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打铁先得本身硬
三、毛主席号召“普遍宣读”四级干部参加劳动
张怀英狠抓了昔阳的干部参加劳动，树立起了农村中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陈永贵、张老太、王殿俊、耿德华，公社党委书记李千周，县级领导干部王富元等一批人，在全县形成了干部参加劳动为荣，不劳动为耻的好风尚。这一个好风尚也逐步在社会上造成了影响，引起了山西省及华北局领导的关注。
到1961年4月中旬，张怀英调到文水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各级领导都很关注昔阳的干部参加劳动。当时，毛主席为了纠正三年困难时期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和错误措施，提出了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省级以上的负责同志，要深入下去寻找真理，说真理可能在领导同志手里，也可能在工人、农民、马夫、伙夫手里。各级领导就闻风而动，掀起了寻找真理的热潮。也就在这一时期，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陪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到文水县寻找真理。两人当天晚上见到了张怀英，陶鲁笳就向李雪峰介绍说：这是从昔阳调来的张怀英同志，到这里还没有满月。李雪峰听了后说，听说昔阳的大寨搞得不错，你就把大寨和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介绍一下吧！张怀英介绍了大寨的情况，接着又介绍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李雪峰听得很细心，还不断地提问和插话。听完汇报后说：很好，你写篇文章，我给你登。第二天早上起来在院里散步时，陶鲁笳对张怀英说，我和雪峰同志认为你昨天汇报最好的是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雪峰同志让你写文章，我断定你写得文章不一定比汇报的好。果然，后来在《华北建设》上发表了张怀英那篇文章，效果不如汇报的生动。为了继续寻找真理，李雪峰和陶鲁笳第二天就分别下乡调研。李雪峰由张怀英陪同到云周西公社刘胡兰烈士大队，陶鲁笳到了下曲大队。他们下去就和群众同吃同住，走户串巷，听取群众的反映，同时也听到了群众对干部不参加劳动的反映，认为这是农业集体生产中的突出问题。从那以后，张怀英和李雪峰就有了直接的交往，李雪峰在中央会议上不仅宣传大寨，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张怀英，这也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不仅被张怀英这一班人看到了，也被党中央的最高决策人物注意到了，成了农业合作化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我在采访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时，他对我说：这个事情是农业合作化后的一个重大问题。早在1957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昔阳县委在贯彻中央指示的头两年，只做了一般的动员和布置，效果不大。1958年以后，昔阳县委大抓干部参加劳动，针对性地解决干部中存在的抵触情绪，批评了“当干部就是为了不参加劳动”的謬论，发现、宣传、推广沾尚公社和大寨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先进典型（我从北京回到昔阳后向张怀英具体核实这个事情时，张怀英说，把位置纠正一下，应该把大寨排在前边，沾尚公社排在第二，先推广大寨干部参加劳动），同时，县委书记以身做则劳动，县级干部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从此，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干部参加劳动一年好于一年。1963年1月29日山西省委批转了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己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并同时转报中央。中共中央于3月23日批转给全国各级党委，直到公社党委。在毛主席圈阅的中央文件批语中说：“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们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制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表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陶鲁笳接着说：中央这个文件下达以后，反响并不大。同年5月，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抗洲会议期间，着重谈了干部参加劳动问题。他十分重视昔阳县创造的经验，并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批示说：“中央曾在今年3月23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会议上着重讨论并作了具体安排，其它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省昔阳县那个文件……”陶鲁笳谈后又加重口气说：“这里你要注意，毛主席把干部参加劳动看作是极端重大的问题，并把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看了两遍，可见就当时来说，这个问题多么重要。我记得主席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还这么讲：‘昔阳地处山区，土质并不好，可生产上来了，干部参加劳动带动起来了。干部参加劳动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红楼梦贾家是怎么败下来的？就是因为他们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帷划者无一。’还说：‘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会变成国民党的保甲长。’1963年2月，《人民日报》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昔阳干部劳动成风》，随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热潮。”陶鲁笳说到这里，又把问题引深，说干部参加劳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毛主席从延安开始就参加延安大生产，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解决抗战生活的无米之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对我们断饷绝粮，我们自己不参加劳动怎么生存？更说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到后来，毛主席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又提出“像我们这些人是否每年可体力劳动一个月，分几次，目的是要深入实际也锻炼意志。”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率领代表们到十三陵水库施工现场劳动。到1963年抗州会议上，毛主席在几次讲话中赞扬昔阳干部参加劳动，说：我又看了山西省昔阳县那个文件，很好。干部不参加劳动无非是怕耽误工作。昔阳经验恰恰相反，干部参加劳动不但不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是“保甲长？”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很多问题，一参加劳动都可以解决，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相关情况，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就能把我们支部掌握在劳动积级分子手里。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他还风趣地说，《红楼梦》中，荣宁两府“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尽无一个，”贾家不就是这样垮下来的么！毛主席把干部参加劳动看成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标志之一，把干部参加劳动同党的建设联系起来了。同消灭三大差别联系起来了。马克思认为，劳动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的低级状态，发展到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分离出来成为对抗状态，由此再发展到二者相结合的新的高级状态。这就是我对干部参加劳动的认识，也是对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归纳和总结。
陶鲁笳的归纳和总结给昔阳的干部参加劳动划了一个句号。这也是历史挂在张怀英身上的又一个光环，这个光环使昔阳的名声进一步放大，进一步放大就使昔阳的地位又提升了一个台阶。
这就是写在昔阳历史上的“打铁先得本身硬”的一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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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主席号召“普遍宣读”四级干部参加劳动
张怀英狠抓了昔阳的干部参加劳动，树立起了农村中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陈永贵、张老太、王殿俊、耿德华，公社党委书记李千周，县级领导干部王富元等一批人，在全县形成了干部参加劳动为荣，不劳动为耻的好风尚。这一个好风尚也逐步在社会上造成了影响，引起了山西省及华北局领导的关注。
到1961年4月中旬，张怀英调到文水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各级领导都很关注昔阳的干部参加劳动。当时，毛主席为了纠正三年困难时期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和错误措施，提出了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省级以上的负责同志，要深入下去寻找真理，说真理可能在领导同志手里，也可能在工人、农民、马夫、伙夫手里。各级领导就闻风而动，掀起了寻找真理的热潮。也就在这一时期，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陪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到文水县寻找真理。两人当天晚上见到了张怀英，陶鲁笳就向李雪峰介绍说：这是从昔阳调来的张怀英同志，到这里还没有满月。李雪峰听了后说，听说昔阳的大寨搞得不错，你就把大寨和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介绍一下吧！张怀英介绍了大寨的情况，接着又介绍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李雪峰听得很细心，还不断地提问和插话。听完汇报后说：很好，你写篇文章，我给你登。第二天早上起来在院里散步时，陶鲁笳对张怀英说，我和雪峰同志认为你昨天汇报最好的是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雪峰同志让你写文章，我断定你写得文章不一定比汇报的好。果然，后来在《华北建设》上发表了张怀英那篇文章，效果不如汇报的生动。为了继续寻找真理，李雪峰和陶鲁笳第二天就分别下乡调研。李雪峰由张怀英陪同到云周西公社刘胡兰烈士大队，陶鲁笳到了下曲大队。他们下去就和群众同吃同住，走户串巷，听取群众的反映，同时也听到了群众对干部不参加劳动的反映，认为这是农业集体生产中的突出问题。从那以后，张怀英和李雪峰就有了直接的交往，李雪峰在中央会议上不仅宣传大寨，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张怀英，这也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不仅被张怀英这一班人看到了，也被党中央的最高决策人物注意到了，成了农业合作化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我在采访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时，他对我说：这个事情是农业合作化后的一个重大问题。早在1957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昔阳县委在贯彻中央指示的头两年，只做了一般的动员和布置，效果不大。1958年以后，昔阳县委大抓干部参加劳动，针对性地解决干部中存在的抵触情绪，批评了“当干部就是为了不参加劳动”的謬论，发现、宣传、推广沾尚公社和大寨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先进典型（我从北京回到昔阳后向张怀英具体核实这个事情时，张怀英说，把位置纠正一下，应该把大寨排在前边，沾尚公社排在第二，先推广大寨干部参加劳动），同时，县委书记以身做则劳动，县级干部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从此，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干部参加劳动一年好于一年。1963年1月29日山西省委批转了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己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并同时转报中央。中共中央于3月23日批转给全国各级党委，直到公社党委。在毛主席圈阅的中央文件批语中说：“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们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制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表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陶鲁笳接着说：中央这个文件下达以后，反响并不大。同年5月，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抗洲会议期间，着重谈了干部参加劳动问题。他十分重视昔阳县创造的经验，并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批示说：“中央曾在今年3月23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会议上着重讨论并作了具体安排，其它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省昔阳县那个文件……”陶鲁笳谈后又加重口气说：“这里你要注意，毛主席把干部参加劳动看作是极端重大的问题，并把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看了两遍，可见就当时来说，这个问题多么重要。我记得主席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还这么讲：‘昔阳地处山区，土质并不好，可生产上来了，干部参加劳动带动起来了。干部参加劳动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红楼梦贾家是怎么败下来的？就是因为他们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帷划者无一。’还说：‘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会变成国民党的保甲长。’1963年2月，《人民日报》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昔阳干部劳动成风》，随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热潮。”陶鲁笳说到这里，又把问题引深，说干部参加劳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毛主席从延安开始就参加延安大生产，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解决抗战生活的无米之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对我们断饷绝粮，我们自己不参加劳动怎么生存？更说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到后来，毛主席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又提出“像我们这些人是否每年可体力劳动一个月，分几次，目的是要深入实际也锻炼意志。”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率领代表们到十三陵水库施工现场劳动。到1963年抗州会议上，毛主席在几次讲话中赞扬昔阳干部参加劳动，说：我又看了山西省昔阳县那个文件，很好。干部不参加劳动无非是怕耽误工作。昔阳经验恰恰相反，干部参加劳动不但不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是“保甲长？”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很多问题，一参加劳动都可以解决，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相关情况，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就能把我们支部掌握在劳动积级分子手里。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他还风趣地说，《红楼梦》中，荣宁两府“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尽无一个，”贾家不就是这样垮下来的么！毛主席把干部参加劳动看成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标志之一，把干部参加劳动同党的建设联系起来了。同消灭三大差别联系起来了。马克思认为，劳动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的低级状态，发展到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分离出来成为对抗状态，由此再发展到二者相结合的新的高级状态。这就是我对干部参加劳动的认识，也是对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归纳和总结。
陶鲁笳的归纳和总结给昔阳的干部参加劳动划了一个句号。这也是历史挂在张怀英身上的又一个光环，这个光环使昔阳的名声进一步放大，进一步放大就使昔阳的地位又提升了一个台阶。
这就是写在昔阳历史上的“打铁先得本身硬”的一个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