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藉由陈映真多篇早期小说所开启的关于“左翼男性主体状态”的视角，可以贴近阅读丁玲的早期重要小说《韦护》。如此阅读，男女主人公的合与分就不再只是政治意识形态流派的分歧矛盾，或仅仅以熟悉的“革命与爱情”命题所能充分掌握。通过剖析韦护作为一位左翼男性知识分子及革命者的内在状态，发现在他的坚忍苦行之外，另有一种“男性的狡狯”。作为一位早期的中国共产革命者，韦护在革命与爱情、“工作”与文艺、“思想”与诗、现代与传统之间面临精神困局，这一困局于今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丁玲；陈映真；左翼男性主体；爱情；革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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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丁玲（1904—1986）与早期陈映真（1937—2016），相隔三十年，时空脉络迥异，但却共同关注一个问题：左翼的（或革命的）男性知识分子主体状态。这里，我想藉由丁玲小说《韦护》（1930）展开关于“左翼男性主体”的讨论，希望能呈现丁玲与陈映真的深刻互文性，并以实践挑战两岸文学研究界所长期再生产的内地文学与港台文学的分断。至于这篇小说的其他面向（例如女性的个性解放问题）则暂不纳入此次讨论的范围。丁玲与陈映真都是直面现实、思想深刻的思想者-作者，与社会思想或理论有隐秘而丰富的内在关联。
依我看，《韦护》1是一篇从女主人公丽嘉（一个萌芽中的“左翼”女性）的视角，审视男主人公韦护（一个资深的左翼男性）的文学纪录。从丁玲的创作历程看，一种“素朴的左翼”女性视角，同样是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下简称《莎菲》）与《1930年春上海（之一）》（以下简称《春上海》）所采取的写作策略。莎菲看到的是一个一开口就让人幻灭但却让她为之痴迷的样子货，而《春上海》的美琳所看到的是一个与进步、革命渐行渐远的前左翼文人，而她自己则是另一个夺门而出的“娜拉”。因此，我选择不以“安那其”的紧身夹克约束丽嘉，因为泾渭分明地看待男女主人公的政治立场容易为他们的分离找到一个过于表面的解释——信仰不同；何况我认为文本也并未支持“安那其”的定位。
相较于《莎菲》与《春上海》这两篇小说里男主人公的猥琐虚无，韦护这个角色则可按照“在革命与爱情的矛盾下牺牲私情献身革命”的路数解读。但是我想从另一个方向阅读《韦护》：丁玲藉由丽嘉这个显影试纸，呈现出左翼男性知识分子主体状态里的狡狯狰狞。
如此的阅读进路是受到20世纪60年代陈映真早期小说的启发。早期陈映真小说里有一个频出的母题：左翼男性主体的孤独、苦行、傲慢、虚无，以及无能于爱（例如《我的弟弟康雄》《祖父和伞》《加略人犹大的故事》《猎人之死》《哦！苏珊娜》……）。在白色恐怖下的60年代台湾，陈映真所营造的具有浓重个人侧影的左翼男性青年，当然不可能有革命这一选择，于是在长期艰苦抵抗理想之稀薄与世俗情爱之诱惑后，最终撒手走上虚无乃至死亡的绝路。《祖父和伞》，以我的看法，是这一母题的核心之作，因为它不止展现了男主人公的左翼傲慢与虚无（将“左翼”视为一种支撑自己的身份认同的带有傲慢色调的“乡愁”），而且也让男主人公深刻反省到这个噬己的虚荣病灶，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对自己说：“乡愁并不就是爱。然而容我开始罢！”2
陈映真主要是以一种隐秘的忏悔自省方法书写属于这一母题的小说。偶尔，他也试图透过女性报导者，在男女的私密时空中，直面左翼男性知识分子（例如《哦！苏珊娜》）或男性知识分子一般的主体状况（例如《最后的夏日》与《唐倩的喜剧》）。相较而言，丁玲从女性的“自然视角”出发审视男性知识分子，应该是更得旁观者清之妙。
这样读，看到的就不是韦护的牺牲与淌血的心，而是韦护的狡狯以及孱弱。要掌握韦护，就不能回避一个根本疑问：为何他从不曾认真思索过让革命与爱情两全，也就是与丽嘉携手共入革命志业？相对于陈映真小说《祖父和伞》里的那位只会“吃吃的笑”，让“左翼青年”男主人公始终难于对她倾诉思想的“可怜的傻女孩”，丽嘉一点儿也不稚嫩，绝非女版凌吉士。丽嘉更不是陈映真《猎人之死》里宙斯（即体制）派来让猎人（即革命者）沉迷于欢爱，从而志气瓦解的维纳斯。即便如此，摊在韦护前头的却总还是那两个方案：“抱起丽嘉飞去”，或是自己一个人销假回到革命队伍。
为什么第三条路，也就是超越革命与爱情对立，与丽嘉同奔革命的那条路，是不可能的呢？关键在韦护相信公与私、集体与个体、革命与爱情不能两全。而又由于韦护从不对丽嘉剖心沥血，所以也没有机会把问题言说出来。但这不表示丁玲不曾提出过她的思索方向。对丁玲而言，不能两全的关键在于韦护对革命的过程的理解；革命的目标是伟大的、动人的，但革命的过程不是。什么是革命的过程？丁玲的答案在两个字：“机械”──这是《韦护》这篇小说的一个关键词。对韦护而言，革命与爱情之所以不兼容，是因为革命是工作，是日常的工作，甚至是一种类于机器的工作，是一个人在大组织中自我取消的苦行。“自我取消”与“为他人而活”成为一种相互定义关系。被韦护如此理解的革命的过程，表现在他的话头里，即“信仰”或“思想”。
因此我们看到韦护的“信仰”一点儿都无法滋润他，他并没有“乐在其中”。借用儒家的话或许更清楚，他在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革命”是告子所谓的“义外”。因此，韦护必须经常性地从这个机械时空中（他称之为“工作”）逃避出来，进入他的文学、诗词，乃至一种虽不奢华但必有品位的“壳”中。我们竟然在韦护身上看到一个形似布尔乔亚的“工作”与“休闲”的对立。对这个对立，韦护有一种左翼知识分子的耻感，于是他经常只有苦行僧似的让自己不眠不休工作到极限，以避免那个“休闲”，但他毕竟不能没有一个属于自我的退路，哪怕是个雅静的斗室或是一皮箱的小东西。他与布尔乔亚的不同在于：他并不爱拥有那些物质，那些对象不过是他的存在感的可怜见证或反推。于是，我们看到小说一开始穿着一件“蓝布工人服”的他并不自在，直到他换成精致剪裁的洋服，他，大家，读者们，才感到一种奇怪的调适。
如果革命的过程是自我取消以进入一种机械的工作，那么这样的“螺丝钉”当然与爱情绝缘。一个革命者可以有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姊妹关系，因为他们可以共为螺丝钉，但不能有情人关系，因为浪漫爱、男女感情、亲密乃至个性，在这过程里找不到它的位置。韦护只能一个人回到革命（或“工作”）中，于是他终究抛弃了爱情，抛弃了丽嘉，甚至把一屋子的文学书都抛弃了。丽嘉与诗，轻重不同，同有所指：个体情感的自我取消。这是“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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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何一个中年革命者会“始乱”呢？这当然还是与韦护的以苦行僧（或更精准的说法——现代产业劳工）为主体意象的革命工作有关。“始乱”来自因自我取消而生的苦闷与内伤。读诗、写诗，是韦护最后的自我保护机制。诗源于苦闷而非欢愉，诗是避风港、宣泄闸或疗伤时间。韦护是一块靠诗护卫着的骚动的岩石。
韦护自信能控制他与诗，但自知无法控制他与爱情，所以韦护选择了一种“爱无能”的人生。因为“爱情”的原爆力之大，会严重威胁他一生艰苦奋斗所建立起来的自我——而其关键词则是革命、信仰、工作。邂逅丽嘉之前，他所进入的所有男女关系，都是“安全的”，但其实就是“无爱的”，包括表妹、歌女露茜，以及俄罗斯女子依利亚。她们对韦护而言，是可以与“工作”安全切割的，“只（是日常生活中——引者按）有个女人罢了”。不得不说，韦护是狡狯的，工于自我管理。
韦护是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我不知道，但他的确是立志要当一个禁爱主义者。因此，初逢丽嘉的韦护以血的直觉敏感到这个危机，恐惧地预感到这个即将要发生的关系“是不协调的”。为什么不协调呢？因为韦护“预感”丽嘉与他生命中众多转蓬般的女子不同──这段“爱情”将会妨碍他的“工作”。公平地说，他抗拒过这个塞壬之声，但失败了。丽嘉的危险在于她热烈地追求自我，在于生命中有一股不安定（相对于另一女子珊珊这是再清楚不过了）。丽嘉，对韦护而言，应是“诗”的人身化，有致命的魔力。
为何丽嘉对韦护有如此魔力？那就必须回到韦护其人的生命过往。由于成长时期的悲惨遭遇，韦护年少时以文学为救赎，在文学中疗愈受创的自我，于是，落下了一种名士的、文人的风度品格。不妨说，这是韦护的第一期自我，且终其一生并不曾真正结束。韦护对这个名士作风，实际上是爱恨交织。为了革命，他得自我切割掉这个“名士的遗毒”或“怪僻”，把文学、诗、浪漫、神经质等通通切割掉。然而，他又不免转而如此想：如果一个马列主义者“都以自己的简单而骄傲”，全盘否定被那个所谓“名士作风”所涵盖的泛泛一切，那会不会也是可笑的浅薄呢？毕竟，“本来中国人是极浪漫的，病态的神经质的人，古老的民族呵！”你把这些坏的好的内容的形式的都切割掉了，那你不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机械了吗？那革命后的世界岂不就变成了“全同世界”，而非“大同（小异）世界”了吗？
韦护的第二期自我──革命者的自我，则是中国现代史决定的。他像无数志士一般，被这个大时代、大潮流卷进去了，成了马列主义的信仰者，相信唯有它才能拯救中国万民。因此，他“完全换了一个人”，壮士断臂，把第一期的那些东西都丢了，或自以为都丢了（在还没遇上丽嘉前）；韦护曾对一个同志说他名士的怪癖“都早就过去了”。因为参与一个大时代，他感到内在有一股新而大的生命力，但那个“有力”却又似乎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总感觉到“永远像机器一般的有力”，而他的同行者似乎也都是“只有一副最切实用的简单头脑”。革命变成了“工作”，然而他又不能弃置这工作，因为这是他的“信仰”、他的“思想”。
韦护要为国家、民族、生民而战，这他一点也不怀疑。这个信仰与思想虽然强大，但却始终具有一种外在性，是建立在与内在的切割之上的──是建立在对文学、感动、诗性甚至神经质的那部分自我的否定之上，而这个自我否定，却又经常同时也是对所有这些浸润其中的那个传统的否定。因此我们或许才能理解韦护竟然说这一时期的他：“虽有一个躯壳，然而却没有心，于是我便为一切其他的东西，过着机械的时日，我只是一个世故的人……只是一个市侩呢。”起先，我不理解，为何一个有信仰有思想的人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没有心”，是“机械”，是“市侩”，但如果想象这是他在哀号所断之臂，也许便能理解了。
因此，丽嘉的出现，为韦护所带来的兴奋以及恐惧，是同样巨大的，且所指的都是同一对象：为了革命工作而被切割掉的第一期自我里的那些东西的复归。她“只用一只眼便将他已死去的那部分，又喊醒了，并且发展得可怕”。
由此到达了韦护的第三期自我。一个无以名之，但似乎有潜能将“第一期自我”与“第二期自我”重新结合的时期。对韦护而言，这意味了感情与理智的结合、文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爱情与革命的结合，但也未尝不是中国传统与现代革命的结合。
我们读者悲哀地看到了短暂的第三期的快速崩颓。于是，韦护只有自我惩罚式地回到第二期自我，继续他的革命“工作”。看来，这回他将要把自己苦绝至终了。他不但告别了爱情、告别了诗与文学，也将要告别所有让感情得以滋生浸润其间的传统──那早已被革命者指为“名士的遗毒”的东西。于是我猜想，小说最终消失的韦护，如果再度现身，可能又穿上小说一开始的蓝布工人衣了吧！革命，说到底，是韦护一个人的苦行。
韦护的选择从结果看来是克己的甚至是英雄的，但他作选择时的心路则是狡狯的。在回到革命，还是“抱起丽嘉飞去”的“选择”上，他狡狯地想要不负责任，一种表里兼得的不负责。如果以他暗自所希望的，是丽嘉以其强势（“好胜的人”）逼迫他放弃革命，“一起飞了”，那么韦护至少是“被动”的。而如果回到革命，那他又可以因大义而可以不负“抛弃”爱人之责。
如果以“狡狯的男性”为底色阅读，那我们竟也可能看到一个孤独的、傲慢的、虚伪的、狡诈的、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无能于爱的韦护。他爱的是爱情、青春与“非工作”，而不是丽嘉，他从不曾关注过丽嘉的追求，也不曾注意到她思想的成长变化。他吝于与丽嘉分享他的革命、他的焦虑、他的信仰、他的怀疑，多少次，几乎要说了，但后来都藉由“男性特有的茹苦的忍耐”以及丽嘉因爱所生的如孩提般的不疑，而转移话题。连丽嘉都指出“他没有向我说一句，他只反复说他爱我”。这个左翼男性知识分子的模样，实在无法不让我联想到陈映真《祖父和伞》里的那个男主人公。
从“狡狯的男性”这一思路下来，我们可能会下这么一个判断：韦护由于逃避革命，而找上了爱情，他也因逃避爱情，而再度回到革命，然后……因此，韦护回到革命，不是自我牺牲，而是一个不得不的自我安顿吧！因此，韦护才会诚实地在告别信中说他自己毕竟是“物质的”“市侩的”。韦护是悲剧意义下的一个终生逃避者。虽然，我们也不免对他如此“批判”：这韦护竟连一个努力向上的亲密爱人都无法使其成为同志，而他干的却是动员民众的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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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狯的男性”——似乎可以如此定位韦护了。然而，这个定位还是不充分，因为它只是从个体的或心理的层次理解。如果将韦护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颠踬之路绾合的话，那么韦护的“狡狯”未尝不是早期中国革命历程里的困境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折射。“韦护”既指涉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自我切割（与中国传统、与身心感情），也指涉了革命的某种内在缺憾：信仰与思想的实践当下似乎因贫瘠于该信仰与思想之外的、来自文明传统的内在的滋养，而使得革命主体特别干枯易碎。革命，及其道理道路，如何可能也恰恰是每个人的内在的、如泉之自流的呼求？而不仅仅是一种“为他人”的“禁欲主义”或苦行？“为人”与“为己”如何有机结合？如何重估“古之学者为己”？
韦护的限制是明显的。他始终处在与他人隔离的一种状态，不但无法与同志真正交流情感，更与这个大地上的广大人民百姓缺少联系；他只有一个飘渺的革命的天。因此，韦护无能于爱丽嘉，其实也与他无能于具体地爱百姓人民，建立内在的关系。这注定了韦护的悲剧。小说如果有续集，韦护可能还要再次从革命逃逸出来。不直面这些问题（革命与传统、与人民、与大地），那我们的讨论就只能停留在革命与爱情的“矛盾”，或停留在对左翼男性主体状态的某种本体论探索上。历史地看，韦护的革命人生的危机，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种左翼男性主体状态的危机。丁玲与陈映真使用的是同一个方法：以女性为试纸，测出男性知识分子的酸碱度。
因此，《韦护》可以被当作一则当代文化寓言来读：我们是否可以从韦护身上看到早期中国革命里很多身处剧烈新旧交接时代的志士，所共同遭遇到的真切而难言的苦痛呢？为了革命，要达成多么艰难而且多次的与“传统”筋骨相连的自我的取消？过程中是否会将革命与传统以善恶二元对立，并且将后者的概念化无限扩大？这个自我取消会不会导致文化主体性的危机呢？革命之后，“我们”又是谁？
一旦把韦护放回大历史，那么韦护就不只是一个狡狯的男性、一个“伪善者，投机者”，而是20世纪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个悲剧典型。
爱情、革命、左翼、文学，是早期丁玲与早期陈映真的同思之对象。除此之外，他们也间接但强烈地思索“家庭”的位置。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早期丁玲的小说里主人公都被设定为一离家之人。当家庭、爱情、亲密关系、文学、诗以及传统，等等，都以负面方式被高度抽象时，这个革命是否显现了一个深刻的内在危机？近来阅读《陈映真全集》，我发现陈映真对此一问题展现了高度复杂的两难。由于对丁玲的兴趣才刚开始，我怀着一个热切的好奇，想了解丁玲之后走的又是什么一条路！也许我通读了丁玲之后，会发现现在的阅读是肤浅甚或错误的，那也没关系，留下当作见证。
但由于我认为早期陈映真与后期陈映真容有差异但却不是两个陈映真，我也这么琢磨着：或许也不见得有两个丁玲吧。李陀曾说“丁玲不简单”，我要说，丁玲与陈映真都不简单。
后记：昨天（2018年11月6日）在网上看到贺桂梅教授的丁玲文章，才知道我读的这篇《韦护》不是初刊版，而在初刊版里丁玲关于丽嘉与无政府主义的关联似乎着墨较多。在我读的版本里，“无政府主义者”的字眼不见了，有时代之以“现代青年”。贺桂梅写作的思路是把韦护与丽嘉以康敏尼斯特与安那其的对立展开讨论。如此就比较能够将讨论联系到小说所取的原型人物以及小说作者的思想背景，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代背景。贺教授的大作对我很有启发。但我想，既然读的是更订本，那何不如“将错就错”，根据我的既是学科意义也是空间意义上的“边缘阅读”，提出一些粗浅体会，并就教于大方。
1 参见王增如编：《丁玲文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41页。本文所引用的《韦护》原文，均出于此版，以下不再逐一注明。
2 陈映真：《祖父和伞》，《陈映真全集》第1卷，（台湾）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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