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年前的今天（3月14日），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者，马克思逝世，终年65岁。
马克思是犹太裔德国人，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革命理论家、历史学者、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些著作是与亲密战友恩格斯共同完成的， 《共产党宣言》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圣经。马克思自从走上革命道路，是最贫困的一生，是思想最富有的一生。他的英灵千秋万代永存。
一．马恩十分关注中国革命：
马恩专门写过 18 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马恩不仅是欧洲工业国的革命家，他们也是世界革命家，他们关注全世界，他们关注美洲，也关注古老的的中国。
18 篇文章集中于1853 ——1862 年，马恩之所以集中在这一段时间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是因为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从如火如荼蓬勃发展到衰落。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继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再度将目光对准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随即爆发。
鉴于美国报界读者纷纷将关注点转向中国，在伦敦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担任通讯员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便在这一时期撰写了上述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这些内容不一的文章贯穿的一条思想主线是：揭露西方殖民主义的强盗面目，谴责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质。
马恩也介绍了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状况与性质。
二．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
1851年，当马克思得知中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他兴奋的认定，“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在得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更是信心满满地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1862年，太平天国失败前夕，马克思对太平天国完全失望了。马克思斥责：“（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
马克思毕竟是外国人，由于时代的局限，资讯不畅通不齐全，马克思很难了解太平天国的全部，难免对太平天国纲领、作用认识和判断有误。
三．马克思对中国革命寄予厚望：
当时，马克思正在构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鉴于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开拓殖民地，试图借此化解酝酿于本土的危机，马克思利用掌握的材料，论证殖民主义不但不能化解欧洲资本主义本土的危机，反而会加剧这场危机。同时，马克思希望鸦片战争能够引发中国革命，并进而引发欧洲革命。
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讲道：“欧洲人民的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目前所发生的事件......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他还采用比喻性语言讲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四．马恩希望中国社会能够孕育出一个新世界：
在希望中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的同时，马克思也对中国社会现实形成了初步认识。他在1853年撰写的第一篇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对中国现实做出过这般描述：“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这种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也得到了恩格斯的响应，恩格斯在1857 年撰写的《波斯和中国》：“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一致希望，在鸦片战争这样一种外力的作用下，古老的中国社会能够孕育出一个新世界。
五．将中国比喻为一块“活的化石”：
马克思在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之后，在 1862 年撰写的最后一篇论述中国的文章《中国记事》中将中国比喻为一块“活的化石”：“中国，这块活的化石......在东方各国我们总是看到，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此时，马克思对中国革命形成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更为细致地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实际状况后，他评价这一场原本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中国革命说：“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因为它“破坏了一切，而什么也没建立起来”。而且“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
前后十年光景，马克思就转变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而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不局限于“改朝换代”的“使命”才是革命的实质所在。相形之下，中国革命远未达到他的理想标准。
六．马克思对中国革命的失望：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拓张与灭亡，“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的东方社会也行将灭亡，这是一出世界历史悲剧。
马克思对中国革命越来越失望。不再是东方社会的革命因素促成西方世界的革命因素，而是东方社会的消极因素从反面刺激西方世界的革命因素，即不再是《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讲的中国革命决定欧洲人民的革命，而是《鸦片贸易史》讲的中国鸦片贸易合法化、罂粟种植普及化导致的英国国库灾难以及欧洲危机。
马克思后来之所以弱化中国革命相对于欧洲革命的作用，除了有上述他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现实性认识做原因外，也是因为他凭着宏观历史视野，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升力量与东方封建社会的没落趋势呈现出巨大的反差，意识到古老的中国社会必将葬送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过程中。
他在《鸦片贸易史》中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是仅仅从军事力量对比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东西方世界的不同精神实质出发，论述陈腐的中华帝国必将败于西方现代社会的。
七．鸦片的惊醒作用：
马克思希望中国社会能够对东西方二元性社会精神实质的剧烈碰撞有所“惊醒”。他在《中国记事》中提到：“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只是，马克思是在讲述太平天国运动时提到鸦片的“惊醒”作用的，因而这种“惊醒”作用要大打折扣，因为太平天国这一场中国革命还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依然被改朝换代的理想所“催眠”。固然，马克思对中国人民饱受鸦片之苦抱以道义上的同情，对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寄予道义上的支持。
在马克思看来，中国革命只能以消极的方式刺激欧洲革命，马克思更希望，鸦片起到的“惊醒”作用足以令中国民众意识到超越“改朝换代”的“使命”。
八．中国也可以跨越“卡夫丁大峡谷”：
“卡夫丁峡谷”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考察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走向的时候与俄国民粹派特卡乔夫的论战中产生的。
马克思提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指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革命，有可能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绕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明确提出，在西欧无产阶级的支持和帮助下，“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在20世纪许多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得到印证，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最好的证明。而恰恰是那些工业化发达的国家革命成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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