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乾坤，是刘继明的“非主流小说”《黑与白》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之所以称《黑与白》为“非主流”，是因为虽然尚未读到这部小说，但根据以前读这位作家的《人境》等作品的印象，以及网上评介文章中对《黑与白》主要内容的概述，可以判断这部小说不属于数十年来被“主流文学界”不明言却大力制造的“主流文学”范畴：不属于“痛诉遭迫害”的“伤痕文学”，不属于精神病人疯语式的“意识流文学”、“先锋文学”，不属于无条件颂扬“改开”的“改革文学”，不属于津津乐道地炫耀政坛“厚黑”的“官场文学”，不属于赤裸裸发泄淫欲的黄色下流“人性文学”（比如《废都》之类），不属于丑化中共革命、丑化新中国的“反思文学”，当然更不属于黄色下流与丑化革命兼而有之的杂兽文学（“杂兽文学”是仿“野兽派美术”之名而造的“学术名词”，其代表性的如《白鹿原》、《丰乳肥臀》之类）。《黑与白》应该是一部有良心、有正义感、有革命初心的文学作品。
据评介文章介绍，宋乾坤是个恶霸地主的儿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红军，曾亲自带领锄奸队杀死了自己血债累累的父亲，全面抗战后担任中共中央东江局重要领导人宗达的警卫参谋，宗达“失踪”后进入党领导下的抗敌部队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任大江市地下工作领导人，曾被捕入狱，党组织用被俘的国民党军将领作交换把他营救出来。看起来，他是个老革命。
然而，在他的一些战友、同事、下级眼里，这个“老革命”身上疑点重重：解放前，他的参加红军，是在荒淫的父亲夺走其恋人、父子反目为仇之后；他的首长宗达被军统特务绑架失踪事件，大江地下工委、东江省委机关和省军区总医院遭敌军偷袭造成一百多名干部群众和伤病员牺牲的事件，他都有重大的嫌疑；在大江地下党的工作中，他作为工委主要领导人一味强调实行容易引起暴露的“主动出击”；解放后，他对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职不满意，经常怨天尤人，在成为中央组织部青干局副局长后就变得干劲十足；他生活极其腐化，不仅勾引疗养院的女护士，还授意东江钢铁厂用特种钢材为省委书记处几位书记每人定制了一口浴缸；“文革”中，他伙同一帮人操控转移斗争方向，把对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批判转变成批斗“地富反坏右”和“破四旧”，挑动群众互斗，最终酿成了导致两名工人死亡的“7.20武斗”事件；他曾因前妻安娜和下级骆正的举报被审查而影响了升迁，“文革”中又因两人的“大字报”被作为叛徒内奸嫌犯收监审查，三年后被“解放”出来，就对安娜和骆正进行报复，使安娜被扣上“英国间谍”的帽子逮捕入狱，使骆正被免职并且在“四人帮”垮台后也被关进了监狱；“改开”后，他作为“思想开明的老干部”被重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同时也“大刀阔斧”地搞腐败，其中之一是动用国家财政给革命老区的拨款在东江南湖边给老干部修建了几十套别墅，为此还强迫一所小学校从南湖边搬迁；晚年，他在老家宗祠里看见赫然在列的父亲的牌位时，内心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以上内容来自于《变节者和革命者——《黑与白》人物论之宋乾坤、骆正》一文，网址为https://weibo.com/ttarticle/x/m/show#/id=2309404948150615147189&_wb_client_=1）
可以看出，“老革命”宋乾坤不是个真正的背叛反动剥削阶级家庭的革命者，不是真正的有觉悟的共产党员，而是个掺入革命队伍追求个人私利的投机分子。小说中通过宗达的指控列出了他的叛变嫌疑，但并没有把他设定为证据确凿被党组织定性了的叛徒，然而，从他带着对父亲“夺爱”之仇加入革命队伍的投机性，以及解放后种种劣行，读者完全可以判定他确实曾为了个人私利出卖过首长和党的领导机关，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没有成为向敌人输送情报的潜伏特务。
宋乾坤这个文学人物形象在以前的文艺作品中还没有出现过，它深化了革命和革命中的人之复杂性，反映出《黑与白》这部小说对真实生活提炼的浓度，对革命历史思辨的深度，和对复杂人格描摹的厚度。
文学源于生活。不知道小说作者塑造“宋乾坤”这个文学人物的生活来源是哪个人或者哪些人，但这个人物形象令人联想到历史上的张国焘。
提到张国焘，一般人都知道他于西元1938年叛变投靠国民党的事实，但实际上这是他的第二次叛变，在此之前的西历1924年5月，他在北京被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逮捕后因贪生怕死而出卖了李大钊等大批共产党人和党的机关。（万仁元：《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历史档案》西历1981年2期 ）出狱后他隐瞒变节劣行，继续混迹于党内达十四年之久，而变节发生的二十六年后，中共中央才由于西元1951年北京市政府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张国焘的供诉材料而了解到事实真相。（可以想见，这一事实发现后在党内较高层级中进行了传达并引起震惊，更增强了对党内隐藏着类似变节分子的警惕，四年后潘汉年隐瞒曾与汉奸头子汪精卫会面的事暴露，在没有获得他变节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他进行了比较严厉的处罚，应该就有这种警惕心的因素。）
从目前可知的历史资料来看，张国焘自出狱到西元1938年叛逃为止的十四年间，没有被北洋京师警察厅控制而向它提供情报，也没有被国民党政权利用为内奸，这可能是当年的北洋政权正内外交困而无暇于此，控制了北京后的国民党政权则混乱颟顸而没有发现有关张国焘的可资利用的材料。不过，历史事实已经表明，西元1938年之前的十四年间张国焘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害，比一般被敌人控制的内奸更严重——在这方面，他就是真实的职位更高的“宋乾坤”。
两次叛变的卑劣行为表明，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张国焘，本质上并非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个投机分子。如果说，张国焘在参加北京学生运动时、建党活动中和党成立初期，其投机性之中还掺杂着些许青年人的爱国热情，则西元1924年被捕变节后，他就完全是只追求个人私利的投机分子了——从一些史料可以看到，西元1924年前他曾为一些方针政策（比如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加入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激烈争辩，变节出狱后，他就基本上唯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的马首是瞻了（比如“中山舰事件”后按照苏联顾问的要求不赞成反击蒋介石，南昌起义前夕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曾试图阻止按时发动，在鄂豫皖苏区依据苏联和王明的指示变本加厉大搞“肃反”）。
关于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搞的残酷“肃反”，现在一般说法是由于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加上张国焘人品恶劣。但鄂豫皖苏区“肃反”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这除了主持者张国焘原本的投机人格使然外，恐怕还与其变节后产生的变态心理有关：对党组织可能发现自己变节行为的担忧，对那些革命坚定、忠诚于党的苏区领导人的嫉恨（为此杀害许继慎、曾中生等），对通过大范围的“肃反”排除异己、攫取苏区党政军大权以获得自身安全和心理安慰的希求。他在长征中企图以军力胁迫中央，以及后来违背中央要求，擅自命令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造成“西路军”，都是其投机者人格和变节者心理的恶果。与此类似，小说《黑与白》中的宋乾坤出狱后，在领导地下工作中实行容易引起暴露的“主动出击”的过“左”方针，解放后一味企求高位、生活糜烂，“文革”中转移斗争方向挑动武斗、打击报复忠诚正直的干部，“改开”后推行损害人民群众的“改革”、贪污腐化等等，显然也是投机者人格和变节者心理的反映。
宋乾坤和西元1938年公开叛逃之前的张国焘，与那种变节后投入敌人阵营或按照敌人指派回到革命阵营收集情报、进行破坏的叛徒不同，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其行为，无论是破坏革命或是有益于革命，都只是为了个人利益。革命过程中的错误，有一些显然就是他们这类人出于巩固、提高自己权位的目的而造成的，比如鄂豫皖苏区的“肃反”、长征中一、四两个方面军的分裂主要是张国焘造成的，“文革”中东江省的武斗则是宋乾坤转移运动方向的恶果。
白居易有诗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他认为通过较长的时间能够辨明“周公”“王莽”、好坏真伪。张国焘隐匿十四年后露出“王莽”面目，印证了这个“白居易定律”，“王莽”宋乾坤以“老革命”的身份死去得享荣耀后事，却又否定了这个“定律”。怎样才能辨明过去和现在的“宋乾坤”们？值得人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