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上⼭下乡是历史记录上的第⼀次，为什么这么讲呢?⾃从盘古开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吗?没有。2千万城市中学⽣奔赴贫穷落后的地⽅，艰苦奋⽃改变祖国落后⾯貌的如此壮举，历史上有过吗?没有，从来没有过。这幅历时25年⽣机勃勃的历史图景之所以出现，蕴含着哪些意义与价值，都是说不尽的话题 。本⽂欣然从⼀个新的⻆度加以探索，再现知⻘上⼭下乡的本质与原貌，藉此⽂之助同读者诸君交流，分享其中的意义与胆识，不亦快哉。
⼀、新中国起步时的社会状况
我们认为知⻘上⼭下乡的战略决策，是王者之谋，是⽑泽东和党中央结合新中国的内外环境、实际状况，以及客观需求，致⼒于国家的发展安全所作出的抉择。他们在决策的第⼀步，必须认识和把握天下⼤势，即国内外环境、实际状况以及客观需求，这是任何战略决策(包括知⻘上⼭下乡)制定的基础和依据。也就是说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交替时的国情，从所⻅所闻和第⼀⼿资料进⾏调查研究;坚持历史真实与严谨学术的态度，⼗分关键。背离这个基础与依据的纸上谈兵，主观的争论，⽆异于浪费精⼒。正如古⼈所云：“处事识为先，断次之”。因此，现在评价知⻘上⼭下乡战略决策之前，就应该弄清这个基础和依据。
知⻘上⼭下乡战略决策的基础和依据表现在三个基本点上。
第⼀个基本点，是新中国处于准战争的环境与时局，⽤当时流⾏的话就是“战争边缘”、“冷战”等。国家领导⼈不当咖啡店的清谈家，不当⽬光短⽽浅的⼩市⺠，就势必选择战时体制，必须要举全国之⼒认真对付，必然采纳⼀些区别和平环境的政策与举措。正如⽑泽东在1959年3⽉接⻅外宾时的谈话：“杜勒斯当了我们的先⽣，他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对着我们的，我们也⽤‘战争边缘’政策对付他们”。
新中国是历史古国，也是世界⼤国，在地球的国家版图上居第三位，西⽅列强视为肥⾁，企图⽠分。如1900年的《⾟丑条约》，1931年的“九⼀⼋”事变和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幸得之于⽑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胆识，⼤⼀统中国，避免论为⼆、三流国家)。西⽅列强对其美梦的破产并不⽢⼼，尤其是⼆战中的爆发⼾美国具备主客观的优势，⻓期龂龂相向，甚⾄出兵挑战。到清末民初签订上千个不平等条约——年平均14个，⽉均1个多，被新中国⼀笔勾销，谁会就此罢⼿，释放“海洋⽂明”的善意呢?
国内的国⺠党四⼤家族在⼀⽚“⺠族复兴”的喧闹声中，敛财肥私达⼀、⼆百亿元，临逃亡台湾还将⼤陆的3526万银元、777万两⻩⾦和⼤量外汇悉数卷⾛，并多⽅控制海外市场。对新中国当家作主的穷苦⼈，有切⻮之恨，仅在新解放区就杀害4万多⼲部群众。出动剩下的海军封锁⼤陆港⼝，先后拦截16个国家的商船600多艘。
新中国从1950年到1976年近三⼗年间，局部战争从未停息过，⾼达20次之上。炮声殷然，沙场喋⾎。上世纪五⼗年代有⾦⻔岛之战、昌都之战、万⼭群岛战役、海南岛之战、东⼭争夺战、东海海战及夺取制空权、制海权。
1950年美国公然派第七舰队进⼊台湾海峡，把朝鲜内战的战⽕燃到东北，将原⼦弹运抵朝鲜海域，准备投放平壤与北京。总统艾森豪威尔将“遏制战略”改为“⼤规模报复”。六⼗年代，趁⼤陆三年⼤⾯积⾃然灾害，进⾏武装骚扰，美军⻜机侵犯领空上400次。中印之战、中缅边界堪界之战;中苏边境发⽣多次冲突，百万苏修⼤军陈兵边境。期间，美国设⽴⽇本——朝鲜，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三条防线，构成“⽉⽛型”包围圈。
背叛苏联⾰命的赫鲁晓夫⼀伙，拉美国共建“世界和平”，同时筹建“亚安体系”，⾼价购买新⻢的战略物资橡㬵等，继⽽获取⻢六甲海峡的使⽤权;出让西伯利亚的开发权，拉拢⽇本，确保苏舰队通过宗⾕海峡和津轻海峡，扬⾔“外科⼿术”式核打击。其时珍宝岛之战爆发，阽危实甚。
七⼗年代，援越抗美，西沙之战，美国如狼似虎地增兵越南，⽤上最先进的武器，打得⼗分惨烈。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1⽉解放军政治⼯作会议上告诫全军指战员：“世界上只要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就要有备战思想，有阶级⽃争存在就要有武装⽃争的思想。所以在整个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战备思想不是⼀个⼀时的政策，不是⼀年两年的政策，也许我们终⽣都要具有备战这个思想。”当时国内党内不乏以为取悦美国便永享平安的⼈，这句话⽆疑是⼀剂清醒剂。
——抗美援朝的启⽰：其⼀，打仗就是打战略物资粮棉钢铁橡㬵，正如法国拿破伦谈说的：“填饱肚⼦，才能打仗!”其⼆，举全国之⼒，坚决打赢主权与尊严不容侵犯之战。当时，美国总统出兵⽀持朝鲜内战⼀⽅的理由很直率、坦⽩：“当今世界⼏乎每⼀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活⽅式之间作出抉择，⼀种美式⺠主制;⼀种恐怖与压迫的体制，如社会主义苏联。”美军统帅⻨克阿瑟在威克岛向总统杜鲁⻔表决⼼时，以“海洋⽂明”的⻛度说：“我将以⼈类历史上最伟⼤的屠杀对付他们。”他的底⽓来源于1950年中国钢产量60万吨，⽽美国8772万吨;美国率先开发密西西⽐河⿊⼟带占据先机，粮⻝产量称雄世界，⽽中国只够填饱肚⼦，还要碰上好年景。这就是我国⼈⺠志愿军在朝鲜忍饥耐寒、打得惨烈的原因。1950年1⽉27⽇，彭德怀深夜发电报请求：“……且⽬前弹粮全⽆补充，是否‘拥护限期停战’和‘暂时放弃仁川及桥头阵地’。”次⽇晚⽑泽东毅然地制⽌：“不能在美军主动进攻⾯前便宣布停战，或退却，即便难的时候也必须顶住。”“在历史上，我军是不会开这样的先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全国之⼒，调集各地战略物资供应前线，还积极从港、澳同英法⽇、⽐利时、加拿⼤和东南亚国家进⾏贸易;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贸易，⼤批购买前线急需的药品、粮棉油料轮胎等物资。国内农村的“爱国丰产”，城市的“⼯⼚即战场，机器即枪炮”，社会各界的捐款等活动形成热潮⼗分给⼒。1950年冬寒来临，前线的粮⻝供应不上，尤其是吃不上热⻝，预计⽉需650万⽄炒⾯和52万⽄熟⾁。周恩来亲⾃督促，整个东北⾏动起来，甚⾄⾸都北京及国家各部委办局都投⼊制作炒⾯和熟⻝，以解燃眉之急。值得骄傲的是，全国800万个互助组，3600个合作社和10多个⾼级社“北⼭种了种南⼭，相助⼒耕岂有偏”，头三年平均粮⻝每年增⻓14.1%，粮棉烟⿇⽢蔗甜菜和⼤牲畜猪产量超过解放前最⾼产量，释放出的⼒量强有⼒⽀撑战争，将美军钉在“三⼋线”⼀侧不能动弹。1953年6⽉13⽇，⽑泽东在中南海对从朝鲜回国的秦基伟将军说：“调你到云南⼯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树欲静⽽⻛不⽌”，客观存在的准战争环境与时局，兵凶战危。由此决定了新中国抉择举全国之⼒的战时体制，制定了⼀系列区别于和平环境的战略决策与举措，以尽快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知⻘上⼭下乡乃是其中⼀项重要的决策。城市学⽣⻘年是⼀⽀充满朝⽓的⽣⼒军，⼀⽀勇敢的突击队，有利于提⾼农村⽣产⽔平和管理⽔平，⽣产更多的战略物资;有利于兵⺠结合的国防建设和“三线”建设，确保国家领⼟的安全，⼏者之间有内在的逻辑性、因果性。我们认为：新中国的准战争环境与时局，是知⻘上⼭下乡的主要动因之⼀。离开准战争的环境与时局，违背历史基本史实的所谓“评价”只会扰乱历史的阅读视线。
第⼆个基本点是⼤⽽弱的农业国，⽣产不出起码的国家需求的战略物资。新中国的成⽴，只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结构，地理版图还是⽼模样——⼭多、地瘠、⽔缺、半原始的⽣产⼯具和⽣活⽔平，“⽥家秋作苦，邻⼥夜舂寒”。粮棉钢铁橡㬵战略物资奇缺。虽有16亿亩农地，但⼴种薄收，旱涝⾍灾不断。穷年⽆所出，饥⺠流浪。直到新中国建设⼗年的1959年、1960年和1961年，灾害最重的三年，⾯积分别是总⾯积的42.3%、62.4%和59.80%，也就是说⼀半以上的耕地⾯积连续受灾，这在世界史上少有的。1997年代展出法国殖⺠者⽅苏雅拍摄的云南历史照⽚，轰动⼀时，终绎不绝的云南⼈看着清末⺠初的上百张⿊⽩照⽚，⽆不⽬瞪⼝呆，“我们云南⼈咋个同叫花⼦⼀样?”这个侧⾯充分说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点太低太差，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太重太艰巨，离现代化的距离太⼤太远，单靠农村的内因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些⾮常举措，诸如⼤⼒动员城市的⼒量各⾏各业的⽀援等，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中国第⼀场经济战的启⽰：其⼀，粮棉煤铁橡㬵是经济战之焦点，是城乡资本主义势⼒争夺的对象。拥有⾜够的战略物资才能经得起国内外的考验。其⼆，⼭多、地瘠、⽔缺，半原始的⽣产⼯具和⽣活⽔平，⼀盘散沙的农村结构，到了⾮改造⾮重建的时候。1949年夏收之后，各地不法资本家不惜⾎本投资，或者⾼息拆借资⾦，囤积粮棉煤等，哄抬价格。新⼀轮抢购粮棉煤和五⾦化⼯原料的浪潮，冲击市场，导致10⽉——新中国成⽴的前后，全国物价暴涨，持续40多天，上涨3倍。⼀些国⺠党特务兴⾼采烈欢叫，“只要控制‘两⽩⼀⿊’(粮、棉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11⽉1⽇，在紧要关头，中财委要求各省市国营企业⼤⼒收购粮⻝、棉布、棉花、煤炭等物资，及时调往⼤城市，可是物价仍在上涨。到11⽉25⽇涨到最⾼点。这时各主要城市⽴即⼤量抛售调运到的物资，政府同时催征税款，紧缩银根，冻结货款。形势才有所缓解。进⼊1950年春节，全国已调运粮⻝10亿多⽄，中财委员决定再次敞开销售2亿⽄，各地主要物资⾏情下跌。⼀些⾼息拆借资⾦囤积的资本家难以招架，不得不蚀本吐出。国营贸易公司利⽤跌价之机，购进⼤批重要物资，平抑全国物价，同时为城市⼯⼈解决20亿⽄粮⻝，确保⼚矿企业的正常运⾏。
当时橡㬵也是战略物资，可是旧中国产量少得可怜。启动全国⼯业化，橡㬵是“⼯业的肌⾁”，——⽣产百吨钢需要1吨多橡㬵，否则不能健康运⾏。斯时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进⽽威摄⻢六甲海峡，让中国难以购买东南亚盛产的橡㬵。海南和昆明需要的橡㬵芽条，要到⾹港购买，印尼、⻢来西亚的芽条乘机⾼价销售。还有橡㬵种⼦，⼀粒⼀粒数着销售，价格胜似⻩⾦。1950年代，由于中财委和各省国营贸易公司的努⼒，全国物资市场稳定，持续⼏年的恶性通货膨涨被有效遏制，创造世界经济历史的奇迹。⽑泽东主席很为感慨：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这段历史产⽣较⼤的影响，直到1990年代，中国有关部⻔专访德国，他们以为治理通货膨胀德国有成功的经验，“取真经”。西装⾰履拘瑾有加的⼀⾏⼈到了德国，⼀副⼩学⽣求教的神情很可爱。德国的主⼈好容易听明⽩来意后，认真地回答：“你们太谦虚客⽓了，中国是世界上治理通货膨涨最有经验国家之⼀，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呢!”⼀席话把这⾏⼈说得丈⼆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德国主⼈开玩笑了。因为他们的脑⽠⾥塞满了“外国的⽉亮⽐中国圆”。
上述事实说明：“⼿⾥没有⼀把⽶，连鸡都叫不来，”粮棉煤铁橡㬵的⽣产与供应，似乎⾏为普通，但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属性。因⽽，⼴⼤农村能否⽣产⾜够的这些物资，必然成为全国的⼤事、最迫切的任务。千千万万知⻘上⼭下乡就是承担国家政策的宣传队，推⼴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队，加强和提⾼⼈⺠公社管理⽔平的⼯作队，易⻛移俗，寓教于乐的⽂艺队，为贫穷落后的农村边疆注⼊新的活⼒，将潜在的战略资源能量尽快释放出来，转化为强⼤的战略物资的经济实⼒。
第三个基本点，是万⾥边疆有边⽆防，分裂隐患突出。由于军队的⼒量有限，再加上远离内地，交通梗阻，⽀援的困难是⽐较⼤的。⼀些地⽅，⼟壤肥沃，矿藏丰富，但开发较迟;⼀些地⽅不⽑之地，⽣计维艰，然⽽属战略要地。⼀旦闪失，外敌⻓驱直⼊，后果将是“辟⼿⾜斩⽽⼼腹伤，林叶除⽽根株绝，虽欲苟安，奚可得耶?”中国历史上，凡是强⼤王朝都将国⼟的安全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特别注重国境线的安全，坚持“⼨⼟⼨⾦”的规则，积累宝贵的治理遗产，诸如“⼤⼀统天下”，“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戍边屯粮”“战略纵深”“⺠族融合”等，现今的中国幅员辽阔、⼈⼝众多，举⾜轻重于世界上，得益于我们的⽼祖宗。脑⽠清醒的后任者都知道正是秦汉唐元明清的开国皇帝雄才⼤略，劳师远征，密布军囤(国有)⺠屯，既扩⼤地理版图，⼜增加经济与军事的实⼒，外敌不敢轻易冒犯。联想我们云南仅仅在明朝遗戍移⺠汉⼈三、四百万，不但与当地少数⺠族交融，⽽且带来了内地先进的⽣产⼯具、农业技术，产⽣巨⼤的⽣产⼒与凝聚⼒。如果⻓期孤悬域外，就可能冒出⼏个、⼗⼏个国家呀，成群结队的总统总理呀，岂不乱了天下吗?时下不正是倡导感恩之说吗?倘若附议，⾸先⼤家先感激历代开国帝王，也包括新中国⽑泽东，须知⾸先坚持⼤⼀统的战略传统，再谈其它东西。
——1864年后，浩罕国部落⾸领阿古柏在新疆叛乱，并创建“哲德沙尔国”，沙俄⼜出兵占领新疆许多地区，征收捐税，⾏使国家主权。正在⼤西北出现国⼟分裂危机之际，朝庭上⾃诩向西⽅学习强盛之道的洋务派李鸿章，居然上奏皇帝：“新疆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要收复新疆，就得花⼤笔钱财，得不偿失呀!当初曾国藩就主张放弃新疆，集中精⼒平定内地。这真是上策!”，“⾝⽆半亩地”的陕⽢总督左宗棠写奏折批驳：“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肃、陕西暴露在敌⼈⾯前，⽽且内外蒙古和⼭西也不得安定，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指与臂膀相连⼀样，是⼀个完全的整体，不能分割”。他还主动请缨：“我今年虽然已经六⼗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军机⼤⾂⽀持左宗棠观点，竭⼒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朝庭同意后，左宗棠安排运输粮草先⾏，并且举⾏隆重的祭旗仪式。全军宣誓：“不怕艰难险阻，誓与敌⼈⾎战到底，收复祖国河⼭!”不到两年，清军收复新疆⼤部分地区，进军最后的伊犁时候，左宗棠随军带着⼀棺材，表⽰⾃⼰的⽣死荣辱置之度外，不收回伊犁，就不活着回来。可是朝庭权奸们怕事情闹⼤不好收场，下令召回左宗棠。1881年，出台《伊犁条约》。虽然收回伊犁，却失去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和北疆部分地区，还赔偿俄国九百万卢布，让西部地区对外通商。李鸿章不愧“宰相合肥天下瘦”，在1897年同沙俄⼜签订《中俄密约》，让俄国不费⼀枪⼀弹将东北三省纳⼊势⼒范围，期间私下获得1700万卢布的酬⾦。⾃此，中外历史⼜出现⼀道中国奇观，前线中国军⺠⽤鲜⾎⽣命换来的胜利，被朝庭的权奸葬送，还割地赔款、通商，交出主权。
新中国创建过程中，⽑泽东、朱德、周恩来是伟⼤的⾰命者，更是伟⼤的爱国者——历史上帝王尚且“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汉武帝)，接任者难道是⼀群胆⼩⿏辈?他们坚持⼤⼀统的地理政治，对万⾥疆域早作准备，⼨⼟必争，视为国家战略要地。新疆、内蒙，多沙漠⼽壁，远离中原，⽽且外族彪悍，骑兵可以⻓驱直⼊内地，曾出现多次武装割据;东北千⾥沃野，⽔肥⼟美，矿藏丰富，同⼀⻢平川的华北平原仅⼀关之隔;云南地势多⼭，易守难攻，作为桥头堡背靠⼤西南屏障，⾯朝东南诸国，远眺印度洋与南太平洋，可以通商获得外部的资源。近代，⼀些国家鸦⽚种植有增⽆减，再加上蒋残匪捣乱，不安定⻛险剧增。还在国内进⾏三⼤战役的决战中，⽑泽东和党中央即时派出解放军部队进⼊这些战略要地，既是战⽃队，⼜是⽣产队，⼯作队。1951年7⽉，朱德总司令借召开中华全国学⽣第15届代表⼤会，发出号召：“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学好本领，准备⼒量，参加建设我们这个伟⼤祖国，并为反对帝国主义新的战争计划，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和平建设⽽努⼒。”不久，动员数⼗万内地农⺠和城市⻘年学⽣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去，建功⽴业。到六十年代提出“⾼筑墙”“深挖洞”“⼴积粮”，仅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投资2052亿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等13个省区，建⽴以国防、航天为主的2000个⼤中型企业、铁路、电站和科研所，吸纳包括知⻘内的⼏百万⼈。1968年8⽉，苏修⼤军突然⼊侵捷克斯洛伐克，震惊世界，⽑泽东作出“可能⼤规模外敌侵犯中国的战争”判断，⼜迅速采取多种举措，包括将⿊⻰江、兰州、西藏、北京、⼴州、昆明、福州等地的国营农场改制为中国⼈⺠解放军⽣产建设兵国，新组建10多个建设兵团和2个农建师，其中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年成为可贵的兵源，为解放军正规部队储备了雄厚的“第⼆武装”。在当时通讯条件与交通条件不发达的情形下，兵团发挥保证国⼟安全的重要作⽤，功德⼤矣。1969年，珍宝岛武装冲突前后，亦农亦兵的知⻘成为苏修头疼的⼒量，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上述事实说明，安全是国家的第⼀要素，没有新中国的国⼟安全⽽谈其它，⽐如家庭利益、个⼈升学等，试问有何意义?我们认为万⾥边疆的发展安全，⼀是关乎到新中国的存亡兴衰，决⾮⼉戏。不能因为边疆遥远，艰苦和落后就拱⼿让给外敌;也不能因为边疆贫穷，就不去建设与发展，孤悬域外。经过30年的建设，万⾥边疆成为既是拼杀抗击外敌的前线，⼜是战略物质⽣产供应的后⽅，前所未有的坚固。在⽑泽东、周恩来、朱德⽼⼀辈⾰命家逝世后，发⽣1978年云南农场知⻘上访事件错综复杂，有下层因素，也有上层因素，喊出“我要回家”的⼝号，反映他们彼时彼地的诉求，有⼀定的原因和合理性。但是有的⼈就借这个⼝号全盘否定中国知识⻘年上⼭下乡的历史地位以及突出贡献，⽤⼀时的特殊性否定⻓期的合理性，其居⼼就叵测了。万⾥边疆的发展安全，取决于国家领导决策层，需谨防和识破像曾国藩、李鸿章⼀类的权奸，尽管他们道貌岸然，才⾼⼋⽃，巧⾆如簧，不乏吹⿎⼿，却是朝庭之⼤患，国家之⼤盗。
总⽽⾔之，1949年新中国客观存在的冷战环境与时局，⼤⽽弱的农业与⼩农结构，万⾥边防薄弱与分裂隐患这三个基本点，是中央领导层提出发展安全战略体系的基础和依据，也是知识⻘年上⼭下乡的主要动因。⽑泽东主席当时提出：“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为新中国的⻓⼦——第⼀代城乡知识⻘年必然是国家发展安全战略的承担者、参与者和实践者，有利于解决三个基本点所产⽣的问题与困难。因此，知⻘上⼭下乡的主要动因不是什么“城镇失业问题”“就业危机”。理由很清楚，当时中央⼏位有关负责同志已作了很好的回答。在1965年制定知⻘上⼭下乡战略决策时，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明确地指出：“真正⼴阔的天地在农村，并不是说这些⼈在城⾥我们养不起，赶下乡去，⽽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反修防修，防⽌和平演变，缩⼩差别。下乡不是消极的发展农业，不是抽象的。”农垦部副部⻓肖克在安置⼯作会议上作出总结性发⾔中也说：“不要把安置⼯作只看作城市过多的劳动⼒，⽽要看到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如何使⽤、调配劳动⼒的⼀件⼤事。现在，美国到处进⾏讹诈，主要有两个本钱，⼀是核武器，⼆是有200亿⽄粮⻝和7000万担棉花的所谓剩余农产品，知⻘上⼭下乡，不仅增强了农业战线的劳动⼤军，⽽且有利于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凡是可以放到乡村的就放到乡村。要发展⼯业，实⾏亦⼯亦农，将农业同⼯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状态逐渐消失。”
⼆、知⻘上⼭下乡战略决策的提出
1949年10⽉，中国完成新旧政权的交替，仅仅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结构，“这只是万⾥⻓征⾛完第⼀步”。旧社会留下了⼭多、⼟瘠、⽔缺，半原始⽣产⼯具和⽣活⽔平的遗产，并不就像“芝⿇开⻔”的神话故事那样，⼀声⻔响什么旧东西烟消云散，蓝天⽩云，绿⽔⻓流;⼀声⻔响⾼楼豪⻋，⾦银财宝光鲜灿烂，男⼥⼿指就给上⼀枚钻戒。旧中国的落后、贫穷、⼤⽽弱等三⼤沟壑依然横亘在脚下，各种陋习弊端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建设起点之低，世所罕⻅，⽽且每前进⼀步均存阻⼒，充满变数。东⽅古国砸碎半封建半殖⺠的枷锁，如何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安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是⼀个空前未有宏⼤复杂的现时课题。⽑泽东和中央决策层要从艰苦探索和反复权衡中，从⼀团团乱⿇中理出经纬，编织国家发展安全的战略决策链⽹络，决⾮易事，付出相当的⼼⾎代价。知⻘上⼭下乡战略决策乃是其中之⼀项，同新中国社会状况的三个基本点紧密相连。
（一）艰⾟探索，反复权衡
早在新中国成⽴前期，⽑泽东在⼀篇⽂章中坦陈：“中国经济落后，物资基础薄弱，使我们⾄今还处在⼀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把劲。”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盟领导⼈张澜感慨⽽⾔：“⾰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个经过⻓期战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是难上加难。”
1949年，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兴灾乐祸地预⾔：“中共政权在五年内没有推翻的可能，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使中共政权⼤⼤削弱，从⽽在新中国某个将来时候垮台准备条件。”
英国⾸相乔治·布思曾受到⽑泽东两次接⻅，他在回忆录⾥说：“我觉得他都是表达了⼀种经过深思熟虑和同事们进⾏磋商之后产⽣的看法。我感到他们是成夜成夜的坐在桌旁，把每个问题的正反两⽅⾯的意⻅辩论清楚。确实，⼀位官员曾对我说，中国领导⼈在⻓征期间就养成了夜间辩论的习惯，现在简直⽆法使他们改掉这个习惯。”⼜说：“每个⼈都充分了解到新情况。⽑泽东所关⼼的是确保8亿⼈，到本世纪末很可能达到10亿能有饭吃，不担⼼挨饿，并使他们的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度跟我谈，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从本⾝的⻆度去考虑，每个问题都必须通盘考虑。我们有了进步，但事实是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进步更快⼀些。”
1957年法国总理孚尔访问中国时，受到⽑泽东接⻅很⾼兴，他在《晚上会⻅⽑泽东》⼀⽂中写道：“他特地为我曾接⻅中国⻘年代表团亲⾃向我道谢。⽑泽东以抑制的感情谈起中国，流露出他的失望和信⼼。……‘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提起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是，没错，但⽐较起来，成绩还是很⼩……还有许多⼯作要做。”他稍微垂着头，好像是承受着命运的沉重⼒量。”这天晚上涉及许多话题，其中有法国农村合作社的作⽤与成效。
直到“⼀五”计划取得很⼤成绩时，⽑泽东主席坚持告诫：“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年和全国⼈⺠在⼏⼗年时间内，团结奋⽃，⽤⾃⼰的双⼿创造出⼀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给我们开辟了⼀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勤劳动。
（二）并⾮个⼈⾏为，全党共识
⽑泽东⽼⼀辈⾰命家从⻘年时代树⽴“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志向，凭借坎坷的⼤半辈⼦经历和各种各样的考验，他们对旧中国社会的深度与⼴度有深刻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处置经验，具备了经天纬地之才⼲。到1949年，当⾯临九百六⼗万平⽅公⾥和四万万五千万⼈⼝的农业⼤国，实施伟⼤的建设与改造时，在制定各项战略决策过程中，他们决不会仅从单⼀⻆度进⾏平⾯考量，⽽会从多⻆度进⾏⽴体考量。就像对⼀个辗转床第、病⼊沉疴的患者，⽼中医所开的⽅⼦，不可能仅⽤⼀⼆味药，⽽是多味中药的配伍，并随着患者的病情变化与⾝体条件，作及时的调整。知识⻘年上⼭下乡战略决策的来⻰去脉也正是这样的过程。⼀些精英(包括有的知⻘名⼈)以为率性提出似是⽽⾮的说法，就可以全盘驳倒与否定，是很浅薄可笑的。他们在⼈们眼⾥胜似“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头草。下⾯，我们和读者诸君回顾知⻘上⼭下乡战略形成的经过。
——1955年7⽉，李富春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农业⽣产供应全国⼈⺠的⻝粮，同时⽤农产品作原料的农业产品在⽬前⼜占全国总产值50%以上，⽽且进⼝⼯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要的外汇，⼤部份也是农产品换来的。因此，发展农业是保证⼯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他特别强调要积极地进⾏宜耕荒地的调查和勘察，要求“⼀五”实现3868万亩的开荒任务。
——1955年8⽉，借鉴苏联创建共⻘城的经验。当时伟⼤的邻邦呈现空前未有的热⽕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城镇团员纷纷带头奔赴哈萨克、阿尔泰、西伯利亚等地开荒建场，艰苦创业，⼀个个农垦区诞⽣。苏联团员⻘年们所表现出来的不怕牺牲、忘我奋⽃的英雄主义，以及翻天复地建设⼤农业的场景，极⼤冲击新中国的⻘年⼀代。团中央闻⻛⽽动，倡导和组织⼴⼤团员⻘年“向荒⼭、荒地、荒滩进军”，开发边疆，多打粮⻝。⾸都北京的团员⻘年率先成⽴第⼀⽀垦荒队，在⿊⻰江省萝北县创建“北京庄”。影响最⼤的是上海，从1955年到1961年就有4.1万⼈响应。他们当中职⼯⼦⼥占71%，城市贫⺠⼦⼥占3.5%，个体劳动和剥削阶级家庭出⾝⼦⼥19%。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起云涌，合作社总数开始就达60万个，年底猛增到190万个。⼊社的农⼾由全国的14.2%，猛增到63.3%。于是⼀个新的普遍性问题出现了，各地合作社缺会计、记分员及其他⽂化⼈。
“全国合作社，需要⼏百万⼈当会计，到哪⾥去找呢?”⽑泽东主席在《农业合作社的⼀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争》⼀⽂的按语作了回答：“其实⼈是有的，可以动员⼤批的⾼⼩毕业⽣和中学毕业⽣去做这个⼯作。”⼜在河南省郏县⼤李庄乡《在⼀个乡⾥进⾏合作化规划的经验》的按语中，⾼瞻远瞩的号召：“⼀切可以到农村中⼯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应当⾼兴地到那⾥去。农村是⼀个⼴阔的天地，在那⾥是可以⼤有作为的。”
周恩来总理早在建国前就提出：发展国⺠经济必须⾸先解决城乡关系和⼯农关系。新中国成⽴后，进⼀步提出，应当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经济计划。他在1956年《关于发展国⺠经济的第⼆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得很明确：“合理配置⽣产⼒，以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发展”。1960年他⼜提出了⽣产⼒合理配置的⽬标与⽅针：争取在全国六个⼤区基本建⽴具有不同⽔平、不同特点的经济体系;在经济体系的布局上，必须考虑到⼈⼝、劳动⼒、交通、⽣产与基建、⽣产资料与⽣活资料，灾区与⾮灾区等条件，分别轻重缓急，统⼀安排。”
1957年6⽉，周恩来总理在《政府⼯作报告》⾥阐明：“我们今后的教育⽅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体健康的劳动者。”“我们的中⼩学⽣毕业后，除了⼀⼩部分升学外，多数都应当参加⼯农业⽣产。”
1964年12⽉，周恩来总理强调⼀个观点与原则：知识分⼦劳动化，劳动⼈⺠知识化。
总之在周恩来的视野⾥，在新中国的⼤局和主要⽅向上发展国⺠经济是同⽣产⼒的合理配置结合，所谓“城镇就业”仅是⽣产⼒合理配置侧⾯上的问题之⼀。⼀些⼈将每年没有升学和招⼯的学⽣夸⼤为社会“就业危机”，导致上⼭下乡。这种强加于中央决策层的企图，⽽且哇啦哇啦批判⼀阵，当然是⾃不量⼒的拙劣。
——1957年2⽉18⽇，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沿京⼴线南下考察，往返⾏程4000多公⾥，召开各种会议45次。之前，⼀些⻘年学⽣不愿参加农业⽣产。对此，他反复阐述以下意⻅：1、解放后中⼩学都有较⼤发展，学⽣总量也较⼤幅度增⻓，但仍有⼀些⼈不能⼊学和升学。“这是正常现象，现在只能普及⼩学义务教育，还不能普及中学义务教育，所有⼩学毕业⽣进初中这个要求办不到。”2、全国现在进⾏精简下放，因此城市去不成，城⾥的还要下乡。3、要服从祖国需要。所谓就业，就是就农业，就⼿⼯业。这些⼈如果去参加劳动就是新型的农⺠，就是新中国第⼀代的有⽂化的新型农⺠。4、中国农村缺乏知识分⼦，很需要有⽂化的农⺠。将来统统都上⼤学，那是⼏百年以后的事。5、怕吃苦、年纪轻轻的不吃苦是成不了才的。12⽉，共⻘团中共第⼀书记胡耀邦在湖南作报告说：“⻘年们带头上⼭下乡，到劳动的⼤熔炉中锻炼成⻓。”
——1957年9⽉，党中央通过社会主义新农建设的纲领性⽂件《⼀九五六年到⼀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案》，其中第38条规定：城市的中、⼩学毕业的⻘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去参加农业⽣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事业。农业如果不发展，⼯业也不可能单独发展。
——1958年10⽉，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在中央国家机关的⼀次会上，号召全国⼴⼤⻘年，包括机关⻘年到西北和蒙古等地区去。这些地区占全国⼟地⾯积的50%—60%，地上地下的资源异常丰富，是祖国最⼤的宝藏。”“把这些地区的资源开发出来，建设成为祖国美丽的花园。”之后两年，已动员49.8万⼈参加农垦系统开荒建设，21万⼈在偏远的⼈⺠公社插队，28.9万⼈到当地⼯交战线，为战胜三年⾃然灾害的困难作出贡献。
——1962年10⽉16⽇——11⽉6⽇，国务院农林办公室遵照周恩来总理亲⾃签发的会议通知，⾸次召开国营农、林、牧、场安置家属⼤城市精简职⼯和⻘年学⽣汇报会。会上，⾸次将城镇知识⻘年下乡上⼭纳⼊国家安置计划，并有组织地实施。当时，将知识⻘年同城市精简职⼯列⼊同等对待。安置⽅式，拟定⾸先在国营农、林、牧、渔场采取顶替增补、扩建新建农场中实施。为加强这项⼯作的统⼀领导，周总理指⽰组建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组。
——1963年1⽉5⽇—17⽇，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组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中城市精简职⼯和学⽣的安置计划落实会议。经会议核定的计划是：全国农、林、牧、渔场共安置332640⼈。国营农场开荒119万亩，林场扩⼤造林和抚育改造次⽣林92万亩，扩⼤⽔产养殖⾯积124万亩。拟拨安置经费30714万元，并相应地安排了各项物资计划，⼒争1963年基本完成，1964年扫尾。会议报告中强调：安置对象必须坚持中央规定的条件，坚决执⾏国家财产制度，管好⽤好安置经费等。3⽉17⽇，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中城市精简职⼯和⻘年学⽣问题的补充通知》为完成332640⼈的安置任务，进⼀步明确将国家拿出的3.5亿元安置费专款分配到各⼤区农办掌握。
四川省在“⼀五”期间建⼀批国营农场，积累⼀些经验。凡是到农场的⻘年⼈，从⽂化⽣活到⽣产劳动，从政治思想到科学技术都得到培养锻炼。根据中央的部署拟招收城镇⻘年学⽣;⽽没有升学，就业岗位不多的情形下，城镇⻘年学⽣及家⻓较容易接受⾛国营农场这⼀安置途径，两⽅的阻⼒不⼤。招收标准是不要⽼弱病残、“四类”分⼦、盲流⼈员和劳改劳教⼈员。1963年，该省计划总数招7500⼈，实际国营农林渔场的⻘年学⽣⽐例达85%以上，⼈数达6972⼈，超过原⻘年学⽣计划数5450⼈。时任省⻓李⼤章在8⽉⼈代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产的要求出发，动员⼀切可以动员的⼈下乡下⼭，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的⽣产。这是安置城市劳动⼒的⽅向和⻓期⽅针，也是积极发展农业⽣产所需要的。”这⼀年四川省社会总产值，国⺠收⼊分别⽐上年增⻓11%和12.1%。主要⼯农业产品产量均⽐上年有较⼤增⻓，市场情况好转，物价趋缓。
对城镇学⽣⻘年的安置形式(途径)，⾄此中央和各省明确是到国营农林渔场安置。
——1963年6⽉29⽇—7⽉10⽇，中央安置领导⼩组，即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组召开会议，各⼤区城市精简职⼯和⻘年学⽣安置⼯作领导⼩组的组⻓参加，原定主要讨论国营农场的安置⼯作。会议结束前⼀天，周恩来总理提出调整安置⼯作⽅向和改变⼯作重点的问题。他要求各⼤区和省市⾃治区都要作⻓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计划。“今后安置的主要⽅向是插⼊⼈⺠公社⽣产队，其次是插⼊国营农牧林渔场，再次是扩建新建国营农林牧渔场，要求各级安置⼯作领导⼩组把插队统管起来。插队安置是⼀条好出路。到嘉兴去的每⼈给50元;到安徽去的每⼈给150元，这个经验可好啊!⼩平同志⼏年的理想实现了。”谭震林副总理也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平对于插队安置，想了很⻓时间了。“他说，⼀个队安置两个中学⽣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科学⽂化知识上起作⽤，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的。因此，应当向⼲部、⻘年学⽣和社员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路线的安置形式。我们的⽬的 是把城市多余的劳动⼒转向农村。”
8⽉19⽇，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这次会议的报告批⽰：“分散插⼊⼈⺠公社⽣产队，是今后安置城市下乡⼈员的主要形式”。
——1964年1⽉，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平在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对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原来决定城市知⻘能安置国营农林牧渔场的形式和做法，提出不同主张，强调“安置城市知识⻘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件⻓期的⼤事。”还掰⼿指头算出⼀笔国家划算的⼤账。其理由是“插队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这条路。”“结合治⼭治⽔、治碱，并同国⺠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做18年规划⻓了，搞个7年就可以了。邓⼩平表⽰同意。
读者诸君会发现：中央安置城镇⻘年学⽣的⼯作进⼊新的转折点：不在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是到⼈⺠公社⽣产队安置、放在第⼀位。1962年⾄1963年，下乡知⻘主要到农场，插队的只占6%。1964年就增到61%，这种趋势⼀直保持⼗年。1974年落实株州经验进⾏了调整。
——1964年8⽉，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谈到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时强调：“就是在农村⾥⾯办半农半读的学校，在⼯⼚⾥办半⼯半读的学校。农忙的时候种地，农闲的时候读书，或者⼀个星期做⼯，⼀个星期读书。”“如果说，下乡还可以读书，还可以升学。⼜种地，⼜升学，那他们就⾼兴了，这对动员城市⻘年下乡是有帮助的。只要他们下乡有地种⼜有书读，我看⼤多数⻘年是愿意去的。”
——早在延安时期，⽑泽东将从苏联回来、然⽽多年未⻅的⻓⼦⽑岸英送到农村经受锻炼，其时他并没有要求别的⼦⼥也这样做。新中国成⽴后，⼀直看到农村贫穷落后的严峻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存在问题，引起他的深思。1964年10⽉，⽑泽东主席在接⻅外国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现在的⻘年⼈没有知识了，没有⻅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所以说他们是吃蜜糖⻓⼤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孩现在下去了。我曾给我的孩⼦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年书，越读越蠢。”
——1965年2⽉，为总结《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参加农村社会主建设的决定(草案)》贯彻⼀年来的⼯作情况和部署今后的⼯作，中央安置城市下乡⻘年领导⼩组，召开安置⼯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听取两次汇报，并作了重要指⽰。与会代表，受到⽑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平总书记的接⻅。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安置领导⼩组《关于安置⼯作会议的报告》。
（三）战略决策，业已形成
1965年2⽉，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安置城市下乡⻘年安置⼯作会议期间作出五点⽅向性指⽰，其指⽰精神如下：
⼀是应当关怀后代，培养⾰命接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以⾄消灭三⼤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作。⼀定要⾼瞻远瞩，⻓期打算，孜孜不倦，使这条路⼦越来越宽。⼆是今年计划下乡安置54万⼈，在具体安排上要尽可能与建设稳产⾼产农⽥(4.5亿亩)⼤搞样板⽥相结合，同搞科学试验⽥和推⼴丰产经验结合起来。还要与国防建设、占领⼭头、下海下湖相结合;安置到国营农场的，主要放在新疆、⽢肃、宁夏、⿊⻰江等省区。三是国家关⼼、负责到底，要使下乡知⻘有政治、有经济、有⽂化、有军事这四项主要的精神⻝粮。对下乡⼈员，国家要尽指引、⽀援、帮助检查的责任。四是各地应即结合15年农业规划和⼀、⼆、三建设规划，着⼿编制15年安置规划，先搞出轮廓，以后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五是动员城市知识⻘年和闲散劳动⼒下乡上⼭，必须纳⼊城乡劳动⼒整体规划之中。为了加强劳动⼒的统⼀管理，中央请华东局指定江苏、⼭东、浙江、上海四省市试⾏成⽴劳动⼯资委员会，把城乡劳动⼒的调配和⼯资⼯作统⼀管理起来，积极试⾏半⼯半读、亦⼯亦农制度。现在不是动员城市⻘年下乡吗?如果说，下乡还可以读书，还可以升学，⼜种地、⼜升学，那他们就⾼兴了。这对动员城市⻘年下乡是有帮助的。我们这些⼈⾸先要把我们⾃⼰的⼦⼥养成既是体⼒劳动者，⼜是脑⼒劳动者，不让他出修正主义。
⾄此，我们认为上述周恩来总理五点⽅向性指⽰和4⽉22⽇中央安置领导⼩组《关于安置⼯作会议的报告》的精神，已经形成新中国知⻘上⼭下乡的战略决策，或者说是对知⻘上⼭下乡战略决策已有最完整、最深刻的概括，轮廓已清晰勾勒出了;既吸纳各位中央领导的真知灼⻅，⼜是解决新中国现实状况的三个基本点问题的良法，⽽且可操作性强。
当年知⻘上⼭下乡被称之“国家战略决策”是名符其实的。⼤凡每⼀个战略决策都具备共同的要素：1、“不谋万世，不⾜谋⼀时;不谋全局，不⾜谋⼀域。”古⼈的话就是强调⼀项真正的战略决策必须谋全局，谋⻓远，否则不配称“战略”⼀词的。任何战略决策，相关的规模与范围都涉及在列，既看到内部因素，还看到外部因素，进⾏系统性地权衡与思考。不是⽚⾯的，单⼀的，⽽是综合性思维结果。2、确⽴战略⽬标，⽆⽬标就⽆⽅向;决策服从于⽬标，受⽬标的制约。⽬标有⻓期、短期，可以协调各种⼒量⾏动。⽬标也是“进⾏曲”，⿎舞相关成员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他们各⾃状态中为实现共同⽬标进⾏创造性的思维和活动。3、从拟定的多个决策中筛选出来的，“当以利害较之”，即以趋利的原则，挑选出来的⼀个较优的决策;要⾏得通，得到⼤多数⼈的⽀持。4、实施过程有规划、有举措、有步骤、有应急⽅案、有错必纠。5、决策的各个要素互相联系，互相作⽤，形成了强⼤合⼒、推动决策⽬标尽快实现。
新中国知⻘上⼭下乡制定内容是符合上述战略决策原则及要求的，也具备战略决策的诸要素。我们从周总理的五点⽅向性指⽰和《关于安置⼯作会议的报告》的精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针对性很强，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化、国防，为解决新中国现实存在的贫穷、落后、⼤⽽弱三⼤沟壑⽽作出的战略决策之⼀，也充分说明中央领导层是多⻆度进⾏⽴体考量⽽作出的决断。战略要素包括远期⽬标，确保新中国的发展安全，⻓治久安;近期⽬标，解决城市没有升学和⼯作的学⽣就业问题，实⾏劳动⼒的合理布局。规划时间是1965年—1980年，即完成“三五”、“四五”和“五五”等三个“五年计划”之后，于1980年结束。
还制定⼀系列的举措，如哪些⼈不宜下乡，病退处理，住房⼝粮的标准;如动态管理(有上有下)、“⼚社挂钩”(株州经验)，以及对“分散插队，不⾛插场的路”，解决“⼲部⼦⼥⾛后⻔”、“农场迫害、奸污知⻘”等问题并及时纠正，得到⼴⼤知⻘及家⻓的拥护和⽀持。知⻘上⼭下乡是战略决策，更突出地表现在不仅仅是劳动部⻔的任务，其动员、布置和调整都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前期主体是中央安置领导⼩组负责，共⻘团中央、内务部、农村⼯作部，农林、农垦部⻔参与;后期主体是国务院知⻘上⼭下乡领导⼩组负责，有关部⻔参与，其级别和规格⾼于⼀般部委办局，具备权威性、全局性。
这就是说早在1968年“⽼三届”知⻘下乡之前，知⻘上⼭下乡的战略决策已经形成，贯彻实施的体制机制已经建⽴，⽽且也有百万知⻘奋战在第⼀线。前段时间，上演“云⻰井蛙，势不相⻅”的闹剧，⼀些名流精英(不乏个别知⻘)居然⿎噪“知⻘上⼭下乡是⽂⾰的产物应否定”，⽽且在媒体上传来传去，我们听了感到荒唐可笑，怎么当下中国会冒出历史知识等于零的如此笑料?!名流精英们也太聪明博学了!
从以上中央领导层讲话的详尽介绍和原汁原味的反映中，我们还得到⼀些明确的信息，清晰的印证。在制定知⻘上⼭下乡战略决策的过程⾥，各位中共领导有⾃⼰的特点，侧重点也有差异，但视野都属全局性、思维综合性，都涉及国家的发展安全和⻘年学⽣的成⻓，所谓上⼭下乡是“社会就业危机”、“失业问题”不符合不代表他们的想法与主张，为什么呢?
⼀是在他们战略视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失业”(斯⼤林)，⽑泽东主席在新中国初期也明确指出“全国六亿⼈⼝，我们统统管着”。每年全国新产⽣的200万劳动⼒，包括中学⽣在内属劳动⼒资源，建设的后备⼒量，要有计划按⽐例分配在各个⽣产部⻔，并且根据实际情况流动和变化。各部⻔、各⼯作没有贵贱⾼低之分，劳动⼯农都是国家的主⼈。
⼆是他们来⾃农村，有深厚的天然的感情，“⼈间⾟苦是三农”看得很清楚。他们所选择与信仰的⻢克思主义，决定他们将农村、农⺠和农业放在⾰命与建设的中⼼位置加以解决。
三是有的领导讲话涉及失业问题，但不是像西⽅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需要失业⼤军保持资本家的利润去对待，⽽且在他们的想法和主张中，失业仅是其中⼀个侧⾯，⼀个部⻔(劳动)的主要⽅向、主攻任务，但服从于新中国整体的发展安全和⻘少年成⻓的⼤局。
四是在实践中、客观事实上，新中国在深度上和⼴度上提供空前数量的⼯作岗位，不断新增的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泽东等⽼一辈领导逝世前已吸纳上千万知⻘⼯作，即使后来上⼭下乡⼯作被结束，依然吸纳⼤多数“返城”的农场知⻘以及下乡知⻘。我1964年⾼中毕业于云南省“红旗中学”昆⼋中，当时昆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较充裕，⼤家放弃升学考试报名下乡，思考最多的是响应党的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谁也没有找个⼯作就业的想法，有⼀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豪感。在安宁县插队期间，本村、本公社不时有农村初中⽣调出⼯作，⼤家起始有点纳闷。当听了带队⼲部讲过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期望之后，⽆不释然，更有⼼劲地搞好⼯作。事实上，后来不断有知⻘调出，到1971年悉数调往各条战线⼯作。
五是始于1955年的上⼭下乡运动，由于是国家主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进⾏，到1980年前都有其必然性和连续性。⽂⾰初的“⽼三届知⻘”达458万，虽带有⼀定的特殊性，三年的按部就班变成⼀年解决带来困难，但也不是什么耸⼈听闻的“就业危机”。仍然可以按照每年新产⽣的劳动⼒的空间重新加以妥善安排，作为社会主义⼤国具备这种能⼒和空间的。主要动因仍然是国家的发展安全和⻘年学⽣成⻓的需要。早在1965年中央决策者之⼀、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就说过：“并不是说这些⼈在城⾥我们养不起，赶下乡”。到1968年，⼜有4年国家发展的承受⼒与经济⼒，当然有条件消化这458万知⻘。另外，这⾥提个醒的是在知⻘上⼭下乡同期，从农村调⾛的⻘年上千万⼈，⼏乎同全国下乡上⼭的知⻘⼈数相当，合理调配⽼三届知⻘也是可以做到的。像⼭西等省市因地制宜安排⽼三届在城市⼯作，没有下乡。同⼭西等省市条件相似的全国不会少，也可以安排⼯作。这些省市为什么动员“⽼三届”上⼭下乡呢?多数是出于响应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按原定的15年规划继续执⾏。总之同“就业危机”⽆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这⾥，后⾯还要⽤数据证明。
三、新中国⼀份出⾊的成绩单
对⼀项战略决策好与坏的评价，还有⼀把重要的尺⼦，实施决策的效果，以及预定⽬标和任务的完成。知⻘上⼭下乡战略决策实施的情况怎样呢?恩格斯曾说过：“历史的进程不是由某种单⼀的⼒量所决定的，⽽是由⼀个平⾏四边形的多种⼒量所构成的合⼒决定的。“
新中国成⽴后，⽑泽东和党中央针对社会现实三基本点的状况，制定了⼀系列的战略决策，诸如戍边屯粮、合作化、⼈⺠公社与4级农科⽹、⼯业化与国有企业、农业学⼤寨、社队企业，以及知⻘上⼭下乡、三线建设、计划⽣育等，形成新中国的战略决策体系，或者互相影响的战略决策链和⻮轮，组成协调运转的庞⼤机器，不断产⽣⼀股强劲的“合⼒”推动整个国家在发展安全的轨道上胜利前进——祖国“⼀穷⼆⽩”的⾯貌得到了多层次多侧⾯地改造，到⽑泽东⽼⼀辈战略家逝世时，⼀个令⼈⾃豪、受世界各国尊重的新中国巍然屹⽴于亚洲。战略决策体系产⽣的作⽤与效果，不仅保存于全国各地浩瀚的档案与影像资料，呈现于全国各地难以统计的各项⼯程上，其中许多⼯程⾄今收益，更留在亿万中国⼈及外国⼈的⼤脑记忆中，每有谈及⽆不激动地津津乐道“⻛景这边独好”。
现在⼀些⼈在杜撰种种似是⽽⾮的新论，颠倒是⾮，加以贬低与否定;⼀些⼈“⼀叶蔽⽬，不⻅太⼭;两⾖塞⽿，不闻雷霆”，本⽂写⾄这⾥真的不能就划句号，浑⽔是可以澄清的。
（一）关于“⾯”上的实施成效
中国的事要西⽅⼈说了才算之⻛不知何时刮起，现在进⼊佳景。新中国包括知⻘上⼭下乡在内的战略决策的作⽤与效果，开国领袖⽑泽东和亿万军⺠奋⽃的成绩如何，也听听西⽅⼈，尤其地球另⼀端的美国⼈之说，倒是⼀个有趣的话题，这⾥不妨试⼀下，会不会正中国内“带路党”的下怀?
早在上世纪，西⽅的政界与学界就流⾏如下评价——“中国依靠仅占全世界可耕地7%的⼟地上的产品，来养活⼏乎占全世界四分之⼀的⼈⼝。这⽆论如何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是⼈类社会的⼀项奇迹。“(王景伦《美国学者论中国》)。
美国的中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珀⾦斯，密执安⼤学中国研究中⼼负责⼈艾克斯坦，激进派李⽪特等，提供数据说明：“新中国”20多年农业总产值的增⻓率2.2%，与此同时，粮⻝产量的增⻓缓慢些，约2%(笔者注应该是3%)，⾼于同期的⼈⼝增⻓率，使得中国产粮量从1949年的11100万吨，增加到1977年，这个增⻓率的28500万吨”“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些国家历史上的农业发展情况来看，中华⼈⺠共和国成⽴以后到七⼗年代，是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较辉煌的时期”。珀⾦斯经过⽐较研究后指出：“中华⼈⺠共和国的农业增⻓率⾄少是中华⺠国的两倍。”“他们认为⽇本和丹⻨战前的农业增⻓速度并不⽐中国1952年后的增⻓速度快”。《中国的农业⽣产》作者享利进⼀步指出：“中国在七⼗年耕种⾯积⼤约与五⼗年代中期相等，因此在中华⼈⺠共和国成⽴之后的20年内，粮⻝产量的增⻓，重要是由于提⾼单位⾯积产量和农业耕作的集约成度，⽽这⼜是依靠治⽔的改进和早熟，⾼产的种籽的采⽤。中国对⼤⽶和⼩⻨培育计划已⼗分成功，从⽽提⾼了单位⾯积的产量”。
美国学者研究所得出这些结论，可能不精准，但看得出由于是科学精神的洗炼与客观求真的考察，⼤体符合和反映新中国朝⽓蓬勃的现实，五亿农⺠和2千万知⻘带着急进之势的历史图景。作为战略决策的实践者、⻅证者，我们是知道的，还有像“粮⻝产量跃居世界第⼆位，棉花产量居世界第三位，棉纱产量居世界第⼀位”，“⼈⺠公社解决吃饭问题，1976年⼈均615⽄，1978年637⽄，1979年684⽄”等等，同美国众多学者的论证结论相辉映。
美国学者亨利在《中国的农业⽣产》书中明确指出：“七⼗年代，中国耕地的灌溉⾯积已经近⼀半，⽽当时美国、苏联和⼤多数欧洲国还不到10%”。旱涝保收的⾯7亿亩左右，居世界第⼀位。另⼀位经济学家亚历⼭⼤·阿克斯坦，特别佩服⼈⺠公社的农⽥基本建设，“改变了中国整个农村的地理景象。”“应⽤适合的⼈⼒、物⼒、农业肥料、改良的种⼦组合，建起⾼产⽥、稳产⽥，这样建设起来的农业才使中国丰⾐⾜⻝。”世界银⾏出经费请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托⻢斯·若斯基进⾏调查研究，撰写《中国经济成⻓与就业》，该书指出：农⺠的年⼯作⽇：“平均从1950年代中期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250天，增加1倍以上”。我们安宁五百多位知⻘在1964年—1971年农闲时间很少，前期参加⽔库沟渠道河的⽔利建设，后期参加⽥园化、平整⼟地和机械化的建设，以及⼩春⼤⾰命的热潮，正是⼴⼤农⺠与知⻘⽤锄头+⼯分，⼀辈⼦⼲两辈⼦的活，安宁县同全国⼀块取得粮⻝丰产和⼯副业发展的业绩，⾄今回忆历历在⽬。现在，国内所谓的经济学家、学者能有⼏个⼈调查并记录下来，他们除了吃喝玩乐外，就是翻书本说瞎话，在主席台上指⿅为⻢!
（二）关于“点”上的实施成效
2009年，⼈⺠⽇报出版社靳建疆为责任编辑在《中国知⻘上⼭下乡始未》选列⼀张的附表，介绍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上⼭下乡⼈数的统计表，并在他主编的《中国知⻘上⼭下乡图集》中绘制⼀幅中国知⻘分布图，全⾯反映各省知⻘共计1776.48万⼈，其中农村插队1282.21万⼈，农场分布494.27万⼈(国营农场291.19万⼈，集体场队203.08万)。总分布特点是农村的⾯⼴，农场的点多，我们认为各⾃都为新中国作出巨⼤的贡献。
现在接着介绍“点”上，即东北的北⼤荒、新疆和云南三个战略要地的实施情况。
哥伦⽐亚⼤学的托⻢斯·伯恩期坦在他的⼒作《上⼭下乡——⼀个美国⼈眼中的中国知⻘运动》中，点赞得很中肯：“将城市⻘年送到农村去可望为解决中国最⼤的问题，即对乡村的发展做出贡献……促进农村的变化。城市⻘年到边远⼈烟稀少的边疆地区去，或许也能对国家的⺠族融合起到重要作⽤”。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东北的北⼤荒、新疆和云南三个点，虽处边疆地带相隔千⾥，由于国营属性的农场优势，⼆、三百万知⻘的群体作⽤与成就更集中更⼤，当地之资源潜⼒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国防实⼒和⺠族融合得到空前的增强。古代的铁铸巨⿍为何稳固且坚挺，其三⾜使然也。新中国千钧⼤⿍，早在上世纪七⼗年代巍然屹⽴，同这三个战略要津隔地⽣辉密切相关。
新中国初始，东北的北⼤荒、新疆和云南⾯临的问题都是共同的——⼈烟稀少，交通梗阻，⽣产低下，⽣活贫困，蒋残匪和不法资本家兴⻛作浪，涉外的分裂势⼒蠢蠢欲动，但是物质资源的潜⼒深⼴，国家⼤⻔的战略价值⾮同⼀般。
⾸先说地处祖国⼤西南的云南省。全国30多个省、⾃治区⾥，仅邻⾚道的亚热带的⼤省，⼜有“亚洲⽔塔”的优势，可以开发诸多国家紧缺的战略物资——如橡㬵。当时作为四⼤⼯业原料之⼀的橡㬵⽣产，在国内⼏乎是空⽩，西⽅将其列为重点封锁的物资，不得进⼝。橡㬵籽种稀奇得⼏乎⽤⻩⾦购买。这是第⼀⼤困难。北纬17度以北地区不能种植像㬵，在各种教科书⽩纸落⿊字写明的。对这个⾃然地理的限制，西⽅国家不掩饰兴灾乐祸之意。这是第⼆⼤困难。1951年，⽑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更⽣创建发展橡㬵基地，要云南达到200万亩。同年9⽉解放军指战员五千⼈就建设10个军垦农场。“赴农场效命屯垦，执⼲⼽仍卫社稷”。著名的植物学家蔡希陶、苏联专家进⾏实地调查。次年引种和育苗迅速开展，期间蒋残匪窜⼊杀害⼲部、⼤学⽣、林场⼯⼈三位。1955年，昆明⻘年志愿队赴边疆⼤⼒创办国营农场。⼤跃进三年，接受复员转业官兵和下放⼲部8千多⼈，湖南⽀边1万多⼈，共七、⼋万职⼯开荒种地橡㬵14万亩，其中的1959年已开割投产。1961年1⽉，农场出动2千多⺠兵配合部队，肃清中缅边境的蒋残匪，为两国勘界扫除障碍。
1968年2⽉8⽇，55位北京知⻘在周总理的⽀持下开赴西双版纳，他们在给总理的报告中写道：“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给世界⼈⺠争⽓，我们⾃愿到云南边疆，做⼀名普通的农垦战⼠，为祖国的橡㬵事业贡献⾃⼰的毕⽣精⼒。”⾸都中学红代会就此向全市红卫兵倡仪：“⽴下⾰命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1970年，成⽴中国⼈⺠解放军云南⽣产建设兵团，接纳来⾃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城市10万知识⻘年。1971年4⽉成功发射第⼀颗⼈造卫星，全国农垦传遍⼀个喜讯，“云南农垦的㬵送中国卫星上天”!
1994年，昔⽇的“蛮荒之野”“瘴疬之地”已建成39个国营农场，平均亩产120公⽄，⾯积2000多平⽅公⾥，⾼于东南国家，居全国⾸位。种植⾯积扩展到北纬18℃—24℃地区，居世界第四位，年产⼲㬵居世界第五位，创造“⼤⾯积㬵树北移成功和单位⾯积产量领先的双重奇迹”，形成全国南㬵北⾖的经济优势。⾃此斐声世界，为新中国争得骄傲。另外帮助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挝搞替代种植，不仅发展经济，确保和谐与发展。早在1988年，西双版纳东⻛农场耗资数⼗万元，在场部筑建⼀座拓荒纪念碑，坚实的基座上塑着⾝材魁梧的转业军⼈、⽀边农⺠和知识⻘年的雕像。农垦⼀位作家郜宁校，撰⽂道出⼴⼤农场职⼯的⼼声：“农场在诅咒声中为逃亡者塑起了⼀座⾼⼤的丰碑——他们从不抹杀知⻘艰苦奋⽃为开拓边疆建设边疆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从不认为知⻘⼗年是毫⽆价值的抛撒和⽆⾜轻重的浪费。不管他们是怎么来的，还是怎么⾛的，不管他们该不该来，还是该不该⾛，他们毕竟在这⾥扎扎实实⽣活过”。“他们中的姣姣者⾛上农场各级的领导岗位，勤奋好学的跨进农场教师和医务⼯作者的⾏列。⽽在最基层的知⻘更是⽤他们的⾎和汗浇灌着万顷㬵林千亩良⽥。他们带来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化有形⽆形地影响着闭塞落后的边疆⼀天天开化进步，发⽣巨变。所有这⼀切，边疆各⺠族永远不会忘记，农场职⼯更是铭刻在⼼”。
再看⼤西北的新疆。在世界最⼲旱的地区中，新疆赫然在列。⾯对三⼤战役的胜利，美国驻迪化(乌鲁⽊⻬领事馆)副领事在黯然离开时，曾丢下⼀句狠话：“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会看到他们⼀个个渴死饿死，葬⾝于⻩沙旷野之中”!同王震⼀样，某部六师师⻓张仲瀚也是主动请缨进疆的。在延安时，他参加京剧《四进⼠》的演出让⽑泽东看了赞不绝⼝。进疆时，他写了⼀⾸诗：“雄兵⼗万到天⼭，且守边疆且屯⽥。塞上江南⼀样好，何须不⼊⽟⻔关”。对部下兴致勃勃地说：“别⼩看焉耆这个地⽅，曾经是左宗棠屯兵的地⽅，这⾥的开来渠就是他部下开发的。但我们的⽓派要⽐左宗棠更⽕。左公⾛后留下杨柳三千棵，让世⼈赞叹，“引得春⻛度⽟关”。我们要栽它⼀万棵，要“留住春⻛绿边疆”。1949年底，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祖昌⾯对蒋残匪叛及乱和地⽅粮商资本家乘机抬⾼粮价的局势，每⽉要⽤⻜机从北京专运⼀趟银元购买粮⻝，供给部队。周总理指⽰：“靠别⼈吃饭，⾃⼰不⽣产粮⻝是不⾏的。”于是，11万指战员在天⼭南北开展⼤⽣产运动，还从苏联购买棉籽种植。1950年——1952年，开荒162万亩，产量过亿公⽄，棉花300多万公⽄，油料500万公⽄，实现部队⾃给，将剩余油粮⽀援奇台、吐鲁番等地，投放市场，打击奸商投机倒把。
1954年11⽉，上海⾸批520位知⻘落⼾到新疆。其中第三⼥中徐胜男慷慨陈辞：“如果谁都不愿到西北去发掘富饶的宝藏，社会主义怎么会来呢?我是共⻘团员，我应该去。”1958—1960年，在党的总路线和⼤跃进的形势下，兵团开发的是南疆的塔⾥⽊河流域和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伊犁、阿勒泰、博乐、塔城、奇台等地区也有新的开发，累计开荒造⽥855万亩，相当于过去8年的186%。新建⽔库18座，引⽔渠道58条，实增灌溉⾯积591万亩，耕地⾯积从1957年的337万亩，增到1035万亩，农场由59个增加到166个，从⽽奠定了兵团事业的规模和战略布局。仅其中的莫索湾⽚营造林带3.3万亩，⽣产粮⻝9847万公⽄，⽪棉262万公⽄，实现利润305万元。将军陶峙岳即兴赋诗：“红旗遍及莫索湾，⼤地茫茫⼀⼿翻。唤起千年沉睡梦，永葆⻘春在⼈间”。玛纳斯河流域开发棉⽥82万亩，亩产籽棉158.4公⽄，展⽰国营农场的强⼤威⼒，引起许多省市的重视和邀请。农7师刘学佛和其他植棉⾼⼿分4个组，到河南、河北、江苏、⽢肃等省推⼴种植经验。农业部组织13个省及华北、华东、西北的农科所技术⼲部来农七师、农⼋师学习考察半年之久，还撰写经验总结。江苏、安徽、⼭东、⽢肃、⻘海、宁夏等省也来参加学习。从此，沙漠变绿洲，“千⾥荒原虎狼吟，园梦境地铺⻩⾦。”
在三年⾃然灾害困难时期，兵团调出粮⻝五百万⽄，⽀援河北、河南、⼭东等省。当时⼏个主要垦区调往全国的粮⻝共119亿⽄，还安置关内的盲流21万⼈，主动分担国家的困难。
1960年，兵团基建办主任申⽟昆率领22位技术⻣⼲参加援助越南专家组，为该国先后新建8个农场，以及供电⼚、⽔⼚，轧花⼚⼀批企业。从此兵团的⾜迹，踏遍索⻢⾥、坦桑尼亚、巴基斯坦等国的⼭⼭⽔⽔。
1962年5⽉，新疆爆发“伊塔事件”。受外国分裂势⼒挑拨6.7万边⺠外逃，有的县只剩⼏百⼈。兵团边劝阻边抢收⻨⽥，寻常失散的牲畜。组织⼒量在外逃地区代耕、代牧、代管，尽量减少边⺠的损失，周总理闻讯⼗分称赞。期间，兵团在边境新办58个农场，耕地316万亩，在2000公⾥的范围⾥，设置纵深10-30公⾥的农耕带。另外控制9个重点地段，形成屯垦戌边的国防屏障。仅农九师就先后抓捕17个苏修特务和外逃分⼦70多⼈，对苏修蚕⻝领⼟的⾏为作上百次的⽃争。
1964年，上海⼥知⻘杨永清写下⾎书：“冲破万重关，创业在新疆。⼀⼼为⾰命，誓死头不回。”偷偷拿⾛⼾⼝册去报到。次年7⽉，周总理、陈毅外⻓出国访问，经过新疆专程到⽯河子看望他们，寄以很⼤的期望：“⼀个⼈出⾝不由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这⾥是⼤学嘛，是劳动⼤学。”在这些“开路先锋”的带动下，到1966年，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江苏赴新疆的知⻘已达12万⼈。
1965年7⽉，军委副主席贺⻰来视察，得知兵团组建466个值班连，拥有炮兵、坦克、骑兵、机枪等兵种，⾼兴地说：“你们⺠兵⼀旦有事就是野战部队!”到⽂⾰前，在新疆已营建⼤型农牧渔场158个，⽔库35座，⼯矿企业297个，商业⽹点1836个，⼤学3所，中⼩学1264所，共1485万⼈。粮⻝、棉花和甜菜总产量分别达到⾃治区21%、31%、90%。⼀批现代化城市的雏型开始涌现。
东北的北⼤荒⾯积2亿亩左右，同美国的密西西⽐河，苏联的第聂⽐河并列，誉称“世界三⼤⿊⼟带”。，历史上称“⻰兴之所”，⽔量丰沛，⼟质肥沃，⼀⻢平川，宜于机械化电⽓化集约化⼤规模的开发。美国19世纪开发1.8亿亩，⽣产粮⻝养活美国⼈，称雄世界。苏联继⽽开发3亿亩成为著名的乌克兰粮仓，有⼒⽀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的胜利。北⼤荒，在中国最古⽼的古籍《⼭河经》中就有记载。1947年春，正进⾏解放战争的⼈⺠解放军在尚志县创办松花江国营第⼀农场。拖位机的轰鸣声，拉开全国国营农场开拓的序幕。接着，新解放区宁安、赵光，兴凯等地相继开办农场。在王震司令员的领导下，11万官兵艰苦奋⽃、开垦荒地1000多万亩，同时抢建密⼭——虎林铁路，两个⽉胜利竣⼯。
1955年，北京⾸批⻘年⾃愿垦荒队奔赴萝北县，创建“北京庄”。天津知⻘创建“天津庄”。1958年，⼗万复转军⼈响应党中央号召，奔赴北⼤荒“屯垦戌边”。中南海⽂⼯团有20多位男⼥团员⾃愿报名获准，⽑泽东主席⾼兴地在春藕斋同他们壮别，赠送亲笔题词的照⽚，⿎励他们“⽆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保持⾰命乐观主义精神”。出征的⼤军中，有百位⽼红军、战⽃英雄、将军，各兵种的⾼级将官，重点院校的毕业⽣，仅德、法、俄、西班⽛、拉丁⽂的翻译已上千⼈。
在各⾏业⽀援北⼤荒建设的农垦⼤军中，有20万⽀边农⺠，54万城市知⻘，10万⼤中专毕业⽣，5万⼈献出宝贵的⽣命。经过⼏⼗年的艰苦奋⽃，终于建成中国最⼤最安全的战略预备粮基地，集卫星定位、⾃动导航、精度播种、变量施肥于⼀体，⼀次可完成⽥间作业;机械化率96%的深耕，浅翻、整地、播种、平墒、镇压达6项。到2010年粮⻝产量360亿⽄，上交国家商品粮330亿⽄，承担全国调剂粮⻝三分之⼀以上。不管是“三年⾃然灾害困难”时期，还是上世纪⼋⼗年代物价⻜涨，2003年的⾮典猖獗时期，成为共和国“靠得住，调得动，能应对的中华⼤粮仓”，充分发挥分⽥单⼲⼩农经济⽆法⽐拟的功能。同期，“北⼤荒”迈开⼤农业的双脚，同地⽅共建农机合作社23个，跨区作业2千万公顷以上。还热⼼肠帮助俄罗斯、朝鲜、巴西、菲律宾、美国等42个国家，设办113个境外企业和项⽬，为中国⼈赢得世界性的声誉。
四、并⾮题外话
1965年2⽉，周恩来总理关于五点⽅向性的指⽰中明确要求：“国家关⼼，负责到底”“结合15年农业规划和⼀、⼆、三线建设规划，着⼿编制15年安置规划”。于是各省纷纷⾏动起来，编制了《1965-1980年的知⻘上⼭下乡规划》。各地上报的表格，客观反映和印证当时已调查并预测未来15年各年的中学毕业⽣，即将产⽣的新劳动⼒数量状况，成为各省领导层作决策时基础与依据。这种前瞻性的计划，可以做到胸中有数，早作准备，避受⻅⼦打⼦的被动性。由此也充分说明，各地知识⻘年上⼭下乡，不是迫于爆发失业危机失业的压⼒，才匆忙进⾏安置。⽽是政府主导，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知⻘上⼭下乡⼯作，井然有序。
更让⼈叹服的是，当时制定未来15年的规划表上标明到1980截⽌，为⼀个历史节点。这个预测性的历史节点为何是1980年，⽽不是其他年呢?其原因，⼀⽅⾯是旧社会遗留下的⼭多、⼟脊、缺⽔、半原始的⽣产⼯具和⽣活⽔平的改造，起步时间不⻓，⼴⼤农⺠⾃⾝的⼩⽣产弱点和基层⼲部⽔平参差不⻬，组织起来⾛共同富裕道路的新⽣活⽅式是第⼀次探索。任重道远，必然是⼀个艰巨⽽复杂的实践过程，不可能速战速决，到1980年或能有眉⽬。另⼀⽅⾯是计划⽣育政策认真落实，新产⽣的劳动⼒⽇渐减，⽂教事业的发展⼊学的⼤中专学⽣⽇渐增加，更重要的是随着第三、四、五个“五年计划”及“三线”建设完成，到1980年新中国发展安全提升更⾼⽔平，其深度⼴度可提供更多的新⾏业和千万计的就业岗位。前者减少就业数的幅度增⼤，后者就业岗位幅度增多，两者结合，知⻘上⼭下乡⽇⻅减少的趋势，到1980年必然成为⼀个历史的节点。
后来的历史事实，对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15年规划和预测，已作了正⾯的回答。同时证明知⻘上⼭下乡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同主观盲⽬决策不沾边。后来的社会事态的发展，也是1980年知⻘上⼭下乡宣告结束，这同周总理的预测时间刚好“巧合”吗?这种巧合有其必然性，不是什么意外或偶然。随着全国经济和社会的逐步好转，到1979年仅是公有制企业增加到35.5万个，其中全⺠所有制企业8.4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27.1万个，在⽑泽东逝世前接纳上千万知⻘返城，逝世后有600万返城。
这⾥引⽤⼭西知⻘刘晋英退休之后付出三五年的⼼⾎所写出的书中的⼀段话，请阅：“1967年⾄1976年的⼗年间，全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均增⻓率为6.8。特别是1969年后，国内⽣产总值呈持续上升趋势，⽽实际情况是从1966年到1977年，全⺠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共新增3915万⼈。到1980年，全国职⼯⼈数达到9967万⼈，(其中全⺠和集体企业分别是7693万、2274万)，⽐1966年增⻓70%。这既是从1970到1978年全国之所以从下乡知⻘中招⼯680万⼈的主要原因，也是1979年后在较短时间将其余640多万知⻘在城镇安排的重要基础条件”。
返城的⼤多数知⻘进⼊公有制企业，城市展开热情的双臂欢迎他们。四川省最早提出接纳“云南农场知⻘罢⼯⻛波”中的四川知⻘，此举很有代表性。其实四川省上⼭下乡知⻘的规模，早在1971年有开始缩⼩的趋势。从中发(1973)30号⽂件下达后，四川省根据当时本省经济发展的情况，已逐步调整政策，使知⻘留城⾯从百分之⼏提⾼到20%以上，同时还在知⻘中招⼯、招⽣和招兵、数量可观。时任省委书记杜⼼源在1978年明确指出：“城市知⻘下与不下，下多下少，要根据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模和国⺠经济增⻓情况来确定。随着四川⼯农业⽣产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实现，今后知⻘上⼭下乡的⼈数将⼤⼤减少”。历史事实也是这样发展，四川省同全国⼀样，经过第四、五两个“五年计划”，⼯农业实体经济有较⼤发展，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接纳返城知⻘数⽇趋增加。仅1977—1978年两年从知⻘中招⼯30万⼈，还不包括招⽣、征兵、提⼲近10万⼈。所以四川省当年率先表态是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有其必然性。反之谁也不敢表态，就是表态了也⽆法落实。这⼜从另⼀个侧⾯证明知⻘上⼭下乡战略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不是“空中楼阁”。这点，只要通过四川省社科院副院⻓孙成⺠著作《四川知⻘史》中所提供当时⼀张城镇劳动就业统计表就⼀⽬了然。1977年—1981年五年时间，只有5万⼈当个体⼾，只是就业于公有制企业(国有、集体)195万⼈的零头。
⽑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所制定的知⻘上⼭下乡战略决策经历各种震荡与波折，接受最严重的考验，同时产⽣巨⼤的能量与威⼒，同其他战略决策⼀块将新中国的发展安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度。这就是本⽂的结论。后来发⽣诸多怪事，读者诸君⽿闻⽬睹，“鸡豚嚾嗷，即夺钟⿎之⾳，云霞充咽、则夺⽇⽉之明”。⾬果是⼗九世纪法国的⼤作家，经历丰富，⻅解深透，声誉卓著。他曾说⼀句名⾔：“悲剧都是以巨⼈开始，侏儒来结束。”现在我们总结新中国战略决策的利弊得失，坚持科学的精神，拒绝跟⻛，更不能充当侏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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