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二十一年:一个中原村庄的蜕变

扎根二十一年:一个中原村庄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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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语

  2023年5月20日-21日,一场以“生态农业与合作”为主题的团结经济研讨会在河南登封市周山村召开,本次会议由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中国及全球发展网络(主办)和人民食物主权网络(承办)共同组织,旨在探讨后疫情时代下生态农业与合作经济的发展之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实践者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纷呈、发人深省的主题分享,可参见本号之前的推文《2023年“团结经济研讨会——生态农业与合作”会议综述》

  本文是梁军老师在本次研讨会上所作的发言,题为“团结经济和周山村发展总体思路”,主要讲述了周山村如何通过民主协商的方法提升村民意识,再造村庄公共性。他们从修改村规民约入手,破除父权制下的妇女失语,推动性别平等和两性合力;他们又以老年协会为主力,探索互助养老模式,解决农村养老困境。周山村的经验是,公共性建设先行,才能引领经济发展走向社区团结和合作。

  作者|梁军,原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教师。长期从事妇女研究、妇女教育和社区发展推动工作。自2002年起与团队成员一起,在周山深耕20余年,开展“妇女手工艺开发、修订村规民约、探索农村养老、乡村文化建设、乡村研学旅游”等多项探索性工作。有关著作:《女性成功的奥秘》《悄然而深刻的变革》《纠正男孩偏好读本》《登封探索之路》《让晚年充满阳光——写给农村老年人》等。

  步入周山村梦里老家就可以看见的生态墙,

  这是施工队师傅们的宝贵创意

  我没有PPT,我还是用贴纸条的方式,带大家从头到尾地回顾一下我们到周山村二十一年来所做的工作,以及我们的整体思路。

  我们机构的名称是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1998年成立,2007年才正式注册为民间非营利组织。但是来到了周山村以后,大家永远记不住我们这个名字,总是半天说不出来,最后他们自己简称为“梁老师团队”。我十分反对以个人的名字去命名,但是村民习惯了。我就说:“梁老师”不是我,而是一个符号,我们团队的人都是“梁老师”。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推动性别平等的团队。我和董琳老师在退休以前都是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的老师,搞性别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到登封市做一些妇女干部的培训,于是就结识了登封市妇联的副主席欧阳老师。后来傅老师又加入了,她是搞声乐的,是我们团队唯一的正教授,河南大学的声乐教授,歌舞团都聘不到的一个声乐教授却愿意来这儿教村民唱歌。

  梁军老师在会上以贴纸条的方式做主题分享

  一、性别平等:撬动乡村变革

  2002年刚到周山村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搞妇女教育,欧阳老师是搞妇女工作,于是我们就结合在一起,在周山村找到了一个帮助妇女发展的点——开发妇女手工艺。

  为什么想做妇女手工艺呢?那个时候的思路一开始就是想搞经济发展,增加妇女的收入,增加妇女的经济自主权。登封是一个旅游城市,少林寺在这里,中岳庙在这里,嵩阳书院也在这里,大大小小72个寺院,有道教的、佛教的、儒教的,三教合一。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把手工艺品推向旅游市场,给妇女增加一点收入,结果我们试验了不到一年就宣告失败。

  为什么呢?因为妇女们当时都是个体生产,大家都在自己家里做,最后就发现妇女们开始相互比较。“你为什么收我的只给两块钱,收她的就给三块钱?为什么她的就比我的好?”一年不到,骨干之间就开始斤斤计较。当时我们也考虑过到少林寺租摊位,但是费用太高租不起,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个朋友,借用他的柜台试一试,看看效果。结果试了以后发现也不行,为什么?一方面,众口难调,有人说这个好,有人说那个好,我们自己的产品也跟不上。另一方面,我们刚做了一个好一点的东西,立马就有人仿制,我们是手绣,人家是机绣,而游客分不出来手绣和机绣,谁便宜就买谁的。因此一年不到,我们就觉得优先发展经济这条路在周山走不通。

  于是我们就停下来,在没有项目支持的情况下,开始转入意识提升工作。当时我们的老师和登封的妇女干部一起,义务地在村子里开展村民培训。那个时候我们一年的培训大大小小有30多场,就是用性别意识、团队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等各种各样的培训,进行意识提升。之后,我们才开始往下做第二期。

  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开始鼓励妇女建立组织,形成合力,然后参与社区工作。这样推动下来,手工艺品开始由旅游产品过渡到实用性的产品,又过渡到公益性的产品。她们开始做公益,比如说制作红丝带,就是在每年的艾滋病日,为一些艾滋病相关的公益组织制作红丝带。那时她们编织红丝带很苦,因为12月1号是艾滋病日,都是11月份开始编。那个玩意儿虽然很小,但很费力。

  手工艺协会的妇女传授如何在废弃布带上刺绣,

  图中“人民”二字为参会者所绣

  手工艺协会的妇女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社会责任感、公益心逐渐被培养起来,她们自己组织的团队慢慢建立起来。自那之后,我们就以手工艺协会的妇女骨干为基础,开始推动村庄的制度变革。

  我们从2008年开始修订村里的村规民约,这个话题要说起来会很长。简要地说,就是村规民约,不能只看墙上贴的。实际上在村子里发挥作用的还有很多的潜规则。比如纯女户的家庭只能有一个女儿招婿;有儿子的家庭,女儿不能招婿,一律要出嫁;不管出嫁女的户口是否迁出,礼炮一响,她就不属于这个村庄的人,就要取消她集体资源分配的资格。

  我们从2009年3月开始,第一次修村规民约,2012年第二次修,2015年第三次修,花了7年的时间,才磨出来了一部村规民约。2015年的时候还惊动了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当时80多岁高龄的她亲自来到周山村,举着周山村的村规民约说“我觉得这部村规民约已经达到了范本的水平”。

  这个村规民约不是我们团队制定出来的,而是我们团队和周山村的全体干部村民共同制定出来,这就是推动了制度变革。在推动性别平等的过程中,我们从来不把男性作为对立面。因为男性也是传统性别观念的被束缚者,男女两性是伙伴,不是对立面。村两委村组干部绝大多数是男性,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周山村就不可能推动这一场制度的变革,所以自始至终我们都是和男性形成合力。

  二、农村养老:让老人“活”起来

  2007年我们开始介入农村养老,因为我们进来了以后虽然只是想搞一个妇女小组,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的养老问题。我们自己也老了,这是大家都感觉到的切骨之痛。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并没有先从“养”开始。现在只要一说“老”首先说“养”,大家就觉得老人就要被养,但真正需要被养的实际上只是那些因为高龄、因为疾病而丧失了自理生活能力的老人。我也差不多高龄了,但并没有丧失自理能力,所以我并不需要子女来“养”。

  有的时候一说中国老龄化,有些人就会有种恐惧感,老人在街上倒了,你扶不扶?为什么会有这个争论?因为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恐老和厌老的情绪。有一个词叫做“中国大妈”。我们就是中国大妈的一员,但是中国大妈在媒体上的形象让人着急:有钱的出国购物“抢金”,有闲的跳广场舞“扰民”,贫穷的躺马路上“讹人”,其实,中国大妈还有建设性的积极力量,没有被大家认识到。

  我在农村调查的时候问过这些老年人,我说:“你们觉得自己多大年龄才算老了呀?”他们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在没有问之前,我的想法是,他们会回答“那50多岁不都老了”——结果他们说“我们能动都动着”,我说“我不是说你能动不能动,我问你多大就会认为你老了”,他们说“我只要能干活我都干着”。他们始终在说自己的一种状态,而不是观念。

  现在农村八九十岁的老人,只要有自理能力,哪一个人是不动的?哪一个人是等着孩子来养的?所以说我们整天在计算现在独生子女的压力有多大,什么“4+2”、“6+1”,一个孩子要养活几个老人。为什么不计算一下多少年轻人还在啃老?现在这些老人除了把自己的儿女养大之外,有几个不是还要再负担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为什么这些都不给它算到GDP里去?

  所以我们首先开展老年教育,调整老龄观,我们不要把养老定位在“养”,我们定位在“活”。所以我们的口号是“让更多的农村老人活起来”,活起来的老人越多,需要养的老人就越少。因此我们开办了老年学堂,2015年的时候建立了老年组织,成立了老年协会,它的宗旨是“办好老年学堂,探索社区教育,推动互帮互助,探索社区互助养老”。

  2014年我们办起了老年大学堂,由董琳老师每个月来一次给大家上课。后来大家觉得周山村太分散,有些老人去不了文化大院,有些老人觉得一个月一次太少,于是我们2018年又开了老年小学堂,这里便是其中的一个——槐树口小学堂,是全村最大的一个小学堂,村民组自己出资盖起来的。(其他的小学堂)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有的是村民自己的房子捐出来了,有的是村组里边有企业家捐一点钱,有的是我们团队给了一点点的资助,现在全村一共有5个小学堂。

  村民自愿出资建成的老年小学堂,

  也是这次研讨会的会场所在

  但是来老年小学堂的毕竟还都是那些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周山村真正失去了自理能力的老人,约占全村老年人口的3%。实际上全国的情况也是3%~5%,只有这5%的人真正是需要养的,但是他毕竟有需求,尽管3%的比例很小,但是它有一定的辐射作用,为什么?因为有人一旦失去了自理能力,如果子女在照顾上有一点问题,就会产生一种养老恐慌,大家就会觉得我要老了怎么办,我要老了也像他这样怎么办?

  我们是从去年开始探索社区互助养老的。去年9月份,我们搞了一个农村老人轮养大讨论,轮养就是几个儿女轮着养。我们就问他们“你们多长时间一轮”,最长的一个月,最短的可能两天三天,为什么?老人身体状况越不好的时候,轮流的时间越短。老人轮养问题到底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你们觉得公平吗?子女们觉得公平。但对老人来说,到他都快临终的时候还要轮,一位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了,手抓着床沿不想走,但该轮到另一家了,还是要被抬走,所以就是老人在最不能折腾的时候却被折腾得最勤。

  这样讨论完了以后,大家都说走互助这条路。于是我们就在村子里开始推“老年互助站”。互助站根据附近地区的情况,有需求、有条件的地方,我们就搞了一个老年餐桌,都是年纪相对小一些的老人在照顾高龄老人。厨师自己也70多岁了,但是这些老人照样可以发挥她们的作用。像槐树口,有条件、没需求,大家就搞了一个手工作坊,这个小学堂下边是一个小商店,小商店那里边的屋子是大家搞的手工作坊。还有一个更远一点的小学堂,她们有需求,但是没条件,于是她们就成立一个关爱小组,有几个人定期到几个老人家里面去进行探访。

  村内的互助小店,里面会售卖手工艺协会的作品

  和周山村的影像书籍

  之后我们又通过修订村规民约改变养老规则。比如我们整天批判农民养儿防老的封建思想,但是其实是我们的制度让老人只能养儿防老,为什么?因为有儿子的家庭,女儿必须出嫁。女儿出嫁后,谁养老?只能儿子养老,他没有别的选择。又因为儿子要养老,所以儿子继承家产,然后我们在性别分工上又是男主外、女主内,就只能是媳妇去照顾老人。

  可媳妇是一个“非自愿的照顾者”,她和她的婆婆没有血缘关系。她心想:我凭啥嫁给你儿子后把我的娘家放到一边不顾,我就得来照顾你?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多矛盾。因此我们又在修订村规民约的时候改变婚居制,鼓励“男到女家”,鼓励“小两口两头居住”。女儿一定要和男性同样地继承家产,男性分担家务劳动。要改变养老规则,而不是说评选出几个好婆婆好媳妇就能解决的问题。

  三、乡村建筑:留住乡村记忆

  2015年我们修订村规民约成功了。仅仅从做项目的角度看,我们的项目做成了。国家领导人都亲自到这个小山村来了:彭珮云来了,省里边的四大班子,郑州市的四大班子,登封市的和大冶镇的四大班子全部都来了。从做项目的角度,到这里轰轰烈烈地结束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觉得事情没有做完,不是做项目,而是“做事情”。所以我们从2016年开始,进入乡村建筑,继续做事情。

  修订村规民约是中央党校性别平等课题组支持我们做的,再往下我们就没有项目资金支持了。因为我们是做探索性的工作,境外资金敏感,政府资金会说“我购买你服务可以,但是搞探索?那谁会支持你?”。但是我们又想继续做事情,继续探索,该怎么办?于是我们大家一块就商量:用自己的退休金继续做事情。为什么我们没敢吸收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有生计问题,我们一下子找不到其他资金来支持年轻人的工资。我们自己有退休金,最起码可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

  当时郑州大学社会学系的四个研究生都想留下来。我思想斗争了很久,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这几个女孩,后来我就说:你要留下来,我就得想办法去找钱,我就得做机构,我就做不了事儿,我不想做机构,做机构找钱太辛苦······后来她们只好走了。其中的一个研究生豆豆说:“我不走,我还是留在这儿,没有钱,我一边工作一边想办法。”就是这样她从2007年一直留到现在。

  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工作,不仅没有收入,甚至有的时候还得自掏腰包倒贴。因为和周山村确实有感情了,也把周山村当成自己的家,于是就开始有了梦里老家。昨天已经谈到参与式的设计和施工,它是生态建筑的示范,留住了乡村记忆。我觉得梦里老家对于我们做社区建设的人来说,它的意义就在于留住了记忆,这样才会有文化自信。

  用废料堆砌的生态墙,上面有各种

  废弃瓦片、酒瓶和陶罐

  刚才也有人提问怎么才会有自信。你把村庄里的东西都消灭了,村民们自然没有自信。就像现在全国到处都是这种所谓的徽派建筑,我把“徽派”中的“徽”永远写成灰颜色的“灰”,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真正的徽派,不是安徽的“徽”,它就是个灰颜色,走到全国哪都是这个样子,灰砖白墙。

  实际上原来周山村的入山口非常美:一进周山村,两边的小路全都是林木,树与树之间是村民们自己拴的吊床,小孩们在床上吊来吊去,下边种的全是鲜花,现在全没了。所以在不是安徽的地方搞徽派建筑,就摧毁了它原来的民居,摧毁了它的文化,它哪里还有文化自信?

  所以我们说只有留住了记忆,才会有文化自信,有了文化自信,才会产生一种归属感。这是我的家,我的家是什么样的?梦里老家为什么充满故事?一进去,“我家原来就在这儿,我家就是这个样的”。为什么你们住在老院子的每个窑洞里都有妇女的画,因为那是村民们的家,住在这儿,他才有归属感,他才能够认同自己的家乡。归属感产生凝聚力,凝聚力产生建设家乡的内生动力。就像昨天晚上那些师傅们说,“这是我的家,我建设我的家乡,宁肯工资低一点,我也愿意在这里”。所以我们觉得建筑不仅仅只是一个建筑物,不仅仅只是废料上墙(见上图),不仅仅是给树让路(见下图),它是凝聚社区关系的一个平台。

  梦里老家随处可见“给树让路”的设计

  四、乡村建设:坚持民主协商

  其实我原来没有想过做乡村建设,只想做一个妇女小组,现在回过头才发觉我们在村庄里做了很多有关的乡村建设。

  第一个是制度建设:就是三次修订村规民约。在这三次修订村规民约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一条路——民主协商,也一直在探索民主协商的路子。

  我想在座的任何一个村民,他们都知道,我们的村规民约真的是村民一条一条协商制定出来的,没有一条是我们自己强加上去的。比如说给出嫁女的分配:周山村退耕还林以后每年都要分配粮食款(口粮款),实际上就是土地补偿金。土地补偿金原来是没有出嫁女的份,礼炮一响,你的口粮款就没了。第一次修村规民约的时候就说不合理,应该改变。可观念改变不是一下子的,所以第一次村规民约只规定出嫁女的权益保留半年,半年之后自动取消,但仍然不合理,怎么办?等!

  因为我们深知要尊重村民的步伐,强加上去的东西,一遇机会就会反弹,就会被推翻。我们等了三年,一直到2012年换届的时候,我们又第二次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延长为保留一年。我们等了三年只等来延长半年,但我们仍然选择“等”。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借着十八大提出的“依法治国”4个字,再重新修订村规民约。就这样,2015年的时候,大会、小会、个别访谈、培训班、村规民约大家谈……大大小小开了30多次会。

  我们整天说农民不懂民主,实际上民主是需要学习的,你给他这样一个机会,他怎么不会?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基本上解决了出嫁女的集体资源分配权利问题。那个规定太详细了,我就不在这里做详细介绍了。比如:你出嫁了,户口没迁走怎么办?户口迁走了怎么办?户口迁走了,你将来又想回来怎么办……各种各样的情况,条条都有了规定。当然我不能说在现实中会完全落实,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改变会有一个过程:还有一些村民组还是不想给,有一些出嫁女因为土地款很少就不争了。

  周西川今天也来到了现场,我整天说 “西川,我要不介绍你,就没有戏剧性”,因为他是我们村里当时最大的反对派。2012年第二次修村规民约的时候,在党员会议上,他就冲着我说“梁老师,你推动性别平等我不反对,但是你推动性别平等也不能让我们退回母系社会。”他说“男人是根,女人就不是根,根在哪里资源就在哪里。女人她是要出嫁的,她不是根,所以就不能给她资源”。

  后来我们第三次修了村规民约以后,演出了一个民众剧《我想回家》,就是离婚后妇女想要回来,周西川出演反派。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查看了党员会议的资料,真是觉得惊喜,我把他的话原封不动地写成了他的台词,他在表演的时候说的台词完全都是他自己的话。我那天晚上觉得挺好玩的,就给他打个电话说:“西川,你的台词全都是你的发言,一个字我都没改。”然后他说“你看我多有远见,提前5年就写好了剧本”。

  第二个是组织建设:我们2002年进村,2004年成立手工艺协会。修村规民约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民主协商的、社区动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催生了大量的村民自组织。2015年成立了老年协会,2016年成立了乡村艺术协会,2017年成立了社工小组,同时联合这几个组织建立了常青互助会。后来又有很多的自发性组织,比如说香包奶奶、快板妯娌,比如说男子秧歌队,这些都是自发的组织。

  因此,村规民约是村庄治理的一个依据,村民组织是村庄治理的载体,现在这些组织和村两委的工作配合得很好,一般一有什么事儿,村两委都要找老年协会、艺术协会。

  第三个是人的建设: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一直非常注重人的建设,从来没有放松。我们觉得只有周山人自己成长起来,周山才有真正的可持续性。所以我们通过社区教育,除了我们开老年学堂、妇女学堂、村组干部学堂之外,我们也推动风俗变革、婚俗变革、生育习俗变革、丧葬习俗变革……这也是村民的自我教育,然后有民众戏剧,我们从2002年开始在村子里演各种各样的民众戏剧:反映土地问题的,反映家庭暴力问题的,反映离婚妇女问题的,反映婆媳关系的等等,这些都是村民自我教育的手段。

  最后才是经济建设。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有不少人不断地跟我们说:“梁老师你不抓经济不行,你不抓经济这个路你很难走下去”。他们总是说“村民讲究眼前利益”。当时我们在讨论“互助型农家乐”的时候,我们就说:不是不发展经济,而是先打好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一直到2016年,我们才就“怎么发展经济”开始讨论。真正开始落到实处的时候,实际上是去年,我们把周山村定位在发展“研学旅游经济”。

  “研学”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强加给它的,是在运作的过程中慢慢地产生出来的。如果说没有这一系列的性别平等、农村养老、乡村建筑,研什么学?游什么?游哪里?周山村发展不了农业,因为它退耕还林了;也发展不了工业,因为它是森林公园。所以它要发展旅游,我们把研学和旅游结合起来。

  五、文化旅游:展现常民文化

  谈到旅游,周山村的旅游资源非常有限,山不是山,只是丘陵,严重缺水,地下水的水位下降得非常之快。可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人造景观还在挖掘地下水,然后做成地上的水渠。周山没有自然旅游资源,我们就搞文化旅游。我们经常会把文化旅游放在嘴边,但是我们怎么认识文化旅游

  周山村既没有历史文化,也没有红色文化,那就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什么是乡村文化?什么是乡村文化旅游?乡村文化包括物质文化:有乡村建筑,比如说古建筑、民居、牌坊等;也包括农业设施,比如说田园、水渠、磨坊,这些都是农业设施;还有农林产品,这个应该也是乡村的物质文化。乡村文化还包括精神文化,那就是农民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风俗习惯、文化娱乐、宗教信仰等等。所以我很同意历史学家许倬云说的“乡村文化是常民文化,是老百姓的文化,是生活肌肤中的文化”,不是人造的文化。

  可是我们现在的文化旅游,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比如“腾笼换鸟”,把原住民迁走,然后旅游公司进驻。比如有的见物不见人,搞了很多什么农耕具展,什么农村生活展,好像很丰富,可是人在哪里?不知道。人造景观更普遍,到处都是人造景观。一进景区就开始表演民俗,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就是怎样博眼球,进行讨好游客的表演,使得它表面化、浅显化。还有“复制传统”,一说传统文化就让孩子穿着汉服,盘腿而坐,背着《弟子规》和《三字经》,然后给老人洗脚。最后就是怎么样把文化“做大做强”。我觉得这些问题太普遍了,真的是失败的案例太多了,但是仍然在不断地重复。

  那么周山村在做什么?比如我们展现村庄历史。村民自己做了一个大沙盘,谁家的房子谁去捏,然后一边做一边讲故事,用大沙盘展现了村庄的历史和村民的生活。比如这里有一个三奶奶的窑洞。三奶奶20多岁的时候,丈夫被抓壮丁,她就守寡了,守着一个儿子;最后给儿子娶了媳妇,媳妇又早死,又守两个孙子,一直熬到75岁,死的时候因为她老头一直杳无音信,最后捏了个面人给她合葬了。我们不只是恢复了她住的窑洞,周山村手工艺协会的姐妹们还把三奶奶的人生史画成了一二十幅画,展现在窑洞里,走出窑洞的时候,让游客思考:她这辈子值吗?每个人都在想这个问题,都在调整自己的观念,这才是真正的文化游。

  我们认为要留下来故事,有故事才有生命力,人造的景观它没有故事。

  第二点我们就想,是不是能够做一些“人文小资源”的整合。现在一提到文旅开发就是做大做强,文化不能做大做强。冯骥才说只能做精做细,只能是细火慢炖,这样的话它才慢慢地有文化品位。我们这里有很多小的人文资源,比如里沟有一棵将近400年的皂角树,以前一到天热的时候,皂角树底下摆着石头,村民聚到一块聊天,我们的小学堂最早就是在那开起来的。可是现在要建一个小游园,那边一道围墙,这边一个游园,把皂角树撇到一边去了。如果把它整合起来,会不会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文景观?

  同时就是不要复制传统,而是在传统中注入新的元素。比如我们推动民俗变革:在婚俗变革里,我们推动了男到女家的婚礼,我们叫“女娶男”,新娘出去迎接新郎回来;我们推动葬礼的变革,过去纯女户的老人去世后没有人安葬,还得去外边请男的来。我们推动了葬礼变革,女儿“打幡”、“摔老盆”。我们还推动了祠堂变革,大家都知道祠堂变革是比较难的,我们提倡女孩入家谱,男女共同管理祠堂。就是在传统中继承精华剔除糟粕,这早就是我们伟大领袖说过的话,但是我们一说传统就是去复制传统,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改变?

  六、村民主体:共谋村庄发展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坚持村民为主体。

  村民们是参与主体:三次修订村规民约,村民们民主协商,全过程参与;参与村民组织,现在村里所有的村民组织涵盖了80%常住周山的村民;最后就是村民参与修复梦里老家,参与式设计。

  梁军老师和梦里老家施工队的师傅们,与参会者

  深入交流他们参与修复梦里老家的过程

  村民们不仅只是参与主体,他们也是管理主体。

  我们现在想建立一个周山村“乡村研学旅游合作社”,名字还没有想好,但是实际上基础已经打好。将来负责研学的主角不再是我们,我们总是在给村民代言,这是不对的。我觉得什么时候村民离了我们,他们也行,那就证明我们成功了,离了我们不行的时候,我们就失败了。

  我们的村民讲师团今年开始组建,实际上从2017年开始,手工艺协会、艺术协会、老年协会、常青故事会的成员就不断的发言,现在他们能够拿着PPT上台发言,有将近20位村民可以独立操作PPT。今年村民讲师团就可以组建起来,由他们介绍周山村的各项工作。

  旅游:我们考虑成立一个文化导赏小组,带着大家走遍周山的人文小资源;吃住:现在梦里老家都有食宿大管家;销售:有产品开发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废物改造、旧衣改造、核桃油。

  这些小组都有了,只是让它慢慢地能够走上正轨。

  村民自组织协助研学旅游活动,比如说今天的挂牌仪式,敲鼓的和唱歌的都是乡村艺术协会的成员,由他们来协助。这就是周山人的管理团队,他们能够成为合作社的主体。

  4月24-27日,香港的“梁中妈”带着手工艺协会的成员们一起完成了这副巨型拼图刺绣,图为手工艺协会会长正在给参会者讲解刺绣图上的含义:由手掌组成的向阳花,手掌上绣着大家的优点和缺点,鼓励大家优点要发扬学习,缺点要积极改正,也寓意全村老人像向阳花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大树的一片片树叶就是代表着周山村的所有村民,大家团结在一起,把周山村建设地更好。

  村民们也是受益主体。上面讲到的研学、旅游、吃住、销售,这些就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合作社的盈利部分不分红,现在由常青互助会在来负责管理。从2017年我们就开始接待各类的培训,2017年到2019年积累了5万元资金,当时拿来用于外出学习。2019年是周山村的外出学习年,大家去了四川、云南、安徽、河北,还有山西。从2020到2022年,大家都知道22年是封控最严的,只接待了一个培训班,但即使这样,疫情期间互助会还积累了将近8万。

  在和互助会讨论这个钱怎么办时,他们说盈利部分不用于分配,不参加分红,一律用于公共服务。

  一是用于老人服务,支持办好老年小学堂,支持老年互助站,他们把本来是培训者住的一个院子,现在改造成了老年互助站,改造费用全部是由互助会自己出。然后又给老人增添了一些适老化设备,比如移动马桶、助行器、轮椅等。

  第二是儿童服务,这是我们的短板,基本空白,虽然搞过两次夏令营,但是很不够,主要我们团队可能真的没有这个视角,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想能不能建一个流动大巴,流动文化站。这个星期到这个自然村带领儿童活动,下个星期再到另一个自然个村。我们常想能不能够把儿童这一块儿抓起来?盈利部分全部用村庄的公共服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建设和美乡村。

  七、和美乡村:构建和谐关系

  2023年的一号文件把美丽乡村改成和美乡村,虽然只是一字之改,但我觉得改得非常好,否则美丽乡村总是在建设一个表面,而“和”,就必须有“人”——没有人,谁跟谁和?

  我们2016年的时候外出考察了一大圈回来,周西川提出来了一个口号。我们和北京的香山同名不齐名,是因为白居易是香山居士,这里有一个香山庙,周西川的意思就是让山上每一个季节开不同的花,有不同的香味,真正让它香起来。我们曾试验过一次,买了5000块钱的花种撒在路边,结果一修路全都给我们毁了。

  然后接着往下说:让家乡美起来,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让村庄活起来;最后,当时的大学生村官周蓓晓补充了一点——让人情暖起来。

  这些口号实际上是大家一块想出来的。让村庄活起来,人情暖起来是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个是梦里老家的生态建筑,带动了全村的废物改造。我觉得现在村民好像对废物改造都上瘾了,只要看见废品就想赶紧给它捡起来。下面我们马上要进行生态厕所和雨水收集系统的建设。

  人与人的和谐,我们可以说周山村是“老人友好型”村庄,同时比较难做到的是:“性别友好型”村庄。我们在2014年搞了婆媳论坛,紧接着又搞了民众剧的演出《婆媳对对碰》,一直在推动关系的改善,婆媳矛盾得到缓解。

  为了继续推动人与人的和谐,从今年开始借鉴了人类学家项飙的一个口号——“身边500米”。当我看到项飙这个短视频的时候,觉得挺受触动的。我们决定从身边500米开始,从我开始,然后逐步改善我和周围身边500米的关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推动关系的改善。这些都是周山村的工作。

  八、展望未来:拥抱团结经济

  从团结经济的角度来说,立足社区、村民参与、保护生态、关注弱势、互助合作共享。研学是主导、文化是主线、和美是主旨、村民是主体,这是我们对团结经济的理解和认识。

  从乡村振兴角度来说,产业兴旺——“研学旅游”是一个新兴的产业;生态宜居——生态不仅仅是自然生态,还包括人文生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和谐,这个地方也称不上是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如果是“和美乡村”的话,肯定是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周山村对“富裕”有不同的理解,它不仅指经济收入,也包括人的快乐、人的健康、人的归属感、安全感。归属感和安全感是构成幸福感的主要内容,所以富裕的内容应该更为广泛。

  所以,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说,也符合中央提出的四大原则:第一,坚持农村优先发展,是“农村”的发展而不是“旅游”的发展;第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三,坚持改革创新,不是只去复制别人所做的和传统的做法,同时要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村庄的发展规律去做;第四,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这一点要做到真的很不容易,需要在座的每一位同仁,大家持续的、共同的、努力地推动。好,谢谢大家。

  九、现场交流环节

  问题一

  从最开始做手工的时候,村民们会去计较给谁的工钱更多。到后来他们宁愿义务劳动去支持梦里老家运营,到最后的收益大部分都是用于公共事务,这个转变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梁 军

  长达20年。人的转变真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人真的一点一点地在发生变化。我有一次跟村民们讨论,说你们认为怎么样才叫幸福?我以为他们会说有钱有房有车,谁知道他们都说健康快乐,我说你光说健康快乐,没钱咋能快乐?他们说健康和快乐是钱买不到的。我开玩笑说你们周山人都被洗脑了,当时就是这个感觉。

  我自己理科非常不好,数学非常差,但是我想借用一个理科的概念,叫“临界量”,我们的工作一点一点慢慢做起来,一开始看起来毫无成效,那是因为还没到时候。到了一定的临界量就会产生加速度,他自己就开始自我发酵,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到家。

  问题二

  听梁老师的讲述,忍不住浮想联翩,想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党员干部与群众结合,想到当下的“有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作为一个主要还是囿于学院范围之内的人,对梁老师团队推动的性别平等实践和乡村建设方式非常感兴趣,我的问题是你们在周山村做的实践,是否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复制推广?

  梁 军

  我们一向不同意“复制”,因为任何一个经验都不能复制,因为每一个村庄都有各自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借鉴”,我们也是借鉴了很多地方的经验,这儿有一个好经验抓来就学,那儿有一个好经验抓来就学,你觉得哪一点能在村庄里行得通,我就抓来就学。如果有的还需要等一等,就先存在脑子里,等一等,到了一定的机会再做。借鉴本身也是一种传播。

  周山村的美景

  最后附上本次研讨会部分参会者的感想,以飨读者:

  了 凡

  平时的所听所闻让人窒息,大量的资源、人力、政策都一边倒地向城市倾斜,我看到了被吸空,凋敝的农村,许多村庄只剩老人与小孩,一些基于农村的产业也是资本对乡村资源的攫取;作为囿于城笼的居民,人与人之间基于各自谋利,欣然接受产业化农药化肥生产出的食品,释压式的物欲不断膨胀。

  这次会议,让我看到了希望、可能性、与力量。看了很许多实践者敬畏自然,探寻有机、传统的种植方式;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发展的同时关切群体公共利益。梁老师,董老师团队的奉献与扎根实践的精神,周山村民的和乐、觉醒、公心、团结都非常让我震撼。梁老师的话极具启发与鼓舞:顺势而为,见缝插针,借力而为。

  侯 农

  我们信仰社会主义,不是迷信,而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毛主席说,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想,这是因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从来不是个人主义者,我们是集体的、社会的,我们的事业也是集体的、社会的。既然如此,个人角度的失败或者阻碍,并不等于事业的失败。一颗星的暗淡无损于整片星空的璀璨。待到风吹云散的时刻,我们会发现,原来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有无数的人闪烁着同样的光彩。

  雨 博

  用一个词概括我参加会议的感受,就是“改变”。作为一个经历过五年学术训练、自认为有成熟三观的研究者而言,没想到短短三天时间竟然带给我如此多的改变。

  没想到祖国大地上有这么多新鲜生动的实践经验在裂隙中流动奔腾,麻木的心灵被震动了,仿佛随着裂隙中的流水流向山水云间处,流向黄河,流向周山。一颗颗满怀好奇的赤诚之心都再次跳动起来,再次打个共鸣的响指,向着远方,向着未来。

  没想到在现实中亲眼看到了一个个新时代普普通通的中国脊梁,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他们的语言因为来源于群众而直白活泼,他们的行动因为融入群众而灵活坚定。有那么一刹那,在他们的音容笑貌中,在村民的热情自信中,我们似乎真的回到了那片红色的梦里老家。

  侯 马

  这两天听了梁军老师和周山村民的分享,对于如何理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与蒲韩社区“生活第一,经济第二”的理念相似,周山也把文化建设放在经济发展之前,认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于“打好经济发展的基础”。

  2002年她们开始“性别平等”的实践,历时七年的修改村规民活动,村民通过讨论、辩论和民众戏剧等方式,对重男轻女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反思。妇女也从父权制下的被压迫者转变为积极的行动者,但同时她们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与男性形成合力,因此也花很大的功夫改造男性。今天见到了其中一位当时的“顽固派”,他之前认为给予出嫁女的平等的土地权利是“倒退到母系社会”,但后来观念也改过来了。

  2007年开始农村养老实践,她们先调整老龄观,认为不应该定位在“养”,而是在“活”,因此开办老年学堂,让老人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2015年,对于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村里开始探索社区互助养老,建立老年互助站,根据该自然村的需求开始包括老人餐桌、手工艺小组和关爱小组家庭探访等活动。同时,也兴起对“养儿防老”的大辩论,村民对于从父居、儿子继承遗产和妇女承担家务劳动的合法性开始质疑。

  2016年开始第三期的社会改造项目,以“乡村建筑”为主题,村民们开始利用废弃材料来进行建筑设计,之前在工地打工备受压榨的泥瓦匠如今成为民居设计师,在建设家乡的过程中,通过参与式设计与施工,成为家乡的主人。梁军老师团队在周山20多年的努力,使得村民成为有意识、讲民主、爱劳动的农村主人。

  缇 戈

  学习社会工作的人,常常在"助人自助”的理想与对受助者“生拉硬拽”的现实操作之间感到迷茫和困顿,也因此深知完成这一种人的改变其历程之艰巨。周山村的大姐们在向我们分享时,声音坚定,眼中有光,似乎,在这里你不太能看到那些在子女、孙辈之中总是静默着聆听着的失语“老人”形象。而推动这一转变,梁军老师们已用了二十年。凭此,我心中便怀有无限敬意。谨领取她在周山生出的这团火苗,一直鼓舞和勉励自己——勇敢地破冰,耐心地点灯。

  御 寒

  周山之行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感动,还有意识和观念的震荡。之前的我总是不容易相信,经常怀疑。比如,我会揣测,团结经济的带头人与参与者,这样一群逆流而上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多少受到精致利己主义思维的影响,不太相信有纯粹的无私奉献的个人,也因为没有接触过实践者团队,不太相信在当下的环境中,有做的很棒的团队。有点像老田老师所讲的那种,在个体主义式大学教育中成长的人,带着一种格式化的价值观缺陷——只看到显著位置上的孤立个体,忽视背后群众的力量。

  但是很庆幸我到了周山,听到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看到了在农村一线践行团结经济的多种模式,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们大多数不是幸运之子,都曾经甚至仍在挣扎中,经历过一次次自救或互救……尤其是梁军老师那些看似轻描淡写的小故事,“最坏的打算”,“就算只剩三个人我也会坚持”,那些听到眼酸的时刻,感动的同时,我无比为自己狭隘的想象力感到羞愧。回来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打破这堵墙,不要成为一个只批判不创造不贡献的人。要相信持续的努力与坚持会产生质变,相信自己会变好,相信伙伴的力量,相信人民群众的能动性。

  语丝风片

  短短一天半的会议,容纳了大中华天南地北各民族地区乡村实践的经验分享和理论提炼;在充满艺术气息的会议建筑里,大伙儿紧张的思考、热烈的讨论通向生产方式政经结构社会关系……的种种变动。无论“上层建筑”还是“下层建筑”,都在我们的关切之中。

  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一个会议,与会者说着问着会泪流满面,对中国乡村的忧虑,乡村建设的艰难与绝望,以及从中挣扎而出的探索和希望,如此动人地交织在一起。从来没有参加这样一个会议,看到七八十岁的人声音清脆,脚步轻盈,浑身发光。最美好的生命——投身到自己所信仰的事业中百折不回、迎风怒放——原来可以从五十岁开始。这是一个最大的启迪和开悟。

  袅袅炊烟

  这次参会,收获很多,方方面面的都有,两点特别想写。

  一是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以前一直觉得文化建设是很虚的东西,认为应该从经济入手开始变革,但是这次听了周山村的实践,发现文化观念的变革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如果没有观念的改变,即使集体经济发展了,其长期维持可能也会成为一个问题。周山村真正推动了村民观念的改变,在此基础再去进行拓展,其可持续性可能会更好。当然文化观念的变革需要一个推手,要从一些真正村民关心的事务中寻找到抓手,比如周山村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从某一个事件入手,以此来拓宽延伸,从而逐渐推动各个方面的变化。

  二是从实践者和我们这群参会人员中看到了希望,经常说到农村,很多人会觉得是没有希望的,有一种悲伤的情绪。这次听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实践经验,看到了新的希望,虽然说目前大范围的变革难度大,但是各个地方似乎都有一些朝着好的方向的尝试和努力,虽然每个实践并非尽善尽美,当前面临着类似的或者不一样的问题,但是我想这些困难会推动着我们往前更进一步。大家的实践,分享和思考让我看到了很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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