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以黑格尔哲学发展观为基础，以辩证和实践的态度超越黑格尔的哲学发展观，为哲学的发展指明方向。马克思强调体系化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交融的世界才是正常的世界。马克思以时代境遇为问题意识，聚焦后亚里士多德和后黑格尔相似的总体性哲学分裂危机，认为要以哲人为中介发挥自我意识哲学的实践性，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将理性原则贯彻到现实世界，实现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必然发展，进而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准备材料《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下文简称《笔记》)“笔记六”中指出：“对于哲学史家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哲学的转向，它转化为血肉之躯，根据整体哲学的规定性而变化，像自己胎记一样具体化的表现在自身之中。”后黑格尔时代，哲学的出路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哲学的发展必然是对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现实世界的反映和批判，哲学不是纯粹思辨的活动，强调通过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理性原则贯彻到现实世界，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
一、黑格尔的哲学发展观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1837年左右，为解决“现有”与“应有”的统一问题马克思开始逐渐转向黑格尔哲学，试图借助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展开自己的哲学批判。
(一)黑格尔关于哲学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的开讲词中指出，哲学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已逐渐衰落，“甚至到了没有人记起，没有人想到的情况”。这是由于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人们忙于追求利益，而忽视了哲学对人内心和精神的影响。所以，黑格尔认为人们有必要重视哲学这门科学，在研究哲学史之前首先要对哲学史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有的哲学家将哲学史看作是纷乱繁杂的哲学意见的堆砌，认为哲学史是无意识的东西的合集，是无用的东西。黑格尔认为，如果人们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去界定哲学史，那么得到的只是一堆僵死、空洞的特殊材料，而不是对真理的追求，因为“哲学是关于真理的科学，是对于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学……它不是意见”。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产生有一定的民族基础和思想基础。一个民族的哲学的产生是建立在这个民族特定的精神文明基础上的，只有一个民族褪去了自然欲求与蒙昧，精神得到富足，人们才会开始思考那些普遍性的对象。同时，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产物，也是一种生命力和活动力。“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生活发生了裂痕，而旧有的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得到一定的发展后，精神就会对这个民族的原有生活加以扬弃，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就是“哲学对于思想所开始破坏的世界要予以调和”。
(二)哲学的发展是一个由自在到自为的过程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是对于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学，是概念式的认识”。因此，那唯一的真理就是哲学的目的，哲学的目的不在于“纷歧”多样的意见，而在于绝对唯一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是由自在到自为、由潜在到实际的发展过程，就如一粒种子变为果实，它的潜在可能性发挥出来后又回复到自身的统一体。理念作为哲学的对象，不是空虚、抽象的思想，是特殊性与一般性相结合的整体。因此，理念的发展是具体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念以自身为认识对象，通过内在矛盾外化自身从而形成他物，但这个他物并不是与理念对立、毫不相干的他物，而是与理念自身同一的他物。因而，理念要从他物回复到自身，完成对自身的认识，不断发展自身、深化自身、具体规定着自身，从而达到自由，即“精神的发展是自身超出、自身分裂，并且同时是自身回复的过程”。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涌现新的哲学，那最初产生的哲学是极其抽象、极其贫乏的哲学，随着发展的推进，理念得到进一步的规定，最新的哲学就是丰富、深邃的哲学。当新的哲学的原则成为解释世界观的唯一原则时，新的哲学的原则就成为主导原则。但是新的哲学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哲学的消逝，相反，新的哲学的原则正是建立在旧哲学原则的基础上，新的哲学的原则对旧哲学的原则所持的基本态度就是既肯定又否定。旧哲学的形式可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逝，但旧哲学的思想与原则始终保持在新哲学的原则中，因为每个哲学的产生都有其必然性，都具有特殊的性格和价值地位。
(三)哲学发展的表现是一个圆圈
黑格尔认为哲学发展的表现是一个圆圈，一个“开端与终结是结合着的”圆圈，这个圆圈包含许多小的圆圈，不断实现着理念从自身回复到自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每一个哲学系统作为特殊的范畴是总体中的一个环节，它们必然要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体系化的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将哲学划分为希腊哲学、中古哲学和近代哲学三个发展阶段。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产生始于西方，因为“惟有在西方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才首先得到发展”。希腊哲学作为哲学的起始，实现由抽象的范畴到理念的结合，这个过程总的来说是一般的抽象思想的发展，此时的哲学思想没有具体的规定，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但个体的精神已经开始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普遍性；中古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基督教哲学，这时的哲学表现为本质与形式的分离，人们对这种分离产生的是抽象的对立的反思，并没有意识到对立同时也包含统一。近代哲学不仅包含对立，还实现了内在的统一，这同一的总体由潜在的同一发展为真实的同一，人们通过感性和知性把握规定性，通过理性把握规定性的统一，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得到更深层次的真理。对于希腊哲学的发展过程，黑格尔做了四阶段的划分。第一阶段，抽象的、没有具体规定的范畴、象征，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水本原、数本原等；第二阶段，这些抽象的范畴通过主观性的方式结合在思想中，尤其是在苏格拉底这里主观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世界；第三阶段，通过主观方式得到充分发挥的抽象范畴成为特殊的个体，这特殊的个体各自都是一个总体的哲学系统，看似相互对立，但最终还是要联合起来，如伊壁鸠鲁哲学、斯多葛派哲学、怀疑派哲学等；第四阶段是理念的联合，如新柏拉图学派，它标志着古希腊哲学的终结也标志着基督教哲学的兴起。对于古希腊哲学，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古希腊哲学的顶峰，它形成了包罗万象的体系化哲学，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古希腊晚期哲学以自我意识哲学继承了希腊精神，但他也认为像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只是高于感性，未达到理性认识的哲学。
综上所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观认为，哲学是从一般的抽象思想到抽象的对立的反思再到具体的普遍性的思想的过程，实现着理念自身外化、自身发展、自身回复的圆圈过程，追寻着那唯一的真理。黑格尔认为体系化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现实和哲学中应该处处贯彻理性的原则，并受理性原则的支配。此时，正常的世界应是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或普遍性与具体性相交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普遍性贯彻到特殊性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总体的、体系化的世界。
二、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发展观
在《笔记》中，青年马克思表达了自己的哲学发展观，即哲学要从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的这一哲学发展观主要表现在其对后亚里士多德和后黑格尔哲学发展境遇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要使哲学实现由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变，自我意识哲学是动因，哲人是中介。
(一)马克思哲学发展观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1836年，马克思离开波恩大学，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柏林大学浓厚的学习氛围使马克思逐渐将生活重心放在法学的学习上。1837年，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提到自己的生活由“过去时光的界标”即法学过渡到“生活的新方向”即哲学。原因是：随着对法学的深入学习以及萨维尼、甘斯等人的影响，马克思发现研究哲学是研究法学的前提。彼时的马克思想要在康德和费希特“理想主义”的体系下建构自己的法学体系，于是便从法的形而上学和法哲学两方面出发建构。法的形而上学原则作为立法的原则，是一切具体法律都不能违背的原则。但很快马克思发现他所研究建构的法的形而上学原则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理性演绎与经验归纳、应有与现有无法实现统一。马克思的世界观在此时发生了动摇，他发现自己寻求的不是漫无边际、脱离实际的想象，而是更加现实的东西，因此，马克思通过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辩证法寻求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除此之外，马克思也面临德国哲学的发展问题。在黑格尔逝世后，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和分裂为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19世纪30～40年代，青年黑格尔派以宗教批判的形式间接地对普鲁士王国的封建专制展开批判。自我意识哲学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开展批判运动的有力武器，受到马克思的重视。马克思认为自我意识哲学指明了哲学变革的方向，同时也蕴含哲学发展的动力因素。马克思指出，后黑格尔与后亚里士多德时代都出现了相似的总体性危机，在包罗万象的黑格尔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体系，而这些新的体系是自我意识哲学，相比包罗万象的总体性哲学，自我意识哲学呼唤着哲学的变革。
(二)自我意识哲学是哲学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在面对后黑格尔时代哲学的发展问题时，发现后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后黑格尔哲学有着类似的时代境遇，即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样的总体性哲学分裂后，会出现预示哲学变革和哲学发展动力的自我意识哲学，如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伊壁鸠鲁哲学和黑格尔之后的青年黑格尔派。对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的界定，马克思是站在黑格尔哲学发展观的基础上阐释的，他不仅肯定古希腊晚期哲学代表了自我意识哲学，而且更注意到自我意识哲学对哲学发展的动力作用。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后，总体性哲学产生分裂，出现了代表主观的自我意识哲学。一方面，哲学体现在个体的主观意识中，个体在思想上有了对世界原则的把握；另一方面是现实的存在，它是非理性的存在。因为个体的现实生活与现实行动并不是按照理性的法则，即个体的生活与行动失去了理性的能动精神，而这理性的能动精神在哲学家那里。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子偏离直线”结论正是自我意识哲学的表现。“原子偏离直线”这一结论表现了能动的主体性，只有当自然、实体生活与现实生活相统一，才能实现精神与现实的统一。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不同于以往哲学家对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的折衷主义看法和忽视的态度，认为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派主义是罗马精神的原型，它们表现了希腊哲学的主观形式，而蕴含在其中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实现世界和哲学分裂的哲学出路，自我意识哲学因其本身的性质能够掌握世界的本质并通过实践创造一个新的世界[5]。而在这个过程中，哲人是必不可少的中介，因为哲人具有能动的自我意识，能够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以概念方式把握世界，真正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
(三)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
马克思认为哲学的发展必然要由理论哲学转变为实践哲学，进而肩负起哲学批判的任务，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在“笔记六”中，马克思提到，“当哲学把它的目光转向外部的世界，不仅仅是来理解世界而是作为一个实践的人，就像它是在编织世界，是在与世界密谋”。马克思指出哲学的任务不仅是理解世界，更是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哲学应该从超验的“阿门赛斯王国”投入世俗的经验世界，马克思称这为“哲学的狂欢节”,这是思想自由发展的表现。哲学的关节点使理论哲学转变为实践哲学，实践哲学是哲学发展的必然环节。马克思说“当哲学决心创造一个世界的时候，它把自己的眼睛(regard)扔在身后(哲学母亲的骨骼就是发光的眼睛)”。“哲学的眼睛”肩负着洞察一切、发现问题和审视自己的责任，当哲学要创造世界的时候，理论哲学就会被抛在身后，直接面向世界，改造世界。“哲学象一个和精神斗争的精神战士，而不象一个摆脱了自然吸引力的个别叛教者，它起着普遍力量的作用，不断将阻碍着普遍事物被发现的形式消解”,真正的哲学是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表现。哲学的任务就是摆脱纯粹理性的局限，通过理性改造阻碍理性实现的形式，实现主客体的统一，进而实现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
总之，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要实现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变。“以前作为成长中的东西现在成为规定性，以前在自身之中是否定性存在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否定”。马克思认为要以“反观”的方式考察哲学史的发展，通过“反观”,马克思考察了亚里士多德之后和黑格尔之后的时代境遇，发现了世界分裂的现象。马克思以自我意识哲学的动力因素——“实践”为方法，以哲人为中介，试图使世界重新回到被理性原则支配的状态，进而实现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
三、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发展观的超越
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发展观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是站在黑格尔哲学发展观的基础上阐释自己的哲学发展观，二者既有相同的观点，也有不同之处，这不同之处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
首先，马克思与黑格尔都强调哲学是普遍性和特殊性、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认为理性要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支配。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的看法。黑格尔认为像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的哲学系统是具体理念的实现，“一个片面的原则被发挥成为一整个的世界观”,每一方面都成为一个哲学系统。黑格尔认为古希腊晚期哲学突出表现自我意识哲学，而自我意识哲学正是古希腊晚期哲学的最高原则。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同样认为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出现的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是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表现”。总之，马克思与黑格尔都追寻一种体系化的哲学和体系化的世界，认为作为哲学对象的理性原则要贯彻到现实世界，以概念式把握现实世界。但这一理性原则如何体现正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发展观的不同之处。
其次，马克思与黑格尔对处于“关节点”的哲学走向的看法不同，也就是说在世界哲学引起的风暴之后将会迎来怎样的时代，应该选择哪种哲学，是修补旧哲学，还是建立新哲学?马克思指出：“在这样的时代……统帅们认为，裁减战斗部队，分散战斗力量并签订符合现实需要的和约，可以挽回损失。”也就是说，按照黑格尔的哲学发展观，思辨的哲学体系和哲学原则是最为重要的，可以通过调和的、折中的、不彻底的态度实现理性原则与现实世界的统一。但这样的现实只是“合乎理性”的现实，因为黑格尔是从事先预设的最高理念出发去思考哲学的发展，这样的现实是因为要与理念本身相符合才成为这样的现实。而马克思显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通过泰米斯托克利斯提出的雅典毁灭的解决方法——“在另一个元素上建立新的雅典”说明自己对哲学发展的观点，即彻底放弃、重新建立。马克思既不赞成现实世界对理性原则的调和与折中，也不赞成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完全的主体性，而是既要坚持理性原则，又要坚持主体创造。就像马克思说的，“没有必然性就不可能理解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怎么还会有芝诺、伊壁鸠鲁甚至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可以出现，在黑格尔之后怎么还会出现不少最近哲学家的那些大都极度贫乏的尝试”。马克思认为通过理念引导和实践的现实世界具体如何是无法知道的，因为人们不知道建立在理性原则上的世界具体是如何规定的，必须要服从理性原则，通过理性原则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逐渐摸索，这就体现了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即“在如此不幸之中幸运的东西是主观形式，是作为主观意识的哲学在面对现实的关系中的形式”。黑格尔认为实践只是理论的一个环节，纯粹的哲学原则才是更应关注的，马克思则突出强调实践哲学的重要作用，认为理论的中断是通过实践体现的，哲学的发展必然是由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
最后，马克思认为通过自我意识哲学实现哲学和世界的统一需要哲人作为中介。哲人作为一个时代的优秀个体，他们能够最先意识到并把握理性原则，主动将理性原则实践到现实世界，促进并推动哲学和世界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从希腊“七贤”开始，哲人与哲学就进行了一种辩证的运动，即哲人作为时代的优秀人物，他们能够意识到内部的实体生活，并通过实践将这种实体生活体现于外在的现实生活和现实世界。在实体生活与现实生活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哲人不断调整自己的活动以建构一个符合理性原则的现实世界。哲人面对实体生活不仅是肯定的，同时也是否定的，通过对实体生活的批判，哲人不断实现着自身的思想变革，也实现着与思想变革统一的实践变革。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原则通过哲人与现实世界相统一，不仅是符合现实世界的理性原则，也是符合理性原则的现实世界。在自我意识哲学实现哲学和世界统一的过程中，马克思强调哲人的中介作用，而黑格尔并没有提出关于哲人对哲学发展的观点，这说明马克思早期就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主张通过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依据理性原则展开对现实世界的哲学批判，实现理性原则与现实世界相统一。
马克思站在黑格尔哲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在面对后亚里士多德和后黑格尔哲学相似的时代境遇时，以希腊哲学的发展为例，阐释了自己的哲学发展观。马克思赞扬古希腊晚期哲学的自我意识哲学，以自我意识哲学的实践性为能动因素，以哲人为中介，强调通过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理性原则贯彻到现实世界，从而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