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刘继明老师现授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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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错乱的季节
由东大学生食堂“发霉大米”事件引发的学潮，直到五月中旬才逐渐平息下来。五月下旬，东江省委向东江大学和其他几所卷入学潮的高校派出工作组，作为学潮发源地的东大还成立了清查工作办公室，对学潮中的骨干组织者，以及支持学生的干部教师进行全面清查……
王晟也被列入了清查对象。在接到去行政大楼接受询问和调查的通知之前，王晟还怀有几分侥幸心理，觉得自己只不过带头喊了几句口号，既不是骨干，也不是组织者，清查也好，追究责任也罢，也轮不到自己。但不管怎么说他卷进去了，学潮初期，像他这样的本科生研究生不是少数。
王晟并不是那种热衷于关心政治的人，在楚州师专读书时，他连共青团也没加入。考上东大研究生后，他参加的唯一社团是浪淘沙文学社，但那也不过是为了在《浪淘沙》杂志上发表文章方便。可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当“发霉大米”事件发生后，他却第一个站出来写大字报，参加了最早的几场游行，还担任过维护秩序的学生纠察队，在集会上发表过演讲。其实他并不善言辞，也不爱抛头露面，在中文系几届研究生中，他给人的印象差不多是一个书呆子，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王晟仿佛变了一个人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王晟一直是个矛盾的人，他身上存在两个或多个“自我”，自卑与自信，坚强与软弱，乐观与悲观，常常彼此纠缠，难解难分。有时候他是理性、自律的，但有时候情绪失控，内心也会陷入某种非理性状态，正如他一面喜欢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和鲁迅，一面又迷恋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那样。这个时代，各种流行症候都能在他身上找到对应物。王晟的矛盾在于：他是如此渴望将全身心融入到时代大潮中去，却又顽固地想保持着自己的那一点点“初心”。不错，“初心”是二十一世纪初叶才流行起来的词儿，但在王晟这儿，却从少年时代就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他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往往伴随着他的“初心”不断被社会拒绝和容纳的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但另一方面，他总是瞻前顾后，游移不定，就像在一个十字路口，经常为下一个方向伤透了脑筋。在这种状态持续久了，会变得焦虑不安，仿佛一个被绳索捆绑的人，对解放身体的渴望，会远远超过心灵的解放一样；反过来亦如是，当一个人的心灵世界过于复杂，他也会产生一种返璞归真的渴望，使自己重新变得像孩子那样单纯。王晟就是如此，这两股力量始终处于一种拉锯状态，哪种力量占上风，往往取决于外部因素。很长一段时间，这两股“外表力量”来自他的父亲王胜利和导师郎永良。但自从父亲去世后，王晟的心里渐渐失去了平衡，就像一艘丢失了一条桨的小船，面对惊涛骇浪，随时有倾覆的危险……
总之，王晟是一个混合的人，这与他少年时代的单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跟他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如此契合——在复杂程度上。
王晟一直把自己视为时代的旁观者——不是他甘愿“旁观”，而是一种宿命，从乡村仰望城市，到在城市找到栖身之地，都无法改变这种“乡下人”的身份，这注定了在一个文化结构正在发生颠覆性重组的时代，他只能是一个位居边缘的观众，被动地接受主流的塑造和教育，正如从前那些“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一样。东江大学这场突如其来的学潮，正好跟王晟的内心产生了契合，使他产生了一种冲动：由被动的旁观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由被塑造变为主动“创造”，由“听”变为“说”——这种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他从一个性情腼腆的人，变成了游行队伍中的“纠察队员”，他甚至产生了某种错觉：那个迷恋小人书的“红小兵”又在他置身其中的游行队伍中满血复活了……
这时候，王晟笃信自己赶上了一个大时代的风口，即将或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正如1919年的先贤们赶上了五四运动，1966年的红卫兵们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样。
他怎么也没料到，这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幻觉。时代的强大惯性和意志力，不可能因为某个偶发事件发生质的改变。在时代的列车上，大多数人都只是乘客，而不是掌控列车的司机。
其实，王晟是有机会从学潮中及时抽身的。“五四”大游行爆发之后的第三天，他曾经收到过导师郎永良的一封信，确切说，是一张装在没有封口的信封里的便条：“王晟：不要参加任何游行集会。为师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政治运动，不希望你们重蹈覆辙。切记。师郎永良字。”寥寥数语，带有明确的警示意味。而就在前两天，郎涛的学术讲座《从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突然被取消。导师的信与这件事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尤其是信中的“你们”两个字，表明导师除了担心他，还有别人，这个人会不会就是他的儿子郎涛？王晟脑子里闪现出导师严肃的神情，可当时，他已经陷入学潮的漩涡中心，没有理会导师的警示……
行政大楼始建于1930年代，据东江大学校史记载，是美国建筑师迈克尔和中国建筑师梁思成共同设计完成的，数学般精确的方形结构，中式城楼风格的四角琉璃瓦飞檐和罗马拜占庭风格的圆形拱顶，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王晟在东大读研究生快三年了，但只进过两次行政大楼。每次走近大楼，看到那座巍峨的拱形圆顶时那种恢弘庄严的气势，都使他仿佛走进了教堂，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这次也是如此，但除了肃然，还增加了一份忐忑的心情。
自从省委清查工作组进驻东大以来，不少本科生、研究生和教职员工都接受了询问和调查。许多人心头笼罩着一股压抑和恐慌的情绪，王晟也不例外。就在他从枫园宿舍到行政大楼的路上，心里还在砰砰直跳，仿佛一个即将被押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紧张极了。天气有点儿阴晦，像是要下雨的样子。路上行人很少，偶尔碰到几个，也都低着头，匆匆而过。这无疑加剧了王晟内心的不安……
王晟没有料到的是，当他走进大楼后，心情反而平静下来了。
“清查办”设在行政大楼一楼左角的112房间，隶属于教务处学生科，现在被“清查办”临时借用。办公室的门紧闭着，门口靠墙摆放着一张桌子，一位长着娃娃脸的年轻姑娘坐在桌子后面，对接受调查的人按先后顺序进行登记。办公室每出来一个人，外面就进去一个，像在医院排队看病似的。门口的条椅上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王晟认识，是历史系的研究生，游行时他俩都参加过维持秩序的纠察队。王晟挨着他坐下，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马上转到一边去了，仿佛压根儿就不认识。
大约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轮到王晟。当他在那个娃娃脸姑娘带领下，走进112房间时，心里再次紧张起来。
娃娃脸姑娘把王晟带进办公室，便转身出去了，并轻轻带上了门。
办公室有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两张拼在一起的办公桌后面，一个年轻的，跟王晟差不多年纪，穿着一件浅色的学生装，脸上有一种故意装起来的严肃劲儿，像是刚工作不久的大学生；坐在学生装对面的是个中年人，穿一件黑色的干部服，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脸有点黑，像戴着面具似的，看不出任何表情。
此刻，两个人都在埋头看材料，他们面前堆放着高高一摞牛皮信封装的档案袋。办公桌旁边有一把没有靠背的条凳。王晟正犹豫着自己是不是应该坐下时，那个年轻的“学生装”抬起头来，瞥了王晟一眼，示意他坐下。
当王晟在那把没有靠背的条凳上坐下后，中年“干部服”才把目光从面前的材料上抬起头来，他先是和对面的“青年装”交换了一下眼色，才转向王晟。在整个过程中，问话的一直是“干部服”，“青年装”自始至终都在做笔录，没说一句话。
“你叫王晟，东江省楚州市人，83年考入楚州师专中文系，86年毕业后，考入东江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你的导师是郎永良教授……你知道为什么找你谈话吗？”
“不知道……”
“那好，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是东江省委和东江大学联合清查工作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现在对你在学潮期间的行为和表现进行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调查我。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学生运动，参加纪念五四运动的游行集会，有错吗？”
对于王晟的反问，“干部服”显然很不高兴，他板着脸说：“我们不是跟你讨论游行集会的性质，这个问题省委自会做出结论，你现在要认真交代学潮期间你做过的事情……”
他在“交代”两个字上加重了分量，王晟沉默了。
“干部服”见王晟不回答，似乎不想把局面弄得很僵，语气缓和下来，“省委在部分高校开展清查工作，惩处不是目的，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极端分子，对大多数被裹挟进去的教师和学生，以教育为主，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组织上对广大学生是爱护的，不管他做了什么，只要主动坦白，都会给予从轻处理。毕竟，我们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
“干部服”说了一大通政策性很强的话，但王晟还是不明白，纪念五四运动怎么就成了“错误”呢？
见王晟仍然不愿意“主动交代”，“干部服”再次和对面的“青年装”交换了一下眼色，“青年装”从一个档案袋里抽出一叠材料，放到王晟的面前。王晟一看，是一叠照片，他随手拿起照片浏览着，全是他参加游行集会时的镜头，包括他演讲和带头喊口号……随着这些照片，不久前发生的那一幕幕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又浮现在王晟的脑海里。但让他感到惊讶和疑惑的是，自己在学潮中的活动竟然都被人用相机拍下了……
“这些照片足以证明你在学潮中有不少过激行为。”“干部服”收回照片，口气再次变得严肃起来。“你还有啥话说吗？”
王晟无言以对，他觉得不可思议：那些照片究竟是谁拍的，又是如何落到这些人手里的呢？
当王晟走出“清查办”时，还在百思不得其解地想着这个问题。
回到枫园已中午了，王晟在食堂吃了饭，回到宿舍，远远看见寝室门敞开着，同寝室的陆伟正在收拾行李。这位比王晟高一届的法律系研究生今年毕业，分配到省公安厅宣教处工作，虽然学校的派遣单还没有发，但已经提前到公安厅上班了一段日子，今天突然回学校，是来办理正式离校手续的。两人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连话都很少说。这会儿，陆伟正在给行李打包，一个人手忙脚乱的，王晟就过去给他帮忙。
家住本市的陆伟在寝室住的时间少，行李比较简单，主要是一些书，不一会儿就忙完了。大概因为要分手了，陆伟一反往日的冷漠，主动问起学潮的事儿。
“听说这几天清查搞得很紧张，你没事儿吧？”他关心地问。他提前去公安厅上班了，连一次游行也没参加过，倒是一身轻松。
上午在“清查办”接受调查时蒙上的阴影还没有消除，王晟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陆伟见他那神情，大概猜测到了什么，叹口气说，“你呀，还是太书生气了……”
王晟听出他话里有话，不由看了他一眼，想着陆伟平时一副城里人的做派，对自己爱理不理的，也没再说什么。但过了一会儿，陆伟却突然问：“你那个朋友……杜威，最近怎么没见他呢？”
王晟很奇怪他怎么问起杜威来，模棱两可地说：“哦，他母亲生病，这两天回楚州老家去了，跟你一样，他也是今年毕业……”
杜威的母亲生病是上个月的事，他回家探望过一次，回校后就积极参加了学潮，但最近几天突然消失了，连招呼也没跟王晟打一声。
“我想起来了，他们摄影班是两年制吧？”陆伟说，“你知道他是公安厅的信息员吗？”
“信息员？”王晟一时没明白，“什么叫信息员？”
“公安厅在各高校和省直单位发展了一批信息员，负责向公安厅提供信息，这次学潮，这些信息员发挥了不小作用……”陆伟说到这儿，脸上露出一缕神秘的表情，“你那位老乡就是。前几天公安厅召集信息员开会，我还看见他了……”
“你是说杜威……”听了陆伟的话，王晟忽然想起上午在“清查办”看到的那些照片，学潮期间，他和杜威几乎形影不离，能拍到那些照片的也只有杜威。事实上，杜威也的确给王晟拍了不少照片，可至今一张也没给他。想到杜威这几天的神秘消失，王晟脊梁上不由冒出一层冷汗。
“对了，你们中文系的那位郎涛教授这次也卷进学潮了……”陆伟漫不经心地说。
王晟听了，想起导师郎永良给自己写的那张便条，他心里咯噔了一下，陆伟接下来又说了些什么，他也没心思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