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话说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
2月14日下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国务院有关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一直到4月24日才结束。在那繁忙的43个日日夜夜里，国务院34个部委的负责人和国家计委的负责人鱼贯而入，到中南海颐年堂向他做了详细报告。此一时期，毛泽东为了听汇报，不得不改变他长期形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用他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四五个小时才结束。周恩来除了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都要参加。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各部都事先把汇报内容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取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毛泽东第一个听取的是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3办公室的汇报。他首先说道：
“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当第3办公室的负责人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说：
“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是日晚，毛泽东给远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得胜 1956年2月14日
2月15日上午，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关于一长制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8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2月15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首次来华访问的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亲王深深地弯下腰，双手合十，向毛泽东致意。毛泽东以其特有的幽默方式，表达了他的欢迎之情，他微笑着说：
“我是人民的儿子，是农民出身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为有你这样的亲王做朋友而感到荣幸。”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西哈努克。他向西哈努克讲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他强调说，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他还说：
“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嘛。”
毛泽东又说：
“柬埔寨采取中立乃是最好的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方针。”
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他在插话中再一次批评了一长制，他说：
“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也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关于好大喜功，毛泽东说：
“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2月17日，毛泽东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将全部由自己生产时，就断然说道：
“全部自给，不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
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
“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他又说：
“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1921年到1941年整风以前，有20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1953年各部还没有方向。1952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1953、54、55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3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3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计划，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号召说：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有关部门派出医务人员，赴疫区为广大患者实行免费治疗。
后来，毛泽东还亲自到广东、上海、安徽等地视察，接见从事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他号召说：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2月18日晚，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中南海勤政殿，郑重地将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马里特的赠勋证书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又把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佩戴在胸前。
赠勋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签署了联合声明。毛泽东为西哈努克举行宴会，庆祝他访华获得圆满成功。
2月19日，毛泽东听取建筑工业委员会负责人的汇报。万里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紧张。毛泽东为了缓和气氛，就问他是哪里人？万里说是山东人。毛泽东又问他：
“你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
万里说没有看过。毛泽东说：
“《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他的话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2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1956年2月1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说他不赞成毛泽东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评价，他认为孙中山是唯物主义者。中宣部在报告中说，这种议论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一谈。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给刘少奇等人的批示中写道：
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阅，退定一办。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 2月19日
2月20日，毛泽东听取建筑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2月21日，毛泽东听取城市建设局和二机部负责人汇报。万里问毛泽东：
“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
毛泽东说：
“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1000万人，上海也是1000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2月22日，毛泽东听取二机部负责人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
2月24日，毛泽东在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要求入党的信上对刘少奇、彭真写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2月6日，梁思成应邀参加全国政协招待宴会。他托周恩来向毛泽东转呈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最敬爱的毛主席：几年来，我是您一个最坏的学生。我脱离了您的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为祖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而长期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但是，今天我却正在为自己祝贺，因为在您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彭真同志的亲切教导下，我终于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觉得我一步步地更接近了党。一个多月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是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能陪同您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在感情的推击下写了这封信，向您表达我心底深处最大的愿望和奋斗的最高目标……准备着把一切献给您，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
毛泽东看罢梁思成的信，甚是欣慰，他在给刘少奇、彭真的批示中写道：
刘、彭真阅，交北京市委酌处。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
毛泽东 2月24日
此后，梁思成入党的事长期没有下文，其原因是清华大学很多党员不赞成他入党，说他犯过大屋顶的错误。一直到1959年1月，梁思成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我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开始了。”
再说在2月24日夜晚至25日凌晨，即苏共二十大结束的前夜，赫鲁晓夫在没有通知各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向苏共二十大与会代表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赫鲁晓夫还说：
“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考虑个人崇拜问题，请不要把这个问题泄露到党外，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在于此。我们应当知道限度，不要给敌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丑外扬到敌人面前。”
此前，在二十大开幕式上，赫鲁晓夫还建议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还称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手。可是在转眼之间，还是这个赫鲁晓夫，一反过去的态度，只讲斯大林的错误，不讲斯大林的功绩，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完全归咎于斯大林身上。
2月25日，苏共中央在二十大结束后，派人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宣读了一遍赫鲁晓夫的报告，而后把原文拿走了。朱德、邓小平等立即把这个秘密报告的大致内容发回北京。毛泽东获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消息，气愤地说：
“一个十月革命时期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人，有什么资格评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呢？在这个赫鲁晓夫面前，我还得给他摆摆老资格！”
2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重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展速度问题，他说：
“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周恩来插话说：
“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
毛泽东接着说：
“加上他们揭盖子（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笔者注）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
周恩来说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说：
“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2月26日，毛泽东在勤政殿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和去年9月份曾带团到苏联考察学习的副部长康世恩的汇报。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李聚奎刚到石油工业部任职不久，这次汇报主要由康世恩讲。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了康世恩。毛泽东问康世恩是哪里人？又问了他的经历。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开始汇报，照着提纲念了一段。毛泽东打断他说：
“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你讲讲地质年代如何划分，根据是什么？”
康世恩回答说：
“主要是根据地球发展不同时期的古生物标本，这是主要标志。”
毛泽东问：
“那为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呢？”
康世恩回答说：
“这是按照世界某一个代表性的地点和剖面来划分和命名的，比如白垩纪的代表地点是英国，侏罗纪来自欧洲的侏罗山，震旦纪来自我国的南口。”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道：
“石油是怎样生成的？”
康世恩就讲了世界上石油生成的两派学说，一是有机生成说，一是无机生成说。毛泽东问：
“你赞成哪一种学说？”
康世恩回答说：
“我赞成有机生成学说。”
毛泽东接着问：
“有机物为什么又会变成石油呢？”
康世恩讲了石油生成的环境、温度和压力等，说是要经历几百万、上千万年，逐步演化才能生成石油和天然气。毛泽东又问：
“是否有油的地方都有气？有气的地方是否一定有油？”
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问：
“怎么找油呢？什么叫构造？”
康世恩拿着纸边说边画，说明了各种储油构造。毛泽东问：
“原油出来后怎么炼制？怎么出来汽油？汽油为什么要分号头？汽油的分子式是什么？”
康世恩汇报了炼油的原理和过程，还把汽油、煤油、柴油的分子式一一写了出来。毛泽东很认真地看了。康世恩讲了柴油由于含蜡多少不同，凝固点也不同，寒带用油要低凝固点，不然就冻结了。毛泽东说：
“这非常重要，中国严寒地带不少。”
接着他又问中国怎么找石油？康世恩着重汇报了西北地区石油勘探情况。毛泽东说：
“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
康世恩汇报说：
“我国石油工业还很落后，今年天然石油年产量才42万吨，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还没有掌握；资金也很紧张，一年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投资才2亿多元；新疆、玉门等地都是戈壁、荒滩、沙漠，野外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
毛泽东感慨地说：
“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康世恩汇报说，苏联老巴库油田有几十个油层重叠在一起。毛泽东说：
“这是架起来的楼房啊，比单层油田更好，开起来更省钱。你们也要找几个楼房式的油田。”
康世恩汇报说，找油要经历从普查、详探到开发3个阶段，我国才开始第一阶段的普查。毛泽东说：
“在有希望的地方，你们要给每个县发一台钻机，让他们到处凿一凿。这对以后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石油勘探有着重要意义。”
康世恩说，苏联重视区域勘探，整体解剖，所以勘探成果大。我们对区域勘探研究不够，因而未掌握寻找油田的规律。毛泽东说：
“这是经验咧！你们要有全面规划。”
康世恩汇报到苏联一年打井很多，石油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也大。毛泽东说：
“我们一年也要钻一百万米井。”
康世恩说，我们石油部成立晚，干部少。毛泽东当即对周恩来说：
“调一些给他们。”
2月27日，毛泽东听取地质部负责人的汇报。
2月28日，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到1955年发电量仅有98亿度时，感慨地说：
“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
电力工业部负责人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
“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29日，毛泽东听取煤炭工业部负责人汇报。
1956年3月1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4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毛泽东说：
“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时，毛泽东说：
“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
当汇报到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
“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他还嘱咐说：
“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月2日，毛泽东听取地方工业部负责人汇报。他首先指着地方工业部的汇报材料说：
“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说：
“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3月3日上午，毛泽东听取轻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烟叶质量下降时，便批评道：
“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关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
“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1元，回来4元、3元，为什么不搞？”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3月3日下午1时半，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
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听取邓小平、谭震林关于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3月3日晚，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给他的一封信。秉志在信中建议说：在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当采取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如果还用土埋灭螺的方法，病虫容易复出。毛泽东立即指示说：
“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
他还指示卫生部要重视秉志的建议，并嘱咐邀请这位专家参加本月将在上海召开的第2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
3月5日，毛泽东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时作了不少指示，摘录部分如下：
一、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3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3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似乎低一点。第1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二、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一般的100人左右为宜，有的也可以几百人，有的也可以几十人。
三、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四、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五、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30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业是2万元到3万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是5000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2000元，小型合作社是1500元，个体手工业是800至900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
六、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毛泽东听说北京东
来顺的涮羊肉，已经失去原有的特色，就说：“社会主义的羊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羊肉更好吃。”）。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指以吹制玻璃葡萄而闻名的北京手工业艺人常家的5位妇女——笔者注）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6000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七、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杨士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八、国家调拨物资给合作社，要合理作价，不能按国家调拨价格作价。合作社和国家企业不一样，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区别。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国家要帮助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你们努力快一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
九、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它的供产销为什么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手工业这样大，应当纳入国家计划。
十、有些地方党委忙，手工业排不上队，这不好。为什么有些干部不大愿意做手工业的工作？我倒很想搞这样的事，很重要嘛！
十一、你们要在6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中，选择突出的例子，编写典型材料。各地区、各行各业都要有；好的、坏的，大的、小的，集中的、分散的，半机械化的、机械化的都要有。出一本书，像《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样。
3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合并和升级中有关生产资料的若干问题的处理办法的规定》，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全国各地已经有大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升为高级社，小社扩大、合并成为大社，也有一批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被接受到合作社中来，作为社员或者候补社员，或者由合作社管制生产。这就在生产资料如何处理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并没有规定处理办法。为了便于各地处理这些问题时有所依据，中央提出如下的原则规定：
一、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的土地转为合作社公有，取消土地报酬。土地归社公有以后，如果有的社员退社，合作社应当从社公有的土地中拨给他一份耕地。有的高级合作社，要求社员交出土地证，这是不必要的。土地证，可以允许社员保留，不要收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仍然应当像初级社一样，允许社员留下一定数量的自留地。社员修新房屋所需要的基地和埋葬所需要的坟地，由合作社统筹解决。
二、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私有的零星树木仍然归社员自己所有，自己经营；社员私有的果园和其他成片的林木，可以归社公有，也可以在一两年内采取过渡办法，暂不归社公有，仍然按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办理，即由社统一经营，给原主以合理的报酬。果园和其他成片的林木转归合作社公有的时候，必须经过充分协商，取得原主的同意，并且应当给原主以合理的代价。果园和林木的价款，除了应摊的股份基金以外，下余部分由果园和林木的每年收益中抽出一定的比例分年偿还。必须注意在社员中充分说明上述的各种合理的公私两利的办法，并且按照社员自愿的情况，分别作具体的处理，以避免社员在转社的时候破坏林木的现象。
三、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私有的耕畜和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应当合理作价，归社公有，价款由合作社付给本主，一般在3年内付清，至多不能超过5年。如果在合作社升级以前，耕畜和大农具已经实行公有化，而到升级的时候价款还没有付清，应当按原定的办法继续分期付清。社员私有的牧畜（例如羊群、牛群等），可以采取作价归社公有，也可以在一两年内采取过渡办法，仍然归社员所有，由社统一经营，给畜主以合理的分益。
四、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合作社合并的时候，各社原来所积累的公共财产、公积金和公益金，不论数量多少，都必须妥善保管，统一转为合并后的大社的公有财产，不得损坏和分散。各社之间多少不等，不必补齐，新社员入社也不补交。
五、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合作社合并的时候，各社原来分摊股份基金的标准，如果相差不多，就不再补齐，如果悬殊过大，社员意见较多，就应当统一计价，重新分摊，各个社员原来交的股份基金，按照新的分摊标准长退短补。新社员入社应当照摊股份基金。高级社股份基金的分摊办法，应当由贫农和中农社员协商决定，可以按劳动力分摊，也可以按劳动力和土地比例分摊。
各社在合并前没有还清的耕畜、农具归公时原主应得的价款，没有归还的农贷、社员投资和其他欠款，都应当由合并后的大社负责归还。
六、一部分富裕中农社员，占有价值很大的马车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在这些生产资料转归公有的时候，除了同别的社员一样，扣掉他应交的股份基金以外，需要归还给他的价款数目仍然很大。为了避免合作社负债过重，避免引起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社员的不满，避免发生提高他们的阶级成份按照富农对待他们的现象，可以采取如下的办法处理。即这部分富裕中农的生产资料归公时应得的价款，如果不超过他应交的股份基金的2倍，除了扣掉应交的股份基金以外，其余的部分，按照规定分期还清；如果超过他们应交的股份基金的2倍，2倍以内的部分照上述办法处理，超过部分，则经过民主协商，议定在一定年限内（例如3年），按照银行贷款的利率付给利息，付息满期后转为股份基金，退社时可以带走。
七、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包括新富农在内）入社的时候，他们入社的土地，在初级合作社内，按照家庭人口的多少，在当地每人占有土地平均数以内的部分可以取得土地报酬，多余的土地不给土地报酬；在高级社内，他们的土地当然转为合作社公有，一律取消土地报酬。他们占有的耕畜和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应当一律作价入社，应得的价款除了补交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外，其余部分一律作为股份基金，退社时可以带走，平时不付利息，他们经营家庭副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一律仍归本人所有。
地主富农分子，从今年1月起，如果在入社前有出卖和破坏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的行为，在入社的时候应当负责补偿，情节严重的还应当依法惩办。
为了使打击面不致过宽，减少划分阶级中的纠纷，对于那些剥削分量较小、界线不很明显的新富农可以按第六项对于富裕中农的办法处理。
八、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特别是在高级社发展较多的地方，有一部分贫农和干部总想扩大公有化的范围，希望一下子消灭一切私有，对于归公的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总想把价格压低一些。这种倾向，望各地注意教育防止，否则，将使贫农和中农的关系紧张起来，不利于生产。
最后，少数民族地区，由各自治区党委和有关省委分别参照这一规定，根据民族特点，自行拟定处理办法，报中央备查。
中央 1956年3月5日
3月6日，毛泽东继续听取汇报，一直到3月9日，他先后听取了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6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各负责人的汇报。
3月10日，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溥仪到接待室去会见他的亲人，溥仪闻言，不禁心存狐疑：“谁还能来看我呢？”及至他来到接待室推开门一看，顿时楞住了，来人竟是与他阔别了10年之久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载涛告诉溥仪说：
“前些日子开第二届全国政协第2次会议，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和我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在管理所看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你可以带家属去看看他嘛！’”
爱新觉罗·溥仪，字耀之，号浩然，笔名植莲，1906年出生于北京，1908年光绪帝驾崩，溥仪嗣位，翌年改元宣统。辛亥革命后，溥仪被迫退位，成为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被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为伪满州国执政、傀儡皇帝，年号康德（1934年—1945年），因之又称康德皇帝。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带到苏联囚禁，1950年8月由苏联移交中国，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自从被关押的那天起，他就万念俱灰，从来也没有幻想再见到亲人，如今见了七叔、三妹、五妹，已是吃惊不小，又听说是毛主席让他们来看望自己的，心头一热，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3月13日，毛泽东听取主管农林水利的第7办公室负责人汇报。
3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长征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周恩来陪同在座。毛泽东与长征、艾地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内容摘录如下：
长征：《毛泽东选集》第4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毛泽东：因为我怠工，所以拖迟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写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80年是一阶段、后20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论联合政府》则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
周恩来：《论联合政府》当时动员的力量和作用很大，甚至比《新民主主义论》还大。
艾地：《毛泽东选集》出了第3卷之后，毛主席对第1卷、第2卷有没有打算作什么修改？
毛：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想到还可以补一些注解。
艾：《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文章谈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问题，不知道那是就中国的特点说的，还是指所有国家说的？
毛：那不单是说中国的问题，也包括外国。
艾：现在是不是也还那样说？
毛：现在也还是那样说。波立特（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笔者注）同志也曾提到这个问题，问要不要修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波立特同志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要不要进行武装斗争，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决定的，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我们要争取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还应当说，即使一时不说也要这样考虑问题，当资产阶级用武装来进攻的时候，我们就要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来取得革命胜利。恩格斯生前曾经说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到20世纪，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和英国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列宁就不再那样说了。自然，也可以设想，今后会有少数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之下，可能不再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的胜利。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现在我们的阵营还只包括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到我们占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巨大力量包围之下，不必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国家，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我们现在也说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但我们并不是美国和蒋介石的参谋长，我们不能替他们做答案。
艾：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
毛：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意见还不都是一点错也没有的，何况用来处理外国的事。还说一点，现在传播的关于我的故事，有些并不真实，是不可信的。例如，香港有一家报纸说我曾经在一个深夜到离开延安40里地的地方去看一个伤兵，因为他说他死前一定要见一见毛主席。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伤兵我是去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在白天，并不是应一个快断气的伤兵的要求而赶去看他。还有一篇故事，说我8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
3月15日、16日，毛泽东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从2月14日开始听取国务院有关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和国家计委的工作汇报，的确是够辛苦的。正像他在3月2日所说的“半月来汇报”，“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后来一直到4月24日，汇报工作才全部结束，历时43天之久，他的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这一重要活动，是他在建国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周密而又最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研究和总结。随着汇报的结束，一篇初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的经典之作——《论十大关系》，已经酝酿出来了，这就是巨人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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