可能会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六是低工资。人们在书本上看到的，都是资本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称为民营企业家）采取这种办法榨取剩余价值。然而，随着商品生产目的改变，国有企业普遍开始到私有企业“取经”，招聘了大量干活多反而拿钱少的短期工。这些短期工付出的劳动，如果按其劳动价值计算，假定应该拿到5000元，却普遍以2000到3000元打发了。唯一不同的是，私有企业的剩余价值归老板个人所有，国有企业的剩余价值在所有权与经营收益权分离下归小团体所有。
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不一一举证。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旦改变，劳动者不但在做了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一分劳动无法得到一分收获，而且还会通过“以交换为中介”被剥削。这就是现在的人们拼命工作，生活却“亚历山大”的根本原因。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无法逾越商品生产阶段，毛主席划分了社会主义商品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后，无疑增加了经典作家们在当时还无法涉及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原则问题。有了这一原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必然很大程度体现在商品生产上。以赚钱为主的商品生产目的及其非等价交换关系，体现的是资本主义，以满足人民生活与社会发展需要为主的商品生产目的及其等价交换关系，体现的是社会主义。
当在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私有经济的具有运作模式的影响下，改变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目的及其交换关系后，意味着丢掉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这一根本原则。整个社会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经济基础的推动下，必然会发生深刻改变。比如，金钱关系已经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不但取代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导致社会道德全面滑坡甚至堕落，而且取代了党内的同志关系，改变了不少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导致了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村官的大面积腐败。人们往往将毛泽东时代干部两袖清风简单归结为从严治党，对刘青山、张子善杀一儆百。忽略了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两袖清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时代根本没有而今这样的社会环境。我们对十八大以来的从严反腐双手点赞，但“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共产党是由一个个的党员组成的，湿鞋的人越来越多，意味着共产党在朝着量变质变发展。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情况有了微妙变化。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保持的商品生产目的，尽管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下“房住不炒”的定位无法贯彻下去；
通过国家谈判大幅降低虚高的药品价格，察觉到了市场经济下离开价值规律的非等价交换关系，切实为劳动群体带来了福音；
提出要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成立了专门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否定了市场问题只能交给市场处理。尽管在整个社会具有近两亿市场主体的情况下，要想“管住得”恐怕很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感觉到了以赚钱为主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下的生态危机。
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尽管这点微妙变化离认识问题的本质还很远，但总归没有像十八大以前那样，不但回避问题，而且到处都充满对市场经济的赞美。像“兰州拉面事件”那样，政府从群众的生活出发，仅仅对拉面的不合理涨价略微干涉一下，就遭到大量公开指责的现象，更是令人唏嘘。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清楚看到，无论是说资本主义可以采取计划经济的形式还是说社会主义可以采取市场经济的形式都不成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采取“统”而不“分”的计划经济形式不可能也办不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采用“分”而无“统”市场经济形式，必然严重冲击公有经济，特别是会改变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目的及其交换关系，使劳动群众遭受不应该具有的盘剥。可惜上层不知底层苦。
如果非要采取市场经济这种运行形式，只有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明确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内采取市场经济这种形式去刺激一下以生活资料为主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以丰富人民群众的生活，才勉强说得通。就像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那样。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照搬照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同样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俄国的无产阶级比英国和德国还要先进，但俄国的社会生产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那时离“十月革命胜利也才三年多。而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大国，根本就不存在俄国当时那种社会生产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的历史条件。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离新中国成立已经四十多年了。在这种情况下照搬照抄“新经济政策”显然很不合时宜，更不要说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理解了。
但尽管如此，在明确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具体形式的前提下搞一段市场经济，情况要好得多，产生的大政方针也会根本不同，至少不会让国有和集体企业成为具有自身小团体利益的独立的经济主体（调动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大量办法，我们将另文讨论），政府也不会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则与微观经济彻底脱钩，对私有企业不进行任何监督管理。要知道当年列宁在俄国的社会生产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实行“新经济政策”，对私有企业的雇工，都必须要在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下进行。而认不清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具体运行形式，性质就变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按照问题的实质来看就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运行模式，是“分”而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既在理论逻辑上说不通，在实践中对公有经济也有害，改变的，是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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