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谷爱凌受到各国政府的热捧与马克思被各国政府驱逐出境，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对比所传递的深层意义。举二者的例子只是方便大家理解，不同时代下的二者的对比无法确切证明什么，但一定能反映出什么。
第一部分：谷爱凌所折射出的国际游资的受欢迎程度
谷爱凌作为运动员、艺术家、环保主义者...（以及很多头衔），她的国际游资背景以及奥运冠军的身份，使得她在各个国家受到欢迎。各国政府通常对她的行动持开放和支持态度，通过她的影响力来改善国际形象、表达对国际游资的特惠并吸引投资。
这使得谷爱凌在国家间获得许多利益，并同时保持国际间的自由性——她堂而皇之地拥有中美两国的双重国籍。她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展现出十分的“国际主义”精神：“当我在美国，我是美国人，当我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
（谷爱凌的代言经历（来自百度百科））
这就是世界公民啊！不受中国国籍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和第八条（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即取得中国国籍;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来自百度百科））
但谷爱凌的“国际主义”不是白求恩的国际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谷爱凌的“世界公民”也不是马克思的世界公民，而是资产阶级的世界公民。这些“世界公民”统战价值很高，受各国政府热烈欢迎。谷爱凌和她所属的国际游资，让我们看到了何为资本无国界。为了吸引国际游资，ZF也对国籍的双重性避而不谈。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了。
第二部分：马克思所揭示的国际无产者的不受欢迎程度
相比之下，同样是世界公民的马克思的境遇就糟糕得多。
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任该报主编。马克思在报上发表富有煽动性的文章（特别在经济问题上），导致政府封闭了该报。1844年，流亡巴黎。
1845年，马克思参与编写《前进周刊》（Vorwärts！），在其中对德国的专制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普鲁士政府对此非常不满，要求法国政府驱逐马克思。1845年2月3日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和恩格斯迁往比利时布鲁塞尔。
1845年12月马克思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从此他再也没有取得其他国家的国籍。
1848年2月中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问世。1848年2月，席卷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同盟投入革命洪流。3月初，马克思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布鲁塞尔到达巴黎。4月6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参加革命。11日到达科伦。
1848年5月31日由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创刊。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接到普鲁士当局把他驱逐出境的命令。6月初马克思来到巴黎。
1849年8月26日左右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逐出巴黎来到伦敦。到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逝世。
如果说以谷爱凌为代表的国际游资和ZF是双向奔赴的，那么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革命导师们就可以说是和ZF是双向嫌弃的。
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世界公民，被资产阶级和统治者视为威胁他们权益和稳定的力量。这导致马克思在各个国家遭到驱逐出境的命运。
马克思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中受到了强烈的反对和压制。马克思的理论对原有的社会制度构成了挑战，当时的政权试图限制和打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维持原有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的统一。
第三部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
当我们思考国籍和民族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义时，需要发现其背后的不同。
对于资产阶级，国籍和民族往往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资产阶级常常通过国籍和民族身份来获得权力和财富，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经济活动。国籍和民族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是一种身份认同和权力表现，可以让他们享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和资源。
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国籍和民族往往是他们面临的障碍。无产阶级常常受到国家边界和民族身份的限制，无法自由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和权益。国籍和民族往往导致无产阶级之间的分裂和界限，并被资产阶级用来维护自身的特权和利益。
如果马克思为了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支持德国政府的话，就没有伟大导师马克思了，如果全世界工人都被国籍和民族分裂，就没有共产国际了。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的视野中，国籍和民族常常被认为是束缚和剥削的象征。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共产党宣言》
国籍和民族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具有不同的意义，会对他们的机会和权益产生不同的影响。
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统治，强化国家和民族的间隔，让工人阶级在国际上无法联合，而资产阶级自己却“当我在美国，我是美国人，当我在X国，我就是X国人”，不受国籍的限制。
对于我们工人阶级而言，在追求人民幸福和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我们更应该思考超越国籍和民族的界限，共同努力实现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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