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三重前提
第一节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国情前提
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国情。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等，并一步一步地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中国已经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但由于中国人民的抗争，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协调，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征服中国，也使得它们不可能共同瓜分中国。它们只能与中国的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因此，近代中国尽管在实际上已经丧失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的地位，但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还有一定的主权。因此被称作半殖民地。
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之中。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早在宋代初步萌芽，明代初步发展，进而到近代已明显发展，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然而，西方列强并不愿意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在中国农村中，封建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依然占居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样，中国的经济既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了。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被列强欺凌，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首先奋起抗争的是地主阶级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林则徐、魏源等，他们疾呼“开眼看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军事技术，抛弃“天朝上国”的包袱，掀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潮。后来，地主阶级的洋务派把林、魏等的思想付诸实践，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由于洋务运动根本就没有触动和否定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封建制度，因此，它的命运只能是失败。地主阶级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环境下根本就行不通。
然后，不屈不挠的中国人开始了新一轮的抗争。这次领导救国救民斗争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维新变法，主张学习日本，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由于中国封建顽固势力异常强大，这种尝试失败了；孙中山主张向美国和法国学习，在中国推翻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领导了辛亥革命，达到了初步目标。可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及其软弱性，被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封建军阀窃取。由此，地主阶级之后，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尝试也失败了。中国人陷入深深的困惑与无奈之中。
后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胡适等激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旧思想旧文化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罪魁祸首。于是，他们领导了新文化运动，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把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作为挽救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当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传到中国的南方，中国人民顿时受到启发，终于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中国先进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吴玉章等开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点的共产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从西方学来了组织政党、搞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和发展政权的宝贵经验。1921年成立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清了中国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体现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两者是密切结合、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这种既不是完全的殖民地，也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更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体现着近代中国的特殊性，即基本国情。
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革命道路、革命风貌以及革命前途等问题，均源于这种基本国情。1923年7月，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是简单的一个国民革命问题，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体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广大国民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1926年初，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说：“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国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毛泽东说，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就是中国革命要从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这种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指导思想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由上可知，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首先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别的革命，而只能是并且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要素。革命对象决定革命性质，以上正确认识表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异同，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领导等一系列基本问题。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剧烈变动，为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条件。经济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政治上，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思想文化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所以，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因为： 一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是领导阶级不同。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毛泽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殖民地的控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积极扶持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样的时代里，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就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的范畴，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显然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之前，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都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四是革命的目标和前途问题也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之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已经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在性质上与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样，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范围，但又有着严格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的特点：一是时代条件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二是革命领导权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只是追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则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三是革命的指导思想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四是革命目标与革命前途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要在中国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阶级包括富农、中农和贫农，三者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态度也不一样。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占农村人口的5％，他们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自己也参加劳动。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份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要把富农和地主阶级有所区别，不能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20％，一般不剥削别人，经济上能自给自足，政治上没有权力，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压迫，“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的70％，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这是因为：一是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因此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封建势力的主要压榨对象和帝国主义的主要掠夺对象，因而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动力。二是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不同时期的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大部分是穿着军装的农民。三是中国革命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着革命的最后胜利，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就必须到落后的农村去创建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依靠广大农民，开展游击战争，把农村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没收官僚资本，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同时又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具有双重的革命性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开展的唯一一项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双重性质的事件。一是近代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并直接为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服务，是革命的对象。没收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封建的买办资本，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和基本内容之一，因此，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二是官僚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毕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个群体，而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没收官僚资本，把这种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巨大经济力量集中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手中，形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成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开端。没收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属于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因此，就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第一，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进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中国革命两步走的关系：一是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和任务不同的两个阶段，只有完成前一阶段的革命任务，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革命。二是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是紧密衔接的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第三，在中国革命前途问题上党内有过两种错误倾向：一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应当紧密衔接，而是主张在两个阶段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这种观点只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而没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二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这种观点只看到两者间的联系，而没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三是这两种错误观点都违背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客观发展规律。
总之，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以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思考是毛泽东思想及其政治经济学形成的重要前提。
第二节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前提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是以毛泽东哲学为基础的。而毛泽东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并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硕果。毛泽东哲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唯物辩证思维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就其理论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都带有鲜明而深刻的中华民族特点，或者说，具有中华文明的显著特性。
一、毛泽东对中外古典哲学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扬
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是毛泽东哲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理论前提。毛泽东哲学理论最主要的来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他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埋头研究思辨哲学，对哲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和恩师杨昌济的教诲，将哲学理论的探索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应当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去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进而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无论是花样年华的青春时代，还是荆棘戎马的战争时期，抑或是恶疾缠身的垂暮之年，总是书不离身，手不释卷。他的桌上、床上、椅子上、行李箱里，甚至是洗手间里都摆放着书。其中读得最多的就是中国传统书籍，如《永乐大典》、《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四库全书》、《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纲鉴易知录》等等，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为毛泽东哲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此外，毛泽东哲学理论的形成也受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的、民主的革命理论的影响，如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理论的影响；如他以极大的兴趣细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原理》和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论》；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国富论》、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柏拉图的理想国》等。毛泽东哲学理论的另一重要渊源，便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毛泽东一生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人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反杜林论》、《路德维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代哲学的终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哲学笔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等。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一定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落后，中国的哲学需要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成果。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又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历来重视我国的文化遗产，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结合起来、与中国民族化的形式结合起来。毛泽东在谈到与“实事求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有的放矢”时，就结合中国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叶适曾用过的“弓矢从的”的比喻，其原意是强调立论要象对准靶来放箭一样，以此来论证其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结合这一事例，把“有的放矢”与“实事求是”放在一起谈，认为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个‘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毛泽东把“有的放矢”提高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以此来阐发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重要原则。这不仅改造了其原来的含义，深化了其内容，而且还充分体现毛泽东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了民族化、群众化及通俗化的重要特点。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与文化并有相当精湛的造诣。从而使他能运用自如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使之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批判地吸收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积淀起来的哲学睿智和精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创新和自我完善，最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概括了“实事求是”理论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理论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并不是毛泽东的创造，而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经典表述。史书记载，“实事求是”一语源出于《汉书》。说的是西汉景帝之子刘德喜欢读书，广泛搜集阅读古代文化典籍。因此，班固称他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它的原意是说，做学问要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再从中得出真实的结论。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是指做学问时的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它与我们党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有本质区别的。毛泽东从中国历史遗产中发掘了“实事求是”这一理论形式，并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进一步阐发和重新解释了“实事求是”的命题，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过毛泽东的新解释，使“实事求是”有了崭新的涵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思想路线、认识路线，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在赋予“实事求是”命题唯物辩证思维内容的同时，还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根源就是不实事求是，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正确道路。1941年冬，毛泽东为延安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校训，并对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最简明、最精辟的概括。经过毛泽东改造和解释的“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精辟概括，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硕成果。
（二）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唯物辩证思维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十分熟悉，并灵活自如地对其丰富的唯物辩证思维资料进行吸收和改造，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道理和原理，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更丰富。
在讲到辩证法的两点论和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对立时，毛泽东就引用《易经》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来解释事物的两方面，明确讲到，“一点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自古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毛泽东还对传统哲学中的“一物两体”、“有一必有二”等哲学命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改造，在其重要著作《矛盾论》中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两点论”、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等重要的辩证法观点，并用民族语言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将复杂的哲学矛盾观点及其对立统一规律这一重要的辩证法规律简明扼要、通俗化、民族化、大众化。
毛泽东改造并吸收《老子》朴素的哲学观念，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论，并给予了科学而深刻的解释。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谈到好与坏的辩证统一时说，“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毛泽东继承和发展《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家辩证思维，就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他就指出，“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此外，毛泽东还将《孙子》中合乎辩证法的论述，如“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以逸待劳”等运用于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辩证地改造和吸收中国优秀辩证法思维，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更丰富更深刻，同时也使毛泽东哲学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
（三）科学总结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以丰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知行观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实质在于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的问题，也就是认识的来源问题。从总体上看，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我国历代哲学家们曾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如，宋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先行重”论，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观，明末清初王夫之主张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听乎知”观。近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和“行先知后论”。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都不可能在实践的基础上作出辩证而正确的回答和解释。
毛泽东以科学的社会实践观和辩证法考察知行问题，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同时，他特别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对实践的种种片面而错误的认识，把知行问题从抽象的纯思维活动和个人的道德践履的狭隘圈子里解放了出来。《实践论》于1951年公开发表时，毛泽东特意加上副标题“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行的关系”，这表明毛泽东写此文的目的之一，是科学解决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和行的辩证关系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一认识运动的总公式，以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是对我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是我国几千年来知行学说发展的最高成就，从而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四）批判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伦理理论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伦理学非常强调道德的作用、道德的实践、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原则，学习“哲学”就是以探求“天人合一”为中心，和道德修养紧密相联系。《大学》所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中，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只有道德修养好，才能完成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历史使命。这些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批判地吸收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他强调道德在推动历史发展、革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竭力倡导在个人修养中要做到“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完善“为人民而死”的共产主义道德，号召人们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故他强调道德的改造必须通过与工农相结合，通过革命实践和现实生活的刻苦磨练才能实现。在此，毛泽东把中国传统道德观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修养的观点结合起来，指明道德的作用及其发展方向，从而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五）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唯物史观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追求理想社会是研究社会历史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社会追求，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如《礼记》，是一部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是由西汉儒家学者戴圣对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加以辑录、编纂而成，共49篇。《礼记》的第九篇《礼运》，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首先描绘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对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都有深刻的影响。这一理想社会的总原则是“天下为公”，即以公有制为基础。从古至今，中国人民对于天下为公，自由、平等、公正、公平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历代农民起义，包括近代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以及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以“天下为公”的民主革命，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志士仁人始终为实现大同理想而奋斗。
中国传统历史观中的“大同”社会理想对毛泽东影响很大，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衷心向往“世界大同”、“太平大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毛泽东仍然讲“世界的大同”，但他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把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结合，并使大同的社会理想科学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赋予中国特点。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实质上就是开辟了一条通往共产主义大同理想的现实道路。
在社会历史观问题上，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民贵君轻的重民、民本理论以及仁者爱人的人权理论，把“人定胜天”的理论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强调人民群众自觉能动的重要性。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从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而其来源于西方古典哲学与中华文化和中国哲学，既有一定的渊源（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伏尔泰之见），又有一定的差别，这必然会影响它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要强调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具有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最善于批判地吸取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性，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
第三节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国学前提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一生反复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并写了大量的读书研究笔记。毛泽东精通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即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深受其重要影响。毛泽东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由此创立了具有中国特点、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毛泽东政治经济学，并且是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指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巨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包括奴隶社会，主要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形成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历史时期。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基本内容上来看，主要包括以老子为代表的自然经济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产品经济学和以管仲为代表的商品经济学，或曰市场经济学（详见李志荣主编、李堋、萧绍良和司俊编著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辑要》）。老子从朴素的唯物哲学观念出发，强调认识和利用自然力、遵循自然规律，主张发展“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孔子和孟子从唯心的天命论出发，强调靠天吃饭，主张发展不经市场交换直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老子和孔孟的哲学思维虽然不同，但都以土地和农业为本，殊途同归，主张发展的实际上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形成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成为主导中国2000多年之久的正统封建政治经济学理论。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把自给自足的自然产品经济看成是最理想的经济生活模式。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产生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在新兴地主阶级内部百家争鸣，当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学派，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自给自足的自然产品经济作为他们理想社会的经济基础。儒家理论后来发展为封建正统理论的主体。儒家创始人之一的盂轲曾这样描绘儒家的社会经济主张：“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这是一个典型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图画。西汉后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以封建正统理论标榜的文学贤良则认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模式应该是“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盐铁论·水旱》)这里虽然有了社会分工，既手工业者，也有商人，但仅限于百乘之家，千室之邑的范围内，而绝不同外界进行商品交换：“一远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盐铁论·通有》)，“道路罕行，市朝生草”。(《盐铁论·力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其基本主张。东晋时期的陶渊明甚至把世外桃源看成是最理想的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陶渊明：《桃花源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称道的太平盛世，无非是“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餘货财。”(《史记·平准书》)以及“频致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通典·食货七》)。这种农业自然产品经济的繁荣景象。直至到了近代的许多思想家，包括一些进步思想家，也仍然主张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产品经济状态。如龚自珍的“农宗”理论，就主张一宗百亩之田，其中十亩之地为住宅，十亩之田出租税，十亩之田养佃户，十亩之田种经济作物，三十亩自家人口食用，余三十亩所产用来交换手工业品。要求人们“皆不得以澹泉货，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裁取流通而已，则衣食之权重。则泉货之权不重。”(《农宗》)虽然不主张彻底取消货币，但仍然主张“衣食之权重”的农村自然产品经济。甚至革命农民，并且是近代革命农民，也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看成自己的理想国。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就主张：“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家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完全是一幅古老的自然产品经济图景。
第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产品经济理论进而坚持重农抑末原则。按照产业产生的先后顺序，农先工商后考虑经济，工商后者就是末者，后来者后配置。重农抑末，即注重农业，而限制工商业，一直是中国古典政治统经济学主流理论的基本内容。康有为曾经指明中国封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这一特点。他说：“吾国古者首去渔猎，则以农立国，是故分田制禄之经，重农贵粟之论，布满经史。”(《请励工艺奖创新折》)这里说的确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实际情况。早在战国时代，封建制度产生之时起，地主阶级理论家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农业是富国富民的本业，而工商业则是末业。要富国强兵必须重本抑末。国家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财政上大力推行重农政策，而限制工商业的不良发展倾向。比如，商鞅变法就规定：百姓“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通过这种办法，使“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同上)。西汉时期，国家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子弟，“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在政治上压抑商人的地位。西晋王朝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对商人公然进行人身侮辱。直到近代，仍称“奸商”，这种仇视商品货币经济，贱视工商业者的传统观念，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直到19世纪70～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突破禁锢已有相当发展的条件下，地主阶级顽固派还在鼓吹只有“重农抑商”、“务本知俭”才能使中国富强的观点，反对资产阶级理论家提出的“振工商以求富”的主张，仍然认为“自来天下之大计，未有舍本而可以图富者。”(曾廉：《纺砖楼记》)。在中国历史上，即使那些高度重视工商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管仲也都难以完全摆脱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点的影响。重农抑末理论和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了2000多年之久，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流理论的一条基本原则。
传统的封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维护自然产品经济的特点是不奇怪的，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农业是以封建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农业是解决衣食之题的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封建农业本来就是自给自足的依靠自然的产品经济。所以，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流理论的自然产品经济观点实际上是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性在经济学上的反映。二是，商品货币经济，也称市场经济，其逐利机制不仅对自然产品经济具有瓦解作用，而且对封建社会具有腐化作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赖以存在的土地经济基础，地主阶级理论家自然要竭力赞美、维护农业自然产品经济，而在一定程度上敌视、打击商品货币经济。特别是市场逐利机制的盛行，很容易产生大商人，富可抵国，与政府分庭抗礼，不顾国家法令，违法犯罪，腐化社会，破坏秩序，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威胁地主阶级统治。也就是说，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封建政治经济学必然维护自然产品经济，而相对敌视商品货币经济。地主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市场逐利机制的弊端，主张实行针对性的抑制政策是对的，但往往矫枉过正，抑制过度，打击、限制了分工生产而交换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不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
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及其整体观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各种经济问题的看法，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从国家的立场，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有的学者在比较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时，称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国家经济学的观点，就反映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特点。中国历代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中心点都密切联系到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总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如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以个体为本位，从个人和个体经济单位的角度谈论经济问题的，不是没有，但为数不多。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专门论述私人奴隶主怎样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经济，而同时期中国的商鞅、盂轲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的经济理论著作，研究的则都是如何富国富民和富国强兵问题。
由于观察问题主要持国家本位主义立场，从整体利益看问题，因而形成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如下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总是强调政治的首要地位。国家政权是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从国家立场上整体观察问题，自然也就是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它要求处理一切经济问题，都要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认为政治利益是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利益，政治上的安危比经济上的贫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古典政经济学理论的这一特点，集中表现在贵义贱利理论在中国古典政经经济学说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古代所谓义，不仅是个事关思想道德的范畴，它实质上也是一个表示封建政治原则和行政原则的范畴。利，则主要指物质的经济利益。中国古典政经经济学说史上长期存在的义利之辩，实质是封建政治、行政、思想、道德原则和物质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简而言之，也可以说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地主阶级的传统经济学一直坚持贵义贱利原则，即要求把义放在首位，谋利、求利必须符合义的原则，服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道德原则，要求统治者“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所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四书·大学》)必须“见利思义”，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不能见利忘义，而必须毫不犹豫地舍利取义。由于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封建士大夫都以国家利益为重、安贫乐道为荣，而以置身经济事务、争夺经济私利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四书·大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封建的义，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贵义贱利原则，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它只关心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至于社会经济、社会生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否能得到发展。则是次要问题。正是这种贵义贱利理论，造成了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忽视生产、轻视劳动、鄙薄经济事务的不良风气。
第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理论，成为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由于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立场，所以历代理论家总是从国家角度，从封建经济的全局出发，来谈论经济问题。他们谈论最多的，主要是义利关系即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农工商关系即国民经济各部门关系问题，以及土地问题、国家财政税收问题等，至于个人、家庭、个体生产单位在微观上如何处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则很少有人论及。所以，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而不是微观经济学，它主要是关于封建经济全局或国民经济总体的理论，这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及其整体观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及其整体观产生的原因，首先与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有关。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和西欧封建制度很不相同，西欧国家是封建领主制，一块土地经济上的所有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中国则不然。封建地主对农民可以进行经济上的榨取，而政治上的统治，则主要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来实行。在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中，封建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通过封建国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不允许有大的变动，任何一个关系封建经济全局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封建专制国家在封建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表现得十分突出，十分明显。历代地主阶级理论家都十分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封建理论家考虑经济问题往往从国家立场出发的重要原因。
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这一特点也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封建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干一番事业。要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做官，然后才有可能。中国封建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追求的目标是读书做官。“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们平时学习、研究的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无论游说诸侯王公也好，参加科举考试也好，向皇帝或朝廷上奏折也好，靠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做官执政以后．用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封建知识分子一生学的、说的、做的都是天下国家的大事，否则他们就没有出路。所以，他们不谈政治经济问题则已，一旦谈政治经济问题就必然从国家立场出发，政治问题如此，经济问题也如此，这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和整体观特点形成的主要社会原因。
三、中国传古典政治济学理论的停滞与僵化、矛盾与斗争
中国封建古典政治经济学停滞僵化的特点，首先是指封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自从创立而成为统治理论以后，它的基本观点在2000多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2000年前的封建理论家提出的基本观点，甚至在2000年后的地主阶级理论家说的几乎完全一样，论点论据都很少区别。例如，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贵义贱利原则、关于农工商关系的重本抑末理论、关于消费的崇俭黜奢原则、关于经济安全的储备防荒原则等等，2000多年间一直为封建正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们所反复讲。封建正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可以说是封建正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原则不断老调重弹的历史，上千年，甚至两千多年间，很少有什么突破性创新。
古典政治经济学停滞僵化的又一个表现，是它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的宗教化、教条化。封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主要出于封建“圣贤”之口，如老子、管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之口，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褒奖，使它们逐渐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人们必须遵从的绝对真理，取得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人们谈论经济问题、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都必须遵循它的基本原则，否则就是离经叛道、非圣诬法。久而久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就变成了宗教教条，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观察、认识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这些教条不容人们怀疑，人们分析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无条件地以它们为指导，为依据。纵观中国封建社会里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发展史，从其主导方面来说，实际上是封建正统经济学理论教条长期统治和专制的历史。
封建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这种保守化、教条化的特点形成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由封建经济基础的状况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发展一直停滞不前，极为缓慢，封建生产方式，封建经济基础两千多年间几乎没有变化。经济基础的停滞、僵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作为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的封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停滞和僵化。在一个千百年间几乎没有多大变化的经济生活环境里，很难设想人们的经济思想、经济理论学说会有什么巨大的变更、创新和飞跃。
从主观上讲，维护僵化、停滞的封建经济基础，以及作为这种经济基础的反映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时曾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封建经济关系的任何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动，都会危及封建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封建统治阶级总是要利用传统的理论观念，来维护传统的生产方式，借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一切不利于保护封建经济基础，和封建正统经济学原则不同的异端经济理论，他们总是极力予以压制、排斥和打击。而对那些有利于地主阶级利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他们则要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一代又一代地尽力鼓吹和宣传。这是造成封建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保守化、教条化倾向的重要主观原因。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产品经济学理论，是中国古代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主流理论，但不是唯一的经济学理论，还有商品经济学理论，或曰市场经济学理论。商品经济由于逐利机制的驱动，具有旺盛而强劲的发展活力。富国富民、强国强军还得依靠发展商品经济。封建统治阶级是懂得这一点的。所以，每次农民起义，以致改朝换代，新上台的地主阶级统治者为了富国富民、强国强军，便采取“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策略，采用法家商品经济学理论建议，放手发展商品经济，以致迎来国民经济大发展的“盛世”。过不了多久又恢复到自然产品经济状态。历次“封建盛世”都是这样。虽然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非常缓慢，但毕竟还是在发展着，变化着。这是因为自然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及其自然产品经济学理论和商品经济学理论主导地位短暂交替的结果。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发展和变化还是相当迅速的。这种变化反映到经济学上来，就是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与传统理论相对立的反传统的理论。这些反传统理论虽然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不是持久占居主导地位，但它几度起到短暂的主导作用，反映了各个历史时代的新变化，有许多新鲜的、进步的、有生气的东西。一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不仅是封建正统经济学理论形成、统治和衰落的历史。同时也是反正统经济学理论、进步理论同封建正统理论、保守理论不断斗争的历史。研究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及其内在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与反传统非主流经济理论之间的矛盾斗争，对于我们认识封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本质，揭示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规律，对于肃清封建古典政治经济学主流理论的保守和僵化影响，理解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使之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世界各国封建地主统治阶级领域里无疑是最先进的理论，它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漫长，成就也无比辉煌。毛泽东批判地学习、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抛开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阶级性，留下来的就是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其先进性是任何社会或国家发展经济时可以借鉴的。例如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义立场和整体观，抛开它的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就是一般原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出发，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其一般原理，坚持国家主义立场和整体观，是主导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观察经济问题，必须坚持国家本位主义立场，从整体利益看问题。首先，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政治挂帅。从国家立场上整体观察问题，自然而然地就是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它要求处理一切经济问题，都要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利益出发，政治利益是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根本性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的安危比经济上的贫富状况具有更加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其次，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一般原理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更需要从国家角度，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来研究经济问题，以利更好地处理义利关系即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国民经济各部门关系问题、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问题，以及国家财政税收、国防建设和文化软实力等问题，调动各方面、各部门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做到可持续发展，公平合理，共同富裕。
第三，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然、均衡、计划、储备、损补和发展等项基本原则，其一般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自然原则，就是遵循客观自然规律，重视自然资源利用的开发与养蓄相结合，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优化等。均衡原则，就是组织社会生产、处理各种经济关系，遵循平衡协调的客观规律，力求达到均衡状态，实现经济效果的最佳，经济利益的公平与长久。储备原则，就是以丰补歉，用物资储备的办法碾平经济波动，防止政治经济危机的发生。计划原则，就是遵循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就是“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凡事要有近期与长远相结合的打算，周密安排好社会生产计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讲求最大生产效率和最佳经济效果。损补原则，就是“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生态伦理原则（《老子》第77章），就是“法自然”，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生态环境平衡和社会经济公平的必然选择。发展原则，就是遵循自然和经济的客观规律，逐步发展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防止停滞与僵化，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
第四，私有制经济基础改造为公有制经济基础势在必然。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如土地，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形式是奴隶主土地私有制，随着社会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先后形成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和资本家土地私有制。这三种土地私有制的共同特点是农业劳动者和土地占有者相分离，劳动者无地，有地者不劳动。土地所有者与劳动者始终处于对立的地位，两者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地主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基础。土地是封建社会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农民没有或者只有少量的土地，农民为了生存，被迫租种地主的土地，把大部分的劳动成果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土地私有制也是封建国家等级统治的基础。地主官僚和贵族凭借封建特权，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农民土地，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封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靠向农民土地征税，官僚地主和贵族不纳或少纳税，农民的土地被兼并而减少，收入也少了，封建国家的税收自然就减少了，势必加重农民的税收负担。所以，土地兼并的实质是大地主与封建国家争夺财源，结果使社会矛盾激化，导致农民起义，也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还影响国家安全。历朝政府都曾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目的是维护小农经济，防止社会矛盾激化，以维护封建统治；另外达到增加政府收入，增强国家力量。所以土地制度往往和赋税制度相结合，政府往往把土地作为收税的重要依据。但是，封建土地私有制有两个特点：一是土地由地主私人所有（区别于西欧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二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或转让。因为这两个特点，导致土地兼并现象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不可根治的弊病，封建政府的各种措施都不能真正抑制兼并，政治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总是周期性地发生。周期性地改朝换代，农民阶级的损失和牺牲是无法估量的。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和整体观形成的一系列原理和原则，如果能够始终如一、全面正确地得以贯彻，不至于发生周期性政治经济危机。然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私有制，而私有制是社会祸根，万恶之源。私有制的逐利机制总是让占总人口极小比例的一部分人疯狂，即地主官僚和贵族利用特权，不顾一切地去剥削、去掠夺、去压迫广大的劳动人民，悲剧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毛泽东，是精通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深谙中国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毛泽东政治经济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从放手发展多种成份的国民经济，逐步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必然的正确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