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的立场
我们注意到，公众号“南山学脉”同公众号“汉江墨客”之间最近爆发了一场关于关于左翼及历史观问题的论战。
事情原委如下：
“南山学脉”于6月1日发表署名褚蓥的《我为什么不看好左翼青年？》一文，该文鲜明地提出反对左翼以斗争手段争取社会平等，并且以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为反例，认为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只会放大国内的社会矛盾，搞乱国内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而一旦国内的矛盾被放大，就会给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机。”
对此，“汉江墨客”随即反击，于次日撰文《超阶级的“国家主义”为何臭不可闻——驳“南山学脉”<我为什么不看好左翼青年>》，明确反对“南山学脉”对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错误历史观点，“汉江墨客”指出“难道因为存在异族入侵的危险，就能无视封建地主的残酷统治和广大农民的疾苦吗？”这一观点是明确的，即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面临着外部威胁就对内部矛盾视而不见。
此后，双方多次交锋，“南山学脉”于一周后发表署名文祺的《正人先正己——驳江汉墨客》一文，对此“汉江墨客”于当日以《旗帜鲜明地为农民起义正名！》一文予以回应。次日，“南山学脉”发表署名罗师兄的《超“国家主义”要不得——驳汉江墨客》一文，“汉江墨客”则同时发表《坚决反击南山血脉为“国家主义”招魂》一文。综上所述，经过几次论战，无论是“南山学脉”还是“汉江墨客”，双方各自所持的基本观点已经十分明确了，我们在此便不再转述。
本刊认为，这场论战的性质是暴露无遗的，就史观而言，这是“王侯将相史观”同“劳苦大众史观”的尖锐对立，是总体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的尖锐对立。本刊一贯奉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旗帜鲜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此一宗旨的基础上，本刊坚决支持“汉江墨客”为农民起义正名，旗帜鲜明驳斥国家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对“南山学脉”的一系列极其错误的观点，本刊予以声讨。
以下是本刊同人的集体意见。
二、反对总体主义 明确主要矛盾 高扬斗争精神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外因决定论者没有深刻的认识到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毛泽东主席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1）那种无视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反而以外部矛盾遮盖内部矛盾的拙劣的障眼法是完全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所不能兼容的。
本刊认为“南山学脉”诸同人在此基础上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至少应多读几遍《矛盾论》。所谓“而一旦国内的矛盾被放大，就会给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机”这种说法令人不安。这种观点在事实上是一种总体主义观点，总体主义在任何范围内都不是集体主义。在我国，总体主义既具有封建残余色彩也有欧风美雨的特点，集中表现为总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相互交织，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相互交织，这种总体主义观点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二者的差异集中反映在对人民主体性的认识上。总体主义秉持一种精英史观，即抽象的强调总体利益大于一切，把人民当作毫无主观能动性的工具，即人民是猪狗，是数目字，只具备统计学的意义，为此只需服从精英眼中的大局即可；而集体主义秉持人民史观，高度强调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引导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并且强调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实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反对总体主义单一维度的义务论。总体主义是主观能动性缺位前提下的屈从式政治，集体主义是高度主观能动性前提下的参与式政治，前者是法西斯的哲学，后者是无产阶级的哲学。
任何事物的内部矛盾都是客观事实，不是被放大或被缩小为客观事实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来就没有“人造”的斗争，斗争之所以成为一种可能，是因为斗争的基础已经存在，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当下内外形势剧烈变化，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开展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党中央提出“四个伟大”并把伟大斗争放在首位的原因，我们坚决主张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同时又反对斗争扩大化，但这绝不是抛弃斗争，那种“抛弃斗争”的思想是同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根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
所谓“给”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机，完全文不对题，谁给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机呢？是劳苦大众争取自己切身利益的斗争给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机吗？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什么左派为争取社会公平的斗争给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机吗？都不是。真理是清楚，只有当一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公平，人民的凝聚力才能越来越强大，不解决实实在在的社会平等问题而空喊团结的口号，只是可怜的梦呓。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给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机的，恰恰是苏联共产党内部失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根本立场的蜕化变节分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及贪污腐败分子，这些人就是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他们腐化了列宁亲手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使苏共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和一群抱着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民族主义分子——是他们将强大的苏联拆解为十几个国家；以及秉持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们——是他们在苏联解体后窃据了俄罗斯政权，通过“休克疗法”和“全盘西化”将苏联劳动人民洗劫一空。对抗外部力量，不能不对抗外部的“和平演变”战略与内部积极响应“和平演变”战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句话，不斗争是不行的。苏联解体，殷鉴不远。
当前的中外矛盾尚非主要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南山学脉”诸君想必同我们是有分歧的。因此，在中外矛盾的大框架下，他们高举“爱国主义”（实质是“总体主义”）的旗号，把一切在他们看来有损“大局”的言行都扣上“破坏团结”的罪名。这种把民族矛盾当作目前主要矛盾的认识是极其错误的，这一错误认识不仅完全违背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且还落入了“入关学”（一种对外扩张主义观点）的巢窠。当前，我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着力点在于坚持“十个明确”，特别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共同富裕，积极开展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诸多内外矛盾的彻底之解决，是离不开高扬斗争精神的。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列入“三个务必”之中。斗争远未熄灭，复杂的斗争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斗争精神，培养斗争本领，那种反对斗争的声音，恰恰是在抹杀党和人民伟大的精神品格。
党的一系列精神是无比正确的。本刊希望“南山学脉”诸公明白这个道理，即要想真正解决外部威胁必须以踏踏实实解决好自身内部问题为根本，那种拿外因弹压内因的言行，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论的基本逻辑是蛇鼠一窝。
三、坚持人民至上是党一以贯之的历史观和根本立场
“南山学脉”对于历史上农民起义问题的观点根本错误，其可笑程度令人喷饭。在历史问题上完全失掉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人民立场，或者说，“南山学脉”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同路人，倒像是“南山下的部长们”。按照“南山学脉”可爱的“新思维”逻辑推演下去，出版商们将要笑开花了！因为我们的中国历史，乃至于世界历史的一切教材都不得不重写，有些人的腰包要鼓起来了。当明末农民起义成为“历史错误”，那么太平天国运动必然是“历史错误”，武昌起义也就不应打响第一枪，南昌起义也遑论正确，二万五千里长征更自不必再谈。
真理不是正如“南山学脉”诸君所说的那么赤裸裸吗？当时的中国不是正面临着外部入侵吗？当时的中国不是已经有着崇祯皇帝、清政府或国民政府吗？看来“南山学脉”诸公同西太后等人是同气相求的——“啊哈，都怪你们！你们这群该死的革命者！搞乱了国家，破坏了团结！”照“南山学脉”诸公的意见，不仅历史将被架空，就是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都将失去重心，因为当人民的自发斗争都成为“历史错误”，那就更不必提党领导下人民的“自觉斗争”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习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2）历史虚无主义是从错误的历史观开始的，没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正确的认识历史，没有清楚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一个党，一个国家，其前途命运在于人心之向背。明末农民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等等一系列人民运动之所以具有深刻的历史法理，是因为它们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其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
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通过高利贷等各种手段造成农民破产，农民除了贱卖土地外别无他法，这种兼并运动的循环往复，不能不加剧阶级矛盾。南宋淳化六年，殿中侍御史谢方叔即言：“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4）农民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将历史视作少数人的意志，视为所谓农民的“愚昧”，是根本错误的。
在明末农民起义中，农民阶级站在了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线。当清军入关，明军望风而逃时，农民军冲在了抗清的第一线。从华北平原到西南群山，从山海关到昆明。“两蹶名王”的农民军领袖李定国，坚持抗清到最后的“夔东十三家”。农民阶级的领袖们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举。反观统治阶级的代表们：大地主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朱明皇室争权内斗，面对清军的南下，平时高高在上的封建统治者们一个个或望风而溃，或闻风而降，当“头皮痒，水太凉”的事件纷纷在明朝统治者身上上演时，是农民阶级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如何认识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如何认识人民革命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民史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就是区分一个人究竟是法西斯总体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的试金石。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列宁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一文中教导我们：“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6）斯大林也指出：“‘干’革命的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7）毛泽东主席也曾尖锐的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这是人民史观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我党现实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人民史观，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就是在看待历史的过程中，不仅把人民放在历史主人翁的地位上来认识和分析历史，而且还把人民运动放在历史发展的主流与主线来认识和分析历史。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人民史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9）人民是历史前进最根本的动力源泉，这就要求我们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我们要做的绝不止步于在历史中重新“发现”人民，更要人民回归到历史的本来位置——历史的主人翁——之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应有的态度。历史绝不仅是帝王将相的家史与谱牒，我们坚持人民史观，就是坚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的主体地位。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以来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和一切成就，都是牢牢建立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础之上的。脱离人民，就是脱离了自身的立足之地；离开人民，就是湮没了自身的存在价值；背弃人民，就是抛弃了自身的身家性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无产阶级政党，这是党的宗旨和原则。失掉了这个宗旨和原则，中国共产党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党就会变质、变色、变味。一切忽视、轻视、无视乃至于蔑视人民最为现实的利益诉求和意愿呼声的行径，都是同党的根本原则，同一个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所完全背离的。
不明白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搞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干什么，就不可能搞清楚人民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掷地有声地指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什么是大党独有难题？早在党的十八大前，党中央就指出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个危险”，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些考验和危险，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要真正解决这些难题，就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人民至上。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请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10）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过什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胡话（蒋介石倒是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人民至上，人民至上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中心思想，中国共产党一切的一切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依靠，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人民。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解释，人民就是“以社会各劳动阶级、阶层为主体并联合其他爱国社会集团组成的统一战线。”可见，人民的主体就是劳苦大众，坚持人民至上，就是坚持劳苦大众至上。要真正坚持人民至上，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清楚的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11）——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纲领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12）实现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就是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终身，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入党誓言，这一誓言要管一辈子。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干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只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不断朝着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前进，才能真正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回应人民呼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理想。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13）
“南山学脉”诸君在以上这些问题上认识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不深不透，也就无怪乎“南山学脉”诸君在史观上失掉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在根本原则上失掉了群众观点，反而陷入到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漩涡中了。本刊把这些问题重新讲出来，其意并不仅仅在于给诸君上一节党课，而在于同诸君共勉，深望你们重回正道，共同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终身，这才是真正的大局之所在，一切兜售精英主义思想的言行，都是在破坏共产主义事业。
四、真假爱国主义
本刊认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下，不同的思想观点应当交锋。但同时我们又坚持“二为方向”，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人就是要同种种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斗争。
本刊认为，“南山学脉”诸君所谓高举“新儒家”旗帜，奉行“中华精英主义”的观点，是极其可耻的，这无异于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搞什么“王政复古”这类臭不可闻的烂把戏罢了。我们奉劝“南山学脉”诸君不要陷入“新儒家”的泥潭，不要犯“醒狮派”的错误，更不要自己陷进了“新儒家”泥潭还意图拉更多人下水——这是一定失败的。所谓“新儒家”，作为一种“学理”，我们承认它的存在。但是，如若有人意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利用“新儒家”来从事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的邪恶勾当，同社会主义争夺人心。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将对你们大声说“不！”而且还要毫不留情的戳穿你们的假面。一句话，中国不需要“新儒家”来做什么指导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任何形式的儒学本位论都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完全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儒家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建立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位，对中华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基础上的，任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片面理解成为无论什么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儒家化或是儒家马克思主义，都是极其错误的。
本刊认为，坚守人民史观，旗帜鲜明地反对超阶级的国家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宗旨和原则。真正的爱国主义绝不是狭隘的、精英史观的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这种俗不可耐的“鬼扯主义”既不能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能代表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更毋庸提先生们鼓吹的什么“中华精英主义”。所谓“中华精英主义”，说穿了就是“四民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而已。中国历史上，这种翻来覆去，混淆视听的小丑把戏实在让人感到视觉疲劳，一句话就是——“吃人”，而且还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来吃，还要拿出高尚二字来为自己做棺椁，可惜得很，这种鬼东西早已经烂在文化的孤坟里了。这种主义下的国家，与劳苦大众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先生们想搞“王与马，共天下”那一套，奈何今日之人民早已不是封建时代的部曲与佃客了。且看梁启超说：“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驱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14）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连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公，其头脑都是如此之清醒，他虽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可他清清楚楚知道人民是历史之主人，并且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民在历史中之主体地位，只会越来越彰显，而绝没有越来越式微的道理。“中华精英主义”，面对这样的名词，我们想不出别的话，只佩服先生们竟有勇气将这种东西端上台面，实在为我等佩服。
资产阶级国家主义，以抽象的整体利益妄图涵盖一切。可惜，它没有涵盖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也没有涵盖社会平等的政治价值，更没有涵盖全人类解放的未来指向。资产阶级国家主义顾名思义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国家思想，在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下的爱国主义本质上是假爱国主义，这在许多资产阶级国家里能找到许多现成的铁证。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下的爱国主义就必须明确国家的性质——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就必须时时刻刻毫不动摇社会主义祖国观，完全明确认识到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就必须明确国家及爱国主义本身也只是历史概念，最终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走向消亡这一客观规律。
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下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抽象的爱国主义，是假的爱国主义，它意图将“国家”本身永恒化，概念化，而这种意图把“国家”永恒化和概念化的直接目的——实现既得利益固定化和阶层固化的永恒化和抽象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眼即看穿的小人伎俩。资产阶级国家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完全对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点，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国家的本质看作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认识”（15）而无产阶级国家已经不再是早先意义上的国家，它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种存续状态，一种从国家到无国家的过渡形式，是一种过渡型国家（16），国家是必然要走向消亡的，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国家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17）因此，国家不可避免会消失，并被“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所取代，马克思说得很清楚——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可惜精英主义者是听不下进去的。
综上，我们可以说，无论是总体主义视角还是什么“中华精英主义”视角下的国家观都是极其错误的，这些“鬼扯主义”视阈下的爱国主义，也统统是假爱国主义，是以爱国主义之名，行精英主义之实，行贵族主义之实。所以，我们区分真假爱国主义，就看人民在什么地方，就看这些胡乱零碎的“鬼扯主义”在其论说中是否将人民放在第一位，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是否承认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是否把人民的主体性置于首要条件，除此之外，我们拒绝接受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论说。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1—302页。
（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页。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页。
（4）（元）脱脱等撰：《宋史》（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17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4页。
（6）《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43页。
（7）《斯大林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317-318页。
（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89页。
（10）《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页。
（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1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7页。
（13）《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
（15）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
（16）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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