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当局者迷，又言道，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身处近现代，反而看不清其真面目。有鉴于此，在解读近现代的中国史时，如何才能揭示其时代的密码？只有解开了密码，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何以能崛起，并且在他带领下，中共何以能得天下、治天下。
笔者以为，要做到这点，必须把握中国近现代时代的下列几个突出的有异于前次历代的时代特点：一是近现代的中国（1840-至今），被迫与时间竞赛，被迫加速前进，否则将不断沉沦挨打、挨骂；二是被迫彻底扬弃落后的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接受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三是在西方英、法、德、俄的工业文明中，审慎地、深思熟虑地，选择了欧俄的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业文明。
这三大特点，都是在艰难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不是苦思冥想、闭门造车形成的。
相较于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所面对的落后的游牧文明的挑战，中国近现代文明头一次面对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中国农耕文明在与西方工业文明的较量中，不论如何回应，都黔驴技穷，都以彻底的失败告终，最终被迫不得不屈辱地放弃天朝、中国中心观的世界观、历史观，承认落后，转而彻底否定自己，拆了孔家店这座神圣的文化思想殿堂，暂时权宜地接受西方的欧洲中心史观或西方中心史观。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承认儒道文明落后。但在放下身段，承认不及西方工业文明时，不是无原则的盲从，而是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等，经过深思熟虑比较研究后，明智地选择了欧俄的社会主义文明, 作为师法的楷模，所谓“走俄国的道路，向俄国学习。”
所谓中国近现代与时间竞赛，是说相对于前几段的中国文明的转型，例如春秋战国、五代十国、明末清初的转型而言，都经历了好几百年，春秋战国的转型花了五六百年左右，以下的几段历史也花了二三百年不等。
然而，近现代中国文明这个时段的转型，尽管极其复杂曲折艰辛，竟然在相对较短的一两百年内完成，实在是一个奇迹。无疑，这是因为在赶超西方文明的时间重压下，不得不甩掉老祖宗打造的文化遗产，拼了老命，加速赶超。
其次是，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在游牧文明数千年来长期的挑战下，都能有惊无险，安然无恙；甚至在被征服后，游牧文明虽然不断尝试按其模式改造农耕文明，结果反被同化为儒道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从而使士人陷入儒家文明至上、天朝无双、盲目自大的文化自信和优越感。
然而，当近现代中国的农耕文明被迫进入世界文明的轨道时，在各个方面，完全不敌西方工业文明；不断的挫折、失败、羞辱，以致到了张之洞所谓的“国亡、族灭、教毁”的危境；最后终于在1900年的庚子之役，中国农耕文明彻底崩解，从此被迫毫无保留地进行文明重构，以求适存于世界大国之林。
这是国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现象。游牧文明虽然多次征服了华夏中国，华族确曾经多次历过国破家亡的困境危境，但从未彻底征服过中华儒道文明，士人从无教亡的忧虑。然而，到了近现代，以康梁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不但亲身经历国破家亡的惨祸，还兴起了道息教灭的深层忧虑。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历代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中国传统的儒道文明，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下，陷入彻底崩解的深层危机！
由于急迫的存亡危机，必须与时间竞赛，就个人而言，以致仁人志士，纷纷争先，不断“前进，进！”，唯恐落后。于是不断否定自己，迎合时代潮流，改造自我。鉴诸梁任公的名言，“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孙中山名言，“迎头赶上”；毛泽东名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开除球籍”等。都是表达时不我与，与时间竞赛的时代急迫感。
在这种思潮下，就个人而言，一时先进的人物，转瞬间变成落后的人物。康梁如此，孙黄如此，杨度更是不断与时具变，从维新立宪到民国革命，据周恩来说，杨的晚年更转而加入中共，成为中共的秘密党员。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与时间竞赛的活典范。
次就制度体制思想而言，从自强中兴、立宪维新、到国民革命、人民革命，不断求变求新。
再就群体而言，从家、族、社、团，到国家、全体国民、人民群众，参与变化的范围，不断扩大；抗日的民族战争，谓之全民抗战；毛的革命，谓之人民革命，不断扩大深化。这都是在与时间竞赛，迎接时代的挑战。或曰毛过于激进，毛答曰，非所愿也，形势逼人，不得不尔。
最后历史昭示，在一个一穷二白、一个没有工业基础、资本实业的落后的中国农耕社会，拥有的唯一资源，就是人力资源，亿万的农民就是中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富矿源。
只有发掘调动这个人力富矿源，始能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始能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始能振兴中华，再造辉煌。
这就是中国近现代中国史的天机密码。
谁能读懂这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天机密码，谁就能够动员亿万农民的人力富矿资源，谁就是时代的宠儿。毛泽东，一个师范生，出身农民，体察民瘼，知道农民，与农民有共同语言，能与农民同甘共苦；所以只有他，才能为广大的苦难工农兵阶层的利益发言，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才能从而实现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富国强兵，改造中华，再造辉煌的迫切时代使命。
毛泽东，读懂读透了时代的天机密码，崛起成为中共创党建党的领袖；是他，重新界定了张载的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从而基本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制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以后的各个世代，只要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前进，不断与时俱变，革新、创新、充实，不离开正道，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就可以继续焕发其强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