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主体论》又重新整理了一遍，最终决定扩展成三册本，上册2019年整理，以哲学批判为主，中册最近整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下册以历史批判为主。里面的文章虽是旧文，但都是经过多次整理的，我们这样的人写文章就是革命，但以后相当阶段怕是没有时间写了，用著书的方式代替自己以后的说，应该算是个不错的办法，又没条件出书，想出也没地方出，所以只能在网上贴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印下出来慢慢看。
我虽然对左翼圈子的理论敏感度和理论理解力不甚满意，但总还是抱有希望。实际左翼只要有三几个人能真正搞懂主体论，就可以把整个已经腐朽昏聩且实际都已经做了资产阶级帮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搞它个天翻地覆——中国的事，不先把混吃混喝卖身求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搞翻，就什么事都通不了，可惜暂时却找不出这么几个人来。
在我原本的计划里，还应该有文章对十月革命以来的实践在主体论上的贡献做个说明，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本身就是个主体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本身所蕴含的主体论往往早已大大的超越了它原本尚缺乏主体论的理论基础本身。
另外，本还想对中国古代主体论文化的贡献做个批判性的说明——我说过中国古代文化是主体论文化，但现在看只能留待以后了，或者我不能做由其他同志来做也好。未来的世界，主体论文化要加速在全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输出，不是其它的什么文化的输出，是主体论文化的输出，只说人本是不够的，人本还只是个基础，最终还是主体论。中国古代影响世界的就是主体论，没有它就没有西方近代以来的所谓启蒙和人本，马克思之前的西方旧学，所争论的不过是神本还是人本，他们当时从中国文化所能够理解和吸收的就是人本。中国以后影响世界的也还是主体论，尤其是围绕共同体重建的主体论，它既要摧毁世界各民族依然残存的神本，要人们从精神上做的主人，也要以重建共同体消灭资本为核心，要人们做自己现实世界的主人，而这都要中国古代的主体论传统辅助才行。
其它，对八十年代以来实际的在为解构共产主义共同体和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修正主义主体论的批判，或许也还应该作为一项工作内容，不过好像已经有人开始做了（《对非实践的实践哲学的批判》列宁1918同志），虽然还不是从主体论的角度，但已经做的很好。对公式化唯物史观的批判，或许力度也还不够，也还需要一个加深和继续，但现在看都只能留待以后了，或者还是要其他同志来做。每个人都不可能做完所有的事情，我的工作或许已经可以划上句号。欢迎更多的同志共同来做。
刘光晨
2023.01.03
近来，总觉单篇的文章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已经不太够用。所以决定把近年来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主体论方面有代表性的几篇文章结成一个集子，以便宣传。
我对主体论问题的注意，是在光明网学术论坛时期。大体是在2015年左右。
当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已经初具规模，但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新中国的公共劳动总体没有问题，那该当如何解释大跃进和三年困难的问题呢。大家知道，到今天为止，由于长期以来的宣传，人们对大跃进和三年困难已经作了因果关系的处理。于是便研究这个问题。当时陈伯达的口述回忆和小草的网文也已经出来。结论都指向一个，就是中央书记处1958年底的59年农业生产计划粮食少种了2亿多亩，其中夏粮起码少种3.7亿亩。这已为网上已经披露的《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所互相印证。这样，我就在光明网论坛发帖讨论这个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要不要为亩产万斤的浮夸风和书记处的一个决策失误背负三年困难的恶名。其间，争论点多集中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公共劳动的历史合理性问题——这也是八九十年代以来怀疑革命、告别革命论调的老生常谈了。这是我开始关注唯生产力论问题的源头。也是在这个期间，在整理这次讨论的时候，也算论战的一个部分，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问题》，和在《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论述劳动消亡进程和人发展的自觉组织工作的部分，开始逐渐思考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问题，经过几次修改，后来单独成篇，就是现在大家即将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本意和共产主义》一文。
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并不是我个人的杜撰，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有的东西。只是马克思他们还没有上升到足够自觉的高度充分论述，需要后人挖掘展开罢了。
关于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有，但遗憾的是当年那个关于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并没有能产生出它真正革命性的结果，而主要只是为资产阶级瓦解破坏社会主义的共同体和公共劳动服务了，现在看只能归类于做了资产阶级帮凶的修正主义主体论派别，所以，只能不记。
《马克思主义主体论》（上册），并非一般意义的专著。主要是选取的十几篇主体论哲学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应该可以涵盖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哲学的各个方面。核心是批判公式化唯物史观和基于此的唯条件论、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的，但又各有重点，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但树的重点又不相同。所以，也才更有意思。
《马克思主义本意和共产主义》的重点，在于提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在于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实践唯物论，是革命的行动哲学，在于提主体形式从个体的集团的主体形式，到人类整体的主体形式的变化，在于提这个转变过程中规律表现形式的变化。《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问题》从主体条件和生产力条件两个方面谈革命的条件，最终说的实际还是主体的自觉问题。《重新认识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论原理》，重在从文本上对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的确立以及几个问题的处理。《<1844手稿>读书笔记》则重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主人主体地位的丧失和在共同体重建后的回归、在主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核心和人与自然关系意义的潜在架构。《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和人的本质问题总结》和《关于劳动的消亡问题》则重取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主体实践对人与自然关系自觉组织工作的背景之意。《唯物史观公式化解读批判》则是对公式化唯物史观及其历史渊源的一个总的清算，也是对马克思实践唯物论即新唯物主义的一个总的概括，包括对主体论唯物史观的初步的概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思考纲要》，则是通过主体论的补入改造和完备了以前纯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全新的系统性概括。《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政体改革问题》则是对到文革为止共产主义共同体建设的一个总结。
总之，如果说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必有其理论原因，那么这个理论原因就必有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其基本哲学因主体论的缺乏而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不相适应的原因。《主体论》（上册）的首要任务就是给其基本哲学打上主体论的补丁（其理论原因的另一条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我们将在中册探讨）。
主体论哲学本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的本质特征，不懂得革命的主体论，就不可能懂得重建共同体属当下的事情，就只能把共产主义当“理想”实际是当做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向无期的未来推卸责任。希望这个小册子能对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哲学起到一个正本清源的作用。如果说二十世纪的实践因为其哲学基础主体论的缺位致使其理论和实践不相适应，那么希望未来的实践能矫正这个问题。
刘光晨
2019.05.25
目 录
导言
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和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问题
重新认识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论原理
《1844手稿》主体论问题读书笔记
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哲学和人的本质问题总结
关于劳动的消亡问题及其答疑
是实践本体吗？——唯物史观公式化解读批判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思考纲要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政体改革问题
唯物史观上的目的论和决定论问题
理论杂贴（主体论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和共产主义
前言
最近重读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复咀嚼，确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从人的主体视角——主体对客体关系的视角，看待新唯物主义相对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创立了主体实践的唯物主义。但还过于粗糙，需要一个提升。所以，就对自己以前这篇文章做了下修改。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主体性变化的相关内容，相对马克思，依然是突出了自觉时代规律表现形式必然变化的内容。即由阶级压迫的表现形式，向共产主义的表现形式变化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实践的，最终都要上升到主体论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哲学的重点，又在整体主体相对个体主体，自觉实践相对自发实践，规律表现形式的变化上。即新时代自觉实践的结果，可以直接就是共产主义的规律表现形式的结果，而不再是必须要经过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总之自发时代那种阶级压迫表现形式的结果。在自觉实践中，人已经是规律的主人，已经是人在支配规律。这必须做自觉实践直接即共产主义的实践理解。即按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个体的联合即共产主义，理解。这都是马克思的意思。否则，如果还是要经历资本主义的实践——即使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还称不上自觉的实践，人就还不能真正成为规律的从而自己的主人。
这样，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革命理论的脉络就基本通了。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哲学的重点。也是理解唯物史观的重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表述的唯物史观，还仅是解释自发时代历史规律的唯物史观，还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全貌。只有同时加进《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体论历史观点，才可以窥见唯物史观的本有全貌。
现把这篇文章重新发表，以期进一步达到对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的作用。鉴于长期以来，建立在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上的不完整唯物史观，对二十世纪晚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恶劣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总结，或许是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 20180505）
正文：
1、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的。所以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代理人，就抓住了这一点，并由此宣称：既然马克思主义说生产力决定和历史阶段论，那么落后国家由于生产力的落后搞社会主义就搞错了，落后国家只有搞资本主义才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并且，即使共产主义的党掌了权，也应该离红色尽可能远一点，离资本主义尽可能近一点，或者补一补资本主义的课。无形当中，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偷梁换柱做了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的预设和解读。
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不乏部分人幼稚的真诚，但实际多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想法。由于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于是这就成了资产阶级及其共运内部代理人用以欺骗群众、告别革命和反对革命、不准革命的利器，给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挫折。而一些革命左翼也往往因为这个误解，而把挫折的原因归到马克思主义头上，要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甚至列宁主义，从毛泽东主义中剔除出去。实际上，这反映的依然是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不真正理解。
实际上，资本主义统一世界市场之后，原本个别民族的历史就已经融入了世界历史。这时，即使是谈生产力决定，都已经不再是落后民族自身的生产力决定，而已经是在世界民族矛盾中，落后民族和先进民族生产力相比较的决定。大清国或者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和社会革命，不是它们国内自身的生产力内部决定，而是它们各自生产力相对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生产力的落后局面决定。孟什维克和国民党的败亡，也不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生产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内部决定，而是由它们对比共产党——也就是已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动员和生产组织能力相比较的决定。
不仅如此，在理解人类新的历史实践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能简单用过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或者是历史唯物主义来冠以理解社会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而只能用一种叫革命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来冠以理解这个马克思主义。且还要用这种革命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反过来校正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发表过的阐述资本主义及其以前自发时代历史规律的著作提炼出来的（典型的表述，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在自发的历史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对自己的历史规律还缺乏必要的认识，人类也还形成不了个体联合起来的真正属于公众自己的联合整体的主体性和它的主体形式。所以，那个时代人类对整体历史运动的自觉能动性就尚不能产生，规律就只能是自在的自发的对人的历史起着作用。正因为此，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就确实往往突出地强调了，或者是人们比较容易突出的理解了，生产力在盲动历史当中时不时自发表现出的那种对人顽强的强制作用。这是没有错误的。既然人们联合起来的整体主体还不能产生，社会联合的整体主体性还不能对自己整体的历史运动发挥作用，那么历史自发的表现出生产力的作用，或者人们比较容易的突出理解了生产力的自发作用，就是那个时代必然的历史特点。而这也就决定了唯物史观以往往往被理解成主要是表述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特点。
当然，以往唯物史观或人们对它的理解虽然尚有以上特定时代所留下的特定的历史印记，但它总归是对人类的历史起了一个划时代的作用。在此之前，人类的历史还太年轻，以至于人类还不能真正看清楚自身的历史实践。但在此之后，一方面由此已经开始了人类真正正确理解自身历史实践的新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按自己步伐前进着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也已经开启了人类联合起来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的历史时代。此前是自发的时代，此后则是自觉的时代。
而在自觉实践的历史时代，关于自发时代的那些历史观点或理解，由于它们多数情况下还是在表述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局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马克思当时既要论述自觉的新实践，但是也仅是一部分，很多关键内容还长时间未能发表不为公众所知，比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更多的时候，马克思则是不得不在解释自发时代的历史。这是历史本身的需要。而在人们后来的理解中，后者实际往往掩盖了前者。实际两者结合，或许可以理解唯物史观的原貌），当然也还是由于它本身还仅仅是在怎么样解释世界的局限，就只能作为指导新的自觉实践的方法论基础，而并非这种方法论本身了。
这里真正可以标示马克思主义的，绝不是过去尚有旧时代历史痕迹的这种唯物史观表述，甚至根本就不是唯物史观——即使它提升了的完整形式。因为只要还是唯物史观，它就依然还仅仅是如何解释世界的。而如果把这些旧认识推向极端，搞出个放到自觉时代还要继续正确到底、对人对历史规律的主体能动视若无物的什么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来告别革命反对革命不准革命，就更是历史性的错误。
这里，真正可以标示马克思主义的，只能是作为马克思所有理论和实践活动落脚点的使“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或说对世界的改造。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新的历史实践中，与人类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高度同一着的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这个东西把人类实践对历史规律的自觉能动放到第一位，虽然以对客体世界的唯物主义认识（这是唯一正确的认识）为基础，但由于已经是实践的行动的，所以又绝对不同于且绝对的高于那些唯物主义认识本身。所以，马克思把它命名为革命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要人类在洞悉自己过去未来历史实践的条件下“改造世界”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相对只会解释世界的旧唯物主义和整个旧哲学而言(马克思反对只是解释世界，包括用唯物史观仅仅解释世界)，马克思也称之为新唯物主义。后世也称之为新哲学。实际是一种以人的主体自觉实践为核心的革命行动哲学革命实践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哲学（即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说的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的发展的科学）。
如果给马克思翻译一下。很明确，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开宗明义地批判了那种忘记了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主体能动性，只具备客体视角，不具备主体视角，只知道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而不知道还有个人对客体世界对环境改造作用的旧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不仅仅是环境在改变人，更主要更核心的是人在改变环境。且“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相一致”，人对世界的改造活动（实践）和人的认识活动（思维）相一致。并把这种一致上升到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的高度。批评所有那些哲学家至多只是在解释世界，而关键是要改造世界。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进一步明确把人和环境的关系中的这个环境，定性为人们从前代那里继承来的资金的生产力的环境，强调首先是人在改造自己的生产力环境，然后才是生产力环境也在改造人。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的根本特质。它把人对自己客体对象性世界的主体地位和对象性实践放在第一位，实际已经否定了一切只在解释世界的新老哲学（本体论哲学）——包括今天那些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打扮成仅仅是如何解释世界的哲学的哲学（所谓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哲学）。
（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提纲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比重要的地位，注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把它选进头三篇文章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之所以把从故纸堆中检出的这个提纲如获至宝单独发表称其为“天才的提纲”，就是因为这个提纲包含了马恩其它所有著作中包括《1844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本人的《反杜林论》中所不曾包含的内容：实际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哲学纲领性文件的高度。这个提纲的缺点是发表出来的太晚了，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出来都太晚了，致使基于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那种唯物史观片段理解谬种流传，贻害至今。且词句隐晦，不是有对马列主义哲学有通彻理解能力的人很难读懂和准确把握。）
马克思的这个批判，无疑是对那些忘记了或是故意忘记了人和上层建筑的主体能动性，忘记了革命，甚至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告别革命反对革命不准革命、故意把马克思主义阉割成单纯的生产力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和把自发时代历史阶段划分——那种特殊历史阶段的规律表现形式，看成是规律本身来迷信的人们的最好的批判。这些人，无疑是把马克思主义故意阉割、贬低、庸俗化到了以上这种马克思批判过的、马克思以前的、完全忘记了人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能动性、老掉牙的、无用的、其实是对革命起严重阻碍破坏作用、对现存世界毫无害处的旧唯物主义或旧哲学的水平。
2、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即使仅仅按照有关自发时代那个尚不够完善的仅是在表述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唯物史观片段表述，都是对唯物史观的严重贬低。因为即使在那个表述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它们各自的互相关系中到底是谁决定谁，根据具体的情况都是辩证的有条件分角度的。都绝不是在任何的条件和任何的角度上，都只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在起决定作用，而人的意志、上层建筑所标示的斗争着的各阶级对历史就不起能动的决定作用。这种简单庸俗化，即使对唯物史观那种片面表述，都是恶意扭曲和阉割，以图最大化的降低它对现存世界的“破坏”作用，使之达到对现存世界的无害化。但这和马克思所倡导的、使现存世界的革命化的、以人的主体能动性为核心的革命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本意又有什么联系呢？正因为它们的反革命性质，所以一当革命来临，一当无产阶级开始组织起来，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意志开始展现，列宁斯大林最早就反对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而毛泽东在建国后，直到文革，更是一贯的反对这种唯生产力论。因为它虽然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但从一开始就是修正主义者代表资产阶级反对阻碍倒退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按照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的口气重新界定历史规律：
如果说一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产物，那么这一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倒正是一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产物；如果说历史运动中，生产力、经济基础在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那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
实际上，生产力经济基础的改变，总要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相一致，总要和占主体地位的人占主体地位的阶级为实现个人的阶级的利益，他个人的阶级的主体性和他们所代表的人类（全民）整体利益、从而人类整体的主体实现形式相一致。不管它能多大程度的、是不是虚假的代表了这种主体形式。
在人改造世界的历史运动中，被改造了的或发展了的客体世界，比如发展了的生产力，固然会反过来对作为主体的人和人进一步的行动起到一定的规定或决定的作用____人，人的行动总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它不可能超越这个条件，但这绝不意味着在主体对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就可以随意地抬高客体世界的地位和作用，贬低人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共产主义的联合共同行动主体实现后人类新的自觉实践中。
非但如此，彻底的唯物主义，即新唯物主义，不但不能贬低人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还要更加突出出人在与其实践客体世界关系中的主体性的地位作用。人是改造它客体世界的主体。历史运动中，是人要改造世界、是人要取得对它客体世界的自由。在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中，生产力不过只是人作为主体业已获得的、或即将获得的、它改造客体世界取得对客体世界自由的一种手段和能力而已。历史中，各个时代，总是人自己在组织自己的生产力。因此，历史运动中一切的生产力的经济基础的规律的作用，都不可能逾越过人本身这个主体的作用而起作用。生产力的经济基础的规律的一切的决定，最终都不可能绕过作为运动主体的人的决定。相反，只有突出出为组织创造和争夺生产力的人的组织的阶级的总之作为行动主体而存在的人的能动的作用，才可以真正说明历史运动中生产力的基础作用。在人对世界的运动中，人总是依据一定的生产力的，也总是为了或围绕一定的生产力的。且历史上的任何的阶级，只有形成自己的阶级主体、上升为统治阶级，才可以通过改造了的上层建筑、在自己阶级主体的主体性的发挥中实现自己阶级的生产力、从而自己阶级所代表的人类整体利益所需要的生产力。在这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那种推动历史意义的决定，也只有上升到代表革命阶级阶级主体利益的上层建筑的决定，才可以真正的决定。在这里，生产力对历史进步的推进作用和革命阶级通过自身的阶级主体化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代表发展了的社会主体形式的形成）对历史进步的推进作用，实际是一致的。唯生产力论者向旧唯物主义倒退，阉割生产力必须经过人经过上层建筑革命阶级的主体性斗争才可以起作用，其所阉割和丧失的，正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中人的这种主体论特质。
其实，这才是马克思对待规律问题的本意，当然，也是革命唯物主义或革命哲学对待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本意。这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总可以归到围绕生产力的争夺或获取个人的阶级集团的总之是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中去；总可以归到采取一定主体形式的人，对其客体世界的主体能动中去。任何时代，人们都是根据自己已经取得的主体形式这种主体条件自觉地组织自己的生产力的。彻底的唯物史观，只能做这种主体论的理解。
如此，这倒勿宁说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都是人类作为实践主体对客体世界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创造的，都是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的结果。区别只是在于，不同时代人类实践的这种主体性和主体形式范围程度大小的区别。
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会发现，自发的时代，不是没有这种主体性，而是多数情况下表现的还仅仅是人做为人类个体的或局部的或集团的而非真正联合整体的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即使有也是虚假的或大打折扣的）。因而，这种个体的局部主体形式及其所代表的虚假社会主体性，在互相的生产力争夺中，就往往交替性的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各自的阶级主体形式和虚假社会主体性。是一种分散的、分裂的或是妥协或是对抗的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在这种分散分裂对抗的主体性和社会主体形式中，人类个体的集团的主体自觉，在生产力的争夺中最终就要表现为社会整体的盲动和非自觉。而这同时也就表现着马克思说的在市场经济当中本来作为人们共同活动的生产力作为一种自外于个体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对这种尚缺乏人类整体主体性的个人的自发的强制或统治作用，甚至随私有制和市场的发展多数个人的无产阶级化和失去主人主体地位。
但如前述，即使在这里，即使生产力、经济基础、规律要自发的强制的在人类整体的进步中起到它的作用，也不能否认，这种强制作用也要通过革命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组织成行动主体、上升到统治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和行为来推动；也不能否认，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在组织首先有利于自己生产力的同时，也要同时组织更有利于即使虚假共同群体的生产力。
而自觉的时代也不是没有盲动。但自觉时代的人类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已经完全是克服了上述那种分散分裂对立的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后，人类真正联合起来的整体的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只有在这种整体的主体形式和主体性中，人类对自己进一步历史实践的自觉性才真正实现。自觉时代的前提，就是这种人类整体的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反过来说，自发时代，人类个体局部的分散分裂对抗的那种主体形式和主体性，是实现不了人类对自己历史发展的整体的自觉的。并且，也只有在这种人类整体的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当中，由于缺乏整体主体意识和整体主体性所造成的个人的或局部利益的盲动，才可以被人类联合起来的整体主体自觉性所对冲；在人类对自身进一步发展的自觉组织工作中所发生的一切依然不可避免的个别的局部的一时的盲动，才可以被人类对自身发展的整体的主体能动所对冲。于此而言，自觉时代主体对客体世界的自由，同认识与实践依然存在的矛盾，就是不矛盾的。不但不矛盾，反而因为主体已经取得整体的主体地位，其对客体的自由才真正处在被自觉组织发展的状态。
只有在这时，联合的整体利益才真正符合了所有人的利益，个人才真正克服了因个体间的利益碰撞盲动（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争夺）而产生的不自由，并在集体中获得真正的自由。也只有在这时，主体对客体的自由进程，才可以真正进入一种人类面对自然客体时自觉发展自己的与自然客体关系和社会客体关系的自觉状态。革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或说革命的政治，也才可以真正代表主体对客体自由实践中的那个人类作为主体的主体性。这里，对历史进步起决定性作用的，就已经是超越了局部意识、已经具备了整体主体意识联合起来的自觉了的人。人的决定，才完全是代表了每个社会成员的从而是人类整体的生产力的决定。因为，具有了整体主体形式和整体主体性的人的决定，已经不再会是互相摧毁破坏对方生产力的那种生产力的决定。在人类整体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已经实现的时代，推动历史进步的就不再是生产力规律对历史进步的那种自发的强制作用，而只能是人类联合起来对自己历史进步，即生产力进步的整体自觉组织作用这种主体能动。即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依然还可以看做这个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但这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已经是人们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对人主体内部联系和主体外部联系（人与自然联系）的自觉组织本身。其暂时的矛盾，都已经是人类联合起来的整体主体意识同其行为效果之间的矛盾，都已经是可以为这种总体的历史自觉所对冲，都是可以被人自觉地组织调节的，而不再是不可调节利益纷争对抗的。这是人本身作为历史实践的主体本应该有的作用。
唯物，在这里只是就主体的新实践对旧实践对主客体依然存在的急需要解决的实际矛盾和实际的主客体条件的准确把握而言的。自由不是随便的自由，是有依据的，是依据真实的主客体矛盾和条件的自由。这就是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原本作为必然性支配人的历史规律已经被人类驯服。人已经做了历史规律的主人。或说，人类作为主体已经取得了对自己历史客体的自由，取得了对自身的自由。。
所以，这时，就不单是人类真正的主体性上升到自己历史进步的主导地位那么简单（按毛泽东的说法：上升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届时人类被历史规律盲目支配的历史阶段也就结束了。这时，在自发阶段的历史当中因为盲目必然性支配（生产力的自发作用）所出现的合规律性的很多东西——实际是规律旧的表现形式，在新的自觉实践中，也就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比如，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社会主体形式和五种社会形态在历史上的依然演进作为自发的时代规律旧的表现形式，曾经是合与规律的——合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规律的。但在人们真正的联合主体形式已经实现人们已经可以组织起来自觉地组织自身发展的历史时代——，如果有谁还要硬逼着人们非要去重复奴隶的封建的时期的苦难，就一定是反动的不合时宜的了。同样，如果在群众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联合主体性已经组织起来有条件自觉组织自身的生产生活的时代，有谁还要群众徘徊资本主义的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苦难和少数剥削分子的发达，就一定也是反动的不合时宜的了。
因为，在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错误理解之后，在理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后，在接下来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具体实践中，就必然要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讲，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我们讲，实践的唯物主义，只能是共产主义。马克思讲，自由人的联合主体，就是共产主义。而我们讲，自由人的联合主体，只能是共产主义。
因为在群众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去未来，在群众同自己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已经切实组织起来、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联合整体的主体性和主体形式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可以不再需要任何的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财主作为他们生产生活的主人领导他们的生产生活，就已经完全可以自己作为主人自觉地行动起来自己组织自己的生产生活。俄国的工农兵只要产生了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联合主体，他们就也不再需要地主和资本家做主他们的生产生活；中国的工人农民，只要在同封建地主封建把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组织起来了（镇压反革命），有了工会农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了自己的军队和政权机构，形成了自己的联合主体，他们就也不再需要资产阶级做主他们的生产生活。
人类目前为止的物质生产，尤其是现代的物质生产，无非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所进行的协作式生产。奴隶的生产如此，封建的生产如此，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如此。（历史上，奴隶主、封建主、资本主，都曾领导了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体形式）。而只要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先锋组织（各级党委、支部）的领导下真正的组织起来了、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群众联合的整体社会主体形式，他们就已经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觉地组织自己的劳动协作，进行符合自己需要的任何的生产。这绝对是符合规律的。难道苏联人民没有根据自己的需要，组织成自己所有的生产吗？难道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时期，没有根据自己的需要组织成自己所有的生产吗？而只要群众联合起来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组织自己所有的生产，他们就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的地主资本家出来领导组织做主他们的生产。这也是符合规律的。
在这里，改变了的只是规律的表现形式——是生产力自发的作用形式，还是主体自觉能动的形式，而非规律本身。并且，只要是历史条件——主体本身的形式变化了，规律的表现形式就必然的要随之变化。自觉时代和自发时代的区别，最终就表现在，随主体形式的变化，规律表现形式由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形式直接上升为共产主义的表现形式的这个直接的变化上。所以，革命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结果，绝对是合于规律的，是觉醒了的人——组织起来实现了自己联合主体的人民群众，其组织实践和历史规律高度同一的必然结果。有人污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唯意志论，其实这与唯意志论屁毛关系没有。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唯心和妄为的成分。也只有在主体形式和规律表现形式的这种直接的变化上，我们才说人类已经取得了对自己历史规律的真正的自由。否则，如果自觉时代的规律表现形式，还依然不是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表现形式，还依然是旧的阶级社会的表现形式，或如资本的形式，那就绝不是对历史规律真正的自由，人就还没有真正成为自己历史规律的主人。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所要表达的唯物史观本意。它实际是一种主体论的历史观点。而按照以往那个只知道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唯物史观片段理解，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的历史结论的。那实际并非原本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在这里，在新的自觉实践中，关于自发时代那个仅仅基于解释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尚缺乏革命主体论视角的唯物史观表述，就最好要拿过来放到了如上所述的主体对客体自由过程中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革命的实践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框架下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就要放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来理解）。否则，它本身都要成为革命实践继续发展的障碍。不单如此，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革命导师们在这个地方这么说过，在那个地方那么说过，正确与否，当然不能脱离讲话时的具体场合理解。如果非要在变换了场合下判断它们的正确与否，就也要看它们是否符合于上述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历史自觉。
3、共产主义可以产生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不是任何的其它的因素，比如有些人所等待的某些非人的物质因素——实际上，只要是世界上已经发生过工业革命，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国非人的物质条件就已经具备了，而只能是人民群众的自觉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联合主体这一代表人民的联合主体性实现的具体的人的因素。是这种群众自己的主体组织力量已经超过旧的领导阶级——主要是资产阶级的领导组织力量。
这里，绝不是等待具备了某种物质条件，再去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而只能是群众组织起来了，再去发展相应的物质条件。
共产党在苏联在中国在朝鲜越南古巴之所以革命成功，就是因为他在这些地区实现了比地主比资产阶级更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生产组织能力。并且，也正是这种动员和组织能力，才在极短的时间内，为苏中实现了旧领导阶级所比拟不了的空前的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要证明共产主义在这些地区的非合理性，除非能够证明地主资产阶级同期在这些地区有比已经组织起来当家作主的劳动群众更强大的生产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
任何时代，生产都是根据人的需要的生产。根据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经验，只要有了人的需要，只要有了具有主体地位自觉能动性的人——根据需要已经自觉组织起来的当家作主的劳动群众，公共劳动中就能够进行任何的生产——包括所需要的任何的物质条件。比如工业革命的物质条件。即使资产阶级搞不出来的卫星、宇宙空间站、杂交水稻、大型计算机，都可以搞。总之，人，才是对客体自由中的主人。在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实践中，只要有了组织起来的人，就会有一切。
所以，要理解共产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的自觉组织工作，就还首先要理解人民群众的自觉组织起来作为联合主体当家做主这个前提。没有人民群众的自觉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联合主体——这一代表所有人利益的人类实践的整体主体形式，即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联合主体形式，就只能依然是不断地重复地主资本主的做主。自觉时代社会关系的自觉组织工作，也必然是以人民群众的这种自觉组织化为前提，而不可能是依靠与此对立的地主资本主官主所领导的组织化为前提（这里尤其要注意官主）。因而，这里首要的就要确保人民群众自己的这种联合主体在新的历史时代的绝对的统治地位。要对具有主体能动性和无限创造力的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建立信心，相信已经联合起来、自己的实践和行动主体已经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群众无所不能的力量。
这个地方反对一切的形而上学，反对一切把有关旧社会的事物包括仅是在解释旧社会的仅从客体方面看问题不从从主体方面看问题因而涉嫌颠倒了人与它客体世界的主客体关系的那种旧唯物史观，搬到新社会不做任何分析还要完全充当正确、简单粗暴的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反对一切以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为借口，在新社会还在迷信资本家和资本家的董事会的组织力量，而不相信先锋队领导下的群众自己的组织力量的倾向。主体对客体的自由，在这里也绝不是再简单地重复过去那种单薄的无力的人类个体对无边的世界的可怜的自由，而一定是联合组织起来的群众整体作为主体对世界客体的自由。只有在联合的整体中，个人才会真正有力量，才不会再去重复生产力争夺和阶级对抗中的不自由。
但现实中，很多人即使明明看到已经组织起来的已经主体化的劳动群众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生产管理上相对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也还是不敢相信自己。几千年阶级社会，在群众心理上形成了某种已经习惯于做奴才的习惯和倾向。正是由于有这种习惯倾向，才让欧美的群众至今跪在资产阶级的神牌面前站不起来。
这种习惯于做奴才的习惯，在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向官僚最后是向资产阶级的主动投降。
历史上，真正领导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些伟大的时代导师，无疑都是站在人类认识史巅峰上的历史巨人。所以，他们无不是最积极的能动的自觉的革命唯物主义的贯彻者。他们——代表一种巅峰认识，其所指导下的实践，无不始终如一的相信组织起来的群众自己的力量，他们发动、组织、引导群众，并把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给群众的主体化和这种主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在这个路线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凝结成共产主义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然而，在这些历史巨人身后，那些已经习惯了做奴才的人们，还是站了出来。他们因为自己落后国家建立的新社会相对欧美依然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水平，而怀疑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生产组织能力。实际这个组织能力早已经把西方的资本家给吓的要死。但正是因为奴才们对自己的怀疑，结果资本家们目瞪口呆的看着已经组织起来的强大群众的重新跪下来自认奴才。当然，同时结合落后国家相对落后状况的生产力决定论和历史阶段论就又出来了——组织起来是错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错的，要退回去补课。什么单干，什么厂长负责制、承包、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流转、大户，不过是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全方位放弃共产主义先锋组织的领导（党委支部的领导）——即党的领导，解散群众自己的联合主体，向自发势力实际最终是向资产阶级主动的交枪投降。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前进就有后退。当然，后退了，就一定会重新前进。认识一旦冲破牢笼，自觉的实践和共同解放的事业就不会止步。历史需要我们汲取的教训，就是要在新实践中坚决地反对一切惯于做奴才的思想和习惯，要真的敢于胜利和敢于当家做主人。不但要敢于做主人，还要善于做主人，要有当家作主的自信和担当。这实际就是要求我们做共产主义新人。
在劳动还存在的时代，在劳动还依然是财富创造的主要手段的时代，即使已经实现了群众的主体化，即使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也还依然存在着生产力争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就依然还伴随个别阶层（主要管理阶层）利益主体化为新的剥削阶级，从而实现旧的阶级社会复辟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这个问题只有在群众联合主体的保持、完善和加强中才可以真正解决，即在进一步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中解决。
以上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时代人们社会关系的自觉调整，不但要以人民群众的组织起来的主体化为前提，要坚守这个前提，还要以这种组织化的进一步完善为其基础内容。这既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根本，也是人民群众主体政治的根本。失去了这个根本，就一切可能重来。
懂得了这点，也就懂得了识别假共产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辨别准绳。
在共产主义生产生活的自觉组织工作中，一方面是群众的真正执行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这是新社会群众自己的联合主体得以存续的保证；另一方面是任何的领导，都应该是群众这种联合主体的主体性和主体能力的最高体现，而不应该成为破坏群众的这种联合主体性主体能力的体现。任何的破坏，实际都是对群众主体主人地位的篡夺和背叛。
在共产主义革命中，为了明确目标防止极左，也是可以划分革命的历史阶段的。但任何的阶段划分，都不能成为反革命分子在共产主义生产生活各方面放弃党组织的领导、解散群众自己的联合主体——这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前提的借口。凡是打着阶段论的借口，解散或涣散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联合主体的行为，都是有利于人民的敌人的行为，都是背叛的行为。
包括补课论亦是如此。
补课论，补补商品经济的课不是问题。90年代中期以前的那些党委支部领导下的乡镇集体企业（原社队企业），补的正是商品生产甚至是资本运作的课。那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们依然是组织起来的群众作为主体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但后来硬要把它们私有化私有继承了，实际的放弃了党委的领导，把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联合主体散伙掉，让群众重新失去当家作主的地位，那就不是补不补课的问题了，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背叛。
总之，要组织好共产主义阶段人与人社会关系的自觉调整工作，就一定要在坚持好、维护好、完善好人民群众已经联合组织起来的主人主体地位，摆正好革命实践中群众的联合主体性决定一切的作用，记取那种仅记得生产力的自发作用、而忘记了人的主人主体作用的假马克思主义到今天还依然深刻影响着的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建立人民主体论特征的新的历史观。这是共产主义一切秩序建立的前提。
（ 2015.08.07-2018..09）
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问题
——给党内的小资产阶级
1、改革开放以来，有一类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论，认为新中国搞社会主义早了，不具备必要的条件。这类观点现在甚至已经发展到了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个别观点词句，反对十月革命以来所有共产主义实践的程度。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不再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代表的十月革命所开辟的共产主义实践有关，而仅仅是马克思个人的个别语句和教条.他们就是用这种他们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个人的“主义”——他们依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告别革命的。实际就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反对社会主义。
但一问他们搞社会主义具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他们就语焉不详了。
或者说“等工业化完成吧”。但工业化也还有个是靠社会自发的完成，还是靠国家和社会有组织的完成的问题。是靠自发的力量完成这个工业化更有条件呢，还是靠党的领导把群众组织起来完成这个任务更有条件呢?这个地方，他们又避开了。因为他们从理论到理论从来是不讲实际的。
或者，他们干脆搬出马克思的一段话来搪塞，哪句话呢?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社会主义“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如此而已。
言下之意，在中国这么个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就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违背规律的。
你看有道理吧。不过别急。首先，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多数还在书斋里， 马克思的话也不是教条，不一定时时处处都对。并且即使有这么一段话在那里，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从来并没有因此就丧失革命信心，要告别革命和反对革命，而是始终如一的积极的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和推动世界革命。
然后，你看这话题好像又回去了。这里关键是，社会主义“在它的物质条件的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到底是什么?这里实际是又回到了搞社会主义的具体条件的问题。这里，这些人又要语焉不详了，说多了不过是扯皮。
那么，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条件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工业水平的高低?
好像是。但又好像不是。
好像是，是因为：在马恩看来，现代共产主义正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没有工业革命，没有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这个问题的出现和持续发展，就产生不了最终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共有制即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工业革命确实是现代共产主义问题的历史前提。
但又好像不是。
比如，现在西方的工业水平够高了，如今都要工业4.0了，但也还没有走向共产主义的迹象(有人又会在这个地方扯皮，但关于西方因为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后进国家的军事金融和技术优势，成为剥削民族，对外转嫁危机缓和自己国内危机，暂时还没有走向共产主义的问题，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暂时不述）。这说明非人的物质因素，虽然历史的看是社会进步和变革至关重要的根本的革命的因素，但并不就是直接的革命因素。
社会变革中，直接的必备的革命因素是人，是迫切需要改变社会的人。只有人，才是社会变革中最直接最革命最能动的因素。一切非人的物的因素的改变，只有通过人的意愿和力量的改变，才能最终产生出变革社会的力量。没有产生出迫切需要改变社会的人，即使有了工业革命的历史前提，也不会产生出迫切变革社会的物质力量。
因而，这里的物质条件，不是非人的物质条件，而是人这个具体的物质条件。有了产生了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人——人少了不行，要很多人，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形成了共产主义的党，还要取得了社会的领导权，得到社会多数人的响应。这才是个具体的直接的物质条件，当然也是具体的精神条件。这才是可以搞共产主义所真正需要必备的直接具体条件。旧社会的胎胞中如果还没有形成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人，并掌握政权，如果没有形成这个必备的直接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共产主义新社会确实是绝不会诞生的，即使其它物质条件再先进都不能。
而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可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绝对是有这个物质条件的，它既有共产主义党的领导，又有多数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已经组织起来追求平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意愿。所以苏联中国在革命成功以后，诞生新社会，就是必然的了。
马克思说的物质条件，就是这个东西。标准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主体联合组织起来(组织成自己的政党)登上世界的历史舞台。正因为此，马恩才毫不动摇的参与和推动共产主义革命。
说到这里，有人立即就要出来制止了：打住打住打住!你脑子没发热吧?！人家马恩是在先进国家搞共产主义，你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搞共产主义，你有那个生产力基础吗?或者说：你不是说现代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工业革命吗?中国哪经过工业革命了?
好!这个问题问的好。不过，你看，这个地方实际上依然还是上述物质条件论的同意反复，只是问题提的层次又高了那么一点点。
那，中国到底有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呢?
我告诉你，有! 并且绝对有。不是极左脑子发热，是真的。
为什么呢?
这关系到对生产力的理解。
2、我们一般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理解生产力，大多都是从考察人类社会本身的历史变化的角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的矛盾运动方面理解这个生产力的。从这个角度看生产力，因为我们看的是人（即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本身的历史变化，所以作为参照物的生产力，往往就被看成是抽除了人本身这个因素的生产力，或者说是只留下了物的因素的生产力。这样，当我们考察生产力的历史变化的时候，很多时候往往就只是在看人类各个时期使用价值性质、劳动资料性质、和劳动对象的性质等等物的因素方面的历史的变化。是采猎还是农业，是石器还是铁器，是手工还是机器。实际这是从物的历史变化来看人本身的历史变化的。由于长时期以来那些占据舞台的理论宣传者多也是这么宣传的，就更加深了生产力物的理解在群众心目中的印象。
但这实际只是个错觉，因为考察任何时代的生产力，都不能忽略当时人们分工协作的发展状况，或说人们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状况。唯物史观是研究人本身历史变化的科学。在人的历史变化中，物的因素的历史变化，确实在人类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中起到了基础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虽然很多人把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做了物的因素方面的理解，这有些片面，但也无大的过错。但这只能是在观察人或社会的历史变化的时候看待生产力问题的角度。
而在现实的生产中，我们看待现实的生产力绝对就不能这么看了。在现实的生产力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应该人。人才是现实的社会生产中现实的生产力中第一位的要素。尤其在机器生产发展起来之前的阶段，人本身的分工协作的发展状况，绝对是人类最重要的生产力。而物总是人造的。只要有了人，有了人的需要，有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总会有适当的工具和原材料——也就是物，被创造出来,并适应于人的这个需要。在现实的生产中，人们总是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从现实的物质条件出发，创造性的实现着自己的各种需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地也就创造着自己物质条件的发展。
比如，中国人民有发展自己工农业和科学事业的需要。这个需要是第一位的。有了这个需要，我们就搞成了各种规模庞大的工农业工程，我们就搞成了杂交水稻，我们就搞成了人工胰岛素、青蒿素，我们就搞成了拖拉机、汽车、火车、飞机、计算机导弹原子弹卫星激光等等等等。而所有这些第一位的需要，又让中国人民产生了进一步的需要，也就是发展自己物质生产条件的需求。于是中国人民又发展了自己的机器制造、机床、生产自动化，能源、材料等等生产行业。而所有这些又总是都是产生了这个需要的人，即中国人民，根据这些需要自己干出来的。
所以，有了人的需求之后，要实现这个需要，作为劳动者的人，就是第一位的要素了。有了人，就会有一切。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成了那么多高精尖的东西，按理说我们的物质条件够不够呢?如果要那些物质条件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我们的物质条件一定是不够的。而这个物质条件一定是等不来的。所以，什么时候也不能死等物质条件。不是物质条件决定，而是人决定。人本身就是条件。有了具有主体主观能动性的人，我们因地致移、因时致移，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就真的干成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在现实的生产力中，物就绝对不是主导因素。
这其实和革命年代一样。如果按照物质条件决定论者的看法，共产党一开始就几个臭书生，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还打什么天下，简直就是疯了。人民军队也一样，“小米加步枪”，你怎么打的过国民党和日本人的飞机大炮。要是听物质条件决定论者的话，如果等不来飞机大炮机关枪，根本就不要革命了。念头都不要有。共产党早该“实事求是”一回告别革命散伙各自回家拉倒。——没错!实事求是，在这些人早已经成了告别革命不再革命的借口。
但共产党有没有这么做呢？没有。因为，共产党坚信，只要有了人民的革命需要、民族的革命需要，只要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一定会有人，而只要有了人，就一定会有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包括一切先前所缺乏的必要的物质条件：飞机、大炮。所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真的成功了。实事求是，在共产党，是在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探寻革命具体路径的办法，绝对不是不敢革命和不准革命的借口。
这些人其实没有搞明白，马克思本人其实从来都是在强调人在面对客体世界时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能动性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反对的正是忘记了人在面对自己客体世界时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能动性，只知道环境造就人，而忘记了正是人在改造世界改造环境的那种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过是从人作为自己实践主体的外部联系(人与自然的主客体联系)，看人内部联系（思想观念、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观察方法。而这个外部联系实际就是生产和生产力——主体对客体的对象性活动和能力。它既包括作为主体的人，也包括了作为主体对客体对象性改造活动成果的物。物先进，生产力自然发展。但主体还是人，人以及人的主体生产力组织形式——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还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能动的因素。马克思研究机器工业之前的生产力，研究的主要还是各个时期人的交往和分工协作的历史状况，即人的生产力组织形式——工场手工业、分工和协作、集合力、社会的分工、社会集合力。这里，实际马克思始终是把人，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看待的。工业革命以后，虽然机器生产发展起来了，但只要人的劳动还存在，作为人本身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就依然还是生产力的基础和前提，甚至最重要的生产力。
由此可见，物质条件决定论是多么的荒谬。它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甚至有些人是在故意歪曲。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却恰恰是把自己导入了上面的那个错误的扭曲境地，把考察人的历史发展中的对生产力经常出现的那个以物为主导的理解，错误的套用到现实的社会生产中来。他们看待人本身的历史发展，也不是从把人本身作为历史主体积极谋求对自己客体世界的自由的角度理解，而是像马克思批评过的旧唯物主义那样，脱离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能动性理解。这样，就必然的让他们的物质条件决定论，导致一种现实生产中错误的唯生产力论：如果以某种物为代表的生产力不具备，就认为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这一方面，是要共产主义处于无限的等待当中，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推向遥遥无期，使自己沦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纯粹现代版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方面，必然的导致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业革命落后国家，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必然的倒退，从而最终又使自己陷入了一种实际的反革命的境地。
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这么认为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就是生产力，把人组织起来就是生产力。现实的生产力首先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人本身作为劳动力的分工协作或说组织化。这种分工协作或组织化，不管是由奴隶主组织，还是由封建主组织，还是由资本家组织，还是由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组织，只要把它组织起来了，就会形成特定的生产力。现实的物质生产，本身就是为社会生产的目的需要组织劳动力进行使用价值的生产。社会的性质，不在于物本身的性质，而是在于劳动力组织形式即人们劳动关系本身的性质。同样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去组织，就是资本主义，交给共产主义的先锋组织(党委、支部)组织，就是共产主义。
从这个角度讲，在中苏这样的落后国家，革命胜利以后由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各级组织，根据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规划和需要组织劳动力有计划的发展各种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社会生产，就是最有条件的。难道还会有相反的结论，在当时还会有什么资本家的组织，比共产党的组织，更具有对劳动力的组织动员水平和能力吗?
懂得了上述，结论实际就不言自明了。在革命胜利的落后国家，凤毛麟角的几个资本家，和共产主义先锋队的组织力量是根本没有办法对比的。
为了生产使用价值，社会化生产的条件无非两个：一是大量可供使用的劳动力，一是社会生产过程的组织者。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劳动力，是要靠资本，也就是钱组织的。所以资本主义的条件就变成了一定数量的资本或钱，和一定数量具有社会生产组织经验和能力的企业家。
我们知道如果不靠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这些革命也否定了)，光凭饼子油条的辛苦劳动，资本的积累一般是非常缓慢的。我们即使不考虑国际资本的作用(其实光国际资本一条就已经否定了落后国家走资本道路的可行性)和小生产对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阻碍作用，单凭私人资本积累的低效，就已经决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落后国家快速工业化的非适应性。而考虑到强大的国际资本的打压，它的生存实际都是成问题的。
而企业家也是在资本家普遍的互吃中慢慢形成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成活率太低，淘汰率太高，落后国家初期市场的不成熟(小生产盘踞市场，淘汰掉小生产势力或说小资产阶级势力是有个历史过程的)更加扩大的加重了这一趋势。再加上资本家个人作为人的局限性。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出个真正的企业家是不容易的，套用一句老话，叫一将成名万骨枯，一百家企业能坚持十年以上的十家八家就不错了!很简单，挣的起赔不起，资本主义企业是一刻挣不到钱都要面临倒闭关门的。
而共产主义的生产(社会主义)就不同。本质上，共产主义生产是不需要钱这个东西来调度劳动力的。共产主义生产直接的就是根据需要劳动力的有计划的组织调配，是种公共劳动。它的生产组织者，是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各级组织。它不需要资本的积累过程，就可以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全面规划直接组织规模庞大的工农业公共劳动生产协作。共有制企业是群众性的公共创业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尽自己的能力做事，所谓各尽所能。而它的领袖也是在群众共同的公共劳动实践中自觉涌现出来的。因而这也克服了私人企业整个企业系于企业主个人的作为一个人难以克服的那种个人局限性。而只要各尽所能的群众公共劳动平台有了它的领袖人物，公共劳动就没有搞不好的。
另外还有就是公有制企业的生存能力，总体上也仅仅是根据它满足社会所需求的使用价值的能力，这与挣钱与否挣钱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共产主义的企业即使没活干，等待转产，工人都有饭吃，没听说哪个共产主义企业随随便便就可以倒闭的。
这就是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实践历史合理性的理论依据。
3、《资本论》已经告诉我们，社会化生产的条件，就是组织劳动力生产使用价值。在这个有知条件下，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已经可以替代资本调度劳动力，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组织，已经可以替代资本家企业家组织生产过程。在这个条件下，还要去死守只有资本才可以调度劳动力，只有资本家才可以组织生产过程的经，就已经是绝对错误的了。难道我国那些在党委领导下的已经跻身世界前列的金融、工业、科学企业事业单位，不是已经用实践证明着以上事实吗?难道我国曾经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涌现出的在党委支部领导下的遍布全国的社队企业，它们现在有些已经发展成了庞大的企业集团，但依然在党委支部的领导之下，难道它们的大面积存在，不是用实践证明着以上的事实吗?难道我国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工业和技术强国，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凭什么说共产主义的党委会支部委员会就比不上资本家的董事会?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改进，但这只是说我们本应该可以组织的更好，而不是说，这个东西本来不行。难道资本家的董事会就没有问题吗?我看，资本家的董事会本身就是个问题。
所以说，在这个条件下，只要有了可以替代资本家的劳动力领导组织力量组织社会生产，就已经具备了搞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的物质条件，就可以不失时机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建设了。这是合于历史规律的。
因而，规律不是资本主义这个具体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而是根据需要有计划的把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只要是规律被人们掌握了，规律的表现形式——那些具体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就一定也要变化，旧时代的组织形式(比如资本主义的)就要被新的组织形式所取代。而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
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代替资本家的领导，只要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已经被组织起来，就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条件，并且，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关系就也已经是符合了历史发展规律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的了。这已经为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践所充分证明。实际上，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人类就已经可以结束像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那样的盲动的自发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而进入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自觉的组织社会生产的时期了。
由此可见，那种实际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推向遥遥无期的，消极等待着某种物质条件的实际的现代版空想社会主义——实际的假马克思主义，是多么的荒谬!
这些人闭起眼睛来，故意不看中国共有制公共劳动已经在50-70年代快速大规模超前完成了国家工业化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这个结果，说公有制不适合生产力。但如果在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不叫生产力，那有什么还可以叫生产力！如果现在回到新中国的起点，如果从零开始，像毛泽东时代一样达到社社有企业，甚至有些地区队队有企业，比如苏南，你们认为是公有制来的快，还是私有制来的快呢？是集体办企业容易，还是私人办企业容易？对农村的工业化，集体或是单干，哪个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现在仅凭单干农村一家一户小生产自身的力量，农村还有没有走向工业化的机会和可能！
说公共劳动公有制不如私有制有竞争力。但中国现在真正有经济技术实力和国际资本抗衡的企业，也还是带有公字辈的企业(虽然它已经开始资本化了)，中国经济能独立自主，也还要这些公字辈的企业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在这点上，私人资本如果没有共有资本的抗衡，还能经受住国际资本进攻吗?
说公共劳动不灵活不适应市场经济，还是私有制适合市场经济。但中国的社队企业到今天在市场上打拼也已经三十多年了，有很多到今天也还依然在按照公共劳动的路子在走。难道这还不是公共劳动对市场环境，甚至对资本环境高度适应性的最好说明吗?在社会主义阶段，市场不过是各种劳动包括公共劳动间的交换。公共劳动实际并不影响它对外表现的所有权。商品交换是以所有权为前提的而非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只要保留公共劳动一定的所有权形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把它搞成私有制来解决呢?
这些人不相信党委会的领导。一开始迷信一长制领导，后来则迷信资本主义董事会的领导。当他们迷信一长制私人领导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私人独裁的危害和局限性。即使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都要摒弃它的私人企业的形式，发展平台式企业的形式，为的什么呢?为的是平台成员各尽所能而不是人浮于事，为的是克服企业系于资本家、CEO于一身的个人局限性。而共产主义的企业，本来就是各尽所能的公共劳动平台，现在倒要倒回去成为最原始最落后的私人独裁式的了!而当他们迷信董事会的时候，他们又忘记了董事会也不过是寄生性的只关心关心利润和分成，它没有任何地方比共产主义的党委会高明。实践中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集体的公有制企业，作为公共劳动领袖群体的党委支部领导干的一点都不差。
改革中只要是放弃党组织领导的地方，不管是单干，还是承包私有化，实际无不是放弃党的领导，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投降、让组织起来的群众散伙掉。
4、实际上，即使按照这些人自己对生产力的那个片面理解，这些人都是在错误地理解世界市场形成以后,已经并入世界历史进程的落后国家的生产力决定。
按着这些人的逻辑，落后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决定，就好像是孤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的落后民族自己落后的生产力在孤立的决定，与外界没有任何关系。按照他们的逻辑，落后民族落后的生产力自己当然就决定不出什么先进的社会关系。比如，大清朝的落后生产力，就不应该决定出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更不可能决定出共产党，大清朝的轿子最好到今天还应该满街跑，西藏的落后生产力，就更不应该决定出百万农奴的社会主义解放。
但事实却不是那样。
这里的生产力决定，其实也已经不再简单是工业革命先进民族的生产力决定世界各落后民族的生产关系的问题——那么说也可以解释一些问题。
这里的生产力决定，实际是掌控了规律觉悟了的人，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已经自己在自觉地组织自己的生产力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见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就可以自觉地组织现代的生产关系和工业生产力(康有为孙中山)，懂得了马列主义的道理，就可以自觉地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是掌握了规律的人，已经在自觉地组织自身发展的问题。
恩格斯讲，自由是人对规律和自然的支配。毛泽东讲，自由是人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形成的时候（《费尔巴哈的提纲》），就已经在强调人在与自己客体世界的关系中的主体能动的问题了，提醒人们不要被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所迷惑，强调还是人在改造世界，强调人本身才是人对自己客体世界改造关系的主体主人，强调只要客体世界或必然被人类认识了，人类就可以自觉地组织自身的发展获得对自己客体世界的自由。
这就像德国日本认识了工业革命的厉害，就不可能还去徘徊中世纪封建主义的落后，它们就可以通过剥削关系的资本化，人为推动自己的工业革命。俄国中国本来也是如此。但只要有机缘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再造未来，它们就也不可能放过共产主义这个更好的发展自己的机会。这本身绝对是符合规律的，只是自觉实践和自发实践相比，规律表现形式已经不同而已。而通过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形式组织劳动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最终直接组织人从劳动和资源束缚中的解放，就是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最新的表现形式。
这绝对是符合规律的。在人民革命后的自觉实践中，绝不是等工业革命完成了，再去发展共产主义。而只能是先搞好生产关系，然后通过共产主义再自觉地发展工业革命。这就是对那些为什么世界上要先有了工业革命才有共产主义，而中国可以先有共产主义再有工业革命问题的最好回答。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是机械的决定论。一切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只有放到是主体在积极谋求认识客体并要取得对自己客体世界自由的这个角度理解才是正确的。这就是主体论的唯物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原本意义的唯物史观。
我们这么说，也并不是说公共劳动的生产运行机制就不需要改革完善，也并不代表当国外工业技术水平还比较高的时候，就不需要对外开放。但这种改革和开放如果完全演变成了私有化，演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就一定是走错路了。而这些人实际就是只相信资本主义，而不再相信共产主义。说好听点，他们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当整个社会俨然已经形成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资产阶级，他们又凭什么才可以保障一定能回到社会主义呢，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社会主义呢?在这里，他们就又支吾了。说不好听点，也是他们的实践结果，他们的目的实际就是要反对革命，是对已经取得辉煌成绩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彻头彻尾的否定，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
当然，这也并不是要反对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还不能满足社会生产所有需要的时候，私有制私人劳动领域的一定的补充作用。但那个东西要有个度，也不能成为整个社会运动的方向。社会主义实践中，政策根据情况虽然可进可退，但围绕工业革命和公共劳动关系的自觉的完善这个核心，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以共有制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依然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方向。一旦这个方向有变，开始以私有化为方向，或说私有制的发展超出一定的度，这个社会的性质就要变化了。
而社会主义阶段，要想坚持住社会主义的方向，就要坚决的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这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唯条件论的最后只迷信资本主义的现代版空想社会主义。
5、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优势很多，我在《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中已经有讲，这里不再累述。
由于这些优势，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实际给我国和世界人民，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道路。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道路，是一条自发的力量在起作用的道路。工业化工业革命要发展，资本的积累就要发展。资本的积累要发展，大众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就要发展。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反过来又要阻碍工业革命的发展。这条道路是条社会严重分裂对抗的道路。
我不否认由于世界交往的存在，某些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对外转嫁危机，它们内部在一段时间内好像看似还是不错的。但这个自相矛盾对立最终自爆的趋势，从长远看不会错。它们不是自爆，就是在竞相的危机转嫁中互相挤爆。
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道路，则是一条自觉的道路。由于公共劳动消除了社会的绝对对抗性，所以它最大化的避免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多数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的痛苦。虽然也不是不会出现失误，但它实现了对社会发展的总体的规划，实现了工业化超常规和高速度的发展。比如，苏联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就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工业国，后来成为工业科技文化教育各个方面世界一流的超级大国;中国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也变成了一个世界主要工业国，为后来的进一步跃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朝鲜则从战争的废墟中起家，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是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非农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70%。然后，在它的未来发展当中，社会主义还是人类通过工业革命从劳动、资源等自然束缚中解放的直接通道。至于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直接通道，大家知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工业革命进程的愈来愈强烈的对抗，就知道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是绝对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也是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而并不是如人们所传言的那么失败。
如此，中国人民就更不应该忘记这条来时的路。
随着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越来越资本主义化，随着工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人力劳动的持续发展，未来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生产方式在中国最终将难以为继。从现在起二十年内，伴随着巨大的社会生产生活危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对中国人民在工业革命中的解放意义，终要重新显现。
公共劳动的道路，依然是中国人民未来要走的路。
（2015.06-2018.06）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20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圣人，同时也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圣人。他的社会科学为人类走出当前的困境指明了方向和方法，这就是共产主义。二十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虽然经历辉煌也经历了失败，但它依然是解决人类当前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它必将胜利。否则，也就没有了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意义。
而要胜利，就要对以前的理论和实践有所总结。其中就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主体论特质的这个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的叛徒和敌人，为了把改革引导到资本主义的方向去，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刻意解释成解释自发时代历史规律的唯物史观，把唯物史观刻意解释成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和唯条件论，这是为他们告别革命、反对革命、要倒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服务的。总之，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搞成与资本主义方向不怎么矛盾的东西，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红旗来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红旗。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了论证革命不合理的理论、论证资本主义和倒退合理的理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也不再是从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探寻革命具体路径的办法，而是成了为告别革命和倒退寻找借口的路径和办法。
但同时，我们自己的同志多数也还没有能真正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他们虽然不至于把马克思主义原理搞成唯生产力论唯条件论，但也还是没有能真正从是人在改造世界、是人要取得对客体世界自由的角度理解这个原理。大家天然的接受生产力的决定，但一提最终还是人在决定，就开始懵逼和狐疑了——其实二者又何曾矛盾。
试想，一群连人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都还存在狐疑不敢相信的人们，又怎么可能真正杜绝唯生产力论唯条件论的影响，并真正战胜他们呢？
而所有这些，又都源自于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宣传多已是本体论的宣传，即多仅是怎么解释世界的宣传，而缺少了它更应该具有的主体论的宣传。
所以，今天纪念马克思，就要重提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主体论成分。在以后的宣传中，更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主体论特质，让我们自己的同志和朋友，都能深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论特质。让他们都能明白，怎么样解释世界和历史即本体论其实只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一个部分，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特质。非如此，我们就不能根本地增加我们的本领和瓦解我们的敌人，尤其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招摇撞骗的敌人。
我们过去的有些同志，实际是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的。但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存在的问题，当做后人宣传和理解所存在的问题。更没有注意到社会主义的叛徒和敌人，在这个问题所做的种种手脚。而是错误地认为这本身就是马克思的问题。所以，他们要把普遍存在片面扭曲理解的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单独踢出去，要把列宁和马克思分割，要把毛泽东和马列分割，实际是迁怒马克思给革命工作拖了后腿。为了挖掘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作用，他们甚至要否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有人甚至不惜为此跑到唯心主义的方面去，但那走的确实有些远了，内中原因虽然可以理解，但总归并不利于真正地战胜敌人。
所以，关键的还是要重新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体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文本解读
首先什么叫主体论？
实际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论。是把人看做主体，把世界看做客体的主客体的关系论。实际就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把人作为主体，而主体要取得对客体世界自由的这么一种关系论。客体世界是要束缚人的，而反过来，人又要取得对客体世界的自由。
我们把人在与世界关系中的这种主体性地位，和与此相关的历史观点，叫做主体论。并以此解释历史。
提到主体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还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这个地方首先可能就会有争论。不是因为别的，是这个主体论对多数人还太新鲜，和大家平常所能够接触到的那种更容易造成唯生产力论唯条件论经济决定论联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已经判若云泥。
那马克思主义到底有没有主体论呢？
马克思主义当然有主体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科学。是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科学。它怎么可能没有主体论的呢？它从头到尾都是主体论，即使马克思自己没有明确提出过这个概念。
马克思的时候，还没有有意地把主体论的框架提到足够的高度，以至今天很多人怀疑有没有过这个主体论、有没有必要拔高这个主体论。这很好理解。因为当时还不足够需要。但今天就不同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有了这个需要，而且是很迫切的需要。因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已经在刻意的颠倒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和地位，通过欺骗和制造混乱在和我们抢夺群众。至于马克思本人的工作，实际只要真正理解了、弄懂了，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即使讲的不多，但实际讲的已经很透。
而马克思主要的几个文件，最容易找到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前三篇文章。其它最重要还包括《1844手稿》。尤其是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紧接其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前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论的确立，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实际上，只要能看明白这个提纲，自然就会明白我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特质，就不会再有人怀疑马克思主义有没有主体论了。而后者，则对人类各个时代主体性的进展，主要是自觉时代的进展和规律表现形式的变化——这是以主体论为特征的唯物史观的主要的内容了，这个内容正是过去客体论的唯物史观所缺乏的，做了基本的论述。
我们知道，马恩选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普及读物。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把握和理解上，实际往往比马恩的任何一本单独的著作、甚至全集，都更能体现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理解。共产党人把这三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光辉的文献，放在选集的开篇位置，让他们对选集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就已经说明了主体论视角对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重要地位。这实际也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费尔巴哈》长期没有发表所造成理论损失的一个弥补。
下边，就三篇文章对主体论的意义做个简要的分解。不需要复杂，只要能说明问题就可以了。主要的理解，是有原著和其它的专文需要阅读的。
三篇文章，第一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还是个先声。“对宗教的批判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是神的世界还是人的世界，是神本还是人本，西方哲学几千年争论的不过如此。既然是人的世界，既然是人本，既然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那么哲学就应该聚焦对现实的批判。不仅是嘴皮上的批判，而且是武器的批判，即推翻“一切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导言实际是在唤醒走出宗教的虚幻后迷失其中的人的意识、呼唤人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号召革命。
关键是第二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提纲》第一段第一句，马克思在直接批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即我们后来说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实际就是说，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都只是从客体的方面理解世界的，而不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的方面理解世界的。
反过来，新唯物主义，主要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的方面理解世界，进而是从主体对客体的自为性关系方面理解世界，而不再仅是从客体方面理解世界。
这是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也是马克思对新旧唯物主义区别的一个定调。
原文接下来，“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马克思接着批评：因此，倒是唯心主义发展了人的能动性的方面，即使是抽象发展的。旧唯物主义因为还仅从客体方面看世界的缺点，反倒没有发展出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方面。
注意：旧唯物主义，因为没有人的主体视角，也就不懂得人的主体能动性。
反过来，新唯物主义呢？
因为新唯物主义明确是从主体方面看问题，所以新唯物主义就一定要充分的注意到人对客体世界关系的为我主体性问题——即主体能动性的问题。
马克思接着评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它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ā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这个地方关键什么是“对象性的活动”。
这个地方实际是接着上边来的。在马克思看来，主体对客体的主体性活动，就是这个对象性活动（《1844手稿》所言人本质力量的外化）。人的活动，只能理解成主体对客体的为我对象性的活动。结合马克思主义语境，即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当然，“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也只能从主体对客体的为我对象性改造活动理解。
马克思这里是批评费尔巴哈因为不懂得从主体方面看问题，所以就不懂得把人的活动看做主体改造客体的对客体的为我对象性活动。这个地方，就进一步扩展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客体的关系问题、主体对客体的为我对象关系性问题、主体性问题。主体的能动性，也要做主体对世界这种积极的为我关系性解。我与世界发生的关系，一定是为我而存在的，是我主体性需要的外化。
所以，马克思在这里就已经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新唯物主义，相对旧唯物主义的主体论特质。旧唯物主义还仅是着眼于客体世界，或尚不及于从主体方面看问题的所谓直观的。后面马克思讲：过去的哲学家都只是解释世界的，看似说一切旧哲学，但说到底最终说的依然是旧唯物主义。所以，旧唯物主义一般的还仅是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而新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则是着眼于作为主体的实践着的人看世界的，是主体改造世界的，是主体论的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只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过渡。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不懂得把人的活动理解成人改造客体世界的主体对客体的对象性的活动——实践活动。这已经讲到了主体论的核心本质的东西。
第二段：“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ā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这段，实际是讲认识论讲人的思想意识的。
既然新唯物主义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是从人的方面从主体的方面看问题，那么人的思想意识，就只能是从人本身的利益出发对自己客体世界的为我对象性意识，即主体性意识。
马克思随后在正式成文的《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正是这么说的：“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凡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一定是为我而存在的”。这就是人的主体性存在和主体性意识。主体性意识反应的就是主体性的存在，主体对客体对象性为我关系性的存在。
所以，这种主体意识的对意识的理解，实际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仅仅是对客体世界反映论的那种关于意识的理解。在主体论这里，所有的思想意识，都是主体意识，都是主体对客体世界为我的自为关系性意识、对象性改造意识。它正确不正确，当然的要到主体对客体世界的改造实践中检验，并随实践本身而发展提升。
接下来，关于旧唯物主义只知道环境造就人，而忘记了恰恰是人在改造环境的一段，则再次突出地直接反应了新唯物主义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对人和世界谁的地位为尊的态度。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德志意识形态》正文中说的更加清楚：首先是在人改变环境，然后才是环境也在改变人。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首先人是主的，是人在改造世界。人是主体、是主人。环境、世界，是需要人改造的，是客体（属人本质力量的外化范畴）。是在此基础上承认，人也受作为自己对象性活动结果的客体状况的规定——主体改造客体，反过来客体也改造主体，但总是主体在改造客体。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马克思在《意识形态》中具体是在谈人与生产力的关系的时候谈到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的，在那里马克思实际是说人的生产力环境，人们从上一代继承来的生产力环境。首先是人在改造生产力环境，然后反过来才是生产力环境也改造人。我们应该在这个前提下，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理解人与生产力的关系。而本体论的公式化唯物史观，就恰恰忘记了这一点，忘记了人对客体环境对生产力的主体主人地位，只记得客体环境生产力如何如何约束人改变人决定人，实际是把唯物史观重新拉回到旧唯物主义去了。
接下来，《提纲》提从现实性上应该从社会关系看待人。从《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成文看，实际有从现实的个人在社会中的同时也是在自然中的主体关系性存在看待人的意思。
《提纲》最后，马克思给新唯物主义定性：“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就一方面把新唯物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成文中的实践唯物主义进行了衔接——“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一方面给新唯物主义或新哲学定了性。一切旧哲学，当然包括一切旧唯物主义，都还仅仅是怎么样解释世界的，甚至实际还仅仅围绕如何解释自然世界的。而新哲学，即新唯物主义，则是为人的改造世界服务的，是为无产阶级的联合起来结成自己的联合行动主体对现存世界进行革命性改造服务的，是无产阶级的主体论实践哲学行动哲学。
所以，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那些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打扮成仅仅着眼于如何解释世界（即使包括了人类世界）的本体论哲学的人们，是多么的错误。那实际是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推到马克思批评过的旧唯物主义的边缘去了。马克思主义绝不仅是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主体论的马克思主义。主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即新唯物主义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本质性区别。
所以，马克思关于主体论的词句和框架虽然直接说的不多，但即使只有这么一个大体的纲要，也已经足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论特质。
而接下来的《费尔巴哈》，则或隐或明的进一步讲解了自发时代人类主体性的发展状况，及自觉时代已经联合起来的人们的整体主体性实现后，规律表现形式的变化——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个体的联合起来，就是共产主义。
什么意思？
就是说，只要人们把分散的个体联合起来、把分散的个体的主体性，转变成联合的整体的主体性——变个体主体对客体世界的自由为整体主体对世界的自由，就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就再没有奴隶主、地主、资本家什么事了。
而这就已经不再是仅着眼于客体，好像只有生产力起作用、人反而不起作用、只讲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那种容易造成唯生产力论的唯物史观了。这种以主体论为特征重点从生产力和人的主体组织状况研究历史、讲究规律表现形式随主体性发展状况而变化的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真正的本有原貌，才真正接近了主体论历史观的全貌。
所以，看唯物史观表述的历史规律，不能光看自发时代的规律表现形式，还要看自觉时代规律的表现形式。两个时代，人类的主体性变化了——一个是分散的个体的主体性，一个是个体联合的整体的主体性。主体性变化了，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也自然的变化了。如果说在分散的个体的主体性的时代，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必然的表现为，生产力对盲动着的群体历史的强制推动作用——生产力争夺的结果那时必然是地主资本家等少数人对生产对多数人的统治和多数人的失主人主体地位，那么在个体实现了联合的整体主体性时代，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就必然地表现为，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自觉组织好自己所有的生产和生产力——包括资本主义世界那些曾经让我们感到光怪陆离的商品和效用一包在内。如此，就当然的不再需要地主资本家等少数人对生产和多数人的统治这些旧的规律表现形式了。这时，即使还有残余的阶级斗争，也必然的表现为多数人对少数剥削复辟分子的统治。所以，随联合起来的整体主体性的实现，规律的表现形式就必然的变化了。而这直接就是共产主义的表现形式。
实际上，关于共产主义的群众的联合整体主体性本质，还仅是个特例。马克思在谈到过去的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的时候，谈了两条：一是没有足够的生产力。一是没有足够觉悟和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实际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了，当我们解释历史的时候，永远要把围绕生产力的人，即主体，本身的组织状况（他们组织起来还是为了生产力），作为解释历史的一个核心重点。世界历史上的阶级的斗争、民族的斗争、国家集团的斗争，他们之间的胜负，永远是那些组织程度更高、主体性程度更强的阶级、民族、国家集团，才占据了历史的主导方面。而组织程度较低的一方，即使所处的生产力发展阶段高些，都不一定能成为胜利的一方。比如，历史上的蒙元满清相对于宋明；当代的英美相对于苏东。
所以，在研究历史的现实的运动的时候，永远要把作为主体的、能动性的、在谋求着对客体世界的自由的，或说谋求生产力的人，放在第一位。事、物是死的，只有实践着的作为主体的人才是活的。这才是主体论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和现实的运动，只看到生产力看不到人，那一定不叫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人们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表述原典，这实际错误的。在这个序言中，马克思自己也仅是说他是怎样解释过去的历史的。不信请再看原著。因而这个序言，就还仅是怎样表述过去自发时代历史的唯物史观，而还不是上述主体论的马克思完整意义的唯物史观。只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表述的主体论历史观，才是马克思完整意义的唯物史观。
所以，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主体论，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主体论哲学，不承认唯物史观还有个主体论视角下的表述，是一定不对的——实际在《1844手稿》中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就已经呼之欲出了，马克思说的关于人的科学，实际就是唯物主义主体论。并且，也正是在主体论的基础上，才会有马克思的的“无产阶级的联合起来”、“重建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列宁的无产阶级组织成阶级——建党，毛泽东的 “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人”，才会有人民群众的当家做主，这些逐次的人民主体性的内容。也只有在这种主体论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才可以真正说明马克思后来关于落后国家革命问题的“卡夫丁峡谷”问题。
通过这些梳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论，完全是可以确立的。由于本人学识浅薄，只能勾勒一个大体的轮廓和方向，希望有志于此阅历也更广泛的更多的同志能更好的参加进来。
我知道，在这方面，以前是有些同志是做过一些工作的。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翻译，网上有一个也明显与选集不同。比如，直接把“不是从主观方面理解”，改译成“不是从主体方面理解”。把“客观的活动”，改译成“对象性的活动”。并且，有些同志也是抓住了一些重要问题的。网上搜索，比如《政治主体论》的作者陈怀平同志，就已经注意到“个体主体”向“群体主体”（群众主体这个说法实际不太准确）发展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肯定的。但也应该看到，他们在体制内的位置也决定了，他们的工作还暂时无法得出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结论。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主体论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强调主体论，不是要反对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批判旧唯物主义的时候开始，强调的就是人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主体论特质。
新唯物主义，之所以谓新，就是因为它是在这个前提下的唯物主义。但多数人实际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其中原因，除了理解方面的问题，主要的还是在于新的世界观宣传初期，在面对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群众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得不首先要面对如何扫除群众中深厚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传统的原因。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际就是同时为完成这一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的产物。所以说，以本体论为主要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时就也是必须的。起码是合理的。它们也大体完成了历史交给它们的历史任务。
所以，历史的看，错误的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本身，而是我们后来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做了本体论的理解，而忘记或阉割掉了它曾经最重要的也是最能体现它本质特征的它的主体论部分。甚至把实践唯物主义仅理解成唯物史观，把唯物史观仅理解成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唯条件论。还要愚蠢地倒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实际是被利用成了告别革命和反对革命的理论工具。而这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不但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由于抽离了主体论成分，实际是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倒退回到马克思批判过的、忘记了人在改造世界实践中的主人主体地位、仅知道怎么样从客体方面解释世界对革命毫无促进作用实际起到严重阻碍作用的旧唯物主义。
而今天要批倒这种错误倾向，就要重提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成分，在本体论后，重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体论。
所以，强调主体论，并不是要否定本体论。
本体论讲世界本来面貌的，是解释客体世界的。实际是客体论。主体论讲改造世界，讲人能不能取得对客体世界的自由、如何取得对客体世界的自由。没有正确的本体论，不能正确地认识客体世界，就不会有正确的主体论，就不会有人对世界的顺利成功改造，就不会有主体对客体真正的自由。但理解本体论，必须在主体论革命实践哲学框架内理解。否则，如果不是从主体论的框架内理解，不注意人本身在与客体世界关系中的主体作用——以此指导实践，就一定会对革命实践造成愚蠢有害的后果。这也正是马克思批判一切旧唯物主义只知道环境对人的改造作用，而不知道更重要的是人对世界的改造作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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