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春，我到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教书，当时毛主席在小学部任主事(即主任),我在师范部教英文。部虽然是两个，却同在一个学校里，因此我们彼此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些。
▲毛主席为湖南第一师范题词
有一次，晚饭后他到我的住室里，看见我的书架上有英文版的三卷《资本论》，很感兴趣，说：“您看这个，不怕引起麻烦吗?”后来他拿了一些“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者的音译)丛书的小册子给我看。有时我也听到他同工人们讲阶级斗争。日子久了，我不能不受到他的影响，因此在长沙时我曾写过两篇论租谷的文章，指出租谷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这两篇文章，颇引起了一些反响：有一些懂旧经济学的人讥嘲我说：“周先生，真进步呵！”有些反动的老头子说：“文章写得好，但是有土地给人家耕种，不许收租是讲不通的。”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农村社会的新观察》，文中说明租谷为什么是剥削，并把剩余价值的道理也插入了。一九二七年春，我在武汉时，曾把文章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说：“这文章是花了工夫的，最好能在报上发表。”我遵照他的意思，在报上发表了，颇引起了一些反响：正面说好的固然不少，但蒋介石叛变以后，湖南反动派抬头，即根据这篇文章及原有的租谷论要捉人，当时我已逃到了上海。
▲青年时期的周谷城
毛主席对我思想上鼓励之外，对我的活动的鼓励也是很多的。一九二六年，正当国共合作，准备北伐之时，我同一位老同学到广州去看国民革命后新广州的情况。我这位老同学是同陈铭枢到湖南接洽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的。我到了广州，住在粤秀路粤秀酒家。毛主席知道我到了广州，曾来粤秀酒家同我谈话说：“周先生就在这里教书好啦，反正书也是要人教的(他的意思是要我留在他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我回答说“我要回去，因为第一师范的事，我还没有辞去。”他说：“只要在这里教书，一师的事，问题不大。”在广州大约一个星期，我仍旧回到了湖南省城。那时北伐军一直向湖南开来，因唐生智已被任命为第八军军长，欢迎北伐军进来，并向长江流域发展。毛主席自己不久也到了长沙。这时，他对我活动方面的鼓励更多了。我在他的鼓励之下，参加了省农民协会，并且当了顾问，被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也到船山学社(也是毛主席创办的自修大学)教书；并同徐特立老人和柳直荀同志等，组织教育工作者协会帮助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我到了武汉。起初，在邓演达同志领导的总政治部做整理农民运动材料的工作。邓先生曾看见过我的《农村社会的新观察》一文，颇有赞赏。后来，他要组织一个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到河南前线去工作,想要我去担任秘书。我以身体衰弱，有痔疾，婉言谢却了。这件事后来被毛主席知道了，他亲自到我住处找我。当时我正住在黄鹤楼下一个名叫“一枝栖”的小旅馆里，每日房租一角钱。毛主席晚饭后到我这里，第一句话即说：“你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旅馆?”我说：“便宜得好。”接着毛主席就说“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去，可不可以到全国农民协会来?”我说：“好啊，我一定到农民协会去。”毛主席说：“明天全国农协执行委员会开常委会，你到那里来吧。”第二天，我按时到了他指定的地方。他们开完会之后，毛主席随即说：“周先生，你就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好啦。”在全国农协里，夏明翰是秘书长，我做的是宣传工作，我们合作得很好。后来蒋介石封锁长江下游，武汉很快就成了死城。毛主席早就到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去了，我却逃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以后，我虽从未放弃过反帝爱国活动，但心里总是不安，总觉得自己没有同毛主席一道走可惜。但毛主席对此却从来不介意，相反一有机会就鼓励我。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毛主席为着和平解决政治问题，到了重庆，这件事国民党的报纸上一个字的消息都没有，只有《大公报》上有一个直写的通栏标题：“毛泽东先生来了！”我看了这标题，随即跑到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张西曼处打听消息。张告诉我，协会会长孙科要开茶会欢迎毛主席，嘱我按时到会。我想开会的时候要人一定很多，苏联人也不少，我决没有同毛主席谈话的机会。我于是按张西曼教我的办法，早一点到，等在会场入口处前约几十步的地方。不久，毛主席到了，他身穿工人装蓝布衣服，头戴白色邮帽。我走上前握着他的手，我没有说话，毛主席却响亮地说：“您是周谷城先生吗?”我说“是的”。他随即伸着手指说：“一十八年了(即表示我俩分别有十八年)。”眼里含着泪珠。我知道他感慨很深，我也流出了眼泪，声音颤抖地问：“您从前胃出血的病好了吗?”他又严肃又幽默地说：“我这个人啊，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没有了。”讲了这几句话后他连忙向会场走去。过了两天，我又同徐斌、叶立群、翦伯赞、邓初民等十几个人到张治中住宅去看望毛主席，我们说话很少，主席对大家讲了复员(即由重庆搬回南京之意)的问题，说复员问题并不简单，大家要听话，听人民的话。回忆这些情况，我觉得主席念旧之情很深，关于当初我没有同他一道走的事，他全不介意。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飞抵重庆。
解放后很久，有一次毛主席到了上海，用电话召我去谈话。我按照他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去了，在一间只有两张大沙发的大客厅里，我俩正谈话时，许建国副市长进来了，我即站起，毛主席也站起来，并指着我对许说：“我认识周先生，比认识你们早得多。”许说：“是，是。”我当即插话说：“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怕死。”毛主席连忙摇手，并大声地说：“没有人怪您！”他这样说，足证他对我的不安心情是完全了解的。
毛主席不独完全了解我，而且一直是很信任我的。一九五六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他有一次召我到中南海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游罢之后上岸，他拿着《汉书·赵充国传》对我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我理解，这是对我的信任，是要我参加百家争鸣；我也争鸣了，写了很多争鸣的文章。
▲1962年3月，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农工党上海市主委周谷城（右一）等人。
另一次，毛主席由叶剑英、贺龙、刘伯承三位元帅，及徐特立、林伯渠两位老人陪同到了上海。在现在的展览馆咖啡厅里，快要吃晚饭了，他把我叫去。我刚同大家打过招呼，主席即拿着一本《新建设》杂志，把我拉到另一间小房间里对我说：“你的逻辑论文写得很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我说：“我很孤立，火箭炮冲起来，我也有些受不了。”主席说：“你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我说：“意见虽有人赞成，但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主席说：“有什么了不起，辩论就是嘛！"
还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主席知道了，用电话通知我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我一到，他就问我，北京教育学术界有些什么人和您谈得来，我当即回答说：有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胡绳等。主席随即要身旁的工作同志约了他们来。十点多钟他们都来齐了，快吃午饭时，主席对他们说：“今天我请老朋友周谷城先生吃饭，请你们作陪。”其实主席的意思不过把几个知识分子请进来谈一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参加百家争鸣，发展学术。为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竟把知识分子请到中南海吃饭，足证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本文选自《相遇贵相知》第一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图片为编者所加。周谷城（1898—1996），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等职，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