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南京玄奘寺供奉南京大屠杀战犯牌位事件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愤怒。我们注意到，主流舆论表现了对“法西斯”“军国主义”认知的错乱或不彻底，而这正是近半世纪来中国社会在“反法西斯”的政治大是大非问题上出现混乱、倒退的重要根源。
一句话：必须坚持从阶级视角看问题，必须深刻认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阶级根源。
《环球时报》在一篇“锐评”文章中声称，“这次的事件也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与军国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依然是漫长而复杂的，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然而，该文在结尾处又将落脚点放在“回应的是爱国热情，守护的是民族情感”，并将此作为“围绕这一事件的讨论和调查最终应该形成的效果”。
试问：假如“与军国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依然是漫长而复杂的”，那么，落脚点难道不应该是推进这个斗争，而仅仅是“回应热情”“守护情感”吗？最终的效果难道不应该是在现实中取得对任何一种军国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胜利吗？
这里暴露出：对于什么是“军国主义”，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等，主流官媒自己就陷入了认知的混乱或不彻底，文章才会产生出这样的矛盾错乱。
一句话，必须从阶级视角看待军国主义、法西斯、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现代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根源，都是阶级，是现代垄断大资本为了攫取超额利润而采取的一种野蛮的统治方式。换言之，资本法西斯主义不是历史上封建专制的简单复活；恰恰是历史上封建专制的残余找到了垄断大资本这个最好的依附载体，而垄断资产阶级在特定历史时期需要借助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统治方式维持自己的地位并扩张本阶级的利益。
正是因为这样，近代以来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都曾出现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策源地，当然那些资本主义的后发国家、封建专制和军事政治传统比较深厚的国家更易于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但这也仅仅意味着给垄断大资本的“生存”和扩张提供了更偏于保守的环境而已。
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民主自由”传统比较深厚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里也纷纷倾向于强化专政机器，在20世纪国际共运高潮后更是具备了狂热的“反共主义”特质。所谓“英美政制”或“盎格鲁自由制”的这种“退化”，是列宁研究国家问题时早就指出来了的，这恰恰说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政治上的全面反动。
当然，比起多少还保留一点“民主”架子的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全面取消或架空人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资产阶级国家是更加反动的，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法西斯国家的特征。
只有从阶级视角看问题，才能把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放在完全科学的认识基础上，才能在实际中完整地准确地贯彻反法西斯的路线而不沦为“双标”。
事实上，国家主义者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他们喊“反法西斯”喊得最凶，却往往滥用了法西斯概念，或者把留有一点“民主”架子的半法西斯主义跟完全的法西斯主义相混淆，从而轻轻放过了更反动的后者；国家主义者的这种叫嚷某种程度上也破坏或消解了“反法西斯”的严肃性正当性，他们对“法西斯”概念的滥用导致了人们对“反法西斯”这一宏大课题的麻木或思想疲倦，这些都是完全不利于在21世纪把反法西斯的斗争进行到底、以及彻底铲除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土壤——现代大资本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战后日本虽然进行了若干民主化改造，但由于美帝的庇护、纵容和操作，其反法西斯的不彻底性在原法西斯阵营中是最严重的。作为法西斯军国主义“遗腹子”的当代日本右翼政客居然能够在一个战败国家长期掌权、成为“主流”，而西方帝国主义及其舆论界也显然对之奉行了新绥靖主义态度，这是令人惊讶的；这也是不奇怪的，这充分暴露了“天下垄断资本是一家”，以及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最现实根源就在于垄断资本的本质问题。
是的，对于帝国主义们来说，“宁可和好法西斯主义，不与共产主义”。恰恰是在“反共”的大旗下，原反法西斯的“民主”派帝国主义，跟原法西斯的帝国主义重修旧好，前者扶持后者“复兴”，甚至允许保留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香火”，结成反动阵线，对抗战后共产主义阵营——这才有了绵延至今的所谓“反法西斯不彻底”的问题。
总之，回顾历史，观察现实，觉悟的无产者必须认识到现代法西斯主义、现代军国主义的根源在哪里，必须认识到大资本势力与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亲缘关系，从而反对资产阶级各国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抬头或复活，包括反对日本右翼势力自安倍晋三时代以来空前加剧了的所谓“正常化”的趋势，把反法西斯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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