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象征中国形象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除了正中间悬挂着教员的头像外，城楼的两侧也各有一条大标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相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朋友也和我一样，对共和国万岁尚可理解，却不清楚世界人民为什么要大团结。
今天，我就带着我的理解，和大家解读一下，写在天安门城楼之上的这后半句标语。
团结是什么？
报团取暖，起哄分赃，虚与委蛇，阳奉阴违，这些都不叫团结。
团结不是短期的利益合作，而是以精神为纽带形成的合力。
以上对下叫勾结，以下克上叫团结。共同斗争才会有团结，
斗争什么？
教员曾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是人民的逻辑。
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得出，斗争属于人民，是一切被剥削者捍卫自身利益的有力手段。
结合时事进行解读。
佩洛西袭访后，七国联盟发布公告，对中方展开的军事演习强烈抗议。
我们很多朋友就发现了，这所谓的G7，也就是七国联盟，和一百多年前的八国联军，阵容基本上一模一样！
随着国际形势的日益紧张，朝鲜的金正恩表态愿出兵十万支援俄罗斯，古巴也站出来力挺中国……
这些时事新闻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逻辑，支配国家和地区间决策的动机又是什么？
教员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曾说过以下两段话——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
教员提到了两个名词——帝国主义和人民。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语境中，帝国主义象征着一切以侵略他国为获取利益手段的主义，而人民象征着社会主义。
列宁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论断——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
垄断决定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掠夺和战争。
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动机是追求资本价值的无限增殖，是通过榨取剩余价值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一点正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东西。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为这样一种人，他同货币储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
在货币储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而上升的国家的层面，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军事侵略以及转嫁经济危机。
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的国格化。
资本为了追求利润从来不择手段。这是帝国主义，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
那社会主义呢。
用咱们的说法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邓小平在反思民主实践中的不足和失误中曾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我自作主张的概括一下两种主义的区别，就是——
存天理，灭人欲。
有钱的地方，就有人性的幽微。
存天理，就是替天行道，天道就是众生平等，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灭人欲，就是消灭剥削，剥削就是贫富差距，就是损不足而奉有余。
也许有人就说了，凭什么你说天道是什么天道就是什么，投胎也是个技术活，有人出生在罗马，有人生来做牛马，又怪谁呢？
事实上，这种由地域因素、家庭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正用不公平的方式逐渐侵蚀着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阶级的鸿沟日益加剧，这也为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下降以及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埋下了伏笔。而这，也是我们必须坚持民主、必须追求公平的理由。
所以，当我们懂得了这两种主义的差异性，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的国家要“捣乱，失败，再捣乱”，而有的国家则选择“斗争，失败，再斗争”。
捣乱和斗争，这一对矛盾，就是阴阳两极，就是正和负。
剥削和民主，这一对矛盾，就是正反两面，就是攻和守。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所以当资本主义那一套剥削的游戏规则玩不通的时候，就是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开始，而只有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挣脱资本家的剥削，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只有穷兄弟们自发的拿起武器形成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到这是为自己斗争的时候，才是夺取胜利的开始。
写到这里，我想提一下教员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世界革命”战略思想——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一些特殊国际事件的作用，原先潜沉在毛泽东思想里的“世界革命”的理念开始获得现实条件并浮出水面。随着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为毛泽东这一深奥复杂的“世界革命”观念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胆试验的广阔舞台。
毛泽东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地区。这些地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两大历史潮流。”
中国作为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这些国家民族民主革命是理所当然的，是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也是中国进行反帝反修“世界革命”的直接诉诸形式。所以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将外交目光集中投向了亚非拉地区，思考中间地带作用及其对中国外交的意义。
虽然世界革命的战略构想，受制于整体国际环境，但就像《国际歌》的歌词唱的那样——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当我们的革命前辈把那句标语写在城楼上时，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的上限极高，不是小富即满的小农思想，不是充斥着金钱的阶级剥削，而一定是为了全世界人民未来发展的命运和前途。
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世界，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宏图。但这注定是一段漫长的征程，也绝非仅凭一两国之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这是全球无产主义者共同的呐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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