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3日，根据国共达成的《北撤协定》，参与北撤的东江纵队指战员集结于广东大鹏湾，等待美方军舰的到来。
国民党“围剿”东江纵队的作战计划下发到了国民党广州行营参谋处作战科，准备“聚而歼之、一网打尽”。此时，东江纵队主力部队全部集结于此，如果遭受围攻将是灾难性后果。
生死攸关之际，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杨应彬，16岁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张发奎的战地服务队，深得张发奎的信任。然而，这个在国民党阵营混得风生水起的军官，其实还有一个秘密身份。
杨小村 杨应彬之子
我父亲杨应彬，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他被党组织安排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张发奎的战地服务队。
杨应彬看到作战计划后，紧急将这份情报送了出去。周恩来、叶剑英获悉后，立刻指示由时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抗议，并知会美方代表米勒上校，制止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香港多家报纸也纷纷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作战计划泄露，全国舆论的谴责，加上之前多次军事进攻失利，张发奎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围歼计划。
1946年6月29日，美方军舰终于到达。大鹏半岛沙鱼涌海滩上人头攒动。下午4时左右，大家开始陆续登上美军 585号、589号、1026号三艘登陆舰。
北撤，也是一场分离。家人、战友、恋人，曾经长相厮守，并肩战斗，如今却要各自天涯。当时的时局叵测难料，主力部队撤走，留下的人难免失落。而北撤的人要告别家乡，离开故土，去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后来在清点人数时还发现，登船的是2583人，比原来规定的北撤人数2400人竟然多出了183人。
这是一封在海外近半个世纪，又辗转回到中国的家书。写信的人名叫黄稻，这是她即将北撤前写给表妹的信。
“这几年来我的确觉得只有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才能有我们青年人的真正幸福。妹妹！告诉你，接到你的信，我正是倚装待发。要到北方去，船位也决定了。如果作为听新闻或小广播的，不必提及我了，失踪也好。死也好，没相干的。”
字里行间，没有多少离愁，而是相忍为国的情怀，还有对信仰的坚持，对新中国的憧憬。
从大鹏湾沙鱼涌出发，穿过台湾海峡，驶过漫漫东海，一路向北，在5个昼夜的航行后，1946年7月5日早晨，载有2000多名东江儿女的三艘登陆舰驶进烟台港。
而此时的烟台市民也早已闻讯而出，纷纷列队至码头欢迎。威武的胶东八路军战士则头戴钢盔、手握钢枪、吹响军号，迎接来自南粤大地的兄弟部队。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江纵队可以成功北撤，实属不易。东江纵队也是重庆谈判以后，共产党唯一一支整建制从南方抗日根据地撤出的部队。
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以东江纵队为基础的两广纵队成立，曾生任司令员，隶属华东野战军。这支来自东江的队伍也开始了从游击队向正规军的转变。
1948年11月，为了阻击国民党杜聿明集团的南进，两广纵队参加了徐南阻击战。他们必须守住以卢村寨、大方山为防御重点的第二道防线，才能完成阻敌南逃的任务。
经过两天激战，卢村寨几乎被夷为平地，而两广纵队却坚守未退。徐南阻击战是两广纵队成立以来，担负任务最重，伤亡最大，最为艰苦的一场胜仗。
北撤时留在广东的部分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发展成为粤赣湘边纵队。
1949年9月，两广纵队随第四野战军挥戈南下，与粤赣湘边纵队会合，在解放广州的战役中担负一翼任务，为解放广东全境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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