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 晚年的追逐
一、最早察觉对大寨的争议
张怀英对大寨的态度是始终不渝的，他从树立大寨红旗到大寨遭受挫折，一直不改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所以许多上层人士每逢谈起大寨来，不仅谈陈永贵，而且也要谈到张怀英。甚至有些和他共过事的政界人士每逢品评到大寨就要说：“这事我和怀英谈过。”或者：“大寨的事情还没有和怀英交换意见。”
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口号后，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张怀英是坚决支持并认真对待的，每到一地总是因地制宜地推广大寨精神和经验。但是，学大寨运动到了最高潮时，张怀英就敏感地察觉到了一些有争议的事情，最初还是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的察觉。
1976年1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全国各地的地、县委书记和部分省委书记参加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要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大干，苦干，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争取到198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会议之后，陈永贵马不停蹄地到全国各地检查学大寨会议落实情况，为实现产粮8000亿斤的目标奔忙。
陈永贵正在兴致勃勃四处奔忙的时候，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在一次会上讲：“学大寨修人造平原是破坏生态平衡，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这件事张怀英听到后第一次发生了触动，首先对他所在的运城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发生了阻力。
张怀英介绍说：这位党校校长在文革中下放到河南多年，他所在的地方学大寨是形而上学，不是联系实际学大寨精神，所以在农田基本建设中看到的都是搞花架子，而他本人又没有到过大寨，没有感受到大寨人改天换地的劳动热情，因此就产生了如此看法。这也是环境改造人吧！陈永贵听到这个消息后火冒三丈，放开粗嗓门说：“他懂得什么？我们把干河沟修成良田，把山上的梯田停耕还林，这怎么叫破坏生态平衡？搞农业不修地，粮食从哪里来？我看他是在北京住的时间太长，白面，大米养肥了他，不知道白面大米是怎来的！”
陈永贵当着张怀英的面把这位党校校长骂了一顿，接下来还是大抓各地的农田基本建设。与此同时，张怀英了解到李先念去了一趟山东，看到山东人民学大寨劲头大，成绩显著，把一些荒滩荒地都修成了良田，十分高兴。陈永贵也亲自到山东视察，参观，总结经验。陈永贵为了把农田基本建设再向前推进一步，提议在山东召开全国性的农业会议。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1978年7月，中央在山东召开了由全国地委书记和部分县委书记参加的农业会议。参加人员先到山东报到参观，一个礼拜后返回北京，正式开会。
在山东的参观给张怀英留下很深的印象，启发很大，他确实感到山东在全省范围内掀起的学大寨运动成绩显著，并且已经形成了全省人民的自觉行动。山东处处都能看到治山治水的辉煌战果，不仅农业搞得好，而且多种经营也跟上来了。相比之下，就感到大寨在山西，而山西的学大寨成绩远不如山东。
张怀英在山东参观时，也接触了一些过去熟悉，现在在外省工作的老同志和老上级。闲聊中，谈到了北京和其他地方一些人对大寨经验的一些不同看法。对于这些不同看法，张怀英在运城时也有所闻，感觉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这不是个别人的看法，也不是一些人不负责任的牢骚话，很可能是有来头的，说不定就是中央高层的一些分岐意见在社会上的反映。
山东参观结束后，张怀英也随与会人员进京。第一天休息时，张怀英去看望原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李一清是昔阳人，从文革开始被隔离审查，1978年才被解放，住在中直招待所。李一清见到张怀英，寒暄过后就向他打问大寨的情况怎么样？昔阳怎么样?张怀英回答说：“大寨很好。昔阳这几年学大寨真是天翻地覆。”李一清说：“我听咱县人来都说好。可是现在北京对大寨、昔阳议论很大，最大最根本的一条是大寨的道路走不得，这几年学大寨不是取得了成绩，而是带来了灾难，七斗八斗的；大寨的生产也不是什么自力更生，而是国家扶持起来的，代价太大，甚至说陈永贵也不是什么好人，有人主张要打倒他。”张怀英听后说：“老李，1963年大寨遭灾后你去过，你也直接向中央反映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文革这十年来，大寨也没有伸手向中央要什么东西，昔阳的变化也全是靠昔阳人民出大力，流大汗干出来的。陈永贵在旧社会是躺倒一根茭圪栏，立起来一根黍秸秸的穷光蛋，解放后翻了身，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怎么能成了坏人？至于工作中有点错误也在所难免呀。”
李一清和张怀英的谈话又一次引起了张怀英的深思，迫使他再一次对大寨问题进行反思。我记得有一次他向我回顾这一次谈话时对我说，李一清不在山西工作，不存在派性偏见，他对大寨的看法应该是公道的，可是面对大寨问题的争议，又怎么认识呢？
张怀英在北京开会期间，对他来说更是重新认识大寨的机会。在北京开会的第一天，会议由李先念主持，纪登奎作了报告，总的精神还是推广大寨经验，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第二天上午，张怀英来到了陈永贵家。陈永贵见到张怀英，热情地招呼他坐下，然后问到在山东参观怎么样?张怀英说：“总的印象很好。相形之下，山西落后。”陈永贵说：“是呀!谢振华在的时候，名义上学大寨，实际上不学，落下的步子可大了。”说罢他又问张怀英：“纪登奎的报告怎么样？”张怀英说：“精神很好，就怕贯彻不下去。”张怀英这么一说陈永贵变了脸色，沉思了一阵，又问张怀英：“你是说北京有人反对学大寨吗？”张怀英点了点头。陈永贵又说：“反对就反对吧，我看他们能反成个什么样子！”张怀英说：“问题可不是那么简单。”
陈永贵听了这话，似乎明白了什么，说：“我知道，今年一月份就有人向我开火了。他妈的，他知道什么？人们不是说他就知道胡说？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过几天你再听听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就知道了！”从言谈举止中，张怀英看出陈永贵对外面的议论虽然反感，但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而且对继续推广大寨经验是很有信心的。陈永贵又问张怀英：“你觉得事情会怎么发展？”张怀英还是那句话：“现在很难说，总之是要多听听，多看看。”
说着话，快中午了，张怀英要告辞，陈永贵要留张怀英在他家吃饭。张怀英说：“我回去吃。”陈永贵也不强留，把张怀英送到大门外说：“过几天你来，咱们好好商量一下。”
在往会议驻地西郊宾馆返回的路上，张怀英感到，陈永贵进了北京，官做大了，胜利消息听多了，顺耳话他爱听，逆耳话听不得，如果身边没有得力的人员协助工作，多方面掌握情况，也难以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像眼下，北京在他和大寨的问题上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他还在那里津津乐道，不闻不问。这说明像陈永贵这样的劳动人民出身，跟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劳动模范，如不注意，也有脱离实际，脱离客观，脱离群众的危险。
会议期间，陈永贵向张怀英住的西郊宾馆会务组打电话，让张怀英到他那里去一下。那次见面，给张怀英的第一印象是陈永贵的情绪很不好。坐下后，陈永贵问张怀英：“这段会议开得怎么样？”张怀英说：“大家讨论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都觉得把大寨精神提到了应有的高度，都觉得对。正如李副总理讲的，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应该世世代代传下去。可是说是说，做是做，一些人在会议上说得到，实际中并不一定这样做。”张怀英讲这话的时候，陈永贵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张怀英讲完后，陈永贵接过话头说：“老张啊，现在情况确实在起变化。这次会议的精神不出你所料。李先念副总理作了报告以后，热心学大寨的一些省觉得这下好办了，它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想改变现实的愿望。可是《人民日报》对李副总理的报告反应不积级。有的人甚至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针对大寨的。”张怀英说：“那倒不一定。”陈永贵问：“你说怎么不一定。”张怀英说：“如果单说是针对大寨，用不着这么大的劲，也不必上这个纲。”
陈永贵虽然没念过多少书，但对政策问题向来很敏感。听张怀英这么一说，他顿时沉思起来，停了一阵，似乎有所觉察地说：“照你说，大头还在后头哩！张怀英说：”是呀！”他又问：“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张怀英依然是重复着上次的话说：“现在只能是多听听，多看看，按中央的指示办。”陈永贵听了顺口而出道：“按中央的指示办？李先念副总理难道不代表中央？有的人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代表中央啦。”张怀英劝陈永贵说：“老陈，话不是这样讲。政治上的问题有时候一时说不清。”
张怀英当时对陈永贵的评价是陈永贵在政治上尽管敏感，但是在一些问题上还是不甚了解。沉吟了一阵，陈永贵似乎又觉察到什么问题，又问张怀英：“老张，你觉得这几年我在推广大寨经验方面有什么问题？我进北京后人们对我有什么反应？”
张怀英这时候就想到，他跟陈永贵从1946年相识后，关系越来越密切，后来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只要听到陈永贵有什么不对，张怀英就直接了当地向他提出，陈永贵对张怀英的正确意见也没有不采纳的。陈永贵也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唉，怀英为了我吃尽了苦头。”陈永贵进了北京，张怀英到运城当了地委书记以后，俩人见面的机会相对少了，交流的也不多，见了面说话的时候张怀英也变得比过去谨慎，原因是陈永贵管着全国，张怀英对全国情况不了解，话说错了可能对全国有影响。当时陈永贵问到推广大寨精神时，张怀英说：全国各地成绩都不小，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都不能说是错误的，是要积级地推广。但是，1976年以来，有人提出推广大寨一整套的具体管理办法，要不就是对大寨精神的原则肯定，具体否定。不知后来你是不是也认可了？我觉得这个提法不妥。因为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同，干部对集体化管理的经验积累程度也不同，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也不同，对集体化信任程度也不同，经验的推广只能由低到高一步一步来。像大寨的管理经验，在一些地方推广就只能造成混乱。我到寿阳第一年就宣布三不：不取消自留地，不实行大队核算，不搞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老陈你知道吧，有人向我提意见说：“老张，你这样做不是跟大寨经验抗膀子吗？”我说：“不，这不是跟大寨经验扛膀子，这是从实际出发。”我想你陈永贵也不会听信了一些人的小道消息说我反大寨。后来我给你汇报，你不是也表示赞成吗？也说一切从实际出发。两年后寿阳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群众自觉提出来不要自留地了，大寨的记工办法也逐步开始推行。再说，自然情况也不尽一样。就说大队核算吧，咱们昔阳一般都是一个自然村一个大队，在运城就不是，大部分是好几个自然村联合组成一个生产大队，如果实行大队核算，就等于是公社核算。你想想，就是现在昔阳这样的条件推行公社核算条件成熟不成熟？这是在山西，差别就这么大，你想想全国各地差别会有多大？只学精神没有具体办法，执行起来就等于一句空话。具体办法应该从各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用一个模式把它定死。
张怀英说这些话的时候，陈永贵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听着，有点不置可否。停了一阵，他很慎重地说道：“我到外省倒没有讲推广大寨的一整套管理办法。比如我到湖北讲话，就讲大寨的评分制度在你们这里不适用。但我在晋中倒是把这个问题提的比较突出。我听说你在运城从来不提这个口号，我当时也觉察这里边有问题，那里有那里的情况嘛!我知道，你向来有自己的主意。”
说到这里，陈永贵又向张怀英打问他进北京后人们对他有什么意见。张怀英说：“你在北京工作忙，人们都理解。过去的很多熟人都想见你，也都不愿意轻易地打扰你。有些实在想见你的老同志来找你，我想也是该见的，可是大都被工作人员给挡驾了。”张怀英顺便点了几个人的名字，说：“他们不理解，不知道是你的意思，还是工作人员这方面没有把握好，所以不免就产生一些误会。”
张怀英说这话的时候，陈永贵频频点头表示歉意。听了张怀英的一番话，陈永贵表态说：“这个问题我也有一点察觉。他们总是接到电话不告我，说我没有时间。我几次对他们说不可以这样。”陈永贵说后又问：“老张，你是不是也觉得到北京来，我的门不好进？”张怀英说：“我没有这个感觉。我只是觉得你事情忙，不想打扰你。我想来我就要来。我想没有人挡我的驾，你也不会不见我。”陈永贵有点困惑地说：“我在太原时，在你家吃，你家住，那怎么你几次来，我留你吃饭，你总是不吃就走了？”张怀英笑笑说：“主要是你在北京客人太多，负担不起，我不愿意带这个头。”陈永贵又问：“老张，你是不是听人说我进北京以后有点变？”张怀英说：“总的来说，你当了政治局委员，地位变了，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你在联系群众这一点上还是很注意的。一般人像你这样职位，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都做不到你这个程度。但你与当大队支部书记时相比，是有不小的变化，这一点你可能感觉不到。我接触过一些省里边的老同志，开始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后来官越做越大，人们说他思想作风都变了，可是他自己并没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被打倒以后，他们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找人办事是人难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真是一堵墙把人隔开了。过去我们在台上时看来也是这样。我们这些做了官的人如果不十分警惕，很容易给下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划一道鸿沟。”陈永贵感叹道：“是呀！这几年来，我在这一点上还是有缺陷的。”
大寨问题出现争议以后，张怀英最初只是反思。他尤其对陈永贵关于主张过渡一事反思的最多。
张怀英在他的回顾和反思中提到，陈永贵从大寨的实践中体会到大队核算的优越性，因而对集体化，对大队核算很感兴趣。当他在昔阳掌权之后，为了适应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就在全县实行了大队核算，从而使昔阳的农业生产大踏步地前进，粮食产量三年翻了一番，五年翻了近两番，昔阳的五道大川基本得到了治理，土地增加了六万多亩。
在胜利面前，陈永贵的头脑不太冷静了，在改变所有制的问题上产生了一些偏颇的想法。早在1972年的时候，他曾一度设想在大寨公社实行以社为核算单位的试验。
陈永贵拿出这个设想先在公社干部里协商，并让广大群众讨论，人们表面上都赞成，实际上看法不一致。县里的多数领导则是老陈说怎就怎，而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思考。
当时张怀英还是山西省核心小组办公室任主任、省革委常委，因为山西的派性问题留在北京，后来又在河北举办的“五七”干校学习班劳动锻炼。那一年他从河北“五七”干校回到昔阳休假，县里和大寨公社几个主要领导人去家里看他，谈到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问题，觉得陈永贵搞得这个试验有点不妥。张怀英听了，也觉得这样做有问题。他们在陈永贵面前不敢多说，都希望张怀英能跟陈永贵谈一谈。张怀英和陈永贵见面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点明，很直率地提出搞公社核算条件不成熟，并且用1956年办联社的历史教训来说服他，说那时的情况记不记得，不是闹下了一堆意见吗？陈永贵接受了张怀英的建议，同意停止试验。
后来到了1975年初，陈永贵又设想在大寨公社试验公社核算。华国锋到大寨视察时发现了这个情况，向他指出搞公社核算条件不成熟，陈永贵又接受了劝告，第二次停止了公社核算的试验。
张怀英说，没过几个月，也就是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的前两个月，陈永贵的心思又活动了。他记得，陈永贵在那一天开完省委会议，坐车驶向大寨。一路上，陈永贵多次停车察看榆次、寿阳、阳泉、平定的庄稼长势，觉得农业学大寨的形势很好。随后又到河北、河南转了一圈。回到大寨后，陈永贵好像心里有了底，认为全国实行大队核算的条件已经成熟，就让人代笔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就农村生产大队核算向大队过渡和劳动管理制度等问题向毛主席又提了五条建议。陈永贵上书，毛主席这位伟人也拿不定主意，因为这些事情动作不小，尤其全国性过渡，实行起来是全国性的效果，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于是，这位伟人就陈永贵的建议作出批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于是在1975年9月23日到10月21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组织讨论陈永贵提出的迅速过渡的建议。这次座谈会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特地请了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参加。
既然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来，请谁不请谁大有名堂。陈永贵知道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倾向于搞大队核算，就提出建议让王谦参加，让他讲一讲过渡到大队核算的好处。结果王谦偏偏有事不能参会，陈永贵对此心里很不高兴。
就为核算单位向不向大队过渡的问题，据说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很大争议。赵紫阳和谭启龙这两位大省的省委书记坚决反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连一向左的历害的张春桥也表示不同意，说这是冒险主义。陈永贵要力排众议，一再强调大队核算的好处，诸如搞农田基本建设还是统一计划统一分配之类的优越性。争到高潮之处，陈永贵忍不住高门大嗓地大吵起来，也就有了陈永贵大闹省委书记会议之说。
就这个问题，在第一次全农会议上并没有争出个结果。由于意见分歧太大，双方无法统一，陈永贵的意见只有搁置起来。
在陈永贵给毛主席写信前夕，帮助陈永贵写材料的宋莎荫从太原返回大寨的途中路过寿阳看望张怀英。他见了张怀英就说：“老陈这段正考虑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建议全国实行大队核算，让我考虑动手写。我到山西日报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看法不一致。你来寿阳已经两年，没有改变所有制，还是生产队核算，准备什么时候搞大队核算？”
张怀英说：“寿阳前几年分了合，合了分，损失太大。今年产量可比正常年景的产量要翻一番，比合作化前要翻一番多，群众现在相信集体化比单干优越，对依靠集体增加生产有了信心；干部都参加了劳动，干群关系比较好，干部们也得到了领导生产、部署生产的经验。准备明年开始分批分期实行大队核算。”宋莎荫说：“寿阳明年还不能全部实行大队核算，那全国开始实行大队核算是不是更早了些？”张怀英说：“全国情况我不了解。山西的合作化基础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好的，就山西的整个情况来说，现在全国实行大队核算恐怕为时太早。”宋莎荫说：“以昔阳来说，实行大队核算比生产队好。”张怀英说：“昔阳的合作化基础在山西虽说不是个别，但也不是多数，大约只占30%左右。昔阳不只在1967年才实行大队核算，就是在1961年核算单位下放时，我就跟省委书记陶鲁笳谈过，像昔阳这样的合作化基础不需要实行生产队核算，至少生产大队核算应该部分保留，不应该全部下放。”
第一次全农会议期间，张怀英在北京见到陈永贵，陈永贵对张怀英说：“我给毛主席写了一个全国向大队核算过渡的报告，毛主席批给政治局讨论，政治局没有通过。可是我还不想放弃我的意见。还是向大队核算过渡好，不然的话，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没法搞。”
张怀英很清楚陈永贵的想法，他所以要力主搞大队核算，重点是考虑农田基本建设。无论是水利化还是机械化，都能统一规划、统一指挥、统一设施。这一点，无论陈永贵还是张怀英，都能想在一起。但是从正反两方面的利弊关系上再去权衡，张怀英想得比他复杂得多。他对陈永贵说：“咱县从1953年办初级社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你我都是在这条战线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积20多年的经验，鼓干劲就怕过头，因为人是活的，太累了你让他干，他也不干，最怕的是鼓不起劲来。在所有制改变上要谨慎，搞不好损失太大。”陈永贵思索了一阵说：“谨慎是要谨慎，但是还不是说过就过了？也没有杀猪也没有砍树。这几年生产上来，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大有成效。”张怀英说：“全国情况我不了解，可是一定要考虑到昔阳是大寨的所在县。”陈永贵说：“是是是！咱县的条件和其它地方是不一样。”
全农会后的1977年，陈永贵向大队核算过渡的激情又起来了。在大寨公社旧话重提，酝酿要实行公社核算，在昔阳开大会，小会，座谈会，总结实行大队核算的经验，准备向全国宣传；陈永贵同时到全国各地也很重视调查了解实行大队核算的典型。
当时，张怀英因事从运城回到昔阳，陈永贵见到他的时候首先就问：“运城地区实行大队核算怎么样？”张怀英说：“从运城13个县的情况看，有一部分大队核算还是可以的，有一部分大队我看在十年内还不能搞大队核算。”陈永贵问：“为什么？”张怀英说：“运城地区过去不太了解，这次去了才发现那里的生产大队住得分散，二三里地一个村，一个村少则三四户，多则百把户，一般是三四个村组成一个生产大队，就像现在的留庄、武家坪、大寨这样，这些大队要实行大队核算，等于是实行了公社核算。这恐怕又会出现58年那样的共产情况，财产归了公，权力出了村，影响社员的积极性。一定要考虑到农村的习惯势力，虽说离得很近，但是历史悠久，一实行大队核算他们就以为是权力出了村，看不见，摸不着，互不信任。”陈永贵又要摸他的底：“像这种大队，在运城能占多少？”张怀英回答说：“占三分之一左右。”
陈永贵经过一番思索说：“我走过几个省，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你这样的情况确实值得考虑。”张怀英说：“其他地方我没去过，但是这种情况也不是运城才有。”陈永贵听了后说：“在大队核算问题上，也不能搞一刀切，根据条件分批分期过渡。”张怀英说：“对。有条件应该过渡，但要谨慎，防止不够条件的大队也来赶时髦。”
就在他们为这事争论的火热的时候，又有一方用炮口对上了他们。且不说核算单位过渡，而是搞起了包产到户、实行单干的话题。陈永贵闻到这股火药味儿非常恼火，张怀英心里也很不自在。人家对着了陈永贵，陈永贵也要对着干，就组织昔阳一些人向来大寨参观的干部们讲昔阳大队核算的经验，批判有人提出的所谓“穷过渡”的论调。张怀英则表现得非常沉黙，即使有人提起，他也是避而不谈。
不几日，张怀英到北京开会，会上见到了陈永贵，陈永贵倒是先向张怀英提起此事。他问张怀英：“有些人把昔阳的过渡说成是‘穷过渡’，不指名地进行批判，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张怀英说：“昔阳在中央农村工作六十条下达后，把原来的大队核算变成生产队核算，你上台后从农田基本建设上考虑，恢复了原来的大队核算，这完全是正确的。共产党人就是动机和郊果的统一论者嘛，昔阳认真学大寨，改变核算方式，有利于农田基本建设和生产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这怎么是‘穷过渡。’要是条件不成熟，人的思想和自然条件不适应勉强过渡，这就会妨碍生产，所以要因地制宜。”陈永贵发牢骚说：“现在有些人不是说成熟不成熟勉强过渡，而是根本否定大队核算。我对这个问题就是想不通。”
当时，他们俩人还费神费脑地研究探讨着过渡，紧接着安徽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的举动，在高层的左右下，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农村的乾坤，他们俩人的思考和努力被大大地甩在了形势的后面，放到他们头上的是一顶“大寨极左路线和封建家长式统治”以及“碰倒南墙不回头”的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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