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之父。他在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即将“盖棺”而给自己定论说：一生中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新中国，二是搞文化大革命。
今天的人们，对毛主席的自我定论的理解和评价，当然不可能是绝对一致的，但把它简要表达为：毛主席一生为社会主义奋斗，恐怕人们不会持多少疑义。建立新中国，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时至今日，人们发现，公知、资精们对毛主席的疑义之根，实质在于中国该不该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是不是过早了，过“左”了？等等问题上。显然，毛主席在世时, 因种种原因，掩盖了这少数人的疑问，——公知、资精们在多数情况下是暗中对社会主义“怠工”、搅局和破坏（本文对此毋需展开）。由此，也影响了毛主席本人及其他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以及对中国为什么能在本世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作进一步的、充分和十分深刻的理论阐说。
毛主席个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以及他对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确认，有如下的过程和理论表现。
一、大体历程
一是五四运动前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 毛泽东在《谈政治》的文章中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场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2)。那时, 毛泽东还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中，宣扬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坚信它将“普及于世界”，希望中国人也应该仿效十月革命。毛泽东自己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使本来落后的苏联产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当代无产阶级的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看到了人类光明的前途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共识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形成了。毛泽东对此的理论说明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加上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是指的什么呢？毛泽东在另一个地方指出，由于国外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失去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可能，我们历史的新选择是：不是倒向资本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而中国百年来到处找出路，曾向西方学习，然而先生老是欺侮学生的现实，使中国人警醒并认识到，世界上那些已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希望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以，中国只能走向社会主义。
三是在本世纪的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前半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毛主席为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和建设提出的一系列的探索性观点，其中突出之点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理论的系统化。
四是毛主席的晚年，在他号召学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提出了要“社会主义的高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号召人们认识列宁所提的时代的问题。列宁说：我们面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由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必然出现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民族的解放运动，都不可能不打上社会主义的烙印。
可以看出，毛主席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以深刻的历史见解和现实运动为依托的。
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存在于当代复杂的社会斗争中
首先，封建专制在中国已穷途末路，它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腐败，由此招致了帝国主义的入侵。
其次，在封帝官三座大山压迫下，中国曾进行若干次反抗斗争，从太平天国到戊戌维新，然而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虽取得局部的胜利，终因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窠臼，后来又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基地上。这一历史结局，符合私有制条件下的世界性竞争逻辑。因为以竞争利己为本质特征之一的发达资本主义，它的战略谋图是绝对排斥别的大国也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即不培植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正象人类出现之后，地球上其它高级动物进化为人的道路被人破坏一样（起码是其它动物不可能再沿着猿进化为人道路前进）。只不过前者是人为自觉的，后者是自然自发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本来落后的俄国通过十月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并促进了苏联社会的深刻变化。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历史和现实发出强劲的呼喊，中国人民不能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人们：时代需要的人物，它自己即能产生出来；时代需要的思想和理论，也会应运而生。就这样，时代也给中国先进分子铸就了社会主义灵魂。无疑，受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些先进分子及其社会主义灵魂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十分严谨、完全科学的。
三、理论引领下的实践和实践催逼着理论升华
从唯物主义反映论上说，感觉是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但感觉到的东西不可能一下子理解和认识。不过，感觉达于理解和认识，不是坐而待之，它是通过实践的桥梁过渡的。就是说，感觉到的东西，人们可以也可能通过实践──开始是模仿──继而深入实践，去理解和认识它。无疑，模仿、摸索的过程，可能是个充满缺失的过程（人类的历史主动性实际是允许这种缺失的，甚至“鼓励这类缺失”）。不过，只有通过这一过程，人类的认识才能由感觉达于理解和认识。而一旦正确理解和认识形成, 人们则能进一步感觉它，从而进入新的认识领地。中国的社会主义选择、实践和认识正是循此规律进行的。
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以及50年代后的探索实践，因其主体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的，它虽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但对其带有自身特点的必然性的论证，以及一般理论和自身实践完全结合的科学理论，仍显得缺乏，即缺乏“具体的抽象”理论。这种缺乏，不但为50年代后社会主义建设困难的实践所证明，也为迄今还有人对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会主义，持否定态度所证明。一生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毛主席是从不隐瞒这一事实的。建国后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没有先知先觉，没有天生的圣人，对社会主义，说我们什么都懂了，没有的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严肃地看到，社会主义在中国还不巩固，还有极少数人总想颠覆它，并且这种状况将长期存在。
毛主席的这一态度是科学的，他所承认的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仍有认识不够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
随着历史运动和理论的深入，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大多已发现，对中国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的理论论证的不足，是当今诸多认识不够的问题中的最为一般的问题。并且作为一般的理论问题的展开：为什么当代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而一些典型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却跚跚来迟？这一切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以及“某一社会形态在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观点有没有矛盾？如此等等的问题，则经常盘旋在人们的脑际。很显然，这不仅是毛主席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未圆之笔，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缺憾。
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迄今还没有发现毛主席有十分系统的著作、专论去说明（毛主席晚年曾有过写书的打算），尤其没有涉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同马克思所表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的观点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正因为如此，一些对中国社会主义持否定观点的公知、资精们，才再三再四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是一个乌托邦。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对这种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认识不足，而使我们人民自己常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甚至如皮球在窄巷中折冲运动：左碰便右折、右折又左碰。
到了上世纪70年末，在由毛主席艰苦探索所推动的巨大的历史碰撞面前，一些人开始跳出因往日的崇拜和对毛主席挚热情感而放弃个人思想的怪圈（这其实是毛主席晚年政治战略的初步实现），努力从马列毛主义的原则性观点出发，谨细地解释和论证毛主席的中国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合理性。
这里得用上马克思的比喻：这实际可以看作是人类在涤罪所的历程中，历史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的一部分，一个必经过程。
四、论证大体有三方面的观点
一是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从一些落后国家首先突破的观点上所进行的探索。二是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弹性规律所进行的解释：决定某一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高度，不是一个绝对刚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同──确定数，而是呈现出一个幅度、范围，即认为社会生产关系大体发展到某一幅度内，都可以引起某一相应层次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三是根据世界历史发展中，在依次出现的各个社会形态上，那些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民族、国家,
这些观点，作为理论工作者的严谨探索，对当代社会进步的必然的社会主义目标的论证，已实际地接下了马列和毛泽东主义的理论接力棒，并超越了他们，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是人类在当代认识的必然性发展。然而，这些述说——仍是一个中介，因为，它们还没有完成相应的系统的理论概括，更没有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预言的，在现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首先获得社会主义胜利的观点，同马恩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间存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更没有涉及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后来居上”，尤其是现实中的一些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甚至是“半资本主义”的国家，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远远未发挥出来之前，就进入社会主义的现象，同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这里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是指生产关系。下同。笔者注），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观点之间的某种矛盾。故而，也没有从解决这一矛盾入手，分析社会形态“后来居上”发展的普遍性所体现的必然性，及其日后向前的具体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因而，这些论述还不能较为彻底的说明当代经济落后国家──尤其是我们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特殊性，还不能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毛主席和我党为当时阶段制定的，体现以上必然性和特殊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探索性、合理性和历史过渡性，反而让反社会主义公知、资精“借题”膨育成一些思想疑窦。
随着历史辩证法的展开，随着马列毛主义科学观点的接力性发展，今天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在自己此前已取得的认识的基础上，对当代相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作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而今，一些人的认识已达于这样的程度：马恩以往的理论缺憾在于，没有直接说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发展，其影响半径逐步扩大，世界各国历史发展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互相间越来越广泛的影响；没有进一步说明社会活动中实践主体能动作用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故而没有把辩证法在自己的社会历史观中贯彻到底。
五、以世界为一个发展大系统的新表述
纵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达、文化的拓展，各民族、国家之间联系和发展的日益扩大，闭关自守的状况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尤其是后资本主义时代，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也因此，每一相对发达民族、国家所造就的先进生产力，以及同时萌发的一一突破已经陈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要求，其作用也决不会蜷缩在它的祖国。
历史给我们展示这样的情况：在社会实践主体的掌控下, 一种能动的上进求善、就高争先的意识“合力”, 使相对落后的国家──相对贫薄的经济、文化“空地”──更容易吸收最新革命思想，并使之产生作用。从而造成世界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繁荣点”，在跳跃中变迁。大河流域的科学文化，不是直接使自身，反而推动了古希腊的奴隶制文明;本来落后的日耳曼,借鉴于古罗马而消灭古罗马，先创立封建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繁荣的科学技术，则直接成为推动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杠杆，而自己却发生了千年停滞──在封建社会的窘困中。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影响则更具有广泛的世界性。而世界各国互相影响是通过多种渠道实现的——尤其是现代，比如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技术传输；另外还有经济侵略、兼并掠夺和政治性战争等。
六、系统作用下的“后来居上”的历史能动性
在社会形态的革命方面，这种互相影响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都是由有能动性的人参与的。正是这种能动性，使矛盾斗争在其向前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表现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在两个相反方向上发生反作用，终而产生出不同的结果，从而展现出历史辩证发展的道路。
一方面，在先进生产力的具有国，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而产生的相应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同其它不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应成熟和完备的，当它陈旧落后时，其一方面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免于自身的灭亡，也表现出超乎一般的保守力量。即，其尽管过时、陈旧，却有超强的生存能力。这一点，同整个自然界事物的一般特性相一致。在整个自然界里，每一层次、等级、种类上的每一个体，凡相对成熟、发达者，则有更大的保守性和延续生存的能力。以上所论及的奴隶、封建社会形态成熟、完备发展的典型，古希腊、古罗马和中国，都表现为难于实现新的社会变革的情形。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现代一些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顽强生存，一次又一次地抵抗着国内外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冲击，尤其是在本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同社会主义的“僵持”“战争”后，于今还出现某种“繁荣”，正是这一道理的体现。今天，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持、生存能力表现在：一是转嫁贫困，剥削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用一部分的剥削得来的财富，软化或瓦解本国工人阶级的斗志，缓和本国的阶级对立；二是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调整，甚至仿效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无产阶级的品德作风──把它变成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手段，来统治劳动群众（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有些人，被这种现象遮住了眼睛，仍以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正在消失）；三是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和挫折，强化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优越性和永恒性的教育。所以，过去我们那种以为，只要落后、腐朽和更加反动了，就会立即灭亡的看法，显然是不科学的。
而在另一方面, 随着这些先进生产力具有国新的发展要求的产生, 随着力图突破和变革已经陈旧（曾经十分先进）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必然倾向的出现，会产生出新时代的革命理论。这些理论，最初当然肯定不会产生在落后国家。但这些理论一经产生，就伴随着生产力的外传，必然也传输到一些本来落后──但正在四处寻找出路的国家，从而产生“越位”式影响，（列宁认为，这些国家往往内外交困、革命愿望十分强烈）。而这些落后国家旧的社会形态往往发展得不太成熟，不太完备。于是，容易被代表新生产力要求的革命所冲破。以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例，当代一些经济落后国家，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一般地说，无产阶级都较于本国资产阶级更早地出现，更快地成熟壮大。虽然它们在全国人口中不占较大的比例，但他们身受多重压迫，得到更多的“训练”，故对历史发展有较清醒的认识，不存在幻想。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憎恨，看待资本主义，──并且实际地看到本国的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的重压下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这些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容易产生革命要求，也容易接受革命理论。这样，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起码在现阶段上，比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有着更大的革命爆发力和坚韧精神。这样，在首先产生革命理论并发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倡导召示下，他们接过革命旗帜，坚持革命，夺取政权，建立崭新的社会形态，这就理所当然了。当然，对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建立这样新的社会形态，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确有点象大鞋套小足，会有些不便（必要时，扎上鞋带就是了）。但这似16世纪后印第安人面临“跨时代变迁”般的不便，也如本世纪60年代我国苦聪人被引出原始境地式的不便。有痛苦，但是暂时的，也是只得如此的。
人们可以看出，以上作为一种理论概括，并不是仅仅对当代社会主义在相对落后国家首先出现的必然性的说明，倒确是对人类文明所经历的几个大的阶段作出的普遍归纳。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建立，几乎都不是首先由本来相对先进的国家来实现的，相反，无一例外的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的。
七、结论
由这样一条“阿莉阿德尼线”，我们便可以走出对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必然性认识不清的迷宫。19世纪以来，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确实发展得十分成熟和完备，以至近百年来，在一次次危机的冲击下，还一次次露出顽固生存的嘴脸。而相对落后国家，以我们中国为例，多年来一直在黑暗中探索，封建式的桎梏在19世纪资本主义廉价商品重炮几度轰击下，才打开一些缺口，但先天不足的资本主义又在忧前虑后中难于大力发展。于艰辛中，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之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后来居上”，——并且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尤其是眼下，内外资本主义在夹攻中国，我们也只有靠社会主义积集力量，凝聚人心，行成重拳，争取胜利。否则，是十分危险的。
所以，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其客观必然性。重复地说，对这种必然性的论证，正是马列毛主义交给后人的历史任务。
当然，马列毛主义原理的基本方面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对人类历史发展作总体性解释，也是正确的。他们的辩证法需要进一步彻底贯彻的地方，是需要在马恩列之后，资本主义成熟的社会形态具有巨大的保守性、欺骗性和垂死挣扎性，完全暴露；一些不发达国家“后来居上”──较早地进入社会主义的趋势，其客观必然性的进一步展示。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站在他们的时代，发现了他们的应该发现的东西，他们无愧于人类。至于毛主席，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世界观，严肃理论家的严谨和勇敢气魄，努力实践，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支配下，大胆实践，勇敢开创，主动揭开历史的负面——让国内外公知、资精们再次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人民得以迅速完成社会主义认识，推动社会主义另拓新地、再蕴燎原之势，其方向更是无可非议的。
如果说，当年的革命战争，由于前人若干次开拓，毛主席科学总结正反经验，使他成了凯旋英雄。那么，社会主义巩固和建设，他自己则又处于先军前哨的位置上，其中困难、风险重重，对手多多——同他掰手腕的一批又一批、一次又一次（比如：用反右扩大化否定群众帮党整风，用冒进浮夸搅扰毛主席提倡的大跃进，七千人大会上利用毛主席带头作自我批评向毛主席推诿责任，社教中再搞形左实右，文革中推行资反路线，毛主席去世后……等），其必然性是可以想知的。并且，当代人们正在见证着的历史：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预言，都在、都将兑现着。
www.haizi.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