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郑州会议于1959年3月5日结束，并通过了了会议纪要。规定了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 图片来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
虽然会议通过了会议纪要，针对“一平二调”、“共产风”，毛主席甚至提出了“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这样的重话，但是因为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太高涨了，以至于仍有一些党内干部对于主席的讲话在思想上还是想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相继在两个月内起草并批示了6次党内通信进行指导。其中在三月份就起草了四封指导解决“一平二调、共产风”以及“浮夸风”，分别是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第一封）、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第二封）、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第三封）、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第四封）。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与五月二日（第五封）、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第六封）。现展示几封。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党内通信（第一封）：
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帐派无话可说。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作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几天时间也就可以了。从三月四日至十日，有六七天时间作准备，还不够吗？顶够了。拖长反而不好。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 图片来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
因为担心各地脱离实际、过快地进行共产主义过渡，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做了关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问题的批注：
“至少在二十年内，不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在大约五年至十年内，也还不是在整个国家内就能完成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过渡问题，而是只能看情况，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体所有制首先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体所有制。然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情况表示确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时候，才可再考虑实行过渡到以一个区为范围的更大的集体所有制。”
▲ 图片来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
第四封党内通信，毛主席已经非常严厉了，对脱离群众的官僚做出来极为严肃地批评，甚至用了“阳奉阴违”的措辞：
......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 图片来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
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了工作方法九条，后来又陆续增加为十六条，在这里，主席又着重强调了“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并且批评了下级对上级“封锁”，提出“不要封锁中央”：
......留有余地。俗话说要有后手。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二千斤，就是没有给下面留有余地，也是没有给上面留有余地。
......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
......解除封锁。平时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开会才拿一大堆材料来，平时不下毛毛雨，到时就下倾盆大雨。他就是不给你反映情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给你知道，平时纸片只字不给你，开会就给你一大堆材料，要你做决定，下决心。要解除封锁，不要封锁中央，要把封锁消息的同志狠狠批评一顿，让他几夜睡不好觉，以后就会好了。杜勒斯封锁我们，共产党内部也有封锁情况的，不要封锁政治局，不要把中央委员和主席当做跑龙套的。对省委书记也不要封锁情况，报告中要有观点，一个事情要提出几种方案，要说明你那里的基本情况、不同意见、核心问题是什么。要把工作情况如实反映上来，不要封锁。
▲ 图片来源：《毛泽东年谱》
此时，各地的浮夸风依然盛行，并没有因为毛主席之前的压缩空气、降温而有丝毫改变，我们可以看看3月份的人民日报：
1959年3月21 日头版《种好早稻，力争高产》：
......早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历来就比小麦高一、二倍。现在，既然小麦可以在大面积上力争亩产千斤，那末，在早稻方面也完全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大面积高额丰产。去年，已经出现了三个早稻千斤省，一百多个早稻千斤县，大约一千五百万亩早稻千斤田；亩产几千斤的早稻田也很多。这些事实说明，早稻增产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今年争取早稻大丰收的条件更好了，应该力争有更多的省亩产量达到千斤以上，有更多的专区、县、人民公社亩产量达到一千斤、一千五百斤以至两千斤。
人民日报1959年3月25日头版《公社生产队劲大志高 喜见农村新高潮来到》：
...... 立志把小麦低产的“黑锅底”翻过来，力争今年小麦平均亩产由去年的七十八斤提高到一千五百斤。在力争小麦大丰收的同时，全队社员还抓紧进行各项夏杂粮的田间管理和棉田的备耕工作。保证全队棉花总产量比去年增长四倍多，粮食总产量增长十倍多。
针对各地的浮夸风愈演愈烈，毛主席发出了第五封党内通信，对官僚做出了严厉批评并对基层干部苦口婆心劝导：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产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3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3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10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6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10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10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3年以内，大部不可行。3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10年时间。4年以内小解决，7年以内中解决，10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4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试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肥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6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10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1959年4月29日
▲ 图片来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
即使毛主席严厉地发出了党内通信，但是在大多数干部的“想不通”的抵制下，这封党内通信在很多地方就没有传达到基层。
我们看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写的回忆录：
1959年开春我们下到**调查不久，主席就通过办公厅打来电话，之后就写过一封党内通信。这封党内通信是号召生产队长都要抵制高指标，要求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当时我们看了，就觉得主席很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好像是针对我们下面看到的情况说的。
主席要求中央把他写的“党内通信”发到公社支部，要农民抵制高指标，说明这个时候主席已经在考虑发动群众来反左了。那时田家英在底下跟我们说，毛主席有一系列的反对左的、反对过热的指示，我们要传达到农民。后来我们拉有线广播，田家英亲自还给农民念文件，叫农民不要虚报，要讲实话……。但是，我们小打小闹传达到的地方是有限的，**其他地方都不传达，因为**的领导不让传达。这实际是扣押了中央文件、扣押了主席写的党内通信。**是这样，##更过分，zxs不但扣押党内通讯，还把反对浮夸的##副省长zkf打成反革命集团。
▲ 图片来源：《xxx回忆录》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上午，毛主席为中共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的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湖北、广东、河北3个省委向中央和主席的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正确总结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经验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力求在今年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对于今年的大跃进更有保证。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能够达到的，必须力争达到；经过一切努力还达不到的，就应当修改，不要硬性地往下派。春荒尚有一个多月至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过去，决不要再忽视，还应当十分警惕可能发生夏荒。湖北省委对人民公社18个问题的若干补充规定很好，各地可以参照执行。
中央 1959年5月10日
▲ 图片来源：《毛泽东年谱》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陈云同志给毛主席写信，汇报对钢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信中说：
“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900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1300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泽东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
摘自《毛泽东大传》
从这封信也可以看到，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非常高，认为钢的产量“1300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秘鲁议员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20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
摘自《毛泽东大传》
▲ 图片来源《毛泽东年谱》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
出席会议的是毛泽东六月十一日让杨尚昆通知的三十五人。这次会议决定，一九五九年钢的产量计划指标由上海会议确定的一六五〇万吨再下降到一三〇〇万吨，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会议由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分别汇报工业、市场、农业的情况，周恩来讲话。在李富春等汇报中，毛泽东有一些插话。当李富春说工业增长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就是大跃进时，毛泽东说：农业超过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三十就是特大跃进。现在动不动就搞增长一倍，怎么行呢？
当廖鲁言说粮食现在包下去的是六千亿斤左右时，毛泽东说：我的意思是包五千亿斤就差不多了，今年只比去年增产两百亿斤，日子过得紧一点，不要放开肚皮吃饭，明年日子会比今年好。
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份，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他说：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好了。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给本人，食堂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剩下一个宣传问题还不主动。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农业以后不要公布产量了。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
摘自《毛泽东年谱》
▲ 图片来源：《毛泽东年谱》
▲ 图片来源：《毛泽东年谱》
同日，毛主席还说：
“现在我们宣传上遇到困难。去年是那样讲的，今天又这样讲。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现在计划已经确定，方针已经明确。宣传有准绳了。过去报纸上说的虚夸的数字，过高的指标，现在根本不去理它，转过来就是。关于如何转，这个问题请中央书记处研究。”
摘自《毛泽东大传》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凌晨，毛主席读到了新华社编印的第2801期《内部参考》上关于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后，给胡乔木、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6月20日上午4时
▲ 图片来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
同日下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宣部关于宣传上如何转问题的通报草案。
会议结束后，彭真、胡乔木、吴冷西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汇报这次会议的情况。
毛主席说：
“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不大看得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
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个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兼顾到。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
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二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
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削农民。第2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人家说我们去年成绩没有公布的那么大，这不要紧。我们现在不要同人家争论成绩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讲了大话，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开，究竟如何，现在不必争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从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
摘自《毛泽东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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