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严肃认真实事求是
张怀英离职后，有些媒体曾经指责张怀英工作作风专断，这是真得吗？我所认识的张怀英是一个有个性，实事求是的人。张怀英为人正派，有些人就感到他不好接触，往往对他敬而远之倒是事实，但要一概而论说张怀英工作作风专横未免有些过分。其实，与其交往深了，你就会感觉到张怀英是一个认真负责非常重感情、重视调查研究的一个人。凡对一件事要做决定之前，他在事前总要进行细致的调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实事求是处理，所不同的是，一旦做了决定或者做了某个决议，那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最初的一件大事就是如何对待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如果按照常规做法，只要有争议，这个人的入党一般是划掉就算了。但是张怀英看出陈永贵是个人才，对这样的人还是要负责，所以他就用心去调查。陈永贵究竟有没有历史问题，有多大问题，然后再决定对陈永贵这个新党员的申请表批还是不批。当他弄清事实真相，对事情做出决定以后，那是谁想改变也不可能了。
张怀英抓作风建设的时候着重抓领导干部的作风，他在这一点上毫不手软。我翻阅当时的历史资料，也看到了当时的一些细节。在上世纪60年代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就强调领导干部要和群众同甘共苦的问题。我从1960年12月13日晚上的县委常委会议记录上看到，他和王贵科等人研究县社两级领导干部如何以身作则，为群众解决过渡时期的生存难关所作出的决定。这次会议重点是研究过渡的群众生活和取暖问题。研究在粮食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如何用蔬菜和代食品让群众吃饱肚子的问题。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群众的浮肿病，发现一个要解决一个。因为粮食严重亏缺，群众又长期挨饿，一些身体有病的老年人两腿浮肿是普遍存在的，浮肿不仅不能干活，有的还会造成死亡。不仅老百姓，有些县级领导干部因供应粮降低挨饿浮肿的也有，所以消除浮肿成了当务之急。为能渡过这一难关，县常委会议确定要深入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十二项政策，并规定要全党大讲，从县委书记讲起到各公社党委书记，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县委书记要讲到2000人听，各委员要讲到1000人听，要用政策和群众的具体事实兑现。在落实生活的同时，还要大搞生产，积肥整地，为粮食丰收打好基础。张怀英还指出，今年的劳动要杜绝疲劳战，因为每人每天的七两粮食本身就是挨饿，再要搞疲劳战容易出问题。对于浮肿病人，一旦发现要立即停止其劳动，组织救助，动员其看病。会议决定，从县委到各公社党委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风格，树标兵，共同渡过难关。会议还强调了过渡时期的干部纪律，领导干部在过渡时期不能搞生活特殊化，不准贪污私分和暗藏粮食，一经发现要立即处理，绝不手软。就在那一年，县委确实处理了几起贪污和私分粮食的案件，该抓的抓了，该判的判了，在广大干部中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在这个问题上，领导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十分重要，这次会议就由县委副书记田根栋提议，为能完成把非农人口的粮食供应由九两降到六两，又要降低粮食标准又要杜绝浮肿，县委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县委领导的以身作则是十分重要的。从张怀英、王贵科到县委各级干部，都和群众一样挨饿。县长王贵科的遗孀任贵明向我介绍说：她家人口多，肚子吃不饱就设法用代食品充饥。王贵科下乡煮菜根，吃榆树皮是常有的事情。为了避免饿死人，张怀英在那一段时期一个月要组织好几次电话会议，或布置任务，或检查工作，也经常下乡调查群众的浮肿，并总结各地以代食品代替粮食的经验。他把调查到的情况再拿到县委常委会上认真研究，总结经验，解决问题。我曾经在档案馆看到当时有三个电话会议的记录，一次是他问县粮食局局长路世亭，县直属库的存粮有多少？路世亭回答还有50万斤，他说有这50万斤存粮就好，可以作为备用粮，不用向上要粮。在人民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张怀英想到的是不能向上要粮，要自力更生地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群众用玉茭棒制淀粉是个好办法，可以解决群众的饥饿问题，他在会上提议要推广这种办法。同时，他在各公社书记会议上询问了各公社的情况，提出蔬菜要配备好，尽可能留存一些小麦，准备过年过节和病人产妇的生活需要，每人至少留存5斤以上。他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要制定反贪污和反浪费的措施，要通过整风来解决。
就是在他的晚年也是这样。他离开寿阳和运城多年，仍然关注着寿阳和运城的发展，特别是关注着寿阳和运城的老同志，寿阳和运城方面的老同志也不断有人来看望他。
他也关注着昔阳农民的生活，每到收秋之前，他就让陈永贵原警卫参谋张银昌或是其他人拉他到乡下去转，看看哪里的庄稼好，是增产还是减产，总要看那么好几天。因为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他虽然不当政了，但对农民的生活心里也要有个底。县里的领导对他也十分尊重，时常登门拜访或电话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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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严肃认真实事求是
张怀英离职后，有些媒体曾经指责张怀英工作作风专断，这是真得吗？我所认识的张怀英是一个有个性，实事求是的人。张怀英为人正派，有些人就感到他不好接触，往往对他敬而远之倒是事实，但要一概而论说张怀英工作作风专横未免有些过分。其实，与其交往深了，你就会感觉到张怀英是一个认真负责非常重感情、重视调查研究的一个人。凡对一件事要做决定之前，他在事前总要进行细致的调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实事求是处理，所不同的是，一旦做了决定或者做了某个决议，那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最初的一件大事就是如何对待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如果按照常规做法，只要有争议，这个人的入党一般是划掉就算了。但是张怀英看出陈永贵是个人才，对这样的人还是要负责，所以他就用心去调查。陈永贵究竟有没有历史问题，有多大问题，然后再决定对陈永贵这个新党员的申请表批还是不批。当他弄清事实真相，对事情做出决定以后，那是谁想改变也不可能了。
张怀英抓作风建设的时候着重抓领导干部的作风，他在这一点上毫不手软。我翻阅当时的历史资料，也看到了当时的一些细节。在上世纪60年代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就强调领导干部要和群众同甘共苦的问题。我从1960年12月13日晚上的县委常委会议记录上看到，他和王贵科等人研究县社两级领导干部如何以身作则，为群众解决过渡时期的生存难关所作出的决定。这次会议重点是研究过渡的群众生活和取暖问题。研究在粮食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如何用蔬菜和代食品让群众吃饱肚子的问题。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群众的浮肿病，发现一个要解决一个。因为粮食严重亏缺，群众又长期挨饿，一些身体有病的老年人两腿浮肿是普遍存在的，浮肿不仅不能干活，有的还会造成死亡。不仅老百姓，有些县级领导干部因供应粮降低挨饿浮肿的也有，所以消除浮肿成了当务之急。为能渡过这一难关，县常委会议确定要深入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十二项政策，并规定要全党大讲，从县委书记讲起到各公社党委书记，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县委书记要讲到2000人听，各委员要讲到1000人听，要用政策和群众的具体事实兑现。在落实生活的同时，还要大搞生产，积肥整地，为粮食丰收打好基础。张怀英还指出，今年的劳动要杜绝疲劳战，因为每人每天的七两粮食本身就是挨饿，再要搞疲劳战容易出问题。对于浮肿病人，一旦发现要立即停止其劳动，组织救助，动员其看病。会议决定，从县委到各公社党委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风格，树标兵，共同渡过难关。会议还强调了过渡时期的干部纪律，领导干部在过渡时期不能搞生活特殊化，不准贪污私分和暗藏粮食，一经发现要立即处理，绝不手软。就在那一年，县委确实处理了几起贪污和私分粮食的案件，该抓的抓了，该判的判了，在广大干部中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在这个问题上，领导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十分重要，这次会议就由县委副书记田根栋提议，为能完成把非农人口的粮食供应由九两降到六两，又要降低粮食标准又要杜绝浮肿，县委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县委领导的以身作则是十分重要的。从张怀英、王贵科到县委各级干部，都和群众一样挨饿。县长王贵科的遗孀任贵明向我介绍说：她家人口多，肚子吃不饱就设法用代食品充饥。王贵科下乡煮菜根，吃榆树皮是常有的事情。为了避免饿死人，张怀英在那一段时期一个月要组织好几次电话会议，或布置任务，或检查工作，也经常下乡调查群众的浮肿，并总结各地以代食品代替粮食的经验。他把调查到的情况再拿到县委常委会上认真研究，总结经验，解决问题。我曾经在档案馆看到当时有三个电话会议的记录，一次是他问县粮食局局长路世亭，县直属库的存粮有多少？路世亭回答还有50万斤，他说有这50万斤存粮就好，可以作为备用粮，不用向上要粮。在人民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张怀英想到的是不能向上要粮，要自力更生地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群众用玉茭棒制淀粉是个好办法，可以解决群众的饥饿问题，他在会上提议要推广这种办法。同时，他在各公社书记会议上询问了各公社的情况，提出蔬菜要配备好，尽可能留存一些小麦，准备过年过节和病人产妇的生活需要，每人至少留存5斤以上。他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要制定反贪污和反浪费的措施，要通过整风来解决。
就是在他的晚年也是这样。他离开寿阳和运城多年，仍然关注着寿阳和运城的发展，特别是关注着寿阳和运城的老同志，寿阳和运城方面的老同志也不断有人来看望他。
他也关注着昔阳农民的生活，每到收秋之前，他就让陈永贵原警卫参谋张银昌或是其他人拉他到乡下去转，看看哪里的庄稼好，是增产还是减产，总要看那么好几天。因为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他虽然不当政了，但对农民的生活心里也要有个底。县里的领导对他也十分尊重，时常登门拜访或电话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