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塞尔·利布曼
译者 / 彼得·潘
编者按：为方便阅读，部分排版有所改动。
在1885年成立时，比利时工人党（Parti Ouvrier Belge）不过是一组政治缩写，一个假想的组织。它为自己看到的未来、它自称的使命和它的野心，与它的实际地位之间的反差很大。
POB于1885年在布鲁塞尔成立，为比利时社会党的前身，是各个小型地区社会主义政党、合作社、互利互惠协会和自称社会主义的工会之间成熟和和解的成果。
在一个工业发展比欧洲大陆任何地方都快的国家，无产阶级讯息不灵，被过度剥削，而且动员缓慢。大量的工人集中在煤矿、金属加工工业、玻璃厂和纺织厂中。但这些成千上万不识字的工人几乎没有被政治化。在比利时南部的经济发展中心，这种非政治主义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他们拒绝政治，拒绝认为诉诸政治手段可以解决他们的贫穷问题，尽管他们认为现状是不公正和不可容忍的。
许多工人都持有这种态度，这与蒲鲁东主义最激进形式的影响不无关系。大约在1870年，第一国际在工业地区和煤田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鼓动的形式却是计划不周的罢工，罢工是不顾形势而发动的，罢工的协调和领导很差，如果有领导的话，也很糟糕，引起了严厉的镇压。有时罢工在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的情况下爆发和蔓延。
这实际上算是一场社会运动吗?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粗暴的抗议。并在1886年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暴力和尖锐。整个国家都在熊熊大火中。成千上万的工人参与了混乱的示威游行，破坏财产和抢劫。
这一切都是一场大屠杀的前奏，在这场大屠杀中，“法律和秩序的力量”表现出了肆无忌惮的野蛮。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些骚乱更不具政治性。年轻的工人党被动地站在一旁，既担心又不高兴。它认为，这些事件的任何重演都将是灾难性的。
《沙勒罗瓦土地上的罢工》，罗伯特·克勒，1886
1886年比利时罢工，或称1886年社会起义，是指1886年3月29日在比利时，主要集中在列日省、埃诺省和那慕尔省的工业区，在经济危机中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引起的工业化时期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起义。起义者遭到血腥镇压，数十人死亡。
这个年轻的政党还只是一个雏形，它认为自己的未来是逐步和系统地组织一个阶级，在它的领导下，能够赢得改革，改善甚至改变工人的生活条件。它认为，如果没有社会立法，这种改革就不会发生，而国家由于其僵硬的不干涉主义而系统地拒绝实施这种立法。如何才能迫使国家摆脱资产阶级竭力鼓励的被动局面？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于政治行动。换言之，必须对政府和议会机构施加压力。
显然，工人党也鼓励工人通过友好的协会、合作社和工会来保护自己。但它的策略主要是为了克服国家的阻力。因此，普选权成为新兴运动的首要目标。不幸的是，保守派的顽固并不是它必须面对的唯一障碍。工人们自己并不感兴趣：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使他们对政治行动的优点持怀疑态度，他们将政治行动等同于政治利用。
比利时工人党前几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双重胜利的历史。它成功地唤醒了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并将其战斗力引向了争取普选权。它也给历届政府带来了压力，迫使他们在社会经济领域和政治层面上做出重大让步。资产阶级国家不作为的放任态度被克服了，人民终于获得了大规模参与选举的权利。
这两方面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化（与自主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建立并驾齐驱）和从政府那里赢得的改革——都是由一种痛苦的、经常是矛盾的动力产生的。然而，这是一种真正的、非常有效的动力，因为它使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得以明确。
其结果是，一个尽管偶尔使用革命修辞，但毫不掩饰其基本改良主义的运动能够进行重大和有希望的改革。它们很可能是有限的，但它们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否认的。就其作为一个“经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而言，我们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改良主义的逻辑、运作、发展，以及它是如何被阻碍的。
党的逻辑本质上是辩证的。它的创始人(正如一位领导人所说，是“没有军队的总参谋部”)最担心的，或许是1886年民众骚乱的重演。该党的许多领导人与自由党有着私人和政治上的特殊关系。他们同样反对教权主义，并经常将他们视为自己与政府之间的中间人，而政府则掌握在天主教徒手中。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希望政府采取更灵活的态度并与之进行谈判。
编者并未查到原句出处，但斯大林说过类似的话：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出自《论列宁主义基础》。
但作为对手的强硬温和派拒绝这样做。“煽动者”和“演说家”无法接近部长，因此看起来可笑而不是危险。如果想要获得认真对待，工人党必须让人们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它的存在。除非工人党能够表明他们手中有一张制胜的牌，否则与政府的接触以及或直接或间接的谈判都不可能产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成果。
党的领导人很快意识到，没有有组织的群众的存在，没有群众的行动，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不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有影响力的团体的支持；他们武库中唯一的秘密武器是人文主义的修辞。他们想象不出任何能动摇或甚至打动政府的举措。改革是他们的根本目的，但他们无法说服政府有必要进行改革。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威胁，而他们的威胁很快就采取了一种非常具体的形式：威胁举行总罢工。
这里有一些悖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矛盾。一个温和派政党要想追求其温和的，渐进的，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策略，唯一的办法就是变得激进，露出自己的牙齿。从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号和神话中借来的大罢工的威胁，吓坏了社会民主党人，就像吓坏了资产阶级一样，如果不是更可怕的话。它暗示了反政治战略的所有危险或幻想。它意味着号召无产阶级通过拿起工具而不是使用投票箱来解放自己。它意味着呼吁无产阶级利用其经济力量（即使是惯性的力量），而不是利用工人党认为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利。
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假设有可能使用这种武器，那么如何能以防止"极端分子"接管的方式控制总罢工？总罢工的威胁被看作是在谈判中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但谈判者能够控制它吗？如果他们做不到，这种威胁是没有用的，可能会对可能的谈判者产生反作用。
尽管工人党领导层在1889年确实表示，为了赢得普选，它准备在最后关头发动总罢工，但它在最后通牒中保留了自己的希望和担忧。它似乎不愿向未知领域迈出一大步。它担心它会失去它刚刚开始招募的部队，担心他们会变得气馁和非政治化。它希望自己的威胁足以让政府让步，这样就没有必要动用这把双刃剑了。
但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大选POB得票率并不高
但是，除非激进分子被动员起来，总罢工被组织起来，示威游行被计划起来，否则这种最后通牒不会给任何人留下印象。如果不依靠口头上的激进主义激起工人阶级的愤怒，又怎么能进行这些准备工作？
多年来，工人党领导人别无选择，只能在非常温和的声明和日益鲁莽的行动呼吁之间摇摆不定。在其他地方，我描述了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如果要成为一股真正的政治力量，无论多么不情愿，都必须面对的充满生机但又危险的矛盾：
从188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整整一代领导人和激进分子不得不与相互矛盾的要求搏斗。他们不得不维持一种需求和一个虚拟的神话（普选权）。
他们必须激发人们的热情，同时又要控制住热情。他们不得不一步一步地进行谈判，有时表现出不妥协，但通常是建议妥协。他们必须建立起希望，同时呼吁现实主义。他们必须激起理想主义，然后用理性来调节它。他们必须依靠准革命的能量和准保守的常识，以激发激情和平息不耐烦。他们必须诋毁他们的对手，但又不能使他们成为敌人;他们必须考虑到他们的盟友，同时也要鞭策他们前进。他们不得不招募他们希望永远不会用到的军队。他们必须妥协，同时又要给人一种印象，即他们代表了选举改革的必然性，甚至是革命的必然性。
多么伟大的一个纲领啊! 要实施一个不断受到资产阶级顽固性威胁并不断被无产阶级压力置于危险境地的持续行动纲领，需要多么高的技巧、柔韧和智慧啊！
显然，相对于革命的选择，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择并不容易!对工人党在1893年、1902年和1913年组织的总罢工的考察，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让我们简单地看看这些事件和从中吸取的教训。
在所有这三次事件中，罢工运动背后的主动权都来自群众的愤怒和不耐烦。党在说服他们相信普选的重要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工业无产阶级动员起来，变得政治化，因为他们开始把选举改革看作不仅仅是一个目标，也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体现了他们最大的希望，为此付出任何牺牲都不为过。
工人党及其领导人尽可能拖延时间，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已经自发采取罢工行动时才呼吁进行总罢工。在1893年和1902年，罢工伴随着严重的混乱，党的干部试图阻止这一点是徒劳的。当警察野蛮地镇压民众的骚动时，党的领导人在他们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之前就匆忙地取消了罢工。
蒙斯的骚乱（1893年5月），巴黎《Le petit journal》报
1893年总罢工是POB抗议议会拒绝普选于1893年4月12日组织的一次总罢工，也是比利时历史上第一次总罢工。这次罢工迫使资产阶级让步，但是“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人也对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件感到恐惧”。
这次罢工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为接下来的1902，1913总罢工埋下了种子，直到1913年比利时才采用普选制。
正如罗莎·卢森堡当时指出的那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与自由党进行了秘密谈判，自由党充当了与政府的中间人，并成为了政府的人质。两次罢工都是在没有征求党的有关机构意见的情况下取消的。
更加坚定的工人们痛苦地抗议说，他们的领导人背叛了他们。1893年，当保守派同意作出重大让步，并给予"普选权"以多票制时，领导层将部分胜利描述为完全的胜利。1902年的失败被归结为"极端分子"的影响，工人党开始专注于通过独家控制来"驯服"总罢工。它在1913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在与政府打交道时却不太成功，政府拒绝给予纯粹的普选权。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数万名工人的行动确实在所有三个场合使该国的工业地区陷入瘫痪，这是事实。还可以说，比利时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几乎一直受到来自无产阶级的压力，整个无产阶级既被社会民主主义激进化，又被社会民主主义牵制，既越来越激进，又越来越被遏制。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信誉依赖于一个它不信任的、它想阻止的运动的力量；它的谈判能力是由那些既给它力量又威胁它的改良主义战略的行动决定的。
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非常矛盾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了工人，并使他们变得激进。它对工人阶级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的过程做出了重大贡献。它迫使国家做出重大让步，这确实改善了无产阶级的条件和地位。但它的成就也是非常有限的；无论人们怎么说，或怎么担心，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愿意主动斗争，而是迅速进入谈判，而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改革也不构成废除资本主义的一步。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社会民主党非常成功，但在组织工人阶级和加强工人阶级方面，却又是失败的。它在两个方面背叛了典型的改良主义的目标：它的成功归功于比它的温和哲学和法制观念所暗示的方法更残酷的方法；尽管它的成功可能是有价值的，但它的成功并没有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相反，它在国家机器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迅速融入了这个机器。因此，它认为自己不再需要依靠群众行动这一强大而又妥协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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