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武器，可以根据不同种族或群体的基因特征进行选择性杀伤，因此又被称作“种族武器”或“人种炸弹”；以食品、药物、疫苗甚至是经过改造的病毒等形式，用于群体感染、人种灭绝等。
基因武器在施用过程中还能作用于具有遗传性质的DNA，改变特定群体的遗传基因，对其造成持久性伤害，这将深刻影响一个族群、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安全、存续与长远发展，而前代生物武器皆未曾企及此般伤害水平 。
当基因编辑技术与生物武器对接、开辟新域战场之时，无论未来战事如何发展，筑牢防范基因武器的安全之墙，都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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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基因编辑“武器化”
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预言，“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这个预言，长久以来已不断被各种颠覆性技术引发的军事变革所证实。如今看来，基因技术也不会例外。
基因，又称遗传因子，由DNA和蛋白质组成，是产生一条多肽链或功能RNA所需的全部核苷酸序列。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决定了人的肤色、头发、眼睛、身高等生理特征，存储着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
基因编辑技术，则是以改变基因序列为目的，实现定点突变、插入或敲除的技术。借助该技术，人类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对目标基因进行“编辑”，有目的地删除或加入DNA片段，从而影响其功能或表型。
从医学上讲，基因编辑技术将能够治愈许多疾病并延长人们的生命。比如，被称为“生物导弹”的分子靶向治疗技术，就是在分子水平上针对特定致癌位点设计治疗药物，使肿瘤细胞特异性死亡，而不影响正常细胞。然而，这一技术原理，正被一些国家应用于军事领域——针对不同种族或群体的特异性基因，研制具有“选择性杀伤”功能的基因武器。这类武器以食品、药物、疫苗甚至是经过改造的病毒等形式，用于群体感染、人种灭绝等。
人们在美国纽约一处疫苗接种点进行手部消毒（2022年7月30日摄）郭克摄/ 本刊
近年来，一些军事大国置《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不顾，纷纷制定了研制基因武器的相关计划。2020年，加拿大智库“全球研究”发表了拉里·罗曼诺夫的署名文章《生物武器：实用而及时的事实概述》。文章称，美国政府及教育、卫生等机构几十年来对生物战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关注“种族特异性病毒”。有报道说，马里兰州的美国军事医学研究所实际上就是基因武器研究中心。那里的研究人员已经研制出一些具有实战价值的基因武器，成功地将具有抗四环素作用的大肠杆菌基因与具有抗青霉素作用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基因进行了拼接，再把拼接的基因引入大肠杆菌中，培养出了具有抗上述两种杀菌素特性的新大肠杆菌。还有报道称，英国政府下属的化学及生物防疫中心运用基因工程技术研究了“转基因超级病毒”。根据俄罗斯的最新研究，世界上约有10至15个国家已经制定或正在制定基因与生物战计划。
纵观历史，在人类文明走向繁荣的每一个脚印里，都镌刻着生物技术留给我们的启迪。生物界，也是军事技术无穷无尽的灵感来源，在多次系统性的军事革命中，甚至在诸多微小的军事技术进步中，生物技术都没有缺席。
站在生物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审视明天，基因编辑技术“武器化”已成为大国竞争乃至未来战争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
与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可能导致相互毁灭相比，生物科技强国发起的“基因战争”可以实现对对手的“降维打击”和“单向杀戮”，而且，这种战争形式杀伤力更大、隐蔽性更强、成本更低。因此，美国情报界两次将基因编辑技术列入“大规模杀伤性与扩散性武器”威胁清单。美国在其发布的战略主导文件《保障国家安全的突破性技术》中，将“生物技术的可控利用”列为未来四大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并将生物科技确立为未来军事革命的战略制高点。
站在今天讨论明天的战争，是着眼于人类安全与和平的未雨绸缪。
2017年，美国军队采集俄罗斯人RNA和滑膜液样本一事曾引发轰动，人们对基因武器的担忧陡然升温——这种“改写生命密码的武器”，就如同潘多拉之盒，一旦开启必然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今天，只有预先谋划，铸好安全盾牌，守护好我国的人种基因资源，才能有力有效化解未来的风险。
技术的发展总会遵循自身的逻辑不断进化，但反战史上也充满着人类对于技术、武器和战争给自身带来毁灭的恐惧，也因此，《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止核武器公约》《反弹道导弹条约》等，都试图削弱利剑的锋刃。
未来，基因编辑技术可能被进一步应用于军事领域。今天，我们呼吁，全人类共同促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推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化。未来，我们更需要通过协定牢牢束缚住基因武器飞向战场的翅膀，防止又一种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武器走向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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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武器：靶向攻击特定人种
文 | 郑思青 贾珍珍
基因武器，又叫遗传工程武器，是指采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通过基因重组技术改变生物体的致病性的一种武器。其特点是可以根据不同种族或群体的基因特征进行选择性杀伤，因此又被称作“种族武器”或“人种炸弹”。
20世纪70年代，以基因重组为代表的基因工程技术甫一问世，就被应用于军事领域，西方一些国家竞相投入大量经费和人力进行了基因武器研发。进入21世纪后，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国家又将其前沿科技成果逐渐推向军事领域。
在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的支持下，可以“批量生产”的基因武器正变得更加危险。如何面对其挑战，已成为国际社会必须解决的新课题。
基因编辑用于有目的地删除或加入DNA 片段，从而影响其功能或表型
第三代生物武器
基因武器属于生物武器的一种。按照生物武器的代际划分，第一代是利用自然疫源性病原体如毒素、毒植物等直接攻击生物体，这种生物武器没有传染性；第二代是利用人工技术培养病原体制造细菌武器、病毒武器等，它们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也会导致较高的失能率、死亡率；第三代是利用合成生物学、基因工程制造的基因武器，有的着眼于诱发特定人种基因突变，有的着眼于以更强的毒性、传染性和耐药性对特定对手进行快速杀伤。
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军方就制定了以基因武器秘密打击对手的计划：了解目标国家人种的基因组成并发现其基因特征，研发能够诱发其基因突变的药物和食品，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于1998年9月披露一则秘闻：为了报复伊拉克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军方正在加紧研制一种能够专门对付阿拉伯人而对犹太人没有危害的基因武器——“人种炸弹”。“人种炸弹”的研制计划由以色列的尼斯提兹尤纳生物研究院负责，该研究院是以色列秘密研制生化武器的中心。后来《简氏防务周刊》报道说，以色列科学家已经发现了阿拉伯人尤其是伊拉克人的基因构成。
2000年，德国《世界报》又有这样的报道：德国当局一项有关基因工程的军事研究计划包括研究改造马铃薯和大豆的基因。
近年来，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横空出世，以其设计简便、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在活体动物的基因组中生成靶向突变，进而在目标基因中插入新的基因片段或删除原有基因片段。这种技术能够实现基因“批量化”编辑，也使得军事领域的基因工程大大加速。
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为基因武器的研发提供了更强大的科技基础，有可能革命性地推动生物武器的发展。当前，相关研究已成为军事领域的一大热点。
2017年，美军公布的“精英战斗计划”设想通过基因技术强化人体机能，使作战人员实现生理能力最大化，能够在多样化或极端环境下适应战争。201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宣布将投资超6500万美元用于进一步探索并优化军事领域的基因编辑技术。
俄罗斯国防部官方网站
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在海外设立生物实验室，主要目的是搜集特定民族的生物资料与特定地区高危微生物的菌株，研发相关生物毒剂并开展人体实验等。
“敌我分明”选择性杀伤
与原有的生物武器相比，基因武器各方面的性能发生了质的飞跃——可以建构出新的功能或表型。
首先，基因武器的毒性高度强化。强力的杀伤性与持久的伤害性是其毒性增强最为突出的表征。以美国合成的基因毒剂“热毒素”为例，实验数据显示，仅需施放万分之一毫克剂量，就能杀死100只猫，经实验估测，仅20克“热毒素”便足以使60亿人受到侵扰，无数人或将因病致死。此外，基因武器在施用过程中还能作用于具有遗传性质的DNA，改变特定群体的遗传基因，对其造成持久性伤害，这将深刻影响一个族群、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安全、存续与长远发展，而前代生物武器皆未曾企及此般伤害水平。
其次，基因武器的致病性显著提升。基因武器施放后，常常难以迅速破解与防控。一方面，其“基因密码”只有制造者知晓，遭到攻击的一方在短时间内一般难以破译，也较难防御或对症治疗。另一方面，基因武器的作用过程可能不易察觉，其传染过程不具有显明的可视性，目标群体极有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遭受了致命性病毒的侵害。
据了解，有国家在实验室内研发了一种新型毒素，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等遗传工程学方法对特定生物基因进行了改造，目标是使其能够抵抗抗生素而他国无法找到解决方案。试想，若以此类武器发动战争，当交战的另一方生物科技相对落后时，就难以快速反应抵抗袭击，亦无力阻止相关病毒的蔓延。有专家认为，基因武器能在短时间内置强敌于死地，对部分国家而言，在基因武器的袭击下甚至存在亡国灭族的危险。
第三，基因武器的精准性有了质的飞跃。基因武器是一种“敌我分明”的生物武器，它通过改造致病基因、培育攻击的靶向性来甄别、筛选具有不同性状特征的生物体。它会精准锁定特定人种或群体作为攻击目标，使病毒只在目标群体中传播，而不伤害其他族群。这一特性使基因武器具有了选择性杀伤的功能，能在有效保障武器使用方安全的同时给另一方造成伤害。
2003年，美国已提出专门研究特定人种的基因序列并基于此设计相应的病原体，以服务于军事需要。这意味着，西方军事强国已将相关项目纳入重点研究领域，未来精准性生物攻击或将成为一种高频使用、杀伤强劲的攻击方式。
生物战的新样貌
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战争形态，生物战在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的加持下或被重新设计，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一是杀伤力更大。杀伤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致死率，二是杀伤的范围。一方面，经过基因编辑的病毒或细菌很难在短时间内“解码”，这使其引发的疾病难以治疗，因此会导致较高的致死率。另一方面，有关机构曾经对各式武器的伤害性进行评估与测算，结果显示，100万吨TNT当量的核武器杀伤面积为300平方千米，而10吨传统生物武器的伤害范围即可达10万平方千米。基因武器作为新型生物武器，效能进一步提升，杀伤力将是传统生物武器的十倍乃至百倍。
二是隐蔽性更强。基因武器的形式常常是经过基因改造的病毒或细菌，运用这种武器发动攻击不需要大规模动员，只需将病毒或细菌投放到目标区域使其自然扩散，就能使目标群体罹患特定的病症，且很可能是难以防控与治疗的“怪病”。经过基因改造的病毒或细菌，在潜伏期难以察觉，病患早期不易防治，而自发病到致死之间的时间可能很短，这就会悄无声息地在转瞬之间杀伤对手。另外，基因武器形态的多样化、能够与多种载体进行组合、能够从多种路径入侵目标区域，也强化了其隐蔽性。
三是成本更低。在军事领域，横向对比各类武器的杀伤力与成本，在杀伤力相同的情况下，基因武器的使用成本显著低于其他武器。经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评估，耗资5000万美元建立一个基因武器库，其在战场上的杀伤力，将超过花费50亿美元所建立的核武库。截至目前，全球学术界已发表了十多种微生物的基因序列，获取已公开的基因序列并不需要高昂的费用，因此，部分国家能够通过结合相关基因序列对相关微生物的基因加以编辑、改造和利用，实现低成本的基因武器制造。
改变未来战争模式
作为一种新型武器，基因武器的应用将对未来的战争形态及作战方式等产生深刻影响。结合其特点与性能，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其突出的杀伤力与作战效能。它就如同“潘多拉之盒”，一旦开启，将衍生出无穷的危害。
首先，在基因武器的加持下，未来的战争模式将因时因势而变。
基因武器的应用或将一改大规模耗用人力的战争模式，减少对兵员规模的要求与依赖，并逐步弱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战的战斗模式。有专家认为，若基因武器在战场上落地，当下诸多物理性的高精尖技术武器将黯然失色，战争将不再需要大量的坦克、战斗机等军事机械，亦不再强调兵员冲锋于前、逐城逐域争夺的战略战术，凭借基因武器即可瓦解、摧毁对方的军事力量，甚至摧毁敌方族群、民族乃至国家。也有专家认为，基因武器可能在战前就已投向敌方攻击特定目标。
其次，在基因武器的影响下，战争的边界将进一步模糊。
基因武器的作用范围可能不会仅仅局限于战斗场域，在战争情况下，施放基因武器的区域很可能会拓展至平民等非战斗人员的生活场域，以实现威慑对手的军事意图与战略目标。因此，战场前线与后方的距离将显著缩短，二者的边界将被模糊化，作战方的防御难度亦将大幅提升。
第三，在基因武器的威胁下，未来的军队体制与结构需要深度调整。
结合基因武器的特性可以看出，为了应对新型生物战争，医疗勤务保障部队、防疫防控人员队伍或将大幅扩员——前端注重培养掌握基因编辑技术的尖端人才，后方则需部署大量的医疗勤务保障队伍作为战备支撑，进而形成新型军队组织结构的雏形。
如今的军事领域，基因编辑技术正在深度嵌入并助推基因武器的研发进程。基因武器的发展，是人类又一次运用新技术突破自然限制、提升军事作战能力的进阶过程。当基因编辑技术与生物武器对接、开辟新域战场之时，无论未来战事如何发展，筑牢防范基因武器的安全之墙，都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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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盗取人种基因的八大手段
文 | 古炬贤 陈琳
2018年，《科学美国人》杂志发文称，“人类操纵基因的能力有助于找到治疗当前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方法，但也有可能被用来制造一种生物武器。为慑止对手并保障国家安全，美国必须确保在这一新的作战领域的主导优势。”
为了掌握新型作战领域的主导权，打一场让对手“技术上看不懂、打击上难预测、速度上跟不上”的高端战争，美国很早就开启了基因武器研发进程。上世纪90年代，美国作家、科技记者查尔斯·皮勒就在《基因战争》一书中披露，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制定了研制基因武器的计划，他们以研制疫苗为名进行着危险的传染病和微生物研究。
辉瑞疫苗升级版（资料照片）新华社/ 美联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处心积虑地获取研发基因武器的“原材料”——人种基因。2023年10月，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文指出，某些国家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将基因技术“武装”成为致命的武器。境外一些机构、组织和人员已瞄准我国人种基因资源。此前，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答记者提问时曾点明，美国是广泛搜集并运用基因信息的国家。究竟谁在利用基因从事不可告人的活动，相信大家都心如明镜。
目前，美国针对特定人种的基因武器的研发进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其通过各种渠道明里暗里搜集、盗取人种基因的手段已有迹可循。
美军生物实验室是重要依托——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五角大楼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制定了用基因武器打击对手的计划，亚洲华人、欧洲雅利安人、中东阿拉伯人的基因均被列入美军搜集范围，并且在华人基因获取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说，美国空军教育训练司令部曾发布招募信息，特别指明需要获取俄罗斯人的核糖核酸和滑膜液样本。
这两条信息有着明确的指向——美国军方是搜集、盗取人种基因的重要角色。
美军从事相关活动是以国内外的生物实验室为依托的。这些实验室名为“研究所”“研究中心”，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2021年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分布在东南欧、中亚、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这些实验室针对性强、研究内容高度保密，远远超出“防御”所需，给世界带来了重重隐患。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在韩国首尔以北的京畿道议政府市驻韩美军基地，一名戴着防毒面具的美军士兵参加技能竞赛（资料照片）新华社/ 法新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了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搜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位于格鲁吉亚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则在研究炭疽病的生物制剂和诸如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等病毒性疾病，并且在搜集基因信息为将来的实验做准备。
美军一直辩称其生物实验室用于“生物防卫和公共卫生应对”，将国际社会的合理质疑说成是“散布虚假消息”，一再拒绝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完全无法自证清白。
此外，美国军方还与国内外学界、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等多种力量串联起来共同研发基因武器、获取人种基因。
2022年，俄罗斯公布了一批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生物实验的机密文件，有关人士对这些文件进行分析后发现，美国企业、学术机构、政府部门，乌克兰政府机构、学术界及其他机构通过美国国防部的下属机构国防威胁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DTRA）串通起来，美方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了国外。乌克兰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说，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
这张俄国防部2022年3月17日提供的视频截图显示的是，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基里洛夫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的吹风会上展示的美在乌境内开展生物军事项目的相关信息 新华社/ 卫星社
披上“实验”“调研”的外衣——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有许多具有美国背景的实验项目在中国内地展开。比如，1995年，美国一个机构曾在中国北京、成都和杭州3个城市采集了300名老人的血样后送到美国。随后，又由美国联邦政府出资，美国杜克大学负责具体实施，于1998～2003年在中国22个省市进行了1万名中国高龄老人的血样采集以进行中国老人遗传基因研究。
除了从国外派遣人员全程负责项目，某些组织还以调研为名积极招募合作者，利用中国国内机构进行数据采集。比如，美国某公司曾以“研究膳食、生活方式与慢性消耗性疾病的关系”为名，与中国国内机构合作，在我国采集了50万人的血样和个体体检及临床数据，被利用的机构并不完全清楚这些数据的最终去向。这些境外组织背景复杂，往往会将采集到的相关数据传输到境外，以供下一步的存储或研究，对我国基因安全造成了严重的潜在危害。
通过学术期刊、课题研究搜集基因信息——
学术研究的初衷是为人类谋幸福，但在别有用心的势力操纵下，很容易变为骗取信任、规避监管的平台，成为窃取基因信息的重要手段。
在学术界，国外权威期刊对研究人员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国内一些机构和个人为谋取学术声誉向国外权威期刊投稿的同时，忽略了其背后的国家竞争和意识形态因素，也不知道这些期刊吸纳相关研究的深层目的，从而导致关键信息泄露。比如，国外某杂志曾刊登国内多家机构共同发布的中国人群泛基因组图，该组图结合了近2万名中国人的基因数据，拥有大量基因信息，覆盖了中国人99.9%以上的遗传变异，其中有超过80%的变异是以前未曾被发现或公开报道的。上述信息的最终流向和用途不得而知，但大量精确基因数据泄露已成事实。
此外，近年来关于人类遗传基因研究的中外合作日益增多，在此类课题中，常常是外国学者扮演主要角色。有专家指出，大规模的中国汉族人群全基因组遗传数据落到了外国学者手里。在这种研究结构中，中国学者难以从研究成果中获利，但中国的人种基因数据却在愈加频繁地跨境流动。
利用技术优势引导资源流动——
当生物技术被“卡脖子”时，为获取更加精准的分析结果，国内研究者常常将原始数据交到国外或从外国进口仪器，这就增大了基因信息被窃取的风险。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其更为先进的基因分析技术、设备引导基因资源流向，以图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资源优势”。
据相关机构统计，仅在人体基因方面，美国就掌握着大约60％的相关技术。同时，美国生物技术产品的销售占了全球生物技术产品市场的90%以上。这些数据表明，无论是在基因技术还是基因产业方面，美国都占据了绝对优势。
基因分析一靠技术，二靠资源。技术常常对资源有比较强的吸引力，因为资源本身无法产生价值，只有被技术充分利用时，才有可能转化为科研价值和经济利益。在生物基因相关技术分布不平衡的态势下，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对全球基因资源的虹吸值得高度警惕。
以“公益”之名行偷窃之实——
美国开展搜集基因信息的活动时，往往不会将其真正目的直接暴露出来，有时会将相关行为“公益化”，以身体检查、健康监测为噱头，通过传播“对你有利、为你着想”的思想来蒙蔽公众，在规避各方监管的同时实施基因信息窃取。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就利用我国当时还未认识到基因资源的重要性和防控系统的不完善，通过各种免费服务的形式在我国内地开展半公开的“公益”活动，肆意掠夺中国人的基因资源。
后来，美国又派遣过“医疗队”到我国边疆地区的某村落给村民免费体检，但体检过程中血样抽取量比正常体检更多。这一异常行为不仅引起了当地群众的警惕，也进入了国家安全机关的视线。经过国家安全机关抽丝剥茧的调查，一起由境外精心组织、境内被利用人员具体实施的基因数据窃取案件逐渐浮出水面。
在这些与基因相关的“公益”活动中，看似是为中国群众提供服务，但被采集人员的知情权没有得到保障。
诱骗志愿者提供基因样本——
通过利益、金钱等诱骗志愿者也是美西方获取基因数据的惯用手法。
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显示，自2010年起，美国辉瑞、艾伯维、默克等生物科技巨头就以招募药物体验志愿者为名，大量搜集中国人的基因样本。这些科技巨头招募志愿者的标准非常简单，只要证明自己祖上三代均为纯种中国人，就能通过筛选，志愿者前往美国的差旅费用会由美国公司全部报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单是在2020年，美国辉瑞制药集团就从全球招募了超过5.8万名志愿者，其中四成以上为黄种人。
美国曾通过外交途径表示美国人在美国之外采集人类基因资源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与资助，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在美国军工复合体与高科技复合体加强联手的态势下，生物科技巨头与美国军方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合作关系。
利用名人效应鼓动“基因公开”——
为了粉饰搜集人种基因的行为，美国会让一些名人公开表达立场以影响受众认知。2007年，美国生物学家、人类基因组“民间派”的代表人物克雷格·文特尔曾向大众公布了自己的基因组图谱。当时，这种公开发表个人全基因组序列的行为尚属首次，这种行为呼吁“以公开基因组为傲”，“基因匿名”不再是必要之举，要将“基因署名”看成是一件利人利己、有助公益的事情。
从本质来看，这种行为也是一种“认知战”，就是要让公众放松警惕，产生“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基因信息被别人知晓并不是大问题”的想法，目的是通过营造舆论环境为某些势力窃取基因提供便利。
推动基因检测商业化、大众化——
如今，基因技术已从科学殿堂缓步而下，以商业化、大众化形式进入医疗保健和保险领域。在此情形下，有境外组织通过办医院、体检机构等或同这些机构接触来获取基因信息。《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上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初，美国4家头部基因检测公司已累计获取了2600多万名消费者的基因数据。
商业因素的影响不仅会使国外加大掠夺基因资源的资本投入，也会放大国内有关公司的投机心理，两者均会导致基因信息的有目的集聚和跨国传播。比如，位于美国硅谷的DNA测序公司“23与我”曾为客户提供基因侧写服务，还通过授予某全球性药业巨头基因数据许可使用权而获利3亿美元——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把基因数据变成了金钱。国内的公司也可能出于利益考虑而有意或无意地将基因信息传播出境。2016年，相关部门在检查中国一家药企时发现，他们试图将5000多份中国人生物遗传样本偷渡到国外，并将生物遗传样本标注为“犬血浆”。
随着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国外搜集、窃取中国人基因信息的手段将会愈加多样。面对严峻的基因资源保护形势，中国必须打好一场横跨多领域的“人种基因资源保卫战”，多管齐下掌握攻防对抗的主动权。
一是需要增强基因知识宣传力度。基因早已不是新鲜概念，但基因信息的重要性、基因数据转化为基因武器的内在机理、基因信息被窃取的渠道和手段等相关知识还没有真正走进群众。增强基因知识宣传力度，一方面，要加强对我国所面临的基因武器威胁的宣传，提高全民族的基因保护意识，让基因的关注主体从高科技领域从业者走向千家万户；另一方面，由于基因战争的性质和模式决定了其发挥效果的途径既包括攻击基因缺陷等直接方式，也包括对目标进行心理威慑，所以也要对公众进行更加有效的心理引导。
二是需要加大基因技术研发投入。技术是守护资源、确保意志和行为独立自主的关键因素。首先，加强基因科学基础研究，自己掌握底层逻辑并以此作为技术发展的源泉，为后续多种技术的开发提供支撑，才能掌握主动权，不被“卡脖子”，不受制于人。其次，加强应用型高科技研究，利用新型探测和防护装置等及时、有效识别和防护基因跨境流动。最后，建立健全我国人种基因库并发展相应保护技术，这对于了解和存储我国人种独特的基因结构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铸造起维护民族安全的基因盾牌，防患于未然。
三是需要提升基因监管法治效能。纵览基因信息流失的情况，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法规不够完善，监管不够严格，惩治不够有力。首先，建立健全基因资源保护法规，科学规范民间组织与国际机构合作研究人种基因的行为，防止人种基因资源单向流失。无论是对以往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修订，还是制定专门的基因安全法，都要使之适应新的基因科技发展态势并且要具有技术前瞻性。其次，对于人种基因流动要坚持少量出口、严格把关的原则，要不断完善审核监督机制并提高专业化水平。最后，可以设计基于国家生物安全的生命微观边疆系统，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数据互联，建立健全保护体系，有效科学规范生物相关科技和人种基因资源的使用。
四是需要群防群治。守护人种基因资源是一场“人民战争”，只有把相关知识、方法和器材交给广大群众，才能提高全社会的警惕性，将资源泄露的危险扼杀在摇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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