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党领导一切，我要坚持到底！你们取消前委我坚决反对。若
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也要坚决抵抗！”
话说在1929年4月8日，红4军、红5军在于都城东门外沙坝上举行了一个会合联欢大会。毛泽东、陈毅、滕代远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随后又召集了有赣南特委和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红4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扩大会议分析了蒋桂战争的形势，认为蒋桂战争是革命发展的有利时机，作出了红4军争取江西的决定，在赣南短距离分兵，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
4月11日，彭德怀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率部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政权。他的这一建议当即得到了前委的支持。会议根据彭德怀的要求，决定将彭德怀、滕代远所部“编为红4军第5纵队”，由彭德怀以红4军副军长名义负责指挥。第5纵队“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会同仍在井冈山上的红4军第32团，恢复和扩大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
根据彭德怀的要求，会议还决定调拨一部分干部和枪支给第5纵队。
后来，红1纵队司令员林彪给了彭德怀部一部分坏枪。毛泽东得知后，严肃地批评了在林彪等红4军领导人中间存在的不肯调人调枪给别的单位的本位主义思想。
一天傍晚，毛泽东和陈毅、谭震林、黄琳一起到河边散步，他停下脚步问道：
“鱼在水中，是否也要睡觉？”
这个问题问得太突然，说鱼要睡觉吧，谁也没有看到过；说鱼不睡觉吧，似乎没有道理。陈毅和谭震林、黄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回答。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鱼是要睡觉的。鱼在水中游动，总有个休息的时候，光有动，没有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任何动物，有动就有静，有生就有死。”
江华（黄琳）后来回忆说：“他用身边的小事，向我们阐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哲学道理。信手拈来，入情入理，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且说在前委扩大会议后不久，红5纵队启程北归。红4军其它纵队则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实施“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
彭德怀率部回到井冈山，在茨坪住了一晚，会见了王佐。彭德怀问起别后情况，王佐汇报说，他的特务营200多人并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只是当时他们住在小井红光医院里的100多名来不及转移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全部都被敌人枪杀了。
第二天，彭德怀在砻市会见了边区各方面的干部，了解到永新的革命力量保存得比较完好；莲花、宁冈、遂川3县的地方武装各损失了一部分，有的坚持公开活动，有的转入了地下。红5军守黄洋界的2大队李灿、张纯清部，也只伤亡了20余人。
彭德怀还了解到，守八面山的彭某、李克玉大队，由于他们的地方观念比较强，当时又缺乏坚持湘赣边斗争的信心，就撤出了井冈山，退往大队长彭某、党代表李克玉的家乡湖南祁阳、宝庆一带。据说，后来他们在衡阳以东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消灭了。
这个传言其实并非完全属实，彭德怀后来在1955年见到了在海军航空兵工作的李克玉，李克玉证实该大队不是全部被消灭，而是被打散了。
彭德怀、滕代远商定：将原5军的部队整编为两个纵队、9个大队，纵队长分别是李灿、贺国中，各辖4个大队；军部直辖1个特务大队。
后来，彭德怀在率部攻打安福县时，又遭受了重大损失：纵队长贺国中、参谋长刘之志阵亡；纵队长李灿和9个大队长也负了伤。此战共伤亡了300余人。1929年秋，彭德怀又率余部离开了湘赣边界，开往湘鄂赣边区。这是后话。
且说在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率领红4军第3纵队从于都出发，经赣县的江口、于都的峡山，来到了兴国县城。他就住在潋江书院里。兴国县委负责人决定召开一个群众大会，请求毛泽东和大家见见面。
这一天清晨，在城边绿树掩映的鸡心岭山坡上，红旗飞舞，5000多群众挤满了整个鸡心岭前的大草坪。毛泽东和3纵队的干部们走上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会场上立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言语亲切，声音洪亮。他说：
“兴国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大家天天讲革命。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呢？一句话，革反动派的命。反动派是些什么人？反动派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军阀恶棍和土豪劣绅，他们就是我们的大敌。革命靠谁来革？不靠天，不靠地，就靠我们自己，靠劳苦工农。怎么个革法呢？蒋介石手里有枪有刀，刀枪干什么用？是要杀人的，杀我们工农大众的！咱们赤手空拳行不行？不行，就说打狗吧，你手里也还得有条棍子，有块石头，手一举，狗才会夹起尾巴逃走。我们要打倒屠杀工农的军阀和他们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拿起刀枪，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
毛泽东正讲着，天边忽然响起了一阵阵春雷，接着，豆粒大的雨点便纷纷落了下来。这个时期，兴国正遭春旱，几十天滴雨未下，秧苗眼看就要干死了。毛泽东挥动着手臂兴奋地说：
“这场雨下得好哇！你们大家看，革命一来，年景都变，变得风调雨顺了！”
他的话引得大家开怀大笑起来。情绪激昂的群众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毛泽东继续讲话。毛泽东把紧握的拳头打出去，大声说道：
“我们工农群众要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打倒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当家的政权。坚持斗争就是胜利！斗争就是要发动群众，有了群众，才有力量。”
接下来，兴国县委书记胡灿宣布了废租废债的决定，并当场焚烧了一堆堆田契债券。
鸡心岭大会后，红4军3纵队指战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奔赴乡村，分头做发动群众工作。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制定并颁布了《兴国土地法》。他在这个土地法中，把《井冈山土地法》里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个新提法，是一个重大进步。《井冈山土地法》所说的“没收一切土地”，就是把农村中各个阶级的土地一起没收，重新分配。这样做的结果不利于争取农村中的中间阶级。而《兴国土地法》中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就明确了打击对象是地主阶级，使所有农民群众认识到，土地革命代表了自己的利益，这样也就争取了中间阶级，有利于集中打击地主阶级。
《兴国土地法》中所说的“公共土地”，是指在旧中国带有政治性的土地，如反动村、乡政府的土地；有名为“社会公益”性的义仓田和提供修桥补路费用的土地；有教育性的学田；有宗教性的各类佛门教会的庙宇田；还有宗族性的在祠堂名下的公堂田。这些所谓的公共土地，其实大部分都掌握在豪绅地主与富农手里，农民根本无权干预。毛泽东将其称之为“死地主”。他说：
“看起来，兴国的‘死地主’也不少。这些‘死地主’的田不平分给穷人的话，多数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仍然得不到合理解决。”
毛泽东为贯彻《兴国土地法》，首先从组织上、理论上培养土地革命的骨干力量，他亲自在潋江书院崇圣祠里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共有40多人参加。年仅14岁的萧华，作为青年团干部也参加了这期训练班。
萧华，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父亲萧能球，母亲严招胜，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的家还是兴国地下党的交通站和联络点。正是在父亲母亲的熏陶下，小小年纪的萧华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有：国际国内形势讲话，农民问题及土地革命，党的组织和纪律，革命武装与革命政权。
毛泽东不仅编写了大部分教材，还亲自登台讲课，再现了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风采。
每天晨曦初露，毛泽东和学员们一起到雨坛垴树林前的草坪上散步，早读，唱歌子。每次上课，他都用极通俗的语言向学员们阐述一些比较复杂的革命道理。在讲到破除宗族观念的时候，他指着大厅门口一尺多高的门槛说：
“你们看，土豪劣绅就好比是祠堂里那个石头门槛。要是没有这个门槛，我们不是更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进出出吗？”
在阐明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时，他说：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护身法宝，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丢掉这个法宝，革命就要失败，共产党就一事无成。”
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毛泽东又召集兴国县委等地方组织负责人会议。他联系1928年冬地方武装汇合红2团攻克兴国县城后，因为不懂得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结果使革命胜利成果得而复失的教训，在讲话中说：
“凡是暴动过的地方，都必须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否则就要失去群众的信仰，使革命力量成为水上浮萍，没有坚实的根基。”
毛泽东还制定了一个《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他在纲领中写道：
“（1）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区、乡工农民主政府。（2）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山林，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借约。（3）建立和组织革命的武装——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4）取消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5）开展游击战争，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封建势力，保卫县、区、乡革命政权。”
就在这4月中旬，兴国县第一个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诞生了。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亲手将朱红的大印交给“赤脚佬”——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萧芳全。
《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作为革命政权的施政大纲，迅速在兴国大地上贯彻实施。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于都、宁都两个县的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了。至此，赣南革命根据地已经初步形成。
正当赣南地区革命浪潮不断高涨之时，蒋桂战争亦告一段落，江西省国民党军大部返回，并以4个旅的兵力向红4军推进，企图围歼红4军主力。
1929年5月18日晚上，红4军在瑞金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打破敌军围攻的行动方案。林彪在发言中提出了对时局比较悲观的看法。
此时，红4军还不知道，早在5月13日，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在广东又爆发了，紧邻粤东地区的闽西大小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先后投入了这场混战。盘踞在闽西的土著军阀陈国辉亦赴粤参战，造成了闽西敌人力量空虚的局势。
5月19日，毛泽东收到了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人送来的《闽西历年斗争与敌我情况》的书面报告，邓子恢请求红4军再次入闽。毛泽东、朱德审时度势，决定红4军第2次入闽。
邓子恢，1896年8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东萧邓厝村，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第二。邓子恢幼年就读于桐冈小学，17岁入龙岩中学堂丙班，受辛亥革命影响接受了孙中山的救国思想，1915年秋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3月，他考取公费留日，在东京东
亚补习学校留学一年多，因贫病交加辍学回国，到龙岩桐冈小学任教；1918年底前往江西省崇义县杰坝圩“庆昌和”杂货店当店员。五四运动后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春在龙岩白土桐冈书院组织奇山书社，创办《岩声》月刊，传播马克思主义。1926年秋北伐军挺进赣南解放崇义县，在杰坝圩成立国民党区党部，邓子恢任常务委员，12月经陈赞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陈赞雍和邓子恢发展了十几个党员，成立中共崇义县支部。1927年冬，他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1928年3月4日，参与领导龙岩后田暴动，建立闽西第一支农民游击队；1928年4月，任中共上杭县委宣传部长，在蛟洋协助当地领导人发动蛟洋农民暴动。6月底永定暴动后，他与张鼎丞一起，领导分田斗争，创造了漠南分田经验，并担任红军营党代表；7月中共闽西特委成立，担任宣传部长，并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兼任红7军第57团党代表。1928年7月，中共闽西特委在永定溪南成立，邓子恢任特委宣传部长，兼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1929年3月，他接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
就在5月19日这一天，红4军从瑞金的武阳出发，越过武夷山，急速向闽西挺进。
5月20日清晨，红4军来到长汀县境内的汀江渡口——水口。在江边，毛泽东和朱德发出两封紧急联名信件，派人分头送交邓子恢和正在上杭蛟洋的闽西红59团负责人傅柏翠、曾省吾、罗瑞卿，指示闽西特委和闽西地方武装做好策应红4军军事行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指定了具体联络点。
罗瑞卿受命率领游击队到古田附近迎接红4军。
罗瑞卿，1906年5月31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1925年，他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步科班学习。毛泽东曾到这个学校讲过湖南农民运动，罗瑞卿是其中的一名听众。那是罗瑞卿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1929年初，罗瑞卿受党组织委派，到闽西工作，担任红军一支游击队的大队长。
就在5月20日这一天，罗瑞卿部组织了18名船工，9只木船，在6个小时之内将红4军4000余名指战员和几十匹战马，全部渡过了汀江。
5月22日傍晚，红4军来到龙岩城西30华里的小池乡。此时，古田、小池、大池一带农民在地下党领导下，纷纷举行暴动，策应红军。
晚间，毛泽东、朱德在小池圩“赞生店”楼上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临时特委派来的龙岩县委负责人郭滴人介绍龙岩城内国民党军陈国辉所部的近况。郭滴人说：
“盘踞在龙岩、漳平的省防军第一混成旅主力，由陈国辉率领赴潮、汕加入讨桂阵营，只留下少数部队驻守后方。龙岩城内驻有旅部及特务连、机枪连，防守龙岩的总兵力不足500人，由参谋处长庄凤骞坐镇指挥。”
毛泽东听后分析说：
“陈国辉的部队与郭凤鸣略有不同，其武器弹药比较充足。由于他收编了一部分北洋军阀的势力，因此他的部队成份中多系北方流落在此安家落户、以匪为业的兵痞子，虽然也是1个旅的兵力，但战斗力却比郭凤鸣强。我们的兵力虽然和陈国辉不相上下，但陈国辉部政治腐化，贪生怕死，而我们红军是为人民战斗的部队，作战勇敢坚决，尤其在消灭了郭凤鸣旅后，士气旺盛，威震闽西，敌人对我十分畏惧。所以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它吃掉。”
会议决定：乘陈国辉部守城兵力不多，攻打龙岩城。罗瑞卿也率部参战。
毛泽东、朱德拟定的作战方案是：由1、3纵队负责正面攻击龙岩城；由2纵队绕道从左翼迂回，从龙岩城背后的北山进行包围突击。
5月23日凌晨，毛泽东在小池圩北边的草地上召开班以上干部和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作了攻打龙岩城消灭陈国辉守军的战前动员。他号召指战员们说：
“坚决消灭陈国辉守军，为民除害，装备自己。”
拂晓前，部队按计划分两路行动，悄悄地直逼龙岩城下。第1、3纵队首先打掉了守军前哨阵地上的彭棠第1补充营，接着猛攻西门及西桥。第2纵队也控制了北山的制高点。双方激战至上午9时，红4军两路部队先后突破了西门和北门，胜利会师了。这便是红4军一打龙岩城。
毛泽东、朱德在龙岩城里见到了龙岩县游击队长陈锦辉。毛泽东紧紧握着陈锦辉的手说：
“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优秀军事干部，要努力学习，努力作战。”
红4军胜利攻占龙岩城后，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只有龙岩省立第9中学的大门还依然紧闭着。毛泽东的警卫员来到9中，“笃、笃、笃”，“笃、笃、笃”，他反复敲击着大门，学生们还是不敢来开门。老校长庞传珍壮着胆子打开了门，一个英俊的红军小战士走了进来。小战士对庞传珍说：
“我们的党代表请校长到军部叙谈叙谈。”
庞传珍不好推辞，局促不安地来到了军部。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他，像老朋友一样随便和他攀谈起来，庞传珍这才如释重负。
近午时分，毛泽东在庞传珍陪同下来到9中。庞传珍摇动铃声，召集学生们到操场集合。这是一个小操场，毛泽东登上搭着雨盖的讲台，环视了一下台下静坐的300多名学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毛泽东”3个字，然后转向学生，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同学们，我叫毛泽东，是朱毛红军党代表毛泽东。”
台下的学生们听到毛泽东的名字，议论纷纷。毛泽东等台下安静下来，开始给他们分析国内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的罪行。他说：
“汪精卫在国共合作时期也曾称我们是同志，可是不久就骂我们是土匪，举起屠刀，站在蒋介石一边屠杀我们工农。从此，国民党新军阀为争夺权利，连年混战，百姓遭殃。”
毛泽东在9中演讲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许多工人、店员和小商人也来到9中操场旁听。毛泽东讲了不到半个钟头，突然“轰隆”一声，从国民党县署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会场上顿时出现了骚动。毛泽东十分镇静，叫大家不要惊慌，并派警卫员出去查看。不一会儿，警卫员回来报告说，是红4军2纵队的战士用手榴弹炸开了监狱的铁门，救出了被捕的革命者。于是，毛泽东继续演讲，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号召青年学生投入革命洪流，担负起解放劳苦大众的重任。他的演讲一结束，全场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龙岩9中的许多学生纷纷报名参军。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龙门墟对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说：
“要重视武装建设，要建立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红军。这是保证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的基本条件。”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特委很快就将已经组织起来的各县赤卫团、游击队进行了整编，成为一支地方红军部队。
这一天，毛泽东也收获了爱情的结晶。年纪不满20岁的贺子珍在龙岩城里生下了第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一个女孩，他自然非常高兴，笑着对贺子珍说：
“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个好地方才出生。”
一句话把贺子珍逗乐了。因为红4军马上就要撤出龙岩城，毛泽东考虑到很快就能回来，于是决定不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让她们母女俩隐蔽在城外一个老百姓家里，好让贺子珍在产后休息几天。可是，贺子珍执意要跟部队走，毛泽东只好交代说：
“好吧，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忍着心中的悲痛点点头，没说什么。她用被子把婴儿裹好，亲自送到联系好的一个大嫂家里，没有留下什么衣物，只把事先准备好的15块银元放在大嫂手里，交代说：
“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她的。”
就在5月23日这天傍晚，红4军主力根据毛泽东诱敌回巢、待机全歼的指示，撤出龙岩城，相继攻占了湖雷、永定，并在永定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战果和政治影响，同时等待龙岩县委送来敌情报告，以便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湖雷是永定县的一个小集镇，有几百户人家，百十家店铺，东边是郁郁青山，西边是潺潺流水，是部队休整的一个不错的地方。
5月底，毛泽东在湖雷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对要不要正式恢复红4军军委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前，毛泽东鉴于1929年4、5月间赣南、闽西斗争局面逐渐打开，部队、地方、党内、党外，诸事繁杂，他和前委便临时决定恢复红4军军委的组织和工作，成立了临时军委，任命在4月3日由福建省委派来瑞金传达中央“二月来信”并参加红4军工作的刘安恭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兼军委政治部主任。这本来是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孰料此举竟引发了红4军内的一场轩然大波。
刘安恭者，何许人也？原来他是刚从苏联莫斯科学习归来的中央特派员。这个人满脑子全是苏联红军的规程，对中国红军的情况却知之不多。他一到红4军就以中央代表自居，哇啦哇啦乱发言。他说，脱离中央的红军必然被消灭，他主张按中央指示将红4军分散开活动。刘安恭又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热衷于抓实权和搞宗派主义，上任伊始即主持军委会议作出了一条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它事情；并提出要求，成立一个正式军委。毛泽东如果承认刘安恭的这一决定，前委就不能领导红4军了，更谈不上直接指挥红4军，前委的工作也就无从开展了。
这就叫：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吞象之蛇，井底之蛙。
毛泽东对刘安恭的决定，自然是坚决反对，他说：
“你们这实际上是要取消前委！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就是要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红军的任务不单单是打仗，还要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
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有不少人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他被孤立了。毛泽东愤怒地说：
“党领导一切，我要坚持到底！你们取消前委我坚决反对。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也要坚决抵抗！”
刘安恭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还故意在红4军中制造矛盾。他散布舆论说：红4军中的领导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他这招还真灵验，果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红4军干部队伍中竟然出现了一部分人拥护毛泽东、一部分人拥护朱德、一部分人拥护陈毅的极不正常的现象。
就在这次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湖雷前委扩大会议上，拥护毛泽东和拥护朱德及拥护陈毅、还有拥护刘安恭的几派之间，围绕着是设立还是取消红4军军委及其它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矛盾终于公开化了。
以刘安恭为首的一些人对前委提出了很多意见，他们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有“家长制”倾向；强烈要求恢复正式的军委。
以林彪为首的一些人坚决反对设立军委。他们认为，赣南、闽西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前委领导的工作中心还在军队。“军队需要集中而敏捷”，因此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红4军更有利于作战。持这种意见的人，批评硬要成立军委的主张是“分权主义”。
此外，还有不少其它意见：有的人习惯于旧军队的管理方法和训练方法；有的人欣赏并主张照搬苏联红军实行的一长制；有的人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机关应隶属于军事机关”、“由司令员发布告”；更有甚者，有的人认为政治工作是“找麻烦”，宣传兵是“吃闲饭”、“妨碍行军”等等。与会者议论纷纷，各方争执不下，意见始终未能统一。
1929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党内现发生些毛病”，但他还是乐观地表示“正在改进中”。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汇报了红4军的一些困难：自红4军下井冈山以来，经过半年转战，在指战员中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伤亡较大，造成了“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红4军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是从每次战斗的俘虏中，挑选一些表现好的，加以短期教育和训练，任其为下级军官。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和干部伤亡增多，现在这一类下级军官在部队中已经为数不少了。这就使红4军内特别是干部组成成份逐渐复杂起来。毛泽东鉴于这种情况，在报告中请求中央：“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在最近期内派遣中、下级军官，中、下级政治工作人员各100人，高级军官、高级政治工作人员各5人，在1个月内赶来。”
尽管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但他实际上又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中央。他非常明白，如果中央派人来，一则路途艰险，红军又不断转战，绝不可能及时到达；二则其数量也有限，远不能满足部队的大量需求。所以，面对党内军队内已经公开化的矛盾，尽管是在战争形势下，一个批评和纠正部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设想，正在他的心中慢慢酝酿。
就在此时，龙岩县委书记谢国鑫前来请求前委再次攻打龙岩城。正是由于他个人主观上的这一严重过失，贻误了红4军攻占漳州的一个良好的战机。
原来，傅柏翠曾7次书面飞报龙岩县委并转前委：李文彬旅到了涂坊后转回长汀，除留下1个团防守长汀外，大部均撤回了江西。这是一个乘虚打下漳州的极好的机会。不料这样重要的军事情报，竟然被谢国鑫搁置了起来。谢国鑫上报前委的情报则是：红4军撤出龙岩后，龙岩地方反动武装和陈国辉部的一部分主力又进占了龙岩城，这些反动势力在失而复得的美梦中，又得意忘形起来。他们请求红4军再攻龙岩。
毛泽东和朱德根据龙岩县委的情报，命令红4军第3纵队从坎市出发，攻打龙岩城；军部及第2纵队进驻龙岩龙门，密切关注广东方向敌人动静；第1纵队则留在永定坎市等候命令。
6月3日，第3纵队在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率领下，会合傅柏翠、曾省吾、罗瑞卿领导的闽西地方武装红59团及龙岩赤卫队，一举攻克了龙岩城。这就是红4军二下龙岩城。
6月4日，毛泽东获悉陈国辉已率领主力由广东奔回的消息，他和朱德等人商量后，“决定采用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暂避其锋，转移阵地，将红军主力开到上杭、连城，观察敌之动态，”以便将陈国辉部聚而歼之。
这一天，伍中豪、傅柏翠接到毛泽东、朱德的手令，各自带领第3纵队、红59团迅速撤离县城，集中龙门，双方会合后，进驻大池。留在坎市的第1纵队也同时接到命令，有计划、有步骤地撤出坎市，进军上杭。
6月5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这一天，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名义签署的《红军第4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在龙岩颁布。《布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任务，并着重宣布了打土豪分田地等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关于土地革命政策，《布告》中说：
“（一）收租200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除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200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谷子须减价出粜，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二）工人农民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三）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给田东交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五）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工农联合组织革命委员会，夺取反革命的枪支，组织工农的赤卫队。（六）凡平日压迫工农或阻碍革命，或经手公款账目不清的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可以把他一概捉起来，按照他们犯罪的轻重，分别处以死刑、监禁、肉刑、罚款、游行示众、写悔过书等刑罚。”
红4军的这个《布告》措施有力，政策界限分明。在红4军的大力协助下，闽西各地迅速掀起了一个土地革命热潮，其情景正如两首民歌描述的那样火爆。
其一是：暴动一声满地红，土豪劣绅狗命终；五抗粮捐租税债，四军入闽心更雄。
其二是：打倒土豪分了田，扩大红军建政权；汀江两岸都红遍，红山红水红满天。
6月7日拂晓，毛泽东、朱德率领军部和2、3纵队由大池出发，向丰年桥前进，正面攻击白砂守敌。红59团和红1纵队分别为右翼和左翼，一同发起进攻。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红4军顺利攻占，歼敌1个团，扫清了龙岩外围的反动势力。毛泽东高兴地说：
“白砂之战，为歼灭陈国辉创造了条件。”
6月8日，毛泽东在白砂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继续讨论关于取消或正式成立红4军军委等问题。刘安恭在会议上发言说：
“既称4军，就应该有4军这一级党部——军委。”
有不少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还有很多人提出，临时军委也没有必要，应该予以撤销。会议对后一种提议表决的结果是，在参加会议的41人中，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议。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职务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改任第2纵队司令员。
这正是：墙上芦苇，山间竹笋。黄口孺子，一现昙花。
临时军委被撤销，并不意味着红4军不设军委。但是否马上就设立正式军委？在撤销临时军委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前委主要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不一致了。
萧克曾经回忆说：毛泽东认为：由于前委和军委的根本分歧，使党的“3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第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有人甚至说：难道连“一支枪党也要过问？”这一部分人“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第二，有人反对一切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第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朱德则对毛泽东这几条意见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第一，“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先例”，他说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他认为：4军在原则上坚持不够，结果成了“一切工作集中前委”。前委“对外代表群众机关，对内代表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第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只有“造成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信仰，奋斗才有所依归”。他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前委扩大会议经过几次讨论，大家在是否马上设立军委的问题上，意见不但未能取得一致，反而把矛盾扩大到部队中去了，结果形成了一种取决于部队“全民公决”的态势。赞成与不赞成，各执一端，对立非常严重。
赞成马上设立军委的人认为：既要4军，就要有军委，这是组织系统的完成。有人要把军委的设立，作为制约“权力集中前委”的必要手段。
不赞成马上设立军委的人认为：现在红4军虽有4000多人，但仍是一支小部队，而且不断行军转战，“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有前委直接指导就可以了，不必再设立军委。林彪还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坚持设立军委，实质上是一种“分权主义，”而这种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的分权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几天以后，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的看法有了发展。他说：
“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4军党的主要问题，是红4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这次议论的问题，虽分成了3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表现，具体说，是有人与党争权。”
毛泽东几乎是要点出朱德的名字了，此论一出，红4军党内的争论更加激烈了。党内高级领导人纷纷发表意见。
刘安恭对其军委书记职务被撤销，一直愤懑不平。他把撤销临时军委、免去他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职务一事，全部归咎到毛泽东身上，因此，他趁着这个机会煽动说：
“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4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刘安恭还提出：军委是否设立，应以完全选举制度来解决；他还提出：可以由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
毛泽东愤而提出了辞职的书面意见，他说：
“前委、军委成分权式，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这天晚上，红1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江华（黄琳）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了毛泽东同志。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泽东同志也一夜辗转未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这些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
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了些什么呢？原来林彪是这样写的：
“现在4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附和这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你今天提出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这正是：知人知心难，难于上青天。不打不相识，此事古难全。
欲知毛泽东能否接受林彪的意见，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鉴于1929年4、5月间的情势，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任命刘安恭为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这本是工作需要，可没想到刘安恭竟会借机挑事。后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党内现发生些毛病”，又说“正在改进中”，表明他是很自信的。一方面他根本没有把刘安恭看到眼里，另一方面，他正在做着其他人的思想工作。正是由于后者，才在白砂会议上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刘安恭的职务。但他没想到朱德又公开地站到了对立面，这说明刘安恭所说的红4军内有3派并非谣言。毛泽东此时还不知道所谓的“陈毅一派”，待到后来知道之时，那就是他离开亲手缔造的红4军之日。更为严重的是，在红4军召开“八大”前，他又一次遭到了“党纪处分”的威胁，甚至险些命丧黄泉！笔者每读此节，脑海里都会自然而然地涌现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知人知面难知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类成语。是啊，毛泽东在认知大趋势上往往料事如神，在革命队伍中也是以知人善任而著名，可他在“同志”中认识人，也不免像古人、今人一样，知人知面是容易的，而要知其心，则是有一定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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