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8年，美国为防止中苏抱团、就出台了《NSC34号文件》，明确提出要通过宣传手段在中苏之间“打楔子”。
中苏两国拥有长达7300多公里的边界线，恩怨纠葛不断，对此，我们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待：十月革命之前，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从清政府手里拿走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海兰泡惨案，犯下累累罪行；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人成为“革命导师”，从大革命、土地革命再到后来的抗战时期，都给了中国人极大帮助。
“楔子战略”的策略是：强调中苏之间的领土争端、淡化两国共同抵御外敌的历史，从而分化中苏关系。数十年来，美国人重金收买记者文人、到处散播不实言论，对中苏同盟关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今天，一提到抗战历史，人们都知道国民党美械师很厉害，却极少有人知道苏械师也很强悍；美国飞虎队在中国家喻户晓，苏联援华航空队却少有人知。
还有一段历史，想必大多数人都是闻所未闻的——抗战前期，许多苏联元帅到中国当军事顾问，训练士兵、培养军官、参与指挥了3大会战，雪中送炭，帮了蒋介石不少忙。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认知偏差，与美国长期以来的舆论战、宣传战攻势不无关系。这篇文章，带大家回顾一下抗战初期苏联人的贡献。
【抗战初期，只有斯大林愿意给中国提供援助】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美英等国心存幻想，认为只要日本触动了这些国家的在华利益，就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甚至围攻。所以，国军主动引爆了淞沪会战，因为长江流域是美英势力范围，选择在这里和日军决战、美英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然而实际情况却令人大失所望，美国不仅没有制裁日本，反而两边做起了军火生意。1937年美国分别卖给中国和日本1.88亿美元和2.9亿美元的战略物资，赚得满盆满钵。
对此，宋美龄于1937年9月16日发表《令人失望之美国态度》一文，指责美国在大量向日本兜售武器的同时、阻止中国获取自卫武器。
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0年，美国总共卖给日本10亿美元物资，其中军用物资占比70%以上，要知道1937年中国全年经济产值加一起只有十几亿美元，这个数额已经相当庞大了。
英国更是离谱，他们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在1940年6月关闭了滇缅公路，阻断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物资运输渠道，在滇缅战役时把中国远征军坑惨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真正对中国伸出援手的国家，只有苏联。
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个月，苏联就答应为中国提供战机、派遣航空队并提供了三笔总额达2.5亿美元的贷款，按照约定，这些贷款都将用来购买苏联生产的飞机、大炮和枪支弹药。
为了更高效地向中国输送物资，苏联组织人力物力修了一条三千公里长的公路，起点是苏联萨雷奥泽克，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终点是中国兰州。据统计，从1937年10月到1939年2月，共有5260辆汽车在这条生命线上往返运输；1939年之后，中国沿海地几乎全部沦陷，港口尽失，海运断绝，这条内陆运输线显得更加重要，被誉为“供养中国抗日力量的至关重要的动脉”。
据统计，全面抗战的前五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1235架飞机、1550辆汽车、1600门火炮、1.4万挺机枪、2亿发机枪子弹和1.8亿发步枪子弹。
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损失战机2400多架，苏联提供了其中的一半左右；共消耗步机枪子弹18亿发，苏联援助了约20%。
现在的影视剧作品中，国军主力初期是德械、后期是美械，实际上，在抗战前五年，国军王牌部队都换装了一定比例的苏联装备，苏械师数量不在少数。1939年，国军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集中全军精锐组建6个军、18个师的苏械部队，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第1军、第5军、第74军，以及在昆仑关和缅甸大杀四方的国军第一支坦克部队第200师。
1939年宋美龄说：“抗战两年以来，中国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较自英美获得总和多至数倍之多。”
客观而言，苏式装备质量比不上美式，但这批装备帮我们顶过了全面抗战最艰难的前4年，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可惜，我们在历史课本和相关影视剧中几乎看不到苏械部队的踪迹，“美械”二字反而成了高频词，这是严重不符合史实的。
【抗战最艰难的那4年，中国领空几乎全靠苏联战机守护】
抗战胜利后，美国飞虎队被吹上了天，他们成为美国正义的化身、中国蓝天的守护者。诚然，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确实抗战有功，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高薪雇佣兵性质。
这些雇佣兵的工资有多高？队长陈纳德在美国月薪110美元，到中国之后月薪1000美元，当时1美元能买1克黄金，按现在的金价换算，相当于月薪人民币40多万；就连普通队员都能拿600美元，相当于月薪20多万。
当年国民政府为了供养飞虎队，前后花了800万美元，按照金价换算，相当于今天的32亿。要知道，飞虎队仅仅存在8个月，人数不超过200人，8个月人均消费1600万。按今天的金价换算，他们的平均年消费都超过两千万了，能不卖命工作吗？
飞虎队成立于1941年8月1日，此时抗战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双方战线基本稳定，日军重心正在往南亚、东南亚转移，那里是美英地盘，飞虎队与其说是帮中国，不如说是帮自己。
实际上，1937年11月到1941年上半年，才是中国防空作战任务最为艰巨的时期。当时经过淞沪会战的消耗，中国可以升空作战的飞机仅剩30多架，负责守卫南京的第三、第四大队只剩7架战机可用，由于当时的中国无法生产飞机、西方国家又拒绝提供帮助，中国空军基本失去作战能力。
西方国家不仅从政府层面拒绝帮助，而且不支持民间志愿者参与中国战事。美、德、法、荷志愿者组成的空军第14队，只存在了几个月就被解散；1938年6月法国志愿者组成空军第41队，四个月后也遭到撤番。
在中国空军最困难的时期，只有苏联伸出了援助之手。淞沪会战爆发后第二天，蒋介石就向苏联提出了空军援助请求，并希望苏联飞行员能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中国空军，一周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苏联开始大规模援华。
从1937年底到1941年初，苏联先后派遣3665名军事专家来华，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他们带来了1235架飞机，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前4年，保卫中国领空的大部分都是苏联飞机。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援华航空队不拿报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这一点，从他们的行事风格就能看得出来，1937年12月1日普罗科费耶夫带领23架战机抵达南京，不顾旅途劳顿当天就和日军作战5次，其后两天又连续作战，赢得了中国军民的广泛好感。
那4年，苏联援华航空队先后组建8个航空兵群，击毁日军飞机986架、战舰100多艘，200多名飞行员英勇牺牲，14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
除了直接作战之外，苏联人还帮助国民政府训练了一千多名飞行员和八千多名空军技术人员，正是他们的援助，让中国空军非但没有灭亡、反而越来越发展壮大。
对于飞虎队和苏联援华航空队的不同之处，苏联英雄飞行员库里申科曾给出精辟解释：“苏联人民是真诚支持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对资本主义国家教官来说，你们的战机多损失一架，他们国家的资本家就能多卖出一架飞机，就能多赚中国人民一笔钱。我们苏联没有资本家，我们来培养中国飞行员也不是为了赚钱。”
【6位苏联元帅参与指挥3大会战，培养9万多名军事专业人才】
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有聘请外国将军当总军事顾问的传统，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德关系一直不错，这些职位主要由德国人担任。
1937年德意日“三国轴心”形成，七七事变之后，德国驻华大使多次出面替日本说话，其后又公开承认了“伪满洲国”、并召回了全部德国顾问，中德军事合作只能终止。
从1938年5月德国召回顾问到1941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这3年时间蒋介石大规模聘用苏联军事顾问，他们军事素养过硬、充当“智囊”角色，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8年6月，一支27人的苏联顾问团来到中国、随即建立了顾问机构，总顾问直接隶属于最高统帅部，每个战区都分配了至少一名高级顾问，参与大规模战役计划的制定工作。
苏联顾问到来之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个大型会战就是武汉会战，总顾问德拉季文和切列潘诺夫亲临前线，制定了可靠的作战方案，虽然由于双方磨合问题、方案并未得到贯彻落地，但武汉会战已经比先前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井井有条多了，基本达成战略目标，成功把抗战拖入相持阶段。
在后来的宜昌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苏联顾问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1940年3、4月间，崔可夫将军制定了宜昌作战计划、并得到蒋介石的认可，陈诚按计划发起战役，一度成功收复了宜昌，彻底粉碎了日军溯江而上、进击重庆的图谋；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蒋介石也完全采纳了崔可夫制定的方案、并亲自督促顾祝同严格执行，通过诱敌深入、侧翼包抄的策略，歼敌4.8万，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苏联军事顾问团与德国人一样专业、比后来的美国人更服从指挥，深得蒋介石信赖。他们不仅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也承担了不少军事训练工作，先后帮助中国培养了9万多名空军、炮兵、坦克部队等军事专业人员。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军事顾问团里诞生了6位苏联元帅，他们分别是：巴季茨基、崔可夫、雷恰戈夫、日加列夫、雷巴尔克、卡扎科夫。
【结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利益一致，就不怕别人挑拨】
在国际关系中，“维护各自利益”始终是第一原则。如果双方利益一致，就很容易成为朋友；如果找不到共同利益，友谊也就无从谈起。
在抗战时期，中苏两国面临同样的敌人——日本，虽然蒋介石和斯大林之间矛盾重重，但在共同目标的驱动下、双方依然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合作。
苏联援助中国，能避免本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越早把日本赶出中国、苏联本土就越安全，在这一点上，中苏目标是一致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国力蒸蒸日上，国际主义热情高涨，充满正义感的战士、再加上同心同德的顶层设计，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苏联在对华援助上的倾心尽力。
对当时的日本来讲，中苏这样的合作关系，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如今天，中俄两国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越走越近，这也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
【参考文献】
·王真《动荡中的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许蓉生、林成西《国民党空军抗战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
·周黎扬《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军事顾问团在中国》，载于《百年潮》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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