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剧本《鳄鱼》获第十二届“春风白金奖”，颁奖词：“莫言的写作葆有善良和反思，扎根于中国土地之中，高树在世界文学之林。具有魔幻色彩的话剧作品《鳄鱼》，是他从小说家向剧作家的转型之作，让我们看到莫言的不变和变。一条鳄鱼，万般欲望，莫言以千钧笔力烛照每个人的内心，讲述时代的寓言”。《鳄鱼》将于5月3日苏州湾大剧院首演后全国巡演，力求在创作与制作上攀登戏剧巅峰。
在“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1]的反腐背景下，笔者对莫言剧本《鳄鱼》为外逃贪官的洗白予以质疑与批判：1. 贪官外逃是欲望的膨胀与救赎，还是信仰的坚守与回归？2. 腐败问题是制度的宽容与放纵，还是党性的沉沦与毁灭？3. 畏罪逃亡却热爱国家，是否能够实现逻辑成立？4. 从小说家向剧作家转型，是否回归社会主义文艺方向？
质疑与批判之一：
欲望的膨胀与救赎，还是信仰的坚守与回归？
《鳄鱼》作为“莫言式魔幻”剧作，描写了贪官单无禅，叛逃国外后，因为有赃款，可以住着大别墅，能够与围绕身边的亲人朋友谈笑风生。但是，终将鳄鱼对单无禅的庄严宣判：“单无禅，六十五岁，逃亡贪官。作恶多端但良心未泯。畏罪逃亡却热爱祖国。喜欢女人却终被女人抛弃。满怀壮志却一事无成。放纵欲望导致家破人亡。豢养鳄鱼最终葬于鳄鱼之腹”。“莫言式魔幻”剧作《鳄鱼》，试图探讨“人性欲望”主题，并试图在欲望诱惑的沉沦中实现自我救赎、忏悔与援助。
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社会定位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所确定的“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
莫言认为：“共产党人也从不否定人的正当欲望，提升职务、颁发勋章、奖励财产、鼓励自由恋爱，包括最近肯定非婚生子女的社会地位与公民权力的法规，都可以理解为对人的正当欲望的肯定”（《鳄鱼》第188页）。
但是，莫言忽视（或者说无视）了共产党人“提升职务、颁发勋章”的目的，是为了党的工作需要，是为了更好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命，而决非他所鼓吹的为了满足“人的正当欲望”。尤其是，走向从政岗位，就意味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2]。按照莫言的逻辑，这岂不是否定了“人的正当欲望”？
另外，也不存在莫言所说的“最近肯定非婚生子女的社会地位与公民权力的法规”。《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的“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不是最近才肯定，而是“一直性肯定”。但是，以父母违背《民法典》第1042条“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需要付出《刑法》第258条“重婚罪指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代价，这决不是以“人的正当欲望”为理由就可以“肯定”、可以“纵容”的！
质疑与批判之二：
制度的宽容与放纵，还是党性的沉沦与毁灭？
剧作《鳄鱼》试图揭示的是，曾经30厘米不起眼的鳄鱼小生灵，因为有了足够的空间和营养就可以长成4米的可怖怪兽。人性内心的私欲，在掌握权力、拥有金钱、制度空间之后，如果缺少制度约束，就会肆无忌惮地生长，权力将被用来满足个人私欲，损害民众利益，人将变为凶残的鳄鱼。剧作《鳄鱼》除了单无禅之外，其他人都在嘲讽基于制度的人性复杂。牛布，原本可能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记者，但后来却变成虚伪文痞；老黑，最初可能只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小商人，后来却成为油滑奸商；慕飞，一个有着大好前途的有志青年，后来却变成赌徒；巧玲和瘦马，两个原本清纯的女孩子，却在爱情和婚姻中迷失自我，扭曲人性。剧作后记《我心中的鳄鱼》从“社会主义是全新的社会制度”角度，阐释除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造成的巨大声势下，贪腐现象确实较少”，无论七十年代“研究研究”、改革开放“灵活就是行贿”、“良心过不去辞职”，似乎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伴随腐败，而“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又是莫言先生最为反对的。
莫言直言不讳指出：“在本剧中，决定鳄鱼生长快慢的是养它的柜子，而决定贪官贪腐程度的是他掌握权力的大小与制度对权力的限制程度”（《鳄鱼》第196页）。由此，试图解释单无禅走向贪腐叛逃之路，是社会权力制度的必然产物。
然而，莫言完全回避经济私有化是腐败泛滥的社会基础，回避资本对权力的腐蚀和控制这个罪恶根源，也完全忽视新历史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精致利己”意识形态，对部分党员干部党性沉沦与毁灭的冲击。相反，他把贪腐官员的忏悔“对自己的剖析流于公式，往往只从所谓的‘放松学习'之类上找原因”，归咎于“没有从人性上找源头，也没有从这些官员共同贪腐这个现象上深挖原因”，从而进一步强化社会制度对人性贪欲的放纵和宽容。正如网友批评文章所指出的，莫言“这种暗讽贪腐叛逃是由于社会制度问题，使人闻到了浓浓公知味道……一个文学作品如果可以攻击我们的制度，展现我们的负面和阴暗的一面，就会有投资。根据羊群效应，看得人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看，从而相信其中表达的价值观”[3]。《鳄鱼》巡演所产生的社会制度负面阴暗影响可以预见，必须引起高度警觉。
质疑与批判之三：
畏罪逃亡却热爱国家，是否能够实现逻辑成立？
剧本《鳄鱼》沉溺于人性观，认为单无禅曾经是好人，这样的人即便因为贪腐落马了，但依然被塑造为正直的人，“我是贪官，但我，没卖国，甚至，我还爱国，很爱国，我他妈的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爱国”（《鳄鱼》第64页），同时以鳄鱼对单无禅宣判“作恶多端但良心未泯”“畏罪逃亡却热爱祖国”予以盖棺定论表达。
网友批评文章指出：贪官是爱国吗？尤其对“盗挖国家的煤炭，导致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伤亡，应判无期，但仅服刑2年”的犯罪枉法；因为贪腐造成“大桥坍塌，十几辆车坠到江里，死亡官方报道十几人”的生命代价，是爱国吗？“从古至今贪腐祸国，纵观历史各朝各代，当一个人利用自己的职权，用不法手段占用资源，占有国家的资源、百姓的资源，这不就是祸国殃民吗？……如此行为还说自己是爱国的”[4]。
畏罪逃亡却热爱国家，能够实现基本逻辑成立吗？肯定不能！
莫言《鳄鱼》将叛逃视为“能够跳出官场，弃暗投明，这种决断，是一般人做不出的”，并美化美国“这里起码没有沙尘暴和雾霾”（《鳄鱼》第35页）。对于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冷嘲热讽、邪火妖风：“鸟巢会在开幕式前起一把火；岂止一把火？会起很多把火……开幕式时天降暴雨，夹杂着鸡蛋般大的冰雹。……无论海外人，还是大陆人民，对这场奥运会深表反感的可不是少数”（《鳄鱼》第55页）。更严重的是，他还有意将人民立场与政府立场对立，挑拨说“起码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官员的立场上……”（《鳄鱼》第57页）。这些可能是爱国吗？
质疑与批判之四：
小说家转型剧作家，是否回归社会主义文艺方向？
莫言曾在莎士比亚塑像前立誓：要用后半生完成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换。《鳄鱼》发售前，莫言高调向世人宣布，要用余生完成一个小说家向戏剧家的转型。第十二届“春风白金奖”颁奖词“具有魔幻色彩的话剧作品《鳄鱼》，是他从小说家向剧作家的转型之作”。莫言获得诺奖后，举世喧嚣、莫言很难，要渡一道名为“诺奖诅咒”的劫，而没有意识到那是因为文艺方向的偏离，使自己背离了国家和人民。诺贝尔颁奖词：“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无不深深伤害着每一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
“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5]。恰恰相反，莫言以其小说倡导“文学就是要揭露黑暗的，就是要批判，不能讴歌”，完全违背了新时期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背离了“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的导向。在从小说向剧作转型过程中，他依然采用他娴熟自如的“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的历史虚无主义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用小说反党“伎俩，必定会继续受到人民的质疑和批判。
剧本《鳄鱼》从所谓“人的正当欲望”出发，为外逃贪官洗白，认为腐败问题产生是人性欲望的膨胀与救赎，而非贪官党性的沉沦与毁灭；是权力社会制度的宽容与放纵，而非社会经济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扭曲、政治信仰的丧失；甚至提出“畏罪逃亡却热爱国家”的伪命题。像这样的垃圾作品，竟然能获得什么“春风白金奖”，而且5月份还要全国巡演，真让人不可理解。
可以肯定的是，如此洗白贪官的作品，无论官场娱界如何吹捧，都必定受到人民的质疑与批判。人民是文艺作品的最终评判者，没有人民的认可，“大花轿，人抬人”[6]也是枉费心机。
注释：
[1] 习近平《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求是》2024年第6期。
[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讲话》，2015年1月12日。
[3][4]《某知名作家的新作中讲到鳄鱼，这个故事有多少人看懂了？》，今日头条，2023年6月18日。
[5]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
[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理由：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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