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
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
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话说1950年7月10日，毛泽东复电给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他写道：
粟裕同志并告陈饶：
来电悉。有病应当休养可以缓来，但仍希望你于8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
毛泽东 7月10日
7月11日，文化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加强电影管理，颁布了《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和《电影旧片清理》4个暂行办法。同时，中宣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电影指导委员会”，以加强对电影事业的领导。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有：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田汉、蒋南翔、丁玲、江青、邓拓、阳翰笙。
这一天，文化部还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
7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将程潜关于解决湖南夏荒问题的信批给中南局和湖南省委，他在批示中写道：
中南局、湖南省委：
兹将程潜所提关于湖南民食的意见发给你们。所称再拨二千万斤赈济米一点请即加研究，如有必要宜即照拨并宜速办。
毛泽东 7月11日
7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起义部队中的领导机关应实行军政委员会及军政组制度”给中南等各中央局及军区的指示电，他写道：
中南、西南、西北各中央局及军区：
在起义部队中的领导机关应为军政委员会及军政组制度，不应如主力一样为党委制，以便吸收起义将领参加一起工作，利于团结和改造部队。兹将绥远改造傅部经验一件发给你们作参考，请你们指导所属有关部分注意研究此种经验。
军委 7月12日
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上批示道：
“同意。照此执行。”
此后，中央军委命令：由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原第4野战军第13兵团所属38军、39军、40军，驻黑龙江地区的42军，炮兵第1、第2、第8师和4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1个战车团，1个汽车团等共计25.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于7月底到8月上旬，全部到鸭绿江北岸的本溪、风城、辽阳、安东、通化、集安、宽甸等地集结，开始整训。
从组建东北边防军起，毛泽东就考虑：一旦出兵用什么名义？如何既投入新中国的主力部队同美国军队作战，又使中美两国从国际法的意义上不进入战争状态？还不至于把作为盟国的苏联拖下水爆发一场世界战争？尽管他已下定了不惜打烂了重新建设的决心，作好了美国公开向中国宣战的准备，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在美国武装侵略面前迫不得已的选择，只是想达到制止侵略的有限目的，并不希望扩大战争的规模。毛泽东依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考虑到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惯例，力求在军事行动的范围和名义上有所节制，使“朝鲜战争局部化”，不至于成为中美两国之间乃至世界性的全面战争，这样才能减少侵略者的口实，使自己在国际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的结果，觉得用“支援军”的名义比较合适。初步意见定下来以后，决定再征求一下民主人士的意见，毛泽东说：
“多征求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阅历多，有许多经验，此类事情他们办法多。”
果然，周恩来一征求意见，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立即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听取了黄炎培的意见。
“有个问题要考虑呀，”黄炎培诚恳而关切地望了望毛泽东，又望望周恩来，说道：“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
黄炎培摇摇头，反问道：
“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需要考虑。”
周恩来问：
“怎么是师出无名呢？”
黄炎培说：
“支援军，那是派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
“哦，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二字一划，改写为“志愿”两个大字。然后掷笔于桌，欣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么，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的，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志愿军参战，从国际法的意义来讲，只是中国民间志愿组织的武装队伍入朝，由朝鲜政府指挥作战，中美两国仍不处战争状态。周恩来兴奋地做了一个手势，他说：
“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军。”
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
“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7月17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唐亮等转粟裕，电文中写道：
华东局，唐张周转粟裕同志：
毛主席前电粟要他于8月上旬来京，依情况或留京休养担任工作。现粟已去青岛休养，甚好。请粟于8月上旬来电报告身体情况。如病重则继续在青岛休养，不要来京，如病已愈则盼来京。
军委 7月17日
7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关于匪特暗害阴谋及我保卫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兹将公安部政治保卫局6月11日关于匪特暗害阴谋及我保卫工作报告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充分注意，指导所属加强保卫工作，彻底粉碎国民党匪特的暗害的阴谋，有效地保卫一切党的领导同志、工作干部及党外民主人士，是为至要。
作出上述批示之后，毛泽东又召来周恩来，听取罗瑞卿有关国民党匪特大搞暗害阴谋活动的情况汇报。他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
“今天，我和总理请你来，是想听听近期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全国范围内的治安情况。”
罗瑞卿报告说：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残留在大陆的政治土匪、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势力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机会到了，于是便纷纷从阴暗的角落里跑出来，进行各种反动活动。他们炸毁桥梁，破坏工厂矿山，烧毁仓库器材，抢劫粮食财物，残害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甚至组织武装骚扰和暴乱事件。河北交河县发生反动地主反攻夺地事件93起；福建省发生19起反革命武装暴乱；广西各地干部被杀3000多人。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还把暗害的矛头对准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听罢，转向周恩来，说：
“恩来，我们手软是不行的。从目前形势发展来看，你我从苏联回国之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个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是很不够的！”
“是的，”周恩来严肃地说：“看起来，我们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才能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才能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才能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与社会变革。”
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
会议，明令颁发一个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文件。
周恩来、罗瑞卿去后，毛泽东在聂荣臻转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特种兵负责人万毅和中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政治委员邱创成和副司令员匡裕民7月16日关于炮兵观察队赴朝鲜前线考察问题的请示电上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聂：
暂时不要去。何时去，将来再定，并须得到军委批准。
毛泽东 7月18日
接着，他在中央军委给中南军区拟复的电文“军委原则上同意你们组织观察队到朝鲜前线去作实地考察，但须俟外交部与朝鲜大使交涉”一句后边，加写了一句话：
“并须斟酌去的时间，避免过早暴露目标。此项时间由军委决定示知。”
7月18日晚，毛泽东收读了江苏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吴启瑞老师写给他的一封信。
这吴启瑞的丈夫叫王人路，王人路的父亲就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数学老师王正枢，本传在第一卷、第二卷中多有描述。1948年底，年仅49岁的王人路身患脑溢血病，在临终前拉着吴启瑞的手说：“天快亮了，毛泽东与吾父交厚，8个孩子全靠你了，将来如有危难之事，你可去找毛大哥。”1950年5月22日，月工资仅有47元的吴启瑞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长信：“毛主席：容我自己来介绍，我叫吴启瑞，是无锡师范附小低年级的教员……解放以来，对于时政及各种理论文件越读越感兴趣，但限于时间，不能充分学习，很少收获，深感苦闷，而造成这苦闷的因素，乃是为了背着8个小孩的包袱，使瑞终日碌碌于生活的挣扎，筋疲力尽。”“今受生活的威胁，小儿等体力不良顾虑，万乞主席睹世交之谊，垂念小儿等孤苦体弱，特予提携，准予小女心月和小儿心丰、心支加入苏南区干部子弟班。裨小儿等生活入于正规，增加体格，瑞得全心全意努力业务时政的学习……”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封长信，王正枢、王人路的名字映入眼帘，使他思绪万千，30多年前自己与王正枢先生及其家人往来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他提起笔在吴启瑞的第一页信纸上写了一个批示：
请陈丕显同志酌处。写信者是有8个孩子的母亲，在无锡师范附小当教员，请求将她的3个孩子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
毛泽东 7月18日
7月19日凌晨，毛泽东给吴启瑞老师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启瑞先生：
5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3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8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此复，并颂教祺。
毛泽东 7月19日
接着，他在信封上写了寄信地址：无锡市大成巷四号，交给工作人员发出。
7月20日，毛泽东关于苏联来华之空军师的驻地和人民解放军空军混成旅改装训练问题，复电给斯大林，他在电文中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在研究了我们出动到中朝边界上的部队之空中掩护问题，以及我国空军转入使用喷气飞机并接收两个苏联空军师的一切器材的问题之后，我们欢迎您的提议，并对您及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帮助致特别感谢之意。
我们拟将您派来掩护我们部队的喷气式空军师，驻扎在沈阳附近，两个团驻鞍山，一个团驻辽阳。这样驻扎，在与驻在安东附近的我国空军混成旅所属驱逐团协同动作之下，可以解决掩护部队以及保护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的问题。
我国空军驱逐部队转入使用喷气式飞机的问题，提议按下列程序进行：
以巴基斯基喷气式机团为基础，于最近两个月内建立起改换飞机训练的机构。将准备移交给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所需之160组飞行人员，分成两批训练。第一批是将我现有空军混成旅所属的60组驱逐机飞行人员，派去进行改换飞机训练。当这一批改换飞机训练结束的时候（1950年12月到1959年1月），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联合航校1951年1月份毕业生中选出第二批（100组飞行人员），去进行改换飞机训练。这样，我们就能在1951年3月到4月间，完成新喷气飞机的接收工作。至于接收两个苏联空军师的一切器材，也只能在那时全部完成。
为了及时实现拟定的改换飞机训练计划，需要建立一个能容纳60个人学习的训练机构，并供给这个机构以教练用的飞机、器材、模型、挂图和最低限度必需数量的训练指导员及教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议派遣我国空军司令部的代表和空军顾问长空军少将普鲁特可夫同到莫斯科一趟。
以上各点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告知为盼。
谨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7月20日
接着，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淮河水灾的报告上作了第一个根治淮河的批示。
原来在不久前，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之惨重，为百年来所仅有。毛泽东看到报告中有一份电报说，‘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489人”这两个地方，都画了横线。接着，他在给周恩来的批示中写道：
周：
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毛泽东 7月20日
7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商议援助越南的事情。毛泽东问周恩来：
“恩来，罗贵波同志去越南多长时间了？”
周恩来说：
“他们是1月初从北京出发的，经过50多天的艰苦跋涉，才到达中越边境。”
刘少奇补充说：
“罗贵波一行是3月10日到达越南，与胡志明等越共中央领导人见了面。”
“韦国清和顾问团到达了越南没有？”
朱德说：
“他们已经到达了越南。”
“近来越南战场的情况怎么样？”
朱德说：
“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差些，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韦国清难以与胡志明等人沟通。”
“为什么？”
朱德说：
“韦国清主要的时间都用在了前线，而越共最高指挥当局有时做出的决定，令他们完全难以相信。”
“那韦国清为什么不到胡志明、武元甲等人身边当顾问？”
朱德沉思了片刻，说：
“具体情况我们现在也未能得到。可能是权衡轻重，前方战场上更需要他。”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刘少奇，问道：
“恩来，少奇，你们看该怎么办？”
周恩来看了刘少奇一眼，对毛泽东说：
“我们就再派一名高级指挥员去，直接与胡志明、武元甲接触，作为他们最高权力机关的参谋。”
“再派一位？”
刘少奇见毛泽东正在沉吟，也说：
“恩来说得不错，有必要再派一名高级指挥员去。我们刚刚收到罗贵波的电报，他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说这样可以在越南中央产生一种我们特别重视援助他们的印象。”
“电文中有没有说越共方面的态度？”
刘少奇说：
“电文中没有说，但罗贵波说越共方面希望与更多的中国指挥官接触，以期得到更多战斗指挥方面的经验。”
“越共没有提出？”
周恩来说：
“主席，我们已经先后派了两批军事顾问到越方，他们当然不好再提出更多的要求。”
“嘴都张开了，再多说一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周恩来说：
“人，我们已经派出了许多，再多派几个过去，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
“是呀！好人我们已经做了，当然要一直做下去。”毛泽东停了停，又问朱德：“朱老总，你看派谁去最合适？”
朱德说：
“是不是派林彪去？”
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行！林彪在军事指挥上确实不错，但他不能给人做参谋。如果他去了，不是他给胡志明当顾问，而是胡志明给他林彪当顾问。”
刘少奇提议说：
“邓小平呢？”
周恩来立即提出反对意见：
“不行，新中国刚刚建立，许多工作都才起步运转，邓小平若去了越南，他的那份工作没有谁可以挑得起来。”
毛泽东目光直射周恩来：
“恩来，你说让谁去？”
“陈赓。”
“陈赓！好。”毛泽东说：“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4兵团司令员。此人还是位较为合适的人选。朱老总，少奇，你们俩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主席。”
“好。”毛泽东将手一挥：“就再派陈赓到越南去，帮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者。”
不久，陈赓受命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率领王砚泉、朱鹤云等20多名随员，奔赴越南，协助胡志明进行抗法战争。后来，陈赓同胡志明主席在越南密林中亲切会见，胡志明吟诗道：
“乱石山上高士卧，茂密林中英雄来。”
在中越边界战役全歼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的那一天，胡志明兴致勃勃地赠诗给陈赓，他写的是：
携杖登高观阵地，万重山拥万重云。义兵壮气吞牛斗，誓灭豺狼侵略军。
中越边界战役结束后，陈赓回到了国内。不久，他又受命率部奔向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且说7月22日，周恩来、聂荣臻因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治委员萧华尚不能到职，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说：
“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
7月2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聂荣臻7月22日的报告中作了一个批示。
周恩来在报告上批注：“主席：此事系聂及刘亚楼今日见面时谈及者，如主席同意请批交聂办。”
报告中说：“调往东北的部队预计8月上旬可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苏方限苏联空军喷气式师于8月3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点。这些部队到达后指挥与供应即成大事。原来军委确定之边防军指挥机构虽从作战上来说较为有利，但目前似有困难：一、边防军粟裕司令员需要休养，副司令萧劲光、副政委萧华一时还难以离京北去。二、东北军区高司令员等感到层次太多，有所不便。三、边防军的供应需要强有力的后勤组织才能胜任，而中南只能组织轻便的后勤机构，刚到东北恐亦有困难。基于以上情况，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中南李聚奎到东北后即兼任军区后勤部长，所带之后勤机构即合并到东北后勤部中，因东北军区后勤部太弱，不能胜目前的大任。这样部队指挥既可免生脱节现象，供应问题也较容易解决。”
毛泽东在报告中批示道：“同意。”
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经政务院7月21日第42次政务会议通过，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批准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先后成立。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有些新解放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仍在采取武装暴乱和潜伏暗害等活动方式，组织特务土匪，勾结地主恶霸，或煽动一部分落后分子，不断地从事反对人民政府及各种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与国家利益。因此，积极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遵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的镇压，而在实行镇压和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中，又必须贯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以期团结人民、孤立反革命分子而达到逐步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为此，特对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呈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作如下的原则指示：
一、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众，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
二、对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破坏工矿仓库交通及其他公共财物、抢劫国家和人民的物资、偷窃国家机密及煽动落后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动、组织或谍报、暗杀机关，应彻底破获并逮捕其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
三、对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四、凡勾结、窝藏上述三项重要反革命分子而情节重大者，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所有上述各项反革命案件，经当地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判决死刑者，其批准手续，在新解放地区，由省人民政府主席或者人民政府授权之当地专署以上首长批准后执行，在东北、华北及西北老解放地区，由省人民政府或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主席批准后执行，在中央及大行政区直属市，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及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主席批准后执行。上述各项重要反革命分子之判决死刑者均不得上诉。
所有上述各项反革命案犯的处理，均应切实调查证据，认真研究案情，并禁止刑讯逼供。在实行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应防止乱打乱杀，如发生此种情形时，应予迅速有效制止，并查究责任，依法处理。
各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关于反革命分子挑拨的民族冲突事件的处理，应按具体情况妥慎决定，并及时请示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
7月3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率高级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次日，他与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卫协定》，决定美蒋双方海陆空军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以“共同防守”台湾。自此，美蒋勾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
1950年8月1日，毛泽东向全军发出由他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除西藏、台湾等处尚待解放，各地残余土匪尚待剿灭之外，已经基本上结束。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已经开始。今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必须解放西藏、台湾及剿灭残余土匪外，主要的就是要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维持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和其他工作。我全体人民解放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任务，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今后必须为完成新的任务而奋斗。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为此，特规定下列各项：
一、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自1951年1月正式开始。务求在3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的水平，然后再继续提高。
二、在连队的教育时间内，暂规定以60%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以30%的时间进行军事教育，以10%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但某些起义部队在1951年内其文化教育时间应酌量减少，而增加政治教育时间。全军连队教育的时间分配，如因情况变化而需要改变时，当以命令改变之。
三、各部队应按在职教育与离职教育衔接并进的方法，而以在职教育为重点，举办下列各种文化学校：（1）在职的半日文化学校，由团以上各级普遍举办。这种半日学校，应按情况设立初小、高小、中学或专修等班级。在工作繁重、入学干部众多的机关部队，分为上午与下午两部上课。（2）为离职干部办的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暂由军及省军区以上各级举办。速成中学可分为普通初级中学与完全中学两种。一级军区可举办离职高级干部的文化补习班。（3）连队采取学校的形式，进行基本上完备的初小教育与高小教育。（4）各军政大学，在一年或一年半内，以文化教育为主。部队其他学校，除军委规定或批准者外，暂时不办，或改组为文化学校。
四、一切在职干部与战士，凡需要学习与补习文化者，不论职别，均应无例外地依照文化课程的考试甄别，参加在职文化教育的适当班次，并认真地进行学习。
各级干部，首先是经历多年斗争而文化水平甚低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凡能离职学习者，均应由各级领导机关有计划地分批或轮流抽调，经过考试，送入速成小学，或速成中学，或高级干部的文化补习班去学习。一部分优秀的青年战士，也可选调入学。
五、在职与离职文化学校的教育，应一律采取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学校课程，应参照普通小学中学的课程予以精简、重编，保持其科学的系统，减去不必要的课程，增加必要课程的内容。小学以国文、算术为基本课，兼有少量的自然、历史与地理常识课。中学亦须着重国文、数学，但应辅以自然、物理、化学、历史及地理诸课。此外，各种学校均须有一定的军事课及政治课。各种基本课程均应采用中央审定的课本。在中央未发审定的课本之前，可选用既有的课本。
一切文化学校均应建立正规与合理的考试、分级、编班、升级、留级、毕业及发文凭等项制度，制定各种必需的条例及规则，确立学生的自觉纪律，规定教员的责任。
各种文化学校的教育，以上课为主要方法，同时重视自修与辅导等活动，以利切实与迅速地进行教育与学习。
六、各级在职与离职文化学校的领导人员和教员，由各一级军区统一调配。首先应从各部队的知识分子干部中调用教员。不足之数，由一级军区筹划，从军政大学、人民革命大学、各地普通的大学、中学编余人员及失业知识分子中抽调或招聘之。干部学校的教员应力求优良称职。
七、军队文化教育所必需的经费，应由一级军区政治部造出预算，经上级批准，由各级供给部门负责及时供应。
八、部队文化教育工作，应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为了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得在团以上各级党委领导下，设立包括司、政、后勤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与学校负责人在内的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计划文化教育的课程、时间、经费、设备及调配教员、学生等事宜。教育工作的实施，则由各级政治机关及学校负责人领导进行之。
九、全军文化教育工作的管理机关为军委总政治部。全军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案及其他必须统一处理的重大事项，军委总政治部必须按时予以解决。
十、今年尚有5个月，凡没有担负作战任务及巨大工程任务的部队，除进行整风、生产、整编复员、军事训练，从政治训练等项工作外，应对调动、招聘和训练教员，调收学生，筹办校舍、课本及其他教育用具等事，完成准备工作，务期明年一月能一律开学。同时，可立即开始进行重点试办，取得经验。
主席毛泽东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了朝鲜局势，他说：
“如果美帝国主义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们。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是日晚，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聂荣臻在报告中说，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鲜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道：“同意。”
8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高岗的指示电，他写道：
高岗同志：
8月4日电悉。
一、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请高岗同志负主责，于8月中旬召集各军师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务使士气旺盛，准备充分，部队中的思想问题必须予以解答。我们当令萧劲光、邓华、萧华参加这次会议。
二、在上述方针下，部队的集结部署由你按情况酌定。38军如以调驻四平铁路沿线为有利，可即照这样调动。
军委 8月5日
接着，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治淮问题的报告上作了第2个根治淮河的批示，他写道：
周：
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初秋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毛泽东 8月5日
8月10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对载涛的委任令：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委任令
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主席毛泽东
载涛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这位曾任清宣统军咨府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王爷，一夜之间成为解放军的一员、国家高级干部，行政级别为13级，月工资近200元。他接到委任令后，百感交集，老泪纵横，没有想到像自己这样的人在新中国也会有新生，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当人民解放军马政局的顾问。他还纳闷地说：“我从没有见过毛主席，他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其人呢？”于是，载涛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他枯木逢春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他还高兴地对人说：“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
后来，载涛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每月另发车马费50元。
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华东军区工作给陈毅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同意8月8日来电所述各项检讨及各项方针和办法。我们认为这些检讨及所提方针办法是正确的，是适合华东我军的情况的，望即鼓励全体同志照此执行。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岛可决定在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后待命再打。军区机构是否搬上海的问题，请漱石同志考虑决定，我们认为如能实行陈毅同志每月去南京一次，或唐、张每月至华东局汇报一次的办法，不搬是可以的。撤消3野前委，组织军区党委及其人选均同意。关于部队在3年内（1951年春季开始）加强文化教育一项任务问题，最近军委有训令发出，你们收到后请根据华东我军情况考虑实施办法。此外，3野前委在6月初决定并发出同时附一信请军委给以指示的那个关于继续实行六大方针的决定，不是用电报发来的，而是用信件送来的，到7月底我们才看到，耽误一个多月之久，已经不需要答复了。我们感觉在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的报告请示方面，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的关系，比较华东局和中央的关系，其密切的程度要差一些。此点请予以研究和改正，以便不但在若干具体事件的解决方面，而且在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的解决方面（这方面是更加重要的），你们与我们之间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军委 8月11日
8月18日，毛泽东复电给西南局，他在电文中写道：
“你们关于向昌都进军各电均悉。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的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三）1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
接着，毛泽东复电给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高岗同志：
一、8月10日送来你在边防军干部会议的报告收到了，这个报告是正确的。
二、萧劲光同志来告有关边防军的各项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三、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毛泽东 8月18日
此时，朝鲜战场的形势是，朝鲜人民军在8月中旬已前进到朝鲜半岛南部的大田、大邱等地，歼灭了南朝鲜军队的大部和美军第24师一部，解放了南朝鲜80%的地区。但人民军前进到洛东江边时，李承晚的军队炸毁了洛东江上的所有主要桥梁，固守待援。李承晚7个师的残部和先后到达朝鲜的美国几个师的援军，收缩在洛东对岸以釜山为中心的狭小地区。敌军高度集中，后方供应迅速及时，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使人民军进攻受阻，双方形成胶着状态。
美军一面自空中和海上继续增兵，一面出动数百架飞机，轰炸朝鲜北部城镇和交通要道，严重破坏了人民军的供应线。
8月19日，中共中央将由毛泽东等人圈阅的《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各军区党委”，《指示》中写道：
“一、我国的天主教、基督教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另一方面在长时期中又被帝国主义用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其一部分组织又被帝国主义用为进行间谍活动的机关。两个宗教在我国都办有教堂、学校、医院及其他文化事业及救济事业机关，都受外国津贴，都有大量外国教士占据领导地位。全国天主教教士（依靠宗教为生的神父、修女、修士等）中，外国人几占半数（12000人中占5500人），基督教教士中外国人占17%（10000人中占1700人）。天主教在组织上是统一的，属罗马梵蒂冈教皇所管，基督教则组织上不统一，分成许多派系；天主教的活动比较注重乡村，并有大量土地，基督教则比较注重城市，并有青年会、女青年会为其外围团体。
二、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认为宗教有害于人民的觉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性的宗教问题，从来是当作一种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问题和群众问题来处理的，从来是反对单纯的依靠行政命令简单急躁的办法来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据解放前的统计，中国天主教徒约300万人，80%左右在农村。基督教徒70万人，70%左右在农村。农村中的教徒，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城市中的教徒，绝大多数是贫苦市民、工人、小贩等。教徒中妇女几及一半。其中很多人信教很深。如果不采取谨慎步骤，不但不能使广大教徒从帝国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而且还会使他们对我们发生极大反感和敌意，适中帝国主义之计。此外，这两个宗教在世界多数国家都有很多信徒，如果我们所采步骤不适当，还会被帝国主义用来造成外国教徒群众的恶感。因此，我们对待目前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应当不帮助他们的发展，并反对其中的帝国主义影响；同时坚持保护信教自由，并在其中扩大爱国主义的影响，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工具变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事业。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国基督教、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影响受到严重的打击，在土改已经完成的地区，广大人民反对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基督教、天主教，一部分教徒也已不再信教。但帝国主义者，由于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已告失败，正在力图保持他们在教会中的影响，经过教会来保持在我国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加紧进行间谍活动。帝国主义的这种阴谋，是完全违反我们民族与人民的利益的，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
四、为了把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教会，变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宗教事业，需要进行一系列艰苦的复杂的工作。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进行群众的反宗教运动，而是领导人民大众，坚决实现共同纲领，实现土地改革，争取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广泛进行唯物主义与科学知识的宣传，来逐渐缩小宗教的市场；同时，在基督教、天主教内部，利用各种机会和经过有爱国心的教徒，向教徒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领导和支持其中的爱国分子，团结虔信的教徒的大多数，反对仍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少数反动分子，有步骤地使教会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及其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由中国人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对于教会中进行破坏活动与间谍活动的特务分子，不论是外国人或中国人，均须依照共同纲领第7条坚决惩处，但在惩处这些特务分子时，不要牵连整个教会、教堂或教会学校等，而要把那里的教徒的大多数也团结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一同反对帝国主义和特务分子。
五、在上述基本方针之下，我们正鼓励基督教中有爱国心的分子吴耀宗等，签名发表宣言，号召以逐渐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与经济关系，实行自治、自传、自养为教会今后的目标。对于这个签名运动，各地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应从旁予以适当的赞助，经过适当关系，组织有爱国心的教徒，签名响应，并在教徒中进行宣传。但在势力更大的天主教中，现在尚未发起此种运动，望各地注意团结天主教徒中有爱国心的分子，以求在适当时机发起同一运动。所有这些宣传运动，一概不得采取强迫命令办法，尤其不可由教外的人包办代替。”（以下略）
8月19日，毛岸英给孙嫂陈玉英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孙嫂：
你的信我前天才看到，这是因为我自你们那里返回北京后，马上又被公家派到别处去了，前天才回来。
你在信上感谢我照顾你，这我决不敢当。我对你并没有丝毫特殊，组织上对你照顾是把你当作对革命有一定功劳的人看待的，这是你二十几年前在敌人威吓面前，在敌人监狱中挨骂挨打坚定不屈的应有代价，这是你的光荣。但你千万不要以此而自高自大，这也要那也要，若如此那就会把你自己的光荣历史玷污了。我想你不会这样的，你将仍是一个老实的、朴素的、对人好的、为众人做事的、因而为众人所尊敬的孙嫂。
你的身体千万也要注意，同时又要好好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不要使人家觉得解放后，你似乎有了“后台”就不听话了，不好好工作了，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以此为光荣，但因此我们永远应当是世界上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素、最刚强而又善良的人们，望你永远不失这种伟大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保持这种伟大的优良品质。
岸英上
岸青问你好！我父亲也问候你，并望你决不退步，跟着大众前进!
8月20日，毛泽东给徐海东写了一封回信。
徐海东是在7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并表示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海东同志：
7月17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应湖南大学校长李达的请求，为湖南大学题写了校名。
此前，李达来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在和毛泽东一起吃饭时，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封信，递给对面的毛泽东，说：
“润之，这是湖南大学学生会以及全体学生给你写的信，请求你把湖南大学改名为‘毛泽东大学’，他们想在你的领导下让学校获得更大发展。”
毛泽东看了信，笑着说：
“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得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学校。”
李达问：
“你能给湖南大学题个校名吗？”
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在8月20日这一天，他一连写了3张，供校方选择，并在给李达的信中写道：
鹤鸣兄：
校名照写如另纸，未知是否合用？我不会写更大的字，你们自己去放大。
顺祝健康！
毛泽东 8月20日
写好后，他即派人将信和题字送给李达，李达非常高兴。此时提议请毛泽东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的副秘书长、经济系主任涂西畴也在北京，他就给涂西畴打去电话说：
“毛主席日理万机，很快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对湖大数千师生员工的巨大关怀，勖勉我们努力把湖大工作做好，早日改造成新大学，为革命和建设多培养人才。”
8月23日凌晨，毛泽东给罗石泉写了一封回信。
此时的罗石泉已经62岁，年老多病，家口众多，而他任教的小学又是族立学校，薪水没有保证，生活十分困难。所以他曾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到北京来工作。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石泉兄：
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在地方上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较为适宜，不必来京。此复，顺问
康吉
毛泽东 8月23日
罗石泉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安下心来，继续教书育人。1951年病逝于家乡。
8月23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批准昌都战役计划。他在给西南局的电示中写道：
西南局，并告西北局：
8月20日电悉。
一、你们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3000人巩固昌都的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作积极准备，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无阻，即可实行进军，期于10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
二、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西藏代表到京时，我们拟以既定的10条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10条变为双方同意的协定。果能如此，则明年进军拉萨会要顺利些。你们于占领昌都后只留3000人在那里过冬，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在西藏方面看来，可能觉得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
三、30架飞机事在筹备中，但需时间，短期内你们不要靠望。
四、你们16000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其中3000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回的主力13000人至少须有往返期间3个月粮食，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牦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仍望查告。
五、昌都等处可能购买一部分粮食及肉类，你们是否已准备一批金银及藏民需要的货物如绸、茶等带去。
毛泽东 8月23日
这天下午，毛泽东给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写信，催问空军为解放西藏所做的工作进展到何种程度。他写道：
“李涛同志，西南军区为进军西藏，需要30架高空运输机。请询空司是否已着手筹备，飞机和驾驶员何日可以筹妥，最近3、4个月内有希望否？问明告我，并加督促为盼！”
欲知昌都战役结果如何，请往下继续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0年8月1日向全军发出由他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为穷苦人办夜校、学文化。直至一生，为普及、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知识，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竭力使劳苦大众脱离愚昧状态，从古到今，唯有毛泽东。他才是真正的人民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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