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浮夸风”、“共产风”的同时，召开了庐山会议。毛主席主持讨论了十八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多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笔者注：1962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一九六二年二千五百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二千八百万吨，少了到二千三百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笔者注：毛主席将钢铁产量计划指标压缩下来，但还是对于钢铁有超乎寻常的预期。毕竟，没有钢铁就谈不上工业化。（实际情况是1966年钢产量达到1532万吨，1970年达到1779万吨，1971年达到2132万吨，1973年达到2522万吨。见后图）
庐山会议进行到七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批示了一封信，针对有些同志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说明。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李云仲同志一九五九年六月九日写给毛泽东的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一封信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同志拟的。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永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趔趄，口将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些，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中缺点的批评占了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传阅并且展开辩论，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两年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长短，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26]以来至此次庐山会议[27]，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次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定的付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纪录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和鼓劲两方面，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几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不可留尾巴。但是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潮、右倾活动已经增加，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
笔者注：从毛主席对这封信的批语可以看到主席的内心担忧：错误要坚决批判，但是要保护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必须防止泄气。这符合毛主席一贯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一定要看到事物的两面性，哪个是主要方面哪个是次要方面。从毛主席在1973年11月17日谈中美关系也能感受到主席的这种辩证思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类似的话，主席对国民党反动派提出合作时也表达过，不怕国民党反动派打我们，怕国民党反动派搞假和平麻痹我们。
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就大家对计划的讨论情况说：
1960年钢产指标1800万吨（笔者注：实际情况是，1960年实际钢产量为1866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2200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2000万吨就了不起了。
基建、建筑业，它要吃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过大。要数量，是不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还有规格、品种。日、德之钢，并不在数量，而着重在品种。
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农业，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35000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15000公里，平均每年5000，那就很好了。
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的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笔者注：从1959年11月30日的讲话作为转折点，毛主席开始更多的关注钢铁质量的发展。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四日，毛主席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话：
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100个，结果是360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1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1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
相比1959年11月30日毛主席提出的要注重质量的讲话精神，这次会议更加明确的提出把质量等放到第一位，数量放到第二位。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做了十年总结（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
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高指标——笔者注）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〇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三〇〇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〇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帐。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
毛主席主动做了检讨，坦荡地承担了责任。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做了自我批评。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钢的产量已居世界第六位，数量不算少，目前是质量不够，所以今年不着重发展吨数。
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我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
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
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早己超额完成，还剩两年，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在质量上好好跃进一下，数量上不准备多搞。......讲打仗，斗地主，我们有一套经验，搞建设还比较缺乏经验，我与斯诺谈话就谈到这一点。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我们只希望不要像民主革命花二十八年才成功。
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城市只一亿多一点，农村五亿多，一与五之比。没有农民拥护，不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会搞翻的。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
在这次讲话中，毛主席又一次地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并再次强调了要重质量、品种，不在件数量放在第一位。
在随后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讲话中又提出了“一九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做。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社、队分为一、二、三类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
八届九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最后确定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至此，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期。
从本系列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大跃进中对国民经济的建设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毛主席最初对高指标也是非常积极、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激情。但是他马上就发现了浮夸风，他是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纠正错误的国家领导人。无奈，广大同志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了激情，对于主席的纠正没有重视甚至不理解而产生不满，因此造成了严重后果。此外，官僚主义盛行也是主要原因。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到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所遇到的阻力有多大
武昌会议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 〔1〕，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 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注〔1〕：北京开会，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二六日至二月二日，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L主持出议，没有让毛泽东参加，制定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中心内容是“钢产量达到二千万吨，是必须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的。
但是，毛主席并没有推诿，而是多次的承认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
看过了本系列，我们很好奇，毛主席为什么这么热衷钢铁产量呢？我们还是从主席的谈话中寻找答案。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关于工业问题，讲到1960年钢材分配情况，毛主席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得感叹起来，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个一点。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那么多，很少。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三线建设问题
5月28日，毛泽东与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各中央局负责人谈话说：
“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出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
“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
附图：新中国1949年、1978年主要工业品统计表（黄色为产量超越美国、英国、法国；灰色为产量超越英国、法国；灰色为产量超越法国）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综合统计研究室《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
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伟大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历史的真相最终会吹掉以实事求是为幌子的泼在毛主席身上谣言与脏水，人民也终究会明白——毛主席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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