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1章
“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话说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怡和新房”酷热的一间阁楼里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月28日紧急通知的一次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可是一直等到8月7日这一天，到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仍然不足中央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一半。此时的局势异常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员用了3天3夜时间，才将中央及中央机关、共青团和地方的所有代表们一个一个地带进了会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就结束了，而所有与会者们在会前会后的一进一出，竟用了6天时间。
参加“八七”会议的代表共有21人。其中有中央委员10人，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有中央候补委员3人，他们是：毛泽东、陆沉、李振瀛。
还有中央监察委员2人：杨匏安、王荷波；
中央军委代表1人：王一飞；
共青团中央代表3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1人：彭公达；
湖北代表1人：郑超麟。
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洛蜀莫娃及中央秘书邓小平。
邓小平，童年谱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曾用名邓斌，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一个官僚家族。他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转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秋回国后被党组织派往西北军冯玉祥部做政治工作；1927年2月在西安参与创办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任政治部主任；后调入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他改名为邓小平。
且说在8月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终于开始了。据罗明纳兹回忆说：会前那天午夜刚过，与会的政治局成员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正在热烈讨论的时候，一个高个子的人走了进来。他步伐沉着而显得高傲，脸色黝黑而略显宽阔，高高的额头上长长的直发向后梳卷着。坐在罗明纳兹身边的纽曼，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罗明纳兹悄声介绍：“毛泽东。”
毛泽东步入会场，没有注意罗明纳兹。纽曼又悄声向罗明纳兹介绍说：
“这个人很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
“八七”会议是由瞿秋白、李维汉二人主持的。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瞿秋白作了《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提出的主要议题是：1、要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2、要由下而上地争取群众；3、要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
与会者对罗明纳兹和瞿秋白的两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彭公达、瞿秋白等人作了重要发言。
毛泽东在几次发言中都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说：
“国民党的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在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是，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是，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则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来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
毛泽东接着说：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不注意发动群众。现在，我们则恰恰相反，走到了另一面，只做群众运动，不做军事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结果，蒋介石、唐生智等一反动，一切群众运动都失败了。现在虽已注意，但是，仍无坚决的概念。”
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8月3日提出的《秋收暴动大纲》，提醒与会者说：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应该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在湘、鄂、粤、赣4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党在目前最主要的任务。
会议最后选举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构。罗明纳兹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政治局委员候选人7名：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政治局候补委员候选人7名：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
在讨论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时，蔡和森、李维汉、陆沉等人一再建议把毛泽东选入中央政治局，做中央领导工作。蔡和森、李维汉还提出，他们自己可以不进入政治局。
蔡和森、李维汉的意见遭到了一些人的无理指责，说他们是企图在中央政治局组织左派。蔡和森马上声明说：
“和森和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同志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也主张他回湘工作。现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和森又主张他到中央工作。”
毛泽东则表示，他愿意去湖南做农民运动工作，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建议不要把他留在党中央，所以不能进入政治局。
在选举表决前，罗明纳兹决定增加两名政治局委员。表决结果是：
政治局委员9人：苏兆征（20票）、向忠发（20票）、瞿秋白（19票）、罗亦农（18票）、顾顺章（17票）、王荷波（17票）、李维汉（17票）、彭湃（16票）、任弼时（14票）。
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13票）、毛泽东（12票）、周恩来（12票）、彭公达（11票）、张太雷（11票）、张国焘（9票）、李立三（7票）。
蔡和森因为坚决支持毛泽东而受到了排斥，在这次选举中落选了。
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3人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会议讨论了政治局分工，决定由瞿秋白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农委主任、党报总编辑；李维汉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管中央秘书厅；苏兆征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由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顾顺章任中央交通局长。
由邓中夏负责上海党的工作；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由张国焘、周恩来和彭湃、恽代英、陈权、黄平等组成南方局，张国焘为书记；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会议还决定：杨之华任中央妇女部长；郑超麟暂时负责中央出版局。
政治局会议接着讨论湖南秋收起义的问题。
此时，湖南临时省军委书记、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和共产国际在长沙的巡视员马也尔给中央发来了一封信，提出由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工农武装，尾随南昌起义军开往广东，与起义军主力一起共同夺取广东。一些政治局成员表示赞同湖南省委和马也尔的意见，提出在湘南组织一个师开往广东。毛泽东断然反对这一主张。他说：
“这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的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的经过中央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去。”“对于绿林朋友，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够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的兄弟，不应看作客人。”
毛泽东在发言中也肯定了湖南省委的工作，他说：
“现在的省委是事变后收拾残局的，成立不到两个月，它在恢复湖南组织上是建了一点功劳的。以后省委应增加工农同志的指导是很对的，以前党内群众对党的负责人是不满的。”
毛泽东的主张最终得到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赞同和支持。罗明纳兹提议说：
“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去。”
罗明纳兹还提议由毛泽东去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瞿秋白则提议要毛泽东去上海工作。毛泽东说：
“我不愿去跟你们住高楼大厦。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结交绿林朋友。”
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由毛泽东和彭公达负责湖南省委改组工作，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
在毛泽东、彭公达临行前，中央给湖南省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湖南省委组织武装去广东的主张，信中说：
“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是以军事力量帮助4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同时，如把4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
信中还说：中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彭公达与湖南省委商量确定新省委成员名单。
中共中央又为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的信。信中说，中央已经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在湖南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毛泽东带着这封信回到了家里。
8月12日，毛泽东与杨开慧都化了妆，分头出发了。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毛岸英、毛岸龙先行离开了武汉。毛泽东则与毛泽民钱希钧夫妇、小友许志行、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同行，亦前往湖南长沙。
此前，周文楠因分娩在即，杨开慧让保姆陈玉英带着毛岸青跟着周文楠已于8月初回了长沙。1927年9月8日，周文楠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小巷一栋古老的小楼里生下了她和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毛楚雄，谱名毛远大。
且说杨开慧及毛泽东、毛泽民、钱希钧等先后回到长沙，临时安顿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里。毛泽东在这里同原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进行了简要交谈。
8月13日，毛泽东、杨开慧及家人回到了清泰乡板仓。毛泽东邀来5个农民，还有个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一连开了两天的调查会，向他们了解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和要求。
参加调查会的钟庆生后来曾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就准备走遍四府，建立数万精兵。
8月16日，毛泽东回到了长沙，与彭公达在沈家大屋召开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并对省委进行了改组。新省委由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向钧、谢觉哉、何资深9人组成，彭公达任省委书记。
8月17日，毛泽东在杨开慧陪同下来到长沙城一所曾经挂过“板仓杨”铜牌的故居里，准备在这里暂住一时。杨开慧听说目前正有大批军警到处搜寻共产党湖南省委机关，便与毛泽东商议道：
“这里是我们以前的旧居，太招眼，随时都有危险，不如另换一个住处。”
毛泽东听她如此说，深以为然，于是他们就又搬到了离省委驻地沈家大屋很近的北门外福寿桥附近的八角门楼。
谢觉哉从避难的乡下来到八角门楼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说，今后要搞武装，没有武装不能取得革命胜利；要搞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在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选举彭公达、毛泽东、何资深3人为新省委常委。
在讨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有人依据中央的指示说，中国小地主占中国地主的多数，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必定与大地主团结，站到反革命方面去。因此，解决土地问题，只能取政治的没收，即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交给农民。也有人说，中国革命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全部没收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时期。因此，必须没收全部土地，包括自耕农的土地。毛泽东则说：
“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收的土地少，贫家要求土地的又多，必然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因此，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但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要废除反动政府对农民的苛捐杂税，由革命政权征收适量的农业税。”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多数省委委员的赞成。
关于暴动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说：
“1、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要来制造这个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这个就可以做起来，否则终归要失败的。2、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在讨论暴动计划时，与会者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彭公达和多数省委委员赞成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动全省农民大暴动的计划，他们也“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并提出划全省为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4个区，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全面开花，“坚决夺取整个的湖南”。毛泽东则认为，这个计划不符合实际情况。他认为暴动力量不足，力主缩小暴动范围，只在湘中各县举行暴动。易礼容、夏明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经过激烈争论，多数省委委员都转而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认识到“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唯有彭公达一人依然主张在湖南全省暴动。会议决定：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在足以能够影响湘、鄂、赣3省的长沙周围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7县市这一区域，同时发起暴动。其它地方则虚张声势，牵制敌人。
关于暴动的旗号问题，毛泽东主张湖南暴动要“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他反对像南昌起义那样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子做号召。
大家听了毛泽东的意见，都表示赞同。会议最后决定：
“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完全是一面黑旗。秋收暴动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必定会再失败。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暴动要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并“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
8月19日，毛泽东找到从韶山来省的5位乡亲座谈土地革命问题，并拟出了4条土地革命纲领，其中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的内容。
8月20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了8月18日新省委会议的各项决定，说湖南省委拥护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关于秋收暴动的旗号问题，他写道：
“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他在信中还写道：
“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5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昨日与乡下来的几位农民同去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
尔后，他将拟订的《土地纲领》草案抄录在信中，供中共中央讨论研究。
8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接到毛泽东的报告后，立即开会讨论湖南暴动问题。有的常委点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取政权”的论断，与中央的提法不同。
8月23日，中共中央复函湖南省委说，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中央仍主张“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同时发动，免陷孤立于一地。”
关于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中央认为“这是不对的”，“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的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
中共中央在复函中还指示，工农自卫军可以改称为工农革命军。
湖南省委接到复函后，立即开会研究中共中央的指示，讨论了中央对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和土地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坚持缩小暴动的范围，不赞成中央以长沙、衡阳为中心的全省暴动。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8月30日，湖南省委接到了安源市委关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情况的报告，立即召开常委会议，最后一次讨论湖南暴动的计划。
会议决定：坚持原来的意见，实行湘中暴动，并“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会议同时决定：组成领导暴动的两个机构：
1、以毛泽东为书记，各主要军事负责人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将修水、铜鼓、安源的武装力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2、以易礼容为书记，各县负责人为委员，组成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各县的工农暴动，配合工农革命军，夺取长沙。
会议还拟定了暴动口号，共10条。主要内容有：“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打倒国民党政府！”、“农民夺取土地！”、“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会议也不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暴动的具体时间。
此前，中共中央对于湖南暴动时间曾有过两次指示：一是1927年8月22日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要求：“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一是在8月下旬的《两湖暴动计划议案》中，要求“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9月10号”。
常委会议认为：关于暴动的具体时间，应采取积极捕捉战机的态度，需视各地的准备情况，再做决定。
会议还进行了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份给中央的复函，对暴动计划进行全面解释；尔后立即去浏阳、平江的农军中组织前敌委员会。由彭公达带着复函到中央去，当面报告湖南暴动计划。
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解释函中写道：
“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写完了复函，毛泽东又设计了一面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这面旗帜的图案是斧子、镰刀和五星，还书有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8月31日晨，毛泽东收拾好行装，就要动身去浏阳、平江等地了。他和杨开慧依依惜别，再三叮嘱杨开慧说：
“要好好照顾母亲，带好孩子，更要多参加农民运动。等到秋收暴动胜利，我们会很快见面的。暴动如受挫折，就有可能长期不能见面了。”
夫妻二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毛泽东又与其他亲人和朋友们一一握别，毅然踏上了新的征程。
此一去也，有分教：熟读水浒赞英豪，而今上山走一遭。
荆棘丛中辟新路，义旗猎猎井冈飘。
欲知毛泽东此行吉凶祸福，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是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山大王”经验，但他的思想又和旧式“占山为王”的草寇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要通过军事暴动，建立革命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革命政权，实现党对农民的领导，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农民大革命运动。
另外，蔡和森在“八七会议”上因极力推荐毛泽东，却遭到了“左”倾路线的再次贬逐。这是继陈独秀排斥之后，他遭受到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从此走上了一条更加坎坷的道路，实在是冤枉之至。可见党内的民主生活已经到了何等糟糕的程度。“左”倾路线一上台，连给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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