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之间围绕突发事件做的各种较量十分精彩，堪称一本处理复杂问题的教科书。
然而很多人只关心结果，殊不知错过了最精彩的斗争过程。
皖南事变虽然损失惨重，但从事后的结果来看，因为毛泽东等人处理得当，反而让皖南事变成为抗日时期，国共双方武装力量发展趋势的根本转折的节点。
从此之后，不管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基本放开了束缚，开始大踏步的发展，大踏步的前进，这才有了日后让蒋介石胆寒的百万雄师。
在这场不见硝烟的较量中，蒋介石输的很彻底。
从国民党压制八路军发展、溶解红色组织的战略目标来看，老蒋的表现，跟皖南事变中的项英差不了多少，在战略决策失误之后，又在战术选择上出现重大失误。
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用7000字详细聊一聊。
毛泽东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分析解决问题的艺术，让人叫绝。
01
分析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什么？
得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得想清楚最根本的利害关系。
延安方面要的很明确，要发展、要壮大。
不管是抗日还是革命，都需要强大的武装实力做支撑，不然都是空谈。
在自身还很弱小的时候，在无法用实力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切行动，都要围绕保存自己、创造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做决策，不然都是无效行为。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关键点有两点：
1、首先要确保现有的武装力量不再受损失，要先保存实力，避免皖南事变的悲剧再次发生。也就是说军事方面要采取守势，但也要做好随时跟国军硬碰硬的准备；
2、其次要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争取更多的中间势力倒向自己，为后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既在政治上舆论上要跟国民党斗争，采取攻势，要争取在全国赢得有利的舆论地位和政治地位。
明白了这两点后，后面很多操作就容易看懂了。
02
皖南事变的外因和内因，我们已经用两篇文章讲清楚了，这里不再赘述，没看的，可以先去补课。
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3日，朱老总和彭老总先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对外发布抗议声明：
“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杀敌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临电悲愤，不尽欲言。”
国难当头，谁是岳飞，谁是秦桧，几句话就让全国民众都明白了。
舆论压力一下来到国民党那里，国民党内部也开始激烈讨论，该以何种名目向国内民众交待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前，就连一些国民党要员也不清楚，也是事后才收到了消息，故此，国民党内部对事件处理的意见，有很大分歧，吵得很厉害。
另一边，1941年1月15日，新四军军部全军覆灭的确切消息传到延安后，延安立即召开会议，首先总结了新四军失败的原因，随后通过了《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随后，毛泽东立马就给如何处理皖南事变后续定下了基调：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要有非常强硬的态度。
毛泽东看得非常清楚，这是红军成立以来，延安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获得如此有利的舆论地位，如果不能妥善利用，才是真正的愧对皖南事变中牺牲的将士们。
在基调定下的同一天，周恩来和叶挺向延安汇报，老蒋给出了优待条件：“新四军北开绝不留难”、“我已下令新四军过江就发弹十万兵响”。
老蒋这一手，不是服软了，而是缓兵之计。
就好比一个人先重重打了你一拳，打得你头破血流，结果这个人却说全是误会，实在不好意思，我给你十块钱，你先去包扎一下，我绝不会再打了，误会误会。
这一套骗一骗没有啥政治经验的年轻人还行，但毛泽东根本不吃老蒋这一套，立马回电跟周恩来等人说：“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
并且着重告知周恩来等人，延安已经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也有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
“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败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对方先打了我们一拳，下一步就可能动刀子，得拿出拼命的架势才行！没有脱离生命危险之前，啥也不能信。
任何时候都不能大意，要在最坏的情况下，制定我们的政策，要拿出悍不畏死的勇气，才能威慑住敌人博得一线生机。
如果一个要立志开创一番事业的创业者，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明天他的尸首就可能出现在某条阴沟里。
03
1月17日，国民党内部也对如何处理皖南事变达成了共识。
在何应钦等人的主持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发布通令，宣称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
因此“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借申军纪，而利抗战”。
取消番号这一命令，直接戳到了延安方面的逆鳞，本来就只有两个军，你还想再取消一个，根本不可能答应。
这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当年在陕北绝境之下，为了红军自身的利益，毛泽东都敢冒着风险买空卖空，硬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强调，以国民党为核心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高压之下，通过张学良寻得了一线生机。
老蒋又算什么？
既然你要动我的根本利益，那就表明要宣战了，不拼一个鱼死网破是不会罢休的。
老蒋也是一个聪明人，对局面的把控还是很有心得的，一方面要好处，一方面又不想落人把柄。
老蒋想将皖南事变锁死在违法军纪这一层面，只谈论新四军，先不攻击延安，咬死了违反军纪的借口。
给新四军扣上一顶黑帽子。
既对民众有了交待，也把好处吃下了，还通过宣传机器在全国抹黑了延安方面的形象，实在是高。
17日当晚，国民党宣传部发出指令，要求各报社原文转载通令和发言人谈话，不需更改，同时配合社论，展开一轮铺天盖地的舆论战。
在军事上压迫，在舆论上抹黑，在政治上采取守势。
老蒋想要的实在有点多，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被国民党军聚歼是铁一样的事实，结果老蒋不仅想要将实惠吞下，还想取消新四军番号。
还要在不扩大事态影响的情况下，在舆论上来一波抹黑行动。
人心不足蛇吞象，当年西安事变老蒋面子里子都想要，从而让八路军发展起来了，但还是没能让蒋委员长长记性。
老蒋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多自得，事后就有多懊悔。
04
1月18日，延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17日国民党方面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通令，以及当前的形势。
在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在我方处于劣势的时候，面对强大敌人的压迫，我们该怎么办呢？
乱拳能打死老师傅，是因为老师傅自身有问题，你让一个幼童乱出一百拳，也打不死一个壮汉。
所以，首先第一点，千万不能慌乱，不能乱出拳，要分析当前是什么形势，哪些是有利的，哪些是不利我们的。
毛泽东冷静分析，国民党方面要取消新四军，说明：
“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是全国性突然事变和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
也就是说，事态的发展，极有可能要往内战方面发展，再采取以前既斗争又团结的策略，可能要吃大亏，这次敌人不是想挑衅，搞摩擦，而是要上演全武行。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得出了第一个全局性的结论：
“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 , 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 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 , 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
随后开始讨论，这种破裂会以何种态势发展，要根据态势的发展，一步一步升级斗争的策略。
既不能示敌以弱，也不能跟很多同志说的那样“痛快的干一下”。
为啥呢？
因为实力不够。
正因为实力差距太多，所以更要懂斗争策略，要把每一份力量都用在刀刃上，更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本来就弱小，还非要争强好胜孤立自己，这不是勇敢，是愚蠢。
在我弱敌强的时候，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分析，要把不多的力量用在哪些方面，得重点突破，形成局部优势，避免劣势。
毛泽东经过分析后，认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在舆论方面。
因为不管蒋介石怎么说，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在抗日时期，新四军军部被国军聚歼全军覆没，我们是受害者。
有这一事实在，不管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怎么说，最后的结果都是“完全是背叛民族利益，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的”。
这就是其不能掩盖的弱点。
“把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破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皖南事变同时造成了我们在政治上给国民党亲日派、英美派向我们的进攻以有力回击的有利条件。”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05
有了正确的进攻方向，还得解决如何做的问题。
既要做正确的事，也要正确的做事。
经过讨论，毛泽东等人认为，要追着国民党17号的通令来做文章，既不主动扩大也不示弱。
要：“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
知其雄，守其雌。
如果蒋介石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果蒋介石没有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
干啥事，都要掌握分寸，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有策略，分层面。
毛泽东也解释了，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因为“只有这种尖锐的对抗政策，才能经过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之后，克服蒋介石的反动，达到争取新形势下的时局好转之目的。”
不要忘记自己求发展求壮大的根本目的。
既然我们都能接受最坏的结果，那为什么不能想办法延长对抗时间，争取更好的结果呢？
从当前的形势到最坏的结果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极有可能会有变数，变数就是机会，而且德意日三国刚签完同盟条约没几个月，国际形势这么乱，机会是很大的。
这里面的分寸说起来简单，但十分考验决策者对形势的把握。
如果你不用力，就会被竞争对手击垮。
如果你用力过猛，而竞争对手又十分强大，根本不怕你追加筹码，就会导致自己的战略空间被挤压，加快事物的发展，等不到时局好转。
这种分层面，不主动出击的尖锐对立政策，执行的一丝不苟，你说什么，我就针对你说的反对什么。
重庆军委会发布通令和谈话，延安军委会也发表命令和谈话；
重庆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延安则宣布新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
蒋介石说这是军纪问题、局部问题，不是外交问题，延安必须说明这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是日寇与亲日派联合反共。
06
舆论反击战是重头戏，这得由周恩来亲自抓、亲自执行。
在具体的舆论工作方面，毛泽东也点出了重点，既然老蒋没有提延安，那我们的舆论反击工作，也不直接提蒋介石，可以用其他方式代称，但不直接出现蒋介石的名字。
将舆论反击战的靶心设立为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这样更能调动民众的情绪。
1月18日，国民党掌握的各大报纸上，在头条刊登了撤销新四军番号的通令。
并且国民党的宣传机构，还给下面的报社传达了后续舆论工作的重点：1、死抓军纪问题。2、只提新四军。
18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
“诸葛武侯斩马谡，则以马氏违反军令”，“韩复榘、石友三等辈破坏军纪，天下皆曰可杀”，
“这次苏皖境内有一部分军队违反军令，擅自移动，罪在该军少数负责将领身上。”
但国民党选择在皖南事变上，跟延安开展全国性的舆论战，是一招臭棋。
原因很简单，现在是同仇敌忾的抗日时期，全国民众都不希望看到同室操戈，国民党将新四军军部全歼的事实，违背了全国民众的意愿和抗战共识。
违背社会共识，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就在当天，在周恩来的主持下，通过《新华日报》刊出“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议题词。
随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调动我党在各地的组织，立马展开了舆论反击战。
1月19日周恩来又指示在国统区秘密散发南方局军事组起草的由他亲自修改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传单，一项一项，有理有据反驳了国民党对新四军的污蔑。力求让更多的人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
传单的效果十分好，重庆等地的军政人员、老百姓等人看后，都对延安方面生出了同情心。
随后周恩来，几次会见国外记者和外交人员，向他们阐明皖南事变真相和共产党的立场，动员和支持他们将事实真相的报道在国外发表。
并且积极约见英美驻重庆的各大报社记者，以及外交人员。
当时，欧洲形势危急，英美等国都喜欢中国军队能拖住日军，并不想看到中国内战，所以也积极回应了周恩来的呼声。
其中包括罗斯福行政助理居里，居里向老蒋传达了罗斯福的意见：“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紧张。”
毕竟英美苏等国，都希望老蒋都能拖住日军，让日军不能抽出大量兵力援助欧洲战场。
老蒋这一波属实是弄了一个灰头土脸。
事后，毛泽东也点评说蒋介石17日对新四军的公开处置：“是一大失策。”
外国的媒体也纷纷报道皖南事变，国内外的舆论陡然一变，压力从四面八方向老蒋扑面而来。
皖南事变掀起的舆论之大，显然出乎蒋介石的预料。
18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的题词后，国民党的相关部门立马就上门抓人，一些国民党要员也强烈要求查封该报。
结果仅隔了两天，在国内外舆论改变后，老蒋就亲自下令放人，还做起了和事老：“在军事方面须严，政治方面不妨从宽。”
蒋委员长，怂了。
07
为了进一步在舆论上打击蒋介石，毛泽东还用了一个谈判小技巧。
延安方面，先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十二条，表明我们不是死追着不放，我们只是要合理的诉求：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这12条里，有的条目是为了争取实惠，比如第八条、第四条、第五条；有些条目是为了争取大义比如第一十条，第十二条；有的条目就是用来讨价还价的，比如第三条、第十条。
这就叫攻其必守，我知道你不可能答应，但我就是要提出来。
随着事情的逐渐发酵，延安完全取得了舆论方面的优势地位。
为了安抚国内外的舆论攻势，老蒋不得不让张治中等人去跟周恩来谈，劝延安方面和解，不要闹了，条件都可以谈。
但延安方面表示“目前绝不松口”。
虽然皖南事变对于日本来说是有利的，但小日本并没有时间看戏，他们的野心更大，要快点从中国战场抽身。
在1941年2月初，侵华日军发动了豫南战役。
这无疑加剧了老蒋的压力。
但明面上，老蒋绝不会答应延安方面的条件，可他却借着日军进攻豫南，将围困延安的军队调离了，用实际行动予以了回应。
跟当年西安事变的处理方法差不多，蒋委员长还是走了老路呀，毕竟老路走起来熟悉。
那延安方面提出来的条件，最终老蒋答应了几条呢？
实际上，提出来的条件就是用来扯皮，争取时间用的。
延安方面并没有想通过这些条件达成什么目的，毕竟经历过西安事变后，在外交方面延安已经比较成熟了，延安只想争取时间，发展壮大自己。
从头到尾，延安方面都很清醒，实力才是根本，其他都是虚的。
双方围绕这些条件谈了好几个月，中间为了争取一下民众的同情，向国民表示自己愿意解决的态度，延安方面还将条件放松，重新提了看起来更好满足的新12条。
实际上，也是用来扯皮的。
国民党也很清楚，双方之间现在的谈判，谈的并不是桌面上的这些条件，而是桌面外的现实利益。
延安方面需要时间，老蒋也需要时间。
老蒋为了劝说国民党内部的军政人员，也直接挑明了，共党的问题，以后肯定是要解决的，现在可以
最后双方一直拖到1941年11月，延安方面见危险也实际解除了，而小日本鬼子的攻势又开始猛起来了，就给出了最终的解决方案：
“释放叶挺，补发拖欠的军饷”只要做到一件，那延安方面就派人参加参政会，向国内外表示国共和解。
国民党方面，选择了前者，但开完会老蒋却没放人。。
到这里，因为皖南事变而引起的一系列斗争，才算画上句号。
08
虽然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中，消灭了新四军军部和主力，也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然而新四军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陈毅的率领下，占的地盘越来越大，人也越来越多。
以前在新四军活动范围内的国军，要么被消灭，要么被赶跑，华中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也发展起来了。
果然如教员所料，新四军向北发展才有前途。
皖南事变和皖南事变的后续，实际上，捅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窗户纸。
事变后，双方都明白，日后要决一死战，不可能再有精诚合作这种东西了。
以前大家还顾着面子，老蒋的调令对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多少有点约束力，八路军新四军也要想国民政府各战区汇报工作，军饷啥的也多少发点，双方之间有摩擦啥的，老蒋也会讲一讲场面话。
但皖南事变之后，这些都没有了。
国民政府断绝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给和补充，切断了与八路军的一切联系，老蒋以为这样会让延安方面难受。
结果延安方面从此开始放飞自我，自己设立银行，自己发行货币，自己定法规，自己在抗日根据地摸索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设。
正如教员在事后总结中说的那样：“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部队里面还都是李云龙这样的狠人，要什么军饷，我啥也不要，只要给我一个番号，就敢给你拉出一支队伍来。
老蒋以为吃掉了新四军军部是大赚特赚，最后一算总账，赔的底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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